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

后全能体制与21世纪中国的政治发展

　　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是炎黄子孙共同关注的世纪性大课题。相当一些激进的学者认为，多党制可以制衡权力高度集中而产生的各种弊病，中国在现阶段实行多党制是实现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必要选择；中国之所以没有在现阶段向多党制发展，完全是因为中国执政党在意识形态上与利益上排斥政治多元化。本文认为，西方的多党制得以有效运行，是以一系列历史、文化、经济与社会条件为基础的。不能脱离这一基础来抽象地判断多党制的意义。其次，本文认为，当今中国大陆已经进入有限多元化的后全能主义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具有改革开放导向的现行一党政治在维持政治稳定方面，以及在经济改革所需要的整合机制方面，仍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从更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随着市场经济引发的社会多元化趋势的进一步增强，本世纪中期前后，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分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一种与社会利益多元化的经济与社会现实条件相适应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更具多元化性质的政治模式将有可能出现。

　　这种前景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出现，还取决于一系列国内与国际方面的因素。这种政治模式未必以西方多党制的方式来体现，它将采取何种具体形态，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的发展、经济利益的分殊化与社会利益集团的分化、中等阶级文化与社会心态的影响力的扩大、法制文化的健康发展、知识分子中的思想分化与多元制衡、并与社会利益分化的阶层格局形成对应关系、农村中先行一步的村民自治为起点的自下而上的民主实践，所有这些近十年来己经在大陆社会中持续发展的因素，对于中国未来的政治民主化与政治现代化，将有着重要的历史贡献。最后，本文将提出中国走向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民主政治面临的三种最基本困难与矛盾。

一西方多党制的社会支持条件

　　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西方的多党政治是在社会结构多元化的经验事实基础上自然形成的。自主利益集团的分化与多元化，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形成通过利益协商与讨价还价的契约关系以及妥协来实现各自利益的行为方式，是多党制政治整合方式的基础，这一过程最终通过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党来实现。根据阿普特在《现代化的政治》中所作的分析，西方多党政治是以现代妥协系统为代表的。更具体地说，如果一个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社会中，存在着多样化的利益集团，在利益集团之间又存在着契约性的妥协机制，以约定俗成的法制为基础的游戏规则，以及协调各种利益集团的讨价还价机制，这些条件就构成民主政治的基础。而这些条件又是市场经济发展到相当程度以后才出现的。

　　如果进一步分析西方议会制的有效运行为什么适应了西方社会多元化的社会条件，人们会发现，多党政治适应了多元化民意的总体分布状态。具体而言，代表社会上的多数选票的政党，在这些选票所代表的民意的支配下，不得不实行与这种民意相一致的、常常代表社会主流见解的政策。政党内阁推行的政策反映了国会中的多数派，国会多数则反映了社会上选民意见中的多数派，一项政策实施就有了相对的代表性与群众基础，这样就实现了社会与政治的协调与整合，达到社会利益需求输入与政策输出的相对一致性。社会分化、利益集团、院外压力团体、政党竞争、法制规则与政治文化，这些政治与文化因素相互依存，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上述这些因素对多党政治起到制约作用，使社会各利益集团及其政治代表者不得不以约定俗成的政治游戏规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并以程序化的方式来解决彼此的争端。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这种社会因素，如市民社会、利益集团之间契约性的讨价还价关系、互容性的政治文化等等，并不是人为的设计结果，而是长期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的产物。社会经济多元化与政治多元化是相辅相成的、互为因果的整合关系。

