公 法 评 论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后现代主义民主思想

常士訚

　

内容简介：

后现代生活世界民主理论注重日常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民主化，将差异和民主交流作为主要内容。其思想典型地反映了信息社会条件下西方民主政治建设从制度化领域向文化领域转变的新趋向。



关键词：生活世界 差异政治 民主交流 文化民主化



一



西方民主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特别从近代以来，洛克 、卢梭、托克威尔等提出了各自不同的民主思想，就其基本倾向而言，主要是从自主利益的冲突与实现和社会整合的对立统一角度来分析民主问题的。具体而言，一方面，他们深入地看到社会内部存在着利益上的自主倾向，认识到了人的自主权利或团体权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此维护这种自主权利和利益就构成了现代国家的重要职能。另一方面，他们也认识到，自主权利和利益的存在可能会给社会带来危害，因此主张通过公民或不同利益团体的共同参与，制定公共规则和选举政府来协调社会内部存在的纠纷和冲突，使这种矛盾和冲突被控制在一定的秩序范围内。因此，民主政治在诸多的政治形式中，就成为了解决社会内部各种不同利益关系的一种较佳的外部政体形式。

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家对民主政治的构想是从根本上反映了近代的本质。丹尼尔·贝尔在分析到人类社会发展三大阶段的本质特征时指出，人类社会曾经历了三个主要的阶段：前工业阶段、工业社会阶段和后工业社会阶段。在前工业社会阶段，人和自然发生直接的关系，在工业社会阶段，人通过机器而和自然发生关系。因此物的征服和占有也就构成了整个社会发展的支撑点。由于这个支点的确立，古代那种“人是社会的政治动物”变成了“经济的动物”，在政治上，通过建立自由民主制来，以使社会的个体成员具有更大的自主性来实现对自然的征服。

进入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西方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西方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由人和自然的关系转向到了人际关系。在这种新的社会阶段下，现代社会的那种“经济成就至高无上让位给后现代社会的那种对生活质量的关注。工业社会规范中的循规蹈矩、严于克己和成就取向的文化观念在当今世界的主要国家中为个人在生活方式上的广泛选择以及自我表达所取代，以往那种强调经济和身体安全的‘唯物主义’价值转向到后现代对个人自我表达以及生活质量的关注上”。[1]

后工业社会观念上的变革，使早在20世纪初为葛兰西和胡塞尔等人提出的生活世界思想在后现代主义思想中获得了重要的地位。按照生活世界理论的最初创立者胡塞尔的观点，生活世界是在“相互理解中，一致同意中形成自身的周围世界”，是“交往的周围世界”。[2]后现代思想家如利奥塔、詹姆逊、马尔库塞等基本上接受了胡塞尔提出的观点，在他们看来，生活世界是政治、经济、社会管理等有组织的生活活动以及科学、艺术等自觉的活动的原始基础。是一个人与世界发生原始的、素朴的知觉领域，是人与人之间通过语言进行交往的文化领域。



二



首先，生活世界是一个以个体自主活动为基础，处处体现了差异、多元和不确定性的领域。

总结近、现代以来的西方文化，由于社会发展的总体特征表现为对自然的追求和对物的征服和占有，把握必然、认识规律构成了理论认识的焦点，追求统一性、确定性、中心性也就构成了近代理论思维的主流，政治认知模式的基础。近代政治思想家对自然法的追求，黑格尔对绝对观念的设定，实证主义思想家对科学规律的认同，新自由主义对至善的乐衷无不表现了现代追求统一性思维方式在其中的运用。

