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伦理新探
－－为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的世界伦理
汉斯．昆（H. Küng）著
张庆熊 等译

　　在这一章里我们不对美国的经济或经济政策作总的评估，12而只是想纠正那些以美国的新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为样板的许多欧洲的经济学家的一些看法。美国众议院多数派共和党的发言人金里奇（Newt Gingrich）认为，这种新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将实现美国后福利国家（Post-Welfare-State-America）的希望。此人是「与美国签约」（Contract with America）的发起人，现在受到道德的谴责。美国剑桥麻省技术研究所的国民经济和管理教授曲柔（Lester C. Thurow）则指出，欧洲人倾向于过分夸大美国的成就：一方面有许多事实上的失业由于官方的关系而不再登记，另一方面建立新的工作岗位付出沉重代价：「最基层的 (除自己外没有人是其下属的)劳动力其实际工资自七十年代初以来，每年以近百分之一的速率下降。与此同时，美国工资总的增长量流向占劳动力百分之二十的高薪者那一面。其结果是收入高低两端各为百分之五的人的收入差距创有统计资料以来的最高记录。一九九五年中等阶层的家庭实际收入自一九八九年以来才第一次有所上升，但仍低于七十年代后期的水准。」13

　　然而，在欧洲的许多经济学家却说，就是要这样才好。他们为了自己的计数宁愿把经济过程的社会效应「外移」，把责任推向社会。但是在美国已听到许多警报声：14居民间巨大的收入差距已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因为一方面对穷人的补助缩减了，中间阶层停滞不前了，另一方面却减少了最富有的人的税额，使其前所未有地富裕。没有任何其它的工业国家有如此巨大的收入差距不平衡的状况：在过去十五年中，有五分之三的美国家庭其家中都有一人失去实际收入，但富有的五分之一的人却增加了百分之廿八的收入，而最富的百分之一的人甚至增加了百分之九十一的收入！这百分之一的人在七十年代中期控制了美国私有财产的百分之十八，而现在已控制了百分之四十，简直难以使人相信！15尤其严重的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发展为儿童贫困剧增的国家：从一九七九年至一九九四年，儿童贫困的数目从三百五十万人上升到六百一十万人。今天在美国每四个六岁以下的儿童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困中-如此高的贫困率在众多西方民主大国中可谓首屈一指。16

　　如此骇人听闻的状况必须加以纠正。这种富者越来越富的趋势，这种「全球企业的经理」一方面解雇成千上万的职工（有时如在德国一样，由于巨大的决策失误和狂热地搞大型工程，造成几十亿元的经济损失，而自己不承担任何个人责任），另一方面又给自己本来已经超常高的收入再加薪的做法，是不应长期容忍的。在美国，单在一九九五年，高层经理的薪金平均增长百分之廿三；大公司总裁的平均收入为年薪四百三十七万美元（即日薪一万八千美元！）。在以盈利和营业额为衡量的成果和高层领导的收入间（根据一项对美国二千家股票上市公司调查）经常不存在些微的联系；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越是不成功的企业其经理的收入越高。这岂不是越是饭桶越享高薪？ 　　当人们把目光从企业和其经理的财政关系的情况转向这个国家的社会关系情况时，是不得不看到下述事实的：在美国每年有约三百万人被解雇，有两百万人遭暴力犯罪者袭击，即被解雇者多于遭暴力袭击者百分之五十。纵然他们失业的时间比欧洲短，重新找到工作的机会比欧洲多，从社会层面上来说，这总会造成相当广大的人的不安宁。因为被解雇的工人、职员乃至越来越多的管理人员在经济上和心理上所受的创伤会感染到其家庭成员、朋友和团体，他们会感到威胁，沦为「多余的人」，为此伤心、忧虑和愤怒。甚至在国家机构和学术部门工作的人，今天也不怎么有安定感了，人们担心迟早会收到一封解雇信（粉红色的便条）。美国自一九八○年以来，几乎四分之三的家庭都有过遭解雇的经验，三分之一的家庭有一个家庭成员失去工作岗位。17