二中国20世纪以来的"类多党制"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多党政治的认识，有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特殊视角。中国人在省视西方多元民主时，往往不自觉地脱离了西方政治多党制的社会基础，仅仅从西方多党政治在利益表达方面的政治作用与效能入手，来理解这种制度的积极意义。近代以来的中国人一直是以这种方式来认识问题的。从清末立宪派主张通过立宪来达到"上下一心"、"集思广益"、"先设议院以固民心"，到民国初年有人主张通过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政体来富国强兵，均体现了这种思路[1]。我们可以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之为"制度决定论"。更具体地说，其论式为，由于制度A（多党政治）产生效能B（国家富强与政治凝聚力），为了求得效能B，所以就要实行制度A。然而，正如本文前面所分析的，在西方，这种A与B之间的因果关系得以成立，必须有一系列社会性的支持条件为基础，如市场经济下的社会分化、市民社会、不同的利益集团基础上的政党、法制游戏规则下的竞争、公民政治参与渠道通畅发达、互容性的政治文化等等，如果缺乏这些支持性的条件，多党政治并不能产生人们所希望得到的效能。相反，正如人们所看到的，自民国初年以来，旧的专制游戏规则被人为取缔，新的民主游戏规则又无法有效运作，这种"旧者已亡，新者未立"的政治失范的出现也就势成必然。

　　民国初年的"多党政治"的实践，之所以出现严重的无序化的党争，正是缺乏上述社会支持条件的情况下出现的政治失范（political anomie）现象。民国初年广泛存在的那种派系性政党与社会系统没有有机的关联，也不受社会系统的影响与制约。这些党派在数量上多如牛毛，结构松散，纪律松懈。往往是时聚时散的临时性派系组合，三五人就可以组成一个政党。梁启超早就指出，民国初年的多党政治与社会势力缺乏通道，也不代表社会上的利益与阶层。

　　从民国初年的各派系政党的行为方式上看，表面上按英美议会条例从事政治活动，但各党派并不尊重程序与规则，也不因此而受到社会上利益集团的制约。政治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完全脱节。各派政党可以利用议会来谋求本派的利益，或实现本党的政治目标，但由于历史、心理、习惯等原因，又不按照西方制度化了的强有力的程序规则行事。这种情况就必然表现为自唐绍仪、陆征祥内阁以来多次的内阁危机，府院之争、"猪仔国会"、乃至由于党争矛盾无法在体制内解决而发展为全国性的内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民国初年的这种多党制称之为"类多党制"。

　　我所称的类多党制是一种缺乏程序共识、无法有效运作的、缺乏稳定性与效能的虚拟性的民主体制。这种多党制只具有西方多党制的外在形式，而并不具有西方多党政治的经济、社会条件与政治文化条件，因而无法像西方多党政治那样，对社会进行有效整合。章太炎在总结民国初年政治失败时就指出："政治法律，皆依习惯形成"，而中国的情况则是"横取他国已行之法，强施此土，斯非大愚不灵者不为。"[2]梁济在其《伏卵集》中就生动地指出，民国初年各党派在前门火车站纷纷设立本党招待站，这些党派为争取下火车的议员住进其招待所，以便在国会中投该党的票，就如同"妓女拉客"一般。而事实上，先后进入甲党或乙党的招待所的各位议员，最后却去投丙党的票。民国初年的派系性政党政治失败，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就是"类多党政治"的政治系统与当时的社会系统之间无法实现整合而引起的。

　　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以后，一度以权威主义"强人政治"取代了这种民国初年的"类多党政治"。但自袁世凯的带有浓厚宗法裙带色彩的强人政治失败以后，真正终结"类多党政治"的，是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中国出现的两种新政党模式。一种是国民党的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的政党政治，另一种是共产党的革命的动员性政党政治。此后，仿效西方多党制的政治选择在中国已经失去原来的动力。只有一些在政治上并无势力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力图通过形成自由舆论来制约国民党的权威政治的腐败倾向。他们对于全国性的政治整合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简言之，民国初年中国的"类多党制"的实践，可以作为在一个缺乏社会经济多元化与社会利益分殊化的社会实行西方多党制失败的一个典型例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以社会主义的全能体制下的一党动员型体制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这种体制在文革中进一步极左化，激发了全民族对旧体制的反省意识，从而产生了八十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又一次出现新一代的提倡多党制的自由民主思潮，并与政府之间形成政治冲突。80年代后期以后，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一种权威主义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然而，权威主义的现代化模式也存在着社会不公、官僚主义与社会腐败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多党制再次在民间一些人士中被提了出来，作为克服官僚腐败与实现更充分的利益表达的政治选择。这正是这种近代以来的"类多党制"思潮的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体现。然而，还是回到当年的问题上来，即一个缺乏市民社会的自主性、没有充分的经济分化、没有社会利益充分分化、没有与这种经济与社会结构分化有机联系的宽容妥协的政治文化的社会，如果仅仅由于向往多党制的表面效能，"横取它国已行之法，强施本土"，推行多党政治，其结果只会再次产生民国初年"类多党制"的同样困境。当然，由于中国选择了以社会主义一党政治的传统资源为基础的权威主义现代化的政治模式，使类多党制进入政治实践的机会并没有出现。

