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现代化”与“反思的现代化”

——读吉登斯《超越左与右》

何清涟

　　要想在一篇两千多字的短文里介绍《超越左与右》这本书所涉及到的许多内容，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本书所指称的概念，有许多在中国有其特殊涵义，是近年来思想界争论不休的问题，而且这种争论因为常有非学术力量的介入，因此更显得复杂。

　　本文只介绍一下吉登斯在本书中涉及到的民主理念。

　　吉登斯认为，当代社会有三大变革必须加以关注，一是全球化的冲击；二是日常生活与个人生活中的变化；三是后传统社会的出现。这三个来自西方的现代性，但却影响着整个世界，并体现了当代西方社会的整体变化，如传统社群模式的瓦解导致新的地区化模式出现；两性分工的变化改变了男性在劳动中的主导地位；与阶级团结有关的文化符号的消失等等，最终导致了阶级结构的变化，从而使得阶级失去了继承性，不再成为一个人的终生经历，个人更重要的是职业经历，能否进入劳动市场并获得好的职业在人的生活中显得尤其重要。基于此，吉登斯提出“简单现代化”与“反思的现代化”之区别。所谓“简单现代化”是由外部风险、福利国家、解放政治、自由民主、生产主义、福利依赖、预后关怀等概念组成；而“反思的现代化”则是由人为风险（后果严重的风险）、能动性政治、生活政治、对话民主、情感民主、生产率、积极福利、“二次机会”政治等概念组成。

　　比较有意思的是吉登斯将“对话民主”概念作为反思的现代化阶段的民主形式。吉登斯指出，反思的现代化是简单现代化之后的一个阶段，而简单现代化过程中，民众必须通过民主的实践使整个社会在下列几个问题上达成共识：承认自由民主制度是跨越世界各种不同宗教与文化的唯一一致的政治抱负，这种自由民主政治制度有几个基本特征：第一个特征：允许大众投票决定谁来统治他们；第二个特征：民主与自由相结合，自由主义政治的要点是法治，承认言论自由的权利和自由拥有财产的权利。

　　第三，确定自由民主本质上是一种代表制度，是一种政府组织形式，以定期选举、全民投票、良知自由以及承担公职或组成政治社团的普遍权利为特征。也就是说，承认社会公众有参与政治生活的基本权利，通过一定形式选出自己的利益代表（即组成政治社团），再按照一定程序进行政治博奕（对话）。

　　但到了反思现代化阶段，民主则有了新的内容，即吉登斯提出的“对话民主”概念，而这一概念他认为必须从“商议民主制”这一起点开始考虑。他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是一种受某些社会准则指导的代议制；商议民主制是在政治舞台取得政策一致或试图取得政策一致的途径，后者不同于前者，“商议民主概念，强调的是所有观点都听得到的公开讨论过程可以使结果（如果这种结果被看作是反映了先于它的讨论）合法化的形式，而不是作为寻找正确答案的发现过程”。商议民主化意味着政府的许多领域会有更大的透明性在资源形成的领域尤其重要。

　　以此为起点，吉登斯提出他的对话民主概念。首先，他认为对话民主有可能作为日常活动以及大型集体组织保持生存的条件，在社会反思的范围内实施。其次，对话民主不一定要求达成共识。它仅仅只是意味着公共场合的对话提供了与他人在一种彼此宽容的关系中相处的手段不管“他人”是个人还是由宗教信仰者组成的全球社群。吉登斯进一步指出，在正式政治范围以外可以看到，今天的对话民主已在四个相互联系的领域里取得了进步，一是个人生活领域，后传统社会越发展，在性关系、婚姻和家庭中就越有可能发展出纯粹的关系，这是一种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缔结和保持的关系；二是社会运动和自助团体的增加；三是组织内部的民主化，后官僚组织既能利用社会反思，又能比指挥系统更有效地应对人为不确定性。这种后官僚组织是依靠积极信任构成，以责任为基础的组织；四是对全球秩序的影响。简言之，今天的民主化就是反对权力，，试图把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变成一种协商关系，不管这些关系是平等双方之间的关系，还是不同权威之间的关系。