　　现在只举两个例子：通用电器公司（General Electric）自一九八二年至一九九二年解雇了约百分之廿五的职工，即十万人。AT&T公司在一九九六年初宣布要解雇四万人，在作出这一宣布时，该公司负责人阿伦（Robert Allen）毫无羞耻之感，不想想自己在一九九五年拿了一千六百万美元的年薪和稿酬。此事激起众怒，使情况有所转折，这至少表现在经理及其顾问的言辞上：为了企业的生存，不是要搞大量的解雇，让职工作出重大牺牲，而是要把必要的增长放在优先地位。话虽改变了腔调，但还是解雇了一些职工。 　　这种「紧缩」或「重组」的企改政策越来越受到质疑。失去工作岗位，经常连带失去集体精神，断了家庭的财源，失去对企业和政府的信任。解雇波浪持续、实际工资停滞或越趋下降，这会威胁社会的安宁。当劳工的生产力提高了，公司的上层领导和股东获利了，而劳工本身却面临解雇威胁的时候，势必激起劳工的不满情绪。面对企业的紧缩对美国中等阶级收入的影响，工会和消费组织发出抗议的警报。美国的失业金无疑要比欧洲低，在这情况下，越来越多美国人降到中等收入以下的水准，大约七分之一的美国居民（约三千五百万人！）已属官方统计标准的贫民。在美国高度分散的和不均衡的教育制度下，穷人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极低，于是他们的处境只能是每况愈下，人数也会进一步增加。社会两极分化，对立越来越严重，高度的犯罪率是这种危险局面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征兆；因为与德国相比，美国关在监牢中的人数所占的人口比例，竟然高八倍。18

　　美国社会政策路线斗争的结果如何，现在仍然不得而知。越来越多美国人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富人赢得这场阶级斗争的局面能长期维持下去吗？如前总统肯尼迪（Kennedy）和约翰逊（Johnson）的经济顾问古德文（Richard N. Goodwin）─他本人自然属于顶尖富裕阶层─近来也作这样断言：「今天凡是识字的人都知道，自大萧条以来，我们美国人的收入再分配是向着上等阶层的人那面倾斜的。政治权力紧紧地掌握在有钱人手里，不平等与不正义同步与日俱增。」美国的两大政党在此的路线并无二致，一九九六年的总统选举没有改变这一状况：「（富人）的胜利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因严重违背民主的公正原则而引起的怨愤已经导致不安定，美国人越清楚地看到这种经济上不公正的征候，这种怨愤就越强烈。」他的结论是：「这种被欺凌到走投无路的感觉，造成美国政治上分裂的原因，并不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经济上不严重的滑坡已足以引起美国公共生活的改变。」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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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追求利润是唯一的目标吗？
　　美国新资本主义的经济由某些经济管理的头面人物和工商管理学校筹划，通过出版界和许多咨询公司的宣传，有如下要点：第一，完全不受管制的自由贸易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一切层面的发展起无可限量的积极作用；从长远来说，它有利于一切参与的团体和国家，不论是富裕的还是贫困的，它都将把他们带入更好的生活。第二，对于企业的决策来说，所投资的股票资本的盈利是唯一合适的衡量标准。因此，任何对职工的福利、对地方社团的状况和国家形势的顾虑，以及由此而来的任何「企业的义务」和「社会效益」，都只能是干扰市场的内在理性。

　　任何人都不会否认，可以从美国的经济模式中学到一些东西。但是从整体上看，该怎样从企业层面上来评价这种新资本主义的经济呢？纵然这种经济短期内在许多方面都卓有成效，但是从长期的眼光看，它却：

起了掩盖的作用：因为全世界有许多企业是以公正和仁慈对待其职工的，但它们（并正因为如此）仍获得盈利和安置新增的工人。「干瘦」本身并不意味着盈利，而很可能导致销售量减少；不合理地解雇职工会导致企业的病态消瘦 (缺乏合格的职工去完成提高了的任务)，这对大家都不利：首先是干瘦，然后是生病。美国学者戈茨(Dwight L. Gertz) 和巴柏梯斯塔 (Joao P. A. Baptista) 根据最新的统计数字表明，「为甚么精简的策略与其说保证企业的成功，毋宁说是求生存」：「经过多年的精简，企业变得『干瘦』了，但并不必定变富。结果看来毋宁是这样的：增长在大部分企业中是座右铭；只有增长才能解决企业长期关心的和急迫的大部分问题。」22根据对美国从大的商贸公司西尔斯 (Sears) 到计算机厂家惠普 (Hewlett-Packard) 等许多不同类型的成功企业的调查，出路在于：尽管没有适用于一切厂商和行业的灵丹妙药，但看来最有效的措施是仔细地分析顾客的需求，开发新产品和优化销售渠道。