现代追求统一性的思维方式集中地通过海德格尔生对“常人”的分析以及利奥塔对“元叙事”批判体现出来。海德格尔在分析到“常人”时指出，“常人”以抹平自己的独特个性为己任，他“看守着任何挤上前来的例外，任何优越状态都被不声不响的压住”，他要求抹平一切差异。“常人怎样享乐，我们就怎样享乐；常人怎样阅读怎样判断，我们就怎样阅读怎样判断；竟至常人怎样从‘大众’中抽身，我们也怎样抽身；常人对什么愤怒，我就对什么‘愤怒’。[3]利奥塔思想中的“元叙事”同样也肩负着统一的使命。他将“元叙事”定义为“具有合法性功能的叙事。”[4] 这种叙事“有把社会和政治体制和实践、法律、、伦理、思维方式合法化的目的。”[5] 因此，无论是“常人”，还是“元叙事”在现代思想中都代表着一种统一的力量，他们“凌驾于万物之上”，“凌驾于他人之上。”[6]以其权威而抹平了一切差异，使现实啥生活中千姿百态的事物变成了毫无区别的事物，使实际生活中的人变得千人一面。

后现代思想家批判指出，现代思想家所提出的“元叙事”本质上不过是少数专家的意见，是一群代表的认识，是国家垄断具有合法性符号而实施的暴力方式。现代代表制强行取得意见上的一致，遵循少数服从多数规则不过是对少数持异义者的排斥。后现代对现代政治表现了怀疑和批判的态度。由此也促使他们将目光转向到了日常生活世界。在他们看来，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是一个由个体的自主活动构成，处处体现了个性、异质、多元、偶然的民主自由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没有中心，千变万化。人们之间的连接不是经济，而是依赖语言。社会本身是一个语言的网络，社会的活动实际上就是一种语言的游戏，在这个由不同语言构成的社会社会中，不存在着一个最高的权威，最终的规则，所具有的是“异教的政治”。这种“政治”不是一言堂，而是各个参与者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发言、叙事，每个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不同的看法、不同的体验都有合理之处。大家是平等的，无所谓谁对谁错、谁是谁非。这种多元论促成人际间的宽容，人们对不同的观点，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应大惊小怪、口诛笔伐，更不会凭借权力和暴力去压制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观念。只要不触犯社会和他人的利益，谁愿意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谁愿意怎么就可以怎么做。以此来“迫使政治放弃它的排外性，以异者的声音来构筑自己。”[7]

后现代思想家对元叙事的批判和对差异政治的高扬不可避免地也指向到科学。在他们看来，生活世界本身是和科学对立的领域。科学作为一种自觉的精神本身以发和追求事物本质和客观规律的为己任。而现代科学的发展往往是用理性取代了生活世界中大量存在的非理性，以此来战胜存在于生活领域中的精神自在性。因此科学理性成为了人们一切文化的源泉，它规定着人的思维，养育着人的一切行为。科学家或专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从而使政治不再是大众的政治，而成为了技术的统治，在这种状况下，科学成为了国家的权威，自由民主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科学并不比任何别的生活形式具有更大的权威。它的目标无疑并不比那些指导一个宗教社会或由一个神话统一起来的一个部族中的生活目标更重要。总之，它们不该限制一个自由社会的成员的生活、思想和教育，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动应该有机会塑造他自己的心灵，按照他认为最合适的社会信仰生活。”[8]

后现代思想家支持西方社会出现的新社会运动。新社会运动是二战以后，特别是西方60年代中后期以来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政治现象。欧洲国家出现的绿色运动、反战和平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等都属于这种新社会运动范畴。新社会运动内容复杂，但总体特征是对西方工业化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如人性异化、环境破坏、性别压抑等等问题的批判。这场影响巨大的社会群众运动，他脱离了阶级集团、利益集团和政党意志的范畴，在活动上不再依赖国家、政党或军队这类组织的原则，因而也不再是权力导向的、而是文化导向的。它的目标是对一元化工业主义观念：包括价值原则、思维模式、话语体系以及行为、习惯、等级秩序等的解构。汉斯·乔治·贝兹评价指出：“无论是新社会运动，还是绿色运动都旨在维护生活世界，反对工具理性的侵蚀。”[9]

后现代积极支持新社会运动，因为在后现代看来，新社会运动无疑为民主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因为在新社会运动中，各个不同的社会组织主要集中到关于“认同政治”和“差异政治”这样两个重要问题上。差异政治力图强调了现代政治所忽略的边缘性问题。而认同政治注重通过政治斗争和政治信仰来建立政治文化的认同，以此作为政治动员的基础。两种政治虽然各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是两者都主张不同政治团体的独立地位。

