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评论

赵诚

从哈耶克在中国的命运看一个时代的变迁

　　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当代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的大名，在如今的中国经济学界和文化圈中已是人所尽知。特别是在９７年末和９８年初，他的重译版的『通往奴役的道路』和终于与中国大陆读者见面的『自由秩序原理』（原译名\"自由宪章\"）赫然摆在中国文化人乐于光顾的书店里，并且上了『万圣阅读空间』的特别推荐书目，『通往奴役的道路』销售量在９７年第４７周\"万圣排行榜\"名列第一。如今哈耶克、波普尔等自由主义学说已悄然成为当今中国三大思潮中最有生命力的显学。

　　然而，据我所知哈耶克的第一本中文版译著作『物价与生产』是在\"反右派运动\"的第二年，大跃进的高潮中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没见过这本书，但我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定不会是当做借鉴学习的学说，而只能是以被批判的资产阶级学说以\"内部读物\"的方式介绍到中国来的。他的代表著中『通向奴役的道路』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是在中国\"反修防修\"的意识形态泛化的高潮中，主宰中国社会主流文化的是与世界主流文明和传统优秀人文精神严重敌对的状态下，由商务印书馆于１９６２年以\"内部读物\"出版的，印了３５００册。尽管，译者在『译序』中说翻译的\"目的也是想供学术界了解和批判现代资产阶级反动经济理论时作为参考\"，但我想中国学术界在遭历了５７年的大劫之后，在译作者的心中还是有学术和非学术，理论学说与政治宣传，学问和伪学问的分野的。以上两本书都出自滕维藻、朱宗风两位翻译家之手。

　　在二战结束后，新独立的后发展国家在选择现代化道路时大都选择了在粗放的方式下较快完成工业化的苏联式的集权计划模式，在西方思想界以色彩左倾的非理性主义学说存在主义称雄一时，凯恩斯及其后学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派，哈耶克与他的同道米塞斯、福里德曼、波普尔、博兰尼等共同创建的反对在社会发展中采用集权和计划经济模式自由主义学派的\"朝圣山学社\"还没成气候，未象７０年代后逐渐成了西方学界的主流，特别是在苏联东欧集权计划发展模式崩溃后，成为当代世界的显学。大器晚成的哈耶克其著作在中国出版时，他在西方学界亦被目为\"右翼\"与\"保守\"。滕、朱两位翻译家独具慧眼，用这种前瞻性的眼光为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如果在遭历反右、文革两劫之后，当代的中国还有学术界可言的话）留下一支人类主流文明的余绪。

　　当然，在\"学在官府\"的时代，这些\"内部读物\"不是一般人所能看到的，但是，文革之中，最高当局为实现其政治目的,一度出现了对社会的局部失控，造成了在官学中禁锢的当代世界的一些思想精华流传到了民间。这些流传到民间的\"灰皮书\"\"黄皮书\"中，在学生中当时流传最广的是当时翻译为\"德热拉斯\"，改革开放后，被译为\"吉拉斯\"的原南共中央的重要领导人所写的\"新阶级\"。后来，在改革开放初，一部分青年已不仅在态度上对集权主义批判，而且在学理上想弄明白自由与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关系，据我所知，在７７、７８级的大学生中，在７０年代和８０年年代之交，已经有人关注到了哈耶克的思想。在当时的条件下，谁也不知道中国在改革开放上能走多远，『通向奴役的道路』，这些书能否再版，不敢奢望，因此，有人为了持在手中奉为经典，不惜采用了非常手段，设法从图书馆借出来，之后以\"丢失\"做价赔偿。这样的手段虽然有违公德，但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也情有可原。其实这些书在许多够级别收存它的单位，放在那儿根本没人问津，远不如放在有心人手上对中国社会思想的发展更有意义。事实上，后来我在一所省级干校供职时，发现不但哈耶克的『通向奴役的道路』从未有人读过，就连在\"反修防修\"中，被指为修正主义的祖师爷伯恩斯坦和他的主张放弃暴力革命，走民主的道路进入社会主义的代表作『前提与任务』，及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批判的对象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的经典『帝国主义』、『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等书，也从未有人读过。因为我借阅这些书的时候，发现这些尘封已久的书\"崭新得\"有些纸页尚未裁开。其实在\"学在官府，以帝为师\"的时代，被钦定为\"剧毒\"反动的思想，\"治\"官学的人除了唯上之命，跟着批判之外，有谁想弄清楚\"导师们\"批判过的人说了些什么，是否有理呢？今日治官学的又忙着论证新领袖理论的伟大，有谁根据历史的实践，在这个涉及十几亿人命运的大问题上，厘清当年在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上争论的是非得失呢？但是这些老翻译家们，在不能言语的时代，深谋远虑，呕心沥血，把这些涉及到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原则性思想争论传到中国，确实为在文革余烬中，在黑暗的思想荒野上艰难寻路的民间青年思想者，留下了点点火光。王小波在\"我的师承\"中讲到：\"道乾先生和良铮先生都曾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后来，因为他们杰出的文学素质和自尊，都不能写作，只能当翻译家。......现在我在文学上是个有廉耻的人，都是多亏了这些先生的教诲。......现在的人会说，王先生和查先生都是翻译家。翻译家和著作家在文学史上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这话也对，但总是要看看写得是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文学秩序是彻底颠倒了的：末流的作品有第一流的名声，一流的作品却默默无闻。最让人痛心的是，最好的作品并没有写出来。这些作品理应由查良铮先生和王道乾先生在壮年时写出来的，现在成了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了... \"这几句话字字带血，小波先生所说得岂止仅是文学界的情况，这是整个中国学术界的写照。所以，我对这些翻译家们始终怀有深深的敬意，他们在中国学界惨遭大祸，自己学术不能发展的情况下，为中国后来的学术界和思想者，留下了一绪薪火。