　　我个人的体会是：读吉登斯这本书好处之一是可以隐约窥视到中国在现代化问题上产生种种困惑的根由所在。如果说西方社会是在走完简单现代化这第一步之后才开始进入反思的现代化过程，那么我们中国就是第一步还刚开始，许多本该在第一阶段完成的任务还在认识层面上争论不休时，马上就被拖拽着进入反思“反思的现代化”进程。应当承认的是，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中国确实有某些方面出现了反思的现代化阶段的特点，尤其是在婚姻家庭生活这一层面上体现得最为突出。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选择，而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种不由自主的结果。两个阶段纠缠在一起，使中国的矛盾尤其显得复杂。最近《切。格瓦拉》一剧出台之后引起的巨大反响，可以说明在时下的中国，简单现代化与反思的现代化这两个阶段纠缠在一起的复杂性我之所以关注这个剧本的社会效果，不在于该剧阐释的理念如何正确，而在于观众们对传统意识形态语言的认同以及热切呼应，说明了“左”的思想在今天还有很大的社会基础。

　　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此不协调地叠加在一起：民主化刚刚起步，如乡村选举才在农村实行，至今远未臻成熟境界；也就是说，简单现代化阶段所要完成的民主目标还距离中国有很大一段距离。但还有理论家们在不断地论证：由于民众素质太低，现阶段中国还不具备实行民主的条件。

　　社会生活中，原有的婚姻家庭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信任已弥漫成笼罩社会生活的毒雾，广东等地禁止包二奶的政策性法规出台，表明原有家庭关系已丧失了责任基础；思想界极其混乱，极左思想努力去美化改革开放前的历史，而右的却坚持腐败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

　　学术层面上的争论，常常不是针对现实问题而发，倒像是外国学者在中国的代理人之间在打架。所谓“左”与“右”的争论，完全脱离了中国国情，不但常让局外人莫名其妙，就连争论者自己最后也变成了一种情绪的发泄。所谓“新左派”与国际社会的新左派完全不同，国际社会新左派的批判锋芒所向往往是针对本国政府，而中国不少新左派却在努力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渗透。而右翼思想的代表如经济自由主义者们，却完全罔顾中国的市场化是在权力资本化造成的不平等基础上进行的，离开现实大谈“市场”的种种好处，并断言中国现在“已成为一个以市场经济为主要经济形态的国家”。而对中国是要自由重要还是民主重要，学术界也莫衷一是。要言之，中国思想界的状况如此混乱，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简单现代化的启蒙任务还没完成的情况下，就开始引进了后现代的许多观念，许多人急切地以为中国现在的启蒙阶段已结束，迫切需要解决“反思现代化”时期的任务。

　　读吉登斯这本《超越左与右》，再看看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就应该明白中国现在的当务之急其实应该是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尤其是当有人时不时出来证明不民主的体制能更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时，我们就更应该明白目前我国确实还处于简单现代化阶段，这个阶段内，主要的制度建设应该是建立民主价值观，让人民进行民主实践。已有的对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经验性研究所关心的重点虽然不一样，但“学者们就一份对经济发展”有助的政策“清单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在这个政策清单上有开放竞争、利用国际市场、由公共部门对投资和出口提供激励、高识字率和中小学入学率、成功的土地改革以及其他促进广泛参与经济扩张活动的社会条件等。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假设，这些政策中的任何一项会与更广泛的民主制度不一致、而只能由象在韩国、新加坡那样的威权体制来强力支撑。实际上，有一项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要形成更快的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是一个更宽松的社会氛围。”这话是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他那篇著名的演讲辞“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里所说，笔者正好引来做这篇短文的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