三当代中国的后能主义体制下的社会分化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过长期的改革开放，在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领域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全能主义体制（socialist totalitarian regime），根据我本人对这种体制特点的研究，这种体制的特点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后全能体制"的社会，存在着有限的多元化。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全能体制下，社会是高度一元化与板块化的。全能主义国家政权具有广泛而深入的对社会基层组织细胞和个人的政治控制力与政治动员力。而在后全能体制下，中国已经通过市场化，逐步形成了非政治领域的自主社会空间。政治控制的范围逐渐缩小，仅局限于与国家与政权安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领域。更具体地说，改革以后的中国，不但在经济领域内存在着多元化，而且在其他非政治领域内，在政府认为不影响国家安全与政治稳定的条件下，有限的多元化也已经出现。社会文化、教育、娱乐、学术研究、非政治的社团，作为"第二文化"，与政府主导的"第一文化"平行地共存。这些自主的社会建制与组织，如果进一步发展，形成网络，就会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兴的健康而充满活力的市民社会。在这里，市民社会指的就是国家控制力以外的、体制外的自组织系统。而改革以前的"全能体制社会"则几乎完全没有自主性的社会组织与多元化。

　　其次，意识形态领域仍然保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符号体系，作为一党组织整合与党内凝聚的基础。但其意识形态的符号内涵已经不再具有原来平均共产主义的目标意识。具体地说，全能政体的意识形态，以平均主义的目标理念作为社会整合的基础；而具有中国特色的后全能主义，则主要通过国家机器与镇制性的权威作为政治整合的基础，同时扬弃了教条意识形态所体现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政治神活"，并力求以"经济实效性"来获得国民对政权的认同。在后全能时代，政体的实效合法性已经取代了乌托邦平均主义的理念，作为国家认同与社会聚合的基础。

　　第三，后全能体制社会继承了全能体制下执政党的国家动员力的传统资源，作为实现本国现代化的权威杠杆，从而在理论上仍然具有较强的进行体制变革的动员能力，以及抗非常事件与危机的动员能力（这一点在应付九八年夏季全国性大水灾过程中仍然显示了出来）。但与此同时，也承袭了全能体制下社会监督机制不足的问题。而这种监督机制的缺失所引起的弥散性腐败与无序化，又有可能反过来蚕食这种国家对资源的动员能力[3]。

　　要言之，当代中国非政治领域的有限多元化与私域自由空间的扩大，意识形态的世俗化，以及一党体制为基础的社会动员能力与命令机制的存在，这三个特点构成中国大陆社会转型时期政治体制的最重要特征。大体上可以认为，中国自八十年代以来的二十年中，尤其是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已经成功地通过"维新模式"而不是革命模式，完成了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政治集权体制向更具多元性的社会政治模式的转变。这种模式可以称之为中国特色的新权威主义的现代化发展模式。

　　从政治社会学角度来进行分析，这种从全能主义社会向后全能主义社会的历史转变，对于中国政治现代化与未来民主化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质性意义。那就是，无论主政者主观意识如何，中国客观上已经通过权威体制与现代化导向的一党体制的政治整合，实现了政治上的稳定，并在这种政治稳定下，实现了向市场经济的软着陆，而市场经济所引发的分化与利益多元化，自主的利益主体（从个人到利益集团与企业）的利益自主化与逐渐明晰化，以及经济实效意识与世俗价值观对乌托邦教义意识的扬弃，实际上已经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将对社会成员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心理产生重大的实质性影响，那就是，中国当代日常生活中的新型的契约性人际关系、通过讨价还价而体现的妥协机制，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法制观念、新型的宽容的政治文化，正在通过市场经济的实践而培养出来，这些都是实行中国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