总之，后现代提出的生活世界是一个多元的、差异的、不确定性的自由领域，是各种不同的思想、价值、观点、语言在其中都具有生存权利的领域。所以后现代的生活世界民主首要地就是以差异和多元的共存。

其次，生活世界把对话民主作为了一项重要内容。

自由民主制按照韦伯和博比奥的观点本质上是一种代表制度，它是一种政府形式，以定期选举、全民投票等作为主要内容，然而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代表制度不管怎样组织都是远离公民控制的团体统治。特别在当代社会中，代议组织越来越成为了党派竞争的场所。丹尼尔·贝尔指出，“政治体系是一个更为广阔的活动场所，各种各样的利益——种族的、经济的、功能的（例如：军事的）、官僚的——都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10]而公民越来越离开了政治领域，而退回到了私人生活中去。

作为后现代政治思想在对现代民主政治更表现出了一种批判的态度。他们对于政治制度和体制建设并不感兴趣，因为制度建设的本质不过是一种加强中心和组织的工作。相反，后现代是反政治、反组织的。不同的是他们在进行这种解构性工作上，将视角转向到了另一个重要的方面，这就是生活世界中的文化方面，即主要是人们用语言进行交往方面。因此通过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方面的民主文化建设来影响政治决策构成了后现代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主要内容，在这方面，民主对话也就构成了后现代在政治生活中获得政策上的一致或取得公民政治认同的一种途径。

从这样一种认识出发，后现代强调人们之间直接的民主实践，提出了“民主先于哲学”的观点。对此，新实用主义思想家罗蒂指出，在哲学高于民主的条件下，人们往往把在本来由民众共同决定政治事务的问题上寻找到一个先验的哲学论证， 这样“为了给民主政治提供证明，就得要从人性或自我这个前提出发去推论。如果这样，一个前提是失败的，那么我们也就不能为民主政治提供合法性的依据。”[11]实际上从民主实践的角度来来说，这种寻求“第一原理”的努力和政治问题是无关的，人们之间的交流没有必要非得经过这样的一个中介，所需要是人们之间的信任；相互间的对话也没有必要通过一个教条来进行，而是所谓的直接对话。这种对话并不是发包自内心的独白，而是指现在与过去的对话，解释者与文本的对话，解释者与解释者对话。这种对话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不是专制的，而是平等的。因此，后现代的交往和沟通是向所有人敞开的，倾听一切人声音，哪怕是最卑微人的小人物的声音，专家的声音与外行人的声音都要听。要通过这样一种自由对话来改变传统的看法，为民主政治生活提供一个自由宽松的政治局面。

从对话民主的观点出发，后现代建立了“公共领域”的理论。关于公共领域的认识，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早以涉及，此后这一思想在阿伦特、哈贝马斯的思想中都得到不断的开发和论证。尽管他们在对公共领域的本质有不同的定义，但总体上都把这一领域看作就是存在于社会中的自治的 、自由的公众参与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人与人之间能够广泛接触、进行公开的讨论、每个人都充分发表意见，掌握必要的信息，以便对政府的政策进行影响。显然，这种公共空间的思想和弗洛姆所设想的面对面的“小群体”同出一辙。即将古代社会曾经存在过的直接民主政治或17、18世纪在西欧和北美存在多过的小型的民主“公共空间”运用到当代政治上，以此来影响中央大政方针的制定。

后现代从当代西方出现的自助团体看到了希望。在他们看来，当代社会出现的各种社会团体为公民表达自己的政治信念广阔的活动空间。作为新社会运动中的绿色运动向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和技术主义提出了挑战，他们主张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反对技术的统治和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提出要重建人类的家园；女权主义对现代男子主义提出了批判，主张无论是在日常生活还是在社会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应该实现男女平等。和平运动更反对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国际间的争端，主张不同民族之间应该和平相处。此外西方国家中还有不同的小型组织在进行运动，各自从人们日常生活需要提出了新的目标，吸引了不同阶级的群众加入其中。因此，新社会运动中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生活侧面上将具有不同认同的群众聚集起来向现代社会所建立起来的文化观念进行斗争，从而在文化领域中动摇着现代政治统治的基础。