反社会的：因为这样的一种资本主义的企业政策摧毁社会的凝聚力，而这种凝聚力是社会持续发展所必须的。这种以纯粹资本主义（Kapitalismus pur）为基础的企业经济学的概念所付出的社会代价已经相当明显。它会伤害劳动风纪和生产力：「十分明显，在员工遭到大量解雇的单位，劳动风纪完全恶化了。…所剩留下来的人必须承担被解雇者的工作─经常忙得精疲力竭，收入却没有额外增加。…在一个知识、技能、人的创造发明比资本和体力劳动更重要的时代，败坏员工的士气是完全不应该的。」23事实上，如若没有最低限度的社会集体方面的准则，没有较好的职业培训，没有国家的医疗保健投入，即使美国的制度也行不通。如果没有最低限度的社会合作，任何经济都不可能长期繁荣发展。24

想入非非的：从长期的眼光来看，决定经济环境优劣的因素，并不是奢侈的消费，而是较好的基本设施、较大的安全感、较少受污染的环境，和通过较多的人力投资而培养成高质量的劳动力（这种「人力资本」是最重要的）。现在人们把九十年代的金融和股票市场的气氛跟「喧嚣的二十年代」相比较，尽管那时已经出现了危机的征兆，但仍然大量投资盈利和大洒金钱过奢侈的生活，直至一九二九年股市大崩溃，盈利和穷欢极乐的生活都完了。今天，并非索罗斯一个人在为此担忧。

注释：

12. 有关这个问题，可参看许多专家的出版物，如M. Feldstein主编的《一九八○年代的美国经济政策》（American Economic Policy in the 1980s, Chicago, 1994），或C.-L. Holtfrerich主编的《世界经济中的相互作用-从国际经济史的角度看》（Interactions in the World Economy. Perspectives from Inter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1989）。
13. L. C. Thurow，〈工作岗位奇迹的幻觉〉（Die Illusion vom Jobwunder），载于《时代》（Die Zeit ）， 1996年10月25日。
14. 除了一些有影响的专栏作家（E. J. Dionne Jt., J. Hoagland, A. Lewis, W. Pfaff）外，还可参见大量最新的出版物，其中首推J. K. Galbraith的《经济时代的旅程－－实况观察》（A Journey Through Economic Time. Firsthand View, Boston, 1994）；该书的德译本为《二十世纪经济史》Die Geschichte der Wirtschaft im 20. Jahrhundert. Ein Augenzeuge berichtet, Hamburg, 1995，和D . C. Korten的《当公司统治世界的时候》（When Corporations Rule the World, San Francisco, 1995）。
15. 最后的这些数字来自标题为〈社会的不安定就要来了〉（Social Unrest to Come），这是Southern California大学企业管理教授W. Bennis为一九九六年二月廿七日的《洛杉矶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写的一篇评论文章。
16. 按照研究报告《四个中的一个》（One in Four,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1996）；参照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七七日的《国际先驱论坛报》。
17. 关于欧洲劳动岗位外移的情况，瑞典-瑞士的ABB公司的一份报告指出：在欧洲消减了五万四千个劳动岗位，在亚洲新增四万六千个。
18. 这些数字我取自自由国家巴伐里亚和萨克森未来问题委员会的报告的第一部分「德国的就业情况和失业率－发展、原因和对策」，Bonn，1996。这里与其它早期工业国家相比的情况，对我们特别重要的是与美国、瑞典和英国相比的有关数字，参见该报告页128－141。
19. R. N. Goodwin，〈富人赢得阶级斗争：为甚么在美国社会正义败下阵了〉（Die Reichen gewinnen den Klassenkampf. Warum die soziale Gerechtigkeit in Amerika auf der Strecke bleibt）载于《时代》，同前，1996年8月2日。
22. D. L. Gertz -J. P. A. Baptista，《增长超胜》（Grow to be Great, New York, 1995）；德译本：《不是企业的消瘦，而是增长最重要》（Grow to be great: wider die Magersucht in Unternehmen, Langsberg am Lech 1996, 页14）。
23. 同上，页31。
24. 就连最先鼓吹企业精简理论的S. Roach现在也认为，它被搞过头了。企业的「收缩」和工资的「紧缩」是为「挽救工业自我灭亡的最后的药方」，并必须估计到受损的当事人「强烈和不利的反应」。参见《南德日报》，同前，1996年5月18/19日的一篇报道。

本文摘自汉斯．昆，《世界伦理新探－－为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的世界伦理》，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1。
　

? 1999-2001年　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