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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外部安全的关心

威廉·冯·洪堡

(转自《思想评论》)

内容提要：国家关心抵御外敌确保安全的责任——
作这观察时所选择的观点——战争对各民族精神和性格
的影响——我们这里提出对战争的状态和一切与它有关
的机构设置的比较——这种状态对于人的内在教育形形
色色的害处——从这个比较中得出的最高原则

为了回到我的分析计划上，我几乎不必就抵御外敌、确保安全再说什么，如果不是要增加将安全逐步落实到种种具体的对象上，这一主要理念的明晰性的话。不过，当我将仅限于考察战争对民族性格的影响，因此仅限探讨战争对我在这整项研究中选择的占主导地位观点的影响时，这种应用就将更加不会是无益的。于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观察事物，我感到战争对于教育人类是最有益的现象之一，我不乐意地看到它慢慢地越来越退出舞台。这是当然会令人惊恐万状的极端。由此，对付危险、劳动和艰苦的坚强勇气就会经受考验和锻炼。此后，这种勇气在人的生活中会发生十分不同的细微变化，唯有它给予整个形态以强度和多样性；倘若没有这种强度和多样性，轻松将变为软弱，统一将成为空洞无物。人们将会回答我，除了战争外，还有其他此类手段，在某些事务中受到伤害的危险和——如果我可以用这种表述的话—二不同种类的道德的危险。对于这种道德危险，在内阁里坚定的、毫不动摇的政治家和在孤独的陋室里的坦率正直的思想家都可能会遇到。

不过，我总不能摆脱这样的观念：正如一切精神的东西都只不过是肉体的东西的一种更为优美的花朵一样，后者的情况亦如此。现在树干上能够开出花朵，树干虽然还活着，但活在过去中。不过，对往昔的怀念总是日益淡然失色，它对之发挥作用的事情的数目在民族里面在不断减少，甚至对民族的作用也在变弱。其他同样充满危险的事务，如航海、矿山建设等等，都或多或少难以与那种同战争联系十分紧密的伟大和光荣观念挂钳。实际上，这种观念并非妄想。它是建立在一种有关占压倒优势的权力的观念之上的。人们在更大程度上试图摆脱其各种基本要素，试图忍受它们的强权，而不是战胜它们：

——任何一个人
都不应该
与神明较量；

拯救并非胜利；命运慈悲赐予的东西，以及只有人的勇气或者人的发明创造才利用的东西，并非是强权的果实或证明。

在战争中，每一个人都会想，正义在他那一边，每一个人都想对自己蒙受的侮辱进行报复。然而，自然状态的人也怀着一种哪怕最开化的人也无法否定的感情，更为注重雪洗他的名誉，超出满足苟活的需要。没有任何人会令我相信，一位阵亡军人的死会比一位勇敢的普利尼乌斯(Plinius)的死更美，或者也拿受不到足够尊敬的人物来讲，会比罗齐尔的(duRozier)罗伯特(Robert)和皮拉特雷(Pilatre)的死更美。不过，这类例子很罕见，谁知道，没有前者，他们是否是这样2、我也没有为战争选择好有利的位置。就拿斯巴达人在温泉关为例吧，我敢问任何一个人，这样一个例子对一个民族有什么样的作用?也许我知道，恰恰是这种勇气，恰恰是这种自我克制可能在任何生活环境中表现出来，而且也确实在生活的每一个环境中表现出来。但是，如果这个最生动的表达方式也最使感性世界的人心醉神迷，人们要责怪他吗?这样一种表达方式至少最为普遍地发挥着作用，对此难道人们能够加以否定?各种弊端比死亡更为可怖，在我从有关弊端所听到的一切事情中，我还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个人，此人既穷奢极欲地享受生活，又能——如果没有变成妄想者的话——视死如归。

然而在古代，这种人最少存在。在古代，人们对事业的珍重高于名份，对当前的珍重高于未来。因此，我在这里所谈到的军人，只适用于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像柏拉图的《理想国》里的那些人，他们现实地对待事物、生命和死亡；适用于那些军人，他们注重最高尚的东西，又把最高尚的东西孤注一掷。所有那些某种程度上把极端相互结合在一起的环境，是最有趣的和最能教育人的环境。但是，在什么地方，会比在战争里更能出现这种情况呢?在战争中，喜好和义务、人和公民的义务似乎处于无尽无休的争斗之中，然而，只要为了出于正义的保卫目的操起了武器，所有这些冲突都能找到最充分的解决。