四九十年代的思想分化对中国未来民主的意义

　　在社会领域与思想领域，人们也可以发现当下中国出现了一些改革开放以前所没有的新特点。

　　近年来中国知识界已经出现思想上的逐渐分化，在当今中国知识分子中，存在着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新权威主义）、新左派、老左派的原教旨主义等各种思潮，这些思潮的存在与彼此互动，实际上反映了中国转型时期社会矛盾与困境的复杂性。自由主义者对民主、个人自由与启蒙的追求，新保守主义者对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政治秩序稳定的肯定，新左派对下层民众中的失利者的利益关注与对社会平等的期待，这些不同价值观念与理论主张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对于维系一个社会的健康合理发展，对于相互之间的制约，实现一个更为平衡的社会，均有其现实的正面功能。

　　如果从社会利益集团与阶层分化的角度来看待知识分子中的思想分化现象，人们会进一步发现这种分化具有前所未有的新的社会意义。事实上，在知识分子思想分化与社会阶层分化这两个不同领域的分化之间，却有意无意间存在着重要的相关性与同构性。

　　更具体地说，当下中国自由主义的主流已经放弃了八十年代带有法国式的解放型的卢梭自由主义的激进色彩，而更强调法制下的公平竞争、财产私有的法律保障，强调妥协容忍、对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尊重，这种更接近英国式的自由主义的温和观念与态度，实际上恰恰更多地体现了经济分化过程中新兴的中产阶级的利益诉求。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终将可能成为中国白领中产阶级、私人实业家与学院知识分子以及中上层自由职业者等市民阶级利益的代表者。

　　其次，中国的新保守主义或新权威主义则更强调秩序、权威与稳定，以及以国家为杠杆的社会利益平衡，而这种价值取向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现代化对秩序的客观需求，另一方面，确实也在客观上体现体制内的受益者的政治观念与态度。因而新保守主义不管其理论主张者是什么人，它在客观上更多地体现了从旧全能体制中分化出来的社会精英与大企业集团的政治利益与诉求。

　　而以社会公平与经济平等为主要价值追求的新左派，虽然在理论上还相当不成熟并往往与旧左派之间在理论上存在着模糊地带，但如果发展到更具自主性的成熟阶段，则有可能成为新型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们将会力求承负起为下层民众与弱势团体、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失利者的利益代言的社会功能。

　　如果这些不同思想在一定的游戏规则下平等竞争，对于中国选择合理的现代化走向，无疑是有利因素。从长远来说，思想的多元化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集团的多元化彼此呼应，相互补充，又恰恰为21世纪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民主政治提供必要条件与真实基础。更具体地说，如果一个社会只有阶层分化与利益分化，但却没有相应的思想分化，没有思想分化与社会集团的对应，政治民主所需要的多元制衡将无从谈起。人们应该充分重视九十年代思想多元化这一现象对未来民主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五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三种深层矛盾与问题

　　如果说，前面我们从理论与历史角度来论证了中国通过政治权威主导下的经济变革引发的社会分化与思想分化，对于中国未来政治民主化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那么，还必须指出的是，后全能主义体制与维新模式的固有缺陷，也带来了一系列困难。这些困难与矛盾将会消极地影响社会利益集团之间合理均势的形成，而这种均势又是健全的民主社会形成的必要条件。中国社会矛盾与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种矛盾是分利集团化: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肿瘤"。中国现代化变革过程中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国家能否在扶持自主的市民社会和契约性经济关系正常发展的过程中，抑制自主的分利集团和分利化过程的恶性发展。

　　具有分利集团性质的特殊利益集团，为了自身的狭隘利益而具有排他性。垄断性的分利集团由于可以凭借其在传统结构中拥有的各种资源优势，它的"细胞"裂变和畸形发展的速度，可以远远高于市场机制对资源和要素合理配置能力的发育速度和市民社会正常细胞发育蹬速度[4]。

　　由此，人们可以推测，当代中国的现代化也同样存在着两种可能的前景。一种前景是，由于政府始终能保持有效的命令贯彻机制，从而避免了转型期的"规范疲软症"的出现，这样就可以使市场机制和相应的社会秩序通过"软着陆"的方式顺利实现。这是人们共同希望的良好前景。