进入后工业社会以来，庞大的中央权力已经不能够适应社会飞速发展的需要。社会多元化发展决定了地方政府在适应社会和市场的发展变化方面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为此，后现代思想家针对这种状况提出了地方政府应该要从对中央政府的依赖中解脱出来，以一种当家做主的精神来工作，不同的基层组织应该具有“独立的自治的权力”。他们能够自我决定，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同时为了维护地方和基层的自主权利，后现代强调地方和不同的基层组织通过行使抵制权来反对国家的集权。

后现代思想家深刻揭露了西方民主政治的虚伪性。他们指出，西方民主政治从形式看是民主的，而从现实考察，事实并非如此。在自由民主政治的外衣下，不仅各种权力为少数人掌握，决定由少数人做，而且伴随着规范体化建立而产生出的大大小小权力深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延长着统治者的权力。因此这种民主尚不是“民”来作主，而是国家或国会来作主。民主选举不过是三五年换上一次政治领主。要改变这种民主或国会的民主，就应像民权运动、生态运动那样到基层去寻找。对他们说来，所谓到“基层去寻找”是指任何一项决定，特别是涉及长远利益的决定“不应是作出的而应是形成的”。在这里，“作出的”就是由别人给予的。而“形成的”则是由每个人加入其中，共同参与建立起来的。显然这种基层民主不是少数“精英说了算，而要由广大普通群众去讨论。

第三，后现代主义也将个人的情感生活作为了生活世界民主的一项内容。

生活世界的民主作首先将与个人相关的性关系、婚姻、家庭、亲属关系等作为民主所考虑的问题。加拿大政治学教授阿维格尔说：“尽管国家是重要的政治斗争与公民的的场所，但公民现在被看作是在他们的家庭、车间、性关系中就建立了他们的政治主张。”[12]家庭以及友谊、亲子关系本身是私人生活领域，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它他们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利益上的关系，而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经济问题不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日益将生活质量作为基本的价值趋向。在这种状况下，后现代更注重了个人私人生活领域范围上的“纯洁关系”将他们的关系对接到了语言的、情感的交往关系上。因此，个人生活中的性的关系、亲子关系、亲属关系等等演变成为了一种纯粹的相互信任关系。“在各种私人生活领域，了解他人和与他人相处靠的是诚实的品质。某种具体关系靠的是他人作为人之所‘是’，而不是他的特定角色，或者靠的是其他人作为个人在生活中之所‘行’”。[13]具体到了家庭中的夫妇双方的关系不再是一种统治和服从的统治关系，而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向对方开放的、彼此信任的，交流的。

然而一些后现代差异政治派认为，因为用男、女平等来解决妇女屈从地位，本身是不公正的。因为女性和男性在生理和心理上确实存在着差异，因此，妇女在社会生活总仍然处于“边缘”、或“弱者”的地位上，因此简单地将妇女和男子处于平等的地位上，同样是不公正的，正确的认识应该是赋予妇女更多的权利。

在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上，后现代主张一种民主的亲子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父母和子女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在一些事务上要进行协商，从而达到相互的理解。从后现代的角度来分析，情感的交流和对话本身是对子女民主意识是一种培养。因为在这种民主的家庭氛围中，子女逐渐形成了良好的理解能力以及在此基础上懂得了如何和他人进行平等的交流与合作，这为他们走向社会后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奠定了基础。



三



追溯西方近代民主政治发展历程，其发展经过了这样两个重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制度性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由于近代的主题是以征服自然和从自然中获得财富为主，因此建立适合于市场需要的民主机制也就构成了社会政治发展的基本前提。第二阶段主要是文化民主化阶段，它主要产生于后工业社会。在这个阶段上，民主政治的建设主要不是在制度领域，而更多地和日常生活特别是文化联系在一起。因为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以及人们之间广泛饿交往，人们不断地从现代信息社会所涌现出来的新思想、新观念中产生出自己的新观念，官方的思想意识或主流文化不断地受到了冲击。

