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对新闻自由的保护

贺卫方

在司法与传媒之间关系方面，除了传媒监督司法的重要性以及这 种监督所应当遵循的必要规范之外，司法机关应当如何更好地保护新 闻自由也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而且，近年来涉及传媒的名誉 权官司愈来愈多，一些似是而非的做法已经对新闻自由原则构成了程 度不同的伤害，因此亟待研究和解决。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 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同时，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 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 害。”从理想化的角度看，言论与出版自由的权利与公民的人格尊严 权利之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自由意味着可以从事法律许可的 任何行为；超出法律的范围，损害了公民———民法通则更在公民之 外加上了法人——的名誉权，“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人以及机构当然 有权提起诉讼，侵犯名誉权者要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偿损失。构 成诽谤罪还要承担刑事责任。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然而，现实比理想状态要复杂得多。所谓新闻，报道真实情况固 然是它的重要使命，但与此同时，它还必须尽快地作出报道。既要真 实，又要快速，二者之间必然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于传播资讯 之过程中，要求传媒所及之任何事实均属正确无误，恐非易事。对以 此为业者，此种天衣无缝之要求标准，更系难如登天，故对被告至为 不利。因此原告之名誉虽得确保，但同时却可能影响他人意见表达之 自由。尤其原告为公务员，而被告为反对政府之人士的，妨害名誉之 法制即可能成为政府打击异己之利器，法院亦因此于无形中被利用为 政治压迫工具。”（法治斌著《人权保障与司法审查》之“论美国妨害名誉法制之宪法意义”，月旦出版社1994年版，30页）世界上一些 讲求法治的国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例如，早在1964年的《纽约时 报》诉沙利文一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便判决认为，所有情节均须 属实的要求势必会导致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的后果（New York TimesCo．v．Sullivan,376U．S．254）。 我们也可以想见， 在报道任何事件的时候，如果传媒都谨小慎微，“治学严谨”，对所 有细节均要考证准确，那么就是以科学家的标准要求记者或传媒文章 的作者，新闻本身的时效性便谈不上了，言论自由的生存空间（brea- thingsspace）必丧失殆尽。

不仅如此，任何揭露性的新闻报道，即使是全部细节均为真实的 报道，也必定使被揭露者尊严受损，名誉下降。况且法律上所谓“侮 辱”在实际生活中不大容易给出一个严格的界定。不久前的一个案件， 原告人指控一篇报道中使用的“专横跋扈”、“刚愎自用”等词汇构 成了对他人格尊严的侮辱，他认为自己是“刚毅果敢”、“当机立断” 。对同一种行为，视角不同，所用的描述语言会出现很大差别。怎样 是正当批评，怎样是恶意侮辱，二者之间难以找出泾渭分明的界限。 如果没有立法上以及司法过程中形成的严格解释，承办案件的法官就 会无所适从，当然，腐败也可能在这种法律的漏洞里繁衍滋长。一些名誉权案件的当事人千方百计力求使案件在本地法院审理，当然不是 偶然的。

我国法律以及司法解释中有关名誉权规定存在着的一个重大缺陷 是，我们从来没有在可以提起名誉权诉讼的主体方面作深入的考量和 区别对待。实际上，对不同主体加以区别是十分重要和迫切的。例如， 国家公职人员的诉讼资格就需要加以限制。由于公职人员握有相当的 公共权力，行使权力的过程和方式是否合法，乃至日常言谈举止是否 妥当，对于社稷安全、公民权利的保障关系极为密切，理当受到传媒 更为严厉的监督。如果允许公职人员轻易地提起名誉权诉讼，则必将 导致对传媒的压制，言论自由的权利将会丧失。至于公众人物（通常 包括一些社会名流、影视或体育明星、社会团体领袖等等，也包括由于卷入重大事件而暴得大名的普通人），之所以得到与公职人员相当 的对待，是因为这些人物也拥有对社会巨大的影响力，同时也受到媒 体更多的关注，因而拥有利用传媒澄清不实报道的能力。这也是对等 原则的体现。

限制诉讼主体的资格，意味着法院在受理案件之前，应当对原告 人的资格以及相关证据进行更严格的审理。对于原告人没有确凿证据 显示传媒恶意侵权的诉讼，法院不应轻易受理。这里所考虑的仍然是 传媒尤其是敢于直言的传媒的生存空间问题。假如凡起诉法院均受理， 传媒必将频频涉讼，而且在目前新闻管理体制导致“异地监督”成为 流行做法的情况下，传媒接到的将大多是来自外地法院的出庭传票。 高昂的律师费以及差旅费势必使传媒不堪其苦，且不说败诉，就算是 全部案件都胜诉，恐怕也是“惨胜”。因而，尽可能减少这类诉讼给 传媒带来的无奈和劳顿也可能是明智之选。

可是，如果传媒都由于这种“惨胜”而三缄其口，我们的社会将 会为此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在这里，法律界实在可以说是责任重大。

我们需要在个人权利与言论自由之间作出更好的平衡。很显然，两者 都很重要，不过，在许多情况下，要使两者都得到完善无缺的保护却 是人力所无法达到的境界。人们只能有所取舍，追求有助于良好制度 形成的平衡。

作者小传
贺卫方，男，39岁，山东省牟平县人。西南政法学院法学学士（ 1982年），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1985年），哈佛法学院访问学者 （1996）。自1985年起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1995年调至北京大学法 学院任教。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司法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著 作包括《司法的理念与制度》、《法边馀墨》、《走向权利的时代》、 《中国法律教育之路》等。另有译著四五种，论文若干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