　　另一种前景是，以弥散性腐败为特征的"软政权化"与以垄断排它性为特征的"分利集团化"这两种力量相互结合，并不断地蚕食国家的政治权威力量。其结果又进一步导致日益严重的"软政权化"与"分利集团化"互为因果的变本加厉，形成恶性循环。而这种结果又可能会有两种不同类型的改革危机和歧途。

　　第一种类型的危机是，由于政治腐败与极端的分利化，导致"失范型"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由于体制转换形成大批失业或隐性失业，使生存地位受到影响的大批不满现状的下层民众，与某种以"民粹主义"理念为号召的激进政治力量相结合，形成一种对现存秩序直接冲击的持续压力。其结果最终会导致现存秩序的解体。而新的以恢复秩序为号召的政治整合力量，为寻求政治资源和支持，又往往与某种分利集团势力相联合，并沆瀣一气。在这种情况下，掌握政治资源的上层精英的政治腐败与分利化，与中下层的民众反体制的激进化势力同时并存，并不时发生冲突。其结果是，代表分利集团既得利益的保守政治势力，与民粹主义的激进政治势力之间，就会处于此起彼伏的"拉锯战"的状态。这就势必造成以均衡与妥协为基础的民主化难以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则在这种"有你无我"的政治拉锯战中遥遥无期。

　　第二种类型的危机是，由于不存在自下而上的强大的政治参与爆炸的压力，即现存政治秩序并没有解体，但前述的软政权化与分利集团化的趋势却形成一种与国家权威分庭抗礼的、弥漫于整个社会的离心力量。国家权威资源和作为这种权威资源后盾的经济财政资源的不断流失，使政府的命令贯彻机制名存实亡，以致于根本无力与社会上尾大不掉的分利集团和社会犯罪集团进行斗争。这样就形成一种既没有现代化的秩序，又没有剧烈的两极政治震荡的"不死不活"的"混沌"的失范局面。其最终结果，甚至可能使某种或某些分利集团力图把国家也变为自己发号施令的工具。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实现所谓的西方式民主，其结果就会使垄断性的分利集团在"民主政治"的护身符下如虎添翼，任何有利于大众的结构改革将会在垄断集团把持的议会中轻而易举地受到否决。拉美国家的情况就是前车之鉴。

　　分利集团恶性膨胀导致的两种政治后果中的任何一种，都会使中国的现代化与中国的民主建设受到严重的挫折。

　　第二种矛盾是激进民族主义对思想分化平衡的破坏。后冷战时代以来，世界民族主义思潮取代意识形态对峙成为主流话语。西方的霸权意识与人权民主思潮相结合，有可能进一步引起中西文化与价值观念之间的强烈冲突。科索沃危机中北约轰炸中国使馆事件所引发的国内激进民族主义思潮的抬头，则有可能对这种思想多元化的平衡发展趋势构成破坏作用。这首先因为，激进的、情绪化的民族主义直接诉之于"生存第一性原则"，并把一切与他们不同的声音，视为对民族生存的威胁来予以抨击。这样，它就力图要独占思想舆论的至高点，成为足以压倒一切人文价值的优势话语，成为一种虚拟的"无上命令"。由于激进民族主义就其本身来说只是一种话语的操作平台，它必须与其他的主义价值相结合，才能进入实际政治运作状态，而就当下中国而言，最有可能在民族主义的平台上腾云驾雾的又恰恰是左翼的激进主义，这种与激进民族主义相结合而重新获得生命的激进左翼思潮，就具有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势能。

　　从当下的实际思潮运动来看，正在形成两种思想倾向的鲜明对峙。一种思想倾向是，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务实的政治家与学者官员、以及历来反对激进运动的新保守主义者，构成国际关系问题上的"时势派"。这些人士从现实主义的对民族进步的期待出发，并出于对中国激进民族主义一旦走向极端将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的忧虑，主张只要不发生世界大战，那怕暂时"忍辱负重"也要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决不放弃好不容易获得的融入国际秩序的机会。同样，这些人也主张继续坚持邓小平"决不当头""韬光养晦"的国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国富强的百年梦想。中国只有通过现实主义的、稳健的、以开放与变革来求民族生存与发展，才能真正维护自己民族的长远利益。