回顾西方现代思想文化的特点，从思维方式上，现代思想文化带有追求确定性、中心性和统一性的特点，这种思维特征在德律兹看来，就是一种“国家的意识”，它有将所以差异性的思考纳入到一种统一的标准中的倾向。从西现实意识形态统治上看，一定的文化在当代社会中主要体现为一种主流文化，这种文化主要又是官方的文化，是少数精英的文化。他构成了政治统治得以存在和再生的合法性基础。因此现代的思想文化尤其到在现代国家控制意识形态工具的条件下日益地成为了国家统治的工具。而后现代所要作的就是要破除文化领域中的“国家主义”倾向，从政权存在的基础上实现文化上的民主化，具体而言就是通过人际交往上的自主交流和思想文化领域上的多元化来制约主流文化和官方文化的影响，以使社会中存在的对抗和少数人权利得不到保障局面得到扭转。

与这种文化上的民主化相联系，后现代也将民主建设和人们微观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了一起。日常生活领域的民主政治建设成为了一个突出的问题。按照美国文化学家詹姆逊的分析，资本主义在完成了地域上的占有后，开始了对大自然和无意识的征服，国家的权力通过无数权力分枝而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最后又上升到了国家权力表层。从这种意义上，日常生活意义上的微观政治建设具有了重要地位，不仅国家权力在争夺这个领域，而且，从维护自由的角度来说，微观领域也在争取着自身价值存在的合法性。

后现代注重生活世界的民主，他们这种注重从文化民主、微观民主建设的思考还是沿用了20世纪初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葛兰西所设计的“阵地战“的策略。然而这种从文化角度推进民主改革具有一定意义的同时，从根本上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官僚压迫以及社会不公正。也不能从根本上触及到整个现代西方所建立起来的主流文化，既使后现代所提出了差异、非中心的思想实际上仍然没有离开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的巢穴。此外，后现代以多元排斥统一，坚持差异而反对共识，带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在实际生活中导致的只能是社会更加混乱，对此在当代西方世界中已受到了象贝尔以及哈贝马斯等人的攻击。最后，后现代的这种民主理论将视角放在了微观领域，不可避免地会引导人们将斗争的视角转向到了某些微观的、琐碎的方面，而忽视了某些重要的、带有全局性的问题。同时，由于后现代思想家引导人们专注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具体方面，从而导致人们将政治认同放在了各自局部生活领域，而阻碍了不同组织之间广泛的联合。

尽管后现代主义存在着不足，但它毕竟对信息社会条件下的民主建设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民主不仅是一个制度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文化的问题。两者是协调的，可以说离开了文化支持的民主建设、离开了日常生活中的民主情感的培养，民主建设只能是空中楼阁。从另一方面说，民主文化的建设没有民主政治提供保证同样也是难以进行的。





作者简介：



常士门，1955年6月生于天津。天津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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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changshiyin@eyou . com

联系地址：天津南开区六里台天津师范大学政法学院，邮编：30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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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onald Inglehart,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ation:Cultur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29.

[2]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二部分，载于《胡塞尔全集》，德文版，第IV卷，第193页。

[3]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第156页。

[4] 谈瀛州：《后现代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69页。

[5] 同上，第169页。

[6] P·布迪厄：《实践与反思》三联书店1991年，第158页。

[7] Honi Fern Habber,Beyond Postmodernism Politics:Lyotard,Rorty, Foucault,Routledge1994,p.129.

[8] 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260页。

[9] Hans-Georg Betz,Postmodern Politics In Germany,macmillan 1991,p.16.

[10]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第289页。

[11] Richard J.Bernstein, The New Constellation ,Polity Press1991,p.238.

[12] Aviail Eisenburg,”Reconstruction Political Pluralism”,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3,p.22.

[13] 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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