我仅仅从这个观点出发，认为战争是有益的和必要的。我认为，这种观点就足以表明，在国家里是多么应当对此加以利用啊。必须保障给予国家所促成的精神以自由，使之灌输到民族的所有成员中间去。仅仅这一点就已经对各种常备军队不利了。此外，它们及更为新式的战争，当然似乎统统距对人的教育最有益的理想相去十分遥远。

如果说军人牺牲他们的自由，从根本上讲就似乎必然会变成机器，那么在我们这种进行战争的方式下，他就必然在更高的程度上会变为机器，因为在我们现在的作战中，关键不太在于单一个人的坚强、勇敢和机智。如果各民族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不仅在和平时期的几年、而且往往是他们的整整一生，仅仅为了可能的战争，就被禁锢于这种机器式的生活里，那不是必然要沉沦毁灭吗?也许对于以下情况，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像在这里发生的更真实：随着有关人的行动的理论的形成，理论对于从事这种行动的人的益处都降低了。毋庸否认，在近代的人当中，战争艺术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进步f然而，同样毋庸置疑，军人崇高的性格变得更为罕见了，它的至美仅仅尚存于古代的历史之中，至少——如果人们可能会认为这太夸张——在我们这里，军人的精神对于各民族来说，往往仅仅具有有害的后果，因为我们看到，在古代它常常伴随着很有益的结果。不过，如果我可以这样讲的话，我们的各种常备军队把战争带入到和平的怀抱之中。打仗的勇气只有与最美好的、温和敦睦的美德相结合，打仗的纪律教育只有与最高度的自由感相结合，才是荣耀的。如果把二者分开——通过在和平时期的武装军人进行这种分开是多么有利?——后者就很容易演变为奴役，前者则演变为野蛮和肆无忌惮。

尽管对常备军队提出这种指责，请允许我提醒记住，除了我当前的观点所要求的之外，我在这里不再进一步论述它们。我绝没有忽视它们巨大的、无可争辩的益处——这样一来，它们维持局面的均势，没有这种均势，一旦它们犯错误，将会把它们连同地球上的任何有生命之物都势不可挡地卷入毁灭。它们是整体的一个部分，这一部分并非是虚荣的人的理智的计划、而是命运的可靠之手造就的。它们如何干预我们的时代固有的一切其他事物，它们如何与我们的时代一起分享可能奖赏给我们的善与恶的功过是非，是这样一幅绘画必须表现的主题，它画得恰如其分和完美无缺，敢于把我们置于史前时代的一旁。

如果人们可能相信，根据我的看法，国家应该时不时地发动战争，那么，在剖析我的这些理念时，我必然是十分不幸的。我认为，国家给予自由，邻国享有同样的自由。人在任何时代都是人，而且他们永远不会丧失他们原来的热情。战争将会自行产生。如果没有爆发战争，那么，人们至少会肯定，和平既不能通过暴力强加，也不能通过人为地使人瘫痪来实现。于是，对于各民族来说，和平当然是一种更加慈悲的礼物，犹如温和敦睦的耕田人比起血性的军人来，是一幅更加优美的画面。无疑，倘若人们设想一下整个人类在一代又一代地进步，那么，随后的时代应当总是更加和平的时代。但此时的和平是从人的内在的力量产生的，此时，人，而且是自由的人变得能够和睦相处了。一年的欧洲历史证明，我们现在享受着和平的果实，然而并非享受温和敦睦的果实。人的力量始终不懈的追求仿佛无穷无尽地发挥作用，如果它们相遇在一起，要么联合，要么相互斗争。斗争采取什么样的形态，是战争的形态，还是竞争的形态，还是其它种种有着细微差别的形态，主要取决于人们的教化程度。

现在，如果我也应该由这个推论得出一条服务于我的最终目的的原则，那么这就是：

国家无论如何不要促进战争，不过，如果不得不要求它进行战争，也同样不要用暴力阻止战争；允许有充分的自由让战争对精神和性格的影响灌输整个民族，国家尤其是不要积极设立所有各种教育民族进行战争的机构，或者如果一些机构设置绝对有必要，则应给予它们方向性的指导，例如公民的武器训练，它们要教给民族的不仅是士兵的勇敢、技能和服从，而是灌输真正的军人精神，或者毋宁说，灌输高尚的公民精神，让他们时刻准备着为祖国而战斗。

本文系洪堡《论国家的作用》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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