　　随着中国的开放和在经济上对计划体制的改革，经济学逐渐和国际接轨，西方经济学在中国行情看涨。７０年代后西方的自由主义学派终成气候，西方经济学终于在科学创造出的巨大生产力面前，摆脱了２０世纪以来，经济上选择民族国家还是世界一体的窘境，主张市场选择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也渐居要津，１９７４年哈耶克被授与诺贝尔经济学奖。１９８８年在当时较为宽松的环境下，一部分中国的经济学家编译了一套\"诺贝尔经济奖获奖者著作丛书\"，哈耶克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在１９８９年３月由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出版，这一版是公开发行，印了７０００册。９０年代初我曾见到一位这套丛书的编委，他告诉我，原本打算把哈耶克的『自由宪章』也翻译出版，但是８９年那场风波之后，该计划也被搁置起来。我知道殷海光先生１９６４年就在中国的另一部分台湾出版自己的译著『自由宪章』，后来又了解到他的弟子林毓生在美国留学时师从于哈耶克。据林先生说，『自由宪章』在个别地方翻译的不够贴切，但是大陆的一般读者想找一本殷海光先生的译本也只能隔海相望了。同一本书，６４年在台湾出版了它的译本，９０年代初在中国大陆的出版计划却又被搁置了起来。

　　无论如何，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毕竟是计划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在全球走向总体崩溃的时代，在挡不住的思想潮流下，１９９１年５月在中国大陆出版了凝结着哈耶克毕生思想的『不幸的观念』，这本译著是由刘戟锋、张来举二先生翻译，东方出版社出版，这一版印了５０００册。限于国内的特殊政治形势，这本书又是\"内部发行\"。但是，在图书走向市场的９０年代的中国，这类学术性的书籍\"内部发行\"与公开发行已看不出什么区别，而且译者在前言或后记中例行的\"供批判者参考\"之类的话，读者也都知道不是由衷之言，没人认真对待，我就是在公开的书市上买到这本书的。我的感觉这本书在翻译上一些句子不如滕维藻先生的译文流畅，但是还是解了读者求知之渴的。

　　在中国选择了全面走向市场经济后，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在中国经济学界也地位日隆。一些经济学界学人也常把哈耶克挂在嘴上。但我总觉得他们中有些人一方面表示推祟哈耶克，另一方面，则对哈耶克的基本思想不甚了了。如盛洪先生推祟哈耶克先生的市场经济主张，但同时又大谈什么\"文明的冲突\"，这些具有偏激色彩的民族主义言论。而哈耶克认为世界走到今天这样一个整体的文明状态，恰恰是人们在商业活动中以分立的个人为基础，建立起的文明扩展秩序取得了重大进展的结果。这个扩展秩序不但能适应人类正在走入的未知世界，而且\"为了使人类获益，竟争要求参加人遵守规则而不诉诸于暴力。规则本身就能组织一种扩展秩序\"（１）。市场和商业的发展本身要求和平的秩序，而不是暴力冲突。狂热的民族主义思潮恰恰是这种文明扩展秩序的敌人，而不是盟友。在希罗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世界主流文明最重要的敌人，就是形形色色的恐惧和仇视未来世界的部族主义思潮。这是哈耶克的主要思想之一。在世界主流文明把世界引向信息时代，引向不可阻挡的全球一体化时代之际，奢谈什么这并不意味着\"文明的胜利\"，是不是有点吃不上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之意呢？你所处的文明体今天不再处于带领世界落后地区从落后走向进步的文明，就一口咬定\"西方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先进文明战胜了落后的文明\'\"，既然如此，又何必搞什么现代化，走什么市场经济的道路呢？就在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文明模式里转来转去又有何不可呢？我想盛先生还不至于说在从坑四十万赵降卒的秦皇一统，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天朝大定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今日世界主流文明的生活方式，在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质量上，在人探索和适应未知世界，发挥人的潜能方面，没有高下之分吧。但愿盛先生的这些高论不是冷静的思考，而是一时冲动说走了嘴。

　　１９９７年对于哈耶克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可谓出现了盛举。８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哈耶克的『通向奴役的道路』的新译本『通往奴役的道路』，印了５０００册，１２月三联书店又推出了邓正来翻译的『自由宪章』的译本，译名为『自由秩序原理』，这一版第一次就印了两万册。这两本书都是公开发行，而且在市场上颇受读者青睐。

　　一叶知秋，从哈耶克在中国的命运，可以看出一种社会发展模式向另一种发展模式演进的历史变迁。但我希望中国学界中人能深入其学理，学而有术，不仅是学而有名而已，这样才可无愧地面对已死的或尚存的，青壮年时在学术上不能发展的中国学界的前辈们，也不负他们当年翻译的苦心。

注(1)『不幸的观念』第２１页

　　　　　　　　　　　　　本文发表于1998年《博览群书》第5期

《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　2001年0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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