　　另一方面，自由主义的左翼、以及从原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已经分化出来的新左派、原来具有新保守主义倾向的国家主义者、以及某些自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已经失势的老左派，以及海外留学生中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出于对美国霸权主义的义愤，走向了"刚愤民族主义"。这种"刚愤派"的民族主义有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使之发展为极端民族主义。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二十年来的风风雨雨中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融入国际社会与保持国际友好关系的格局，将因此而毁于一旦。中国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历史上饱受西方侵害，从来就不缺乏滋生极端民族主义的文化温床。

　　如果亢奋的民族主义成为压倒一切的优势话语并走向极端化，如果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彼此互动，二十世纪历史上的左倾主义发家史重演于本世纪初的中国并不是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未来民主也将在这种互动过程中困难重重。

　　第三种矛盾是弥散性腐败导致的两难选择与政治两极化。如果说，前述第一种矛盾涉及的是社会层面的问题，第二种矛盾涉及的是思想层面的问题，那么，这里将分析的第三种矛盾，则主要涉及由腐败效应引发的政治执政层两极化的问题。综前所述，由于软政权化与分利集团化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现代化的两重陷阱，这样的社会无疑是一种缺乏"体内自动平衡机制"的有重大缺陷的社会，是一个失去自我警报系统的社会。长此以往，它无疑隐含着某种类似"拉美病"的危机可能。弥漫于社会各层面的普遍腐败与这个社会缺乏必要的报警系统两相结合，会使这个社会的大多数精英丧失必要的敏感性，这又会使人们不自觉地以为这种状况处于安全系数以内，其结果是使隐含着的重大的社会困局，迟早会在未来某一个时候到来。一旦弥散性腐败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执政层通过改革成效而获得的权威合法性，就会重新丧失。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具体的问题，如失业、经济萧条与经济危机，都会成为引发新的政治危机的突破口。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政治中心的决策者将不得不面临以下"开放论"与"紧缩论"的两难性选择：

　　一方面，决策层中有些人会认为，在全局糜烂性的腐败及其引起的危机深化的情况下，在意识到中央政府完全无力单独地清除这种全局弥烂性腐败的情况下，有必要放宽对传媒的控制，并运用民间的力量参与反腐败，而危机越发严重，他们主张通过开放传媒空间与自下而上的民主参与的决心也就越发坚决。另一方面，决策层内必然还会出现另一种相反的主张，这些人认为，正因为腐败问题已经过于严重，动用传媒与舆论来反腐败，只会因无数问题的继续爆光而使政府形象在公众面前进一步受损，并加重政权的信任危机。开放舆论将只能是火上加油，加速政治危机的到来。这种政治分歧只会因腐败问题日益严重而日趋加深，并有可能进而引发更为严重的政治矛盾与冲突。双方恰如急诊室内的两类医生，面对重症病人而争执得不可开交。"激进派"医生认为，病人危在旦夕，非立即动大手术才能起死还生；而"保守派"医生则认为，正因为该病人重病在身，根本不具备动大手术的身体条件，只有等待身体调养稍好时才能动手术。前者指责后者贻误时机，后者指责前者不切实际，这种争论已经远远超出了意识形态信念之争，而具有更具普遍意义的操作两难矛盾的意义。

　　正因为如此，在政治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在社会公众与知识分子对现存秩序的认同程度目前还相对较高的时期，不失时机地建立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有效监督机制，促进民主制度的创新，以避免中国陷入弥散性腐败的陷阱，避免由于矛盾的两难性而陷入的"急诊室悖论"，便成为后邓时代中国人首当其冲的大事。"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这一古训对于当今仍具有重要的意义。(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注释：

　　[1]参见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第九章"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立宪的文化误读"。

　　[2]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

　　[3]萧功秦："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态势与前景展望"，《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五期。

　　[4]萧功秦："软政权与分利集团化：现代化的两重陷阱",《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二期。　原载《战略与管理》

　　　　上网日期 2001年0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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