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最后一次对美官方访问发表演说（2002年9月19日于纽约市立大学学生中心）

哈维尔：向政治告别


我对十三年前那场音乐会记忆犹新——1990年2月，纽约为欢迎我作为新当选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举办的音乐会。当然，那样的荣耀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而是通过我，向所有运用非暴力的方式，推翻统治我们国家恶性政权的同胞们致敬，也是对所有在我之前或者与我一道以非暴力的途径推翻恶性政权的人们致敬。这个世界上许多热爱自由的人们目睹了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所预示的希望，那是一个更加富有人性、诗人们在其中发挥如同银行家般力量的世界。

我们今天的集会也是同样热烈和深刻的，并十分自然地把我带到这样地问题面前——在差不多十三年内我本人是否有所改变，这难于理解的漫长的总统生涯对我产生了什么影响，而我生活于其中的喧哗年代的无数经验又是以何种方式改变了我。

于是我发现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尽管预期中经验的财富应该带给我更多的自我把握、自信和处世精道，但是事实正好相反。在这段时间内，我变得对自己更加没有把握和更加谦卑。你们也许难以相信，但是我的确日复一日地感到怯场，越来越担心我是否胜任工作，或者会不会把事情弄糟。写演讲词越来越难了，每一次去写，我都比以往担心这将无可救药地一次次重复自己。而越来越多地，我担心自己会可悲地失掉预见性，担心缺乏工作能力，担心尽管出于好心但还是酿成了更大地错误，乃至我不再受到信任和失去我该做的事情的正当性。

而那些任期比我短的其他总统，他们兴高采烈地互相见面或与其他重要人物见面，上电视或发表演讲，这一切只会让我感到更加可怕。有许多次，在一种几乎是非理性的恐惧中，我故意地回避了某个值得欢迎的大好机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浪费了机遇和伤害了一个良好的动机。总的来说，我似乎越来越犹豫不决，对我自己亦是如此。我的敌人越多，我的头脑就越是站在他们那边，于是我便成了自己的头号敌人。

我怎么来解释我性格中这种完全是不大可能的发展呢？

也许当我不再是总统，即明年二月份我卸任，当我有时间从所有这一切中抽身而出，与政治保持距离，再次作为一个自由人——开始写作政治演说之外的东西，我（才）会更深地思考这件事情。

而现在，且让我就上述状况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当我越年长和成熟，越富有经验和理性，我渐渐完整地意识到我的责任的份量，和不同的加诸于我所接受的位置上的义务。另一方面，我周围的人和这个世界——更可怕的是——包括我本人的良心在内都越来越不再问我什么是我的理想和目标、我希望达到什么、我希望如何改变世界，反而开始问我什么是我实际上达到的，我的意图中实现了哪些，有什么样的结果，我希望留下什么，我希望身后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等等。我忽然感到，正是曾经使我站出来反对极权主义政权并为此入狱的那种精神性的和知识分子的焦虑不安，目前令我怀疑对我自己工作的价值，也怀疑我曾经支持过或影响过的那些人工作的价值。

在过去，每当我接受荣誉学位，并听着这些场合的赞美词时，我常常笑话自己是如何不小心成了一个神话世界中的英雄，一个因善之名以头部撞击一座由邪恶的国王统治的城堡，直至城墙倒塌，他自己变成国王，接着英明地统治了许多年。我并不想看轻这些场合，并深深看重我的所有博士学位，在接受它们时，我也总是很感动。

然而，我提到在某种程度上是幽默的一面，是因为我刚刚开始了解到，每一件事情其实是命运对我设下的恶魔般的圈套。因为我确实是一夜之间被抛进一个神话世界，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不得不回到大地，意识到神话故事仅仅是人类原型的投射，这个世界在其所有结构上并不像神话故事。因此，虽从未尝试成为神话世界中的国王，却发现自己实际上通过一种历史的偶然性被抛进这个位置，在狠狠地摔到地上方面，在从令人兴奋的革命世界进入例行公事的官僚世界方面，我并没有被赋予外交上的豁免权。
希望你们明白：我完全不是说我感到挫折，或者一切都是虚无的。相反，我们的世界、人性和我们的文明也许正处于历史以来最重要的转折点上。我们比先前更有机会去理解我们的处境和我们前方的困惑，并且朝向理性、和平和公正而不是导向我们的毁灭。

我只是在说：通往理性、和平和公正的道路意味着许多艰巨的工作、自我否定、耐心、知识、一个冷静的视野，并且甘冒被误解。这同时还意味着每个人必须有能力判断自己的能力和行为，包括预测自己的力量是随着新的使命而增长还是枯竭。换句话说，这将不再依靠神话世界和其中的英雄，也不再依靠将诗人提升到推翻帝国和军事联盟这样位置的历史偶然性。诗人的警告之声应当更仔细地被听到和被认真对待，甚至比银行家和证券经纪人的声音要更严肃地对待，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指望这个世界在诗人的手中突然转变为一首诗。

即使这么说，我确切地知道一件事：不管我如何扮演了分配给我的角色，不管我最初是否想要接受和配得上它，也不管我有多么满意或不满意我的努力，我理解出任总统是命运赠送给我的一份厚礼。说到底，我曾经拥有了真实地参与改变世界的历史事件的机会。作为一种生命的经验和创造性机会，那隐藏于其中的所有陷阱都是值得去面对的。

如果你们允许，最终我将尝试和我自身保持距离，来描述我的三个确信，或我的三个已经形成的观察，它们是在我高度政治化的世界中仅仅得到证实的东西。

一、 人类若想要生存和避免新的灾难，那么全球的政治秩序必须有赖于各文明、文化、民族或者各大洲之间的真挚和双向的尊重，诚实地寻找他们共同拥有的价值和基本道德规则，并将之建立为这个全球联结的世界上共同存在的基础。

二、 邪恶必须在初期就给予抵抗，如果没有其他道路可走，那就必须运用武力。如果不得不动用尖端、昂贵的现代武器，也应以不伤害平民的方式进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花费在这些武器上的百万元都将浪费。

三、 如果我们检视当今世界上面对的所有问题，不管是经济的、社会的、生态的，或者有关文明的普遍问题，我们将总是——不管愿意与否——面对行动的过程是否妥当，或者从这个星球的远景来看，这样做是否负责的问题。道德秩序和它的起源、人权及从民权到人权之间的渊源、人类责任感和它的起源、人类良知和它的没有什么能够在高贵的语言下掩藏的穿透性视野，在我最深刻确信和我所有的经验中，这些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政治话题。

亲爱的朋友们，当我看看我的周围，看到这么多著名的人物仿佛从星光灿烂的上天坠落，我不由地感到自己从神话世界坠落到坚硬地面漫长过程的尽头，突然间我发现自己又一次置身于神话世界之中。也许只存在一种差别：我更能够领悟十三年前在相同情景中出现的这种感觉。

捷译英：保罗•威尔逊

崔卫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