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裔

星期五小组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读书记录

海裔整理

时间：2002年9月14日星期六

地点：北京大学外哲所办公室

阅读者：海裔，柯小刚，张轩辞，郭锐，潘伟江，张敏，毕竞悦，喻菡

文本：托克维尔：《旧制度和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

一． 目的

在本学期初，小组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放弃已经进行了近两年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史》阅读，转向直接阅读原典。上周我们已经开始阅读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本周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文本选择的跨度是非常惊人的。之所以要转向《旧制度与大革命》，乃是出于我们对自身所承担的思想任务深入反思的结果。我们——中国文化传统和西方文化传统之外的流亡者，一直在寻找着一条汉语思想的通道，使我们的思想获得一个位置。这样，我们就要面对很大程度上促进古典汉语传统死亡和幽灵化的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尤其是后半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是，由于思想通道的阙如，我们尚无法直接面对这些事件。而《旧制度与大革命》则为我们的反思提供了一个参照。这不仅是因为，中国革命是一场与法国大革命在起因，进程以及某些结果都非常类似的革命，也是因为，中国革命本来处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之下。托克维尔以超凡的政治洞察力和社会科学家的眼光对这场革命的动因和结果进行了探究，这种探究不是价值中立的，而是寄托着他对历史进程的深深的忧虑。同样，无论我们声称在中国革命之前保持一种如何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态度，革命作为一个幽灵总在我们的身体记忆中影响着我们。

我们工作的具体目的是：一.

与托克维尔一起，面对法国大革命本身，理清事实的因果关系和事件本身的独特精神；二.

理解托克维尔的研究方法（或者说是托克维尔的“新政治科学”，这种方法本身已经成为现代诸多社会科学领域的方法论的源头；三.

在政治哲学意义上，理解政治本身，以及汉语政治哲学的使命。

三. 开题

《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个译名是有问题的，应当是《旧政制与大革命》。Regime这个词语的古希腊对应词语是politeia

(在不严格的意义上)，politeia所指的是城邦生活的政治合成，或者在与“质料”相对的意义上，是城邦的“形式”，它所涉及的是城邦秩序的给予者的构成，或者简单地说，就是统治者是谁的问题。柏拉图的《政制篇》最早开始区分各种政制，而亚里士多德发展出了一套更为全面和学术化的概念体系，从而为政治科学奠定了基础。

四． 托克维尔的写作意图

在其自己的书信里，托克维尔隐隐约约地表露出一些写作意图。“假如我在这个世界上留下印记，立言比立功更好。”这隐含着一种渴望不朽的愿望，而这种渴望是古希腊的政治公共领域中所常见的。写作本身是托克维尔的政治行为。他要给这个世界带来一部新的著作——我们不能忘记，在马基雅维里那里也有一种对新的渴望。但新政治科学真的新吗？

为了写作一部大书，选题成为关键。“它对我来说必须是当代的，并能为我提供一种手段，把事实和思想，历史哲学和历史本身结合起来。”“这个主题，将是对当代进行思考和观察的总汇，是对我们现代社会的自由评断和对可能出现的未来的预见。”选题使得他苦恼。但是，大革命最终提供了这样一个主题。这个事件足够伟大，而且能够将光芒投向过去和未来。而作为它的经历者，托克维尔对其有真切的体会；但由于时间不是太近，已经可以采取某种超然的态度，同时又不至于时间太远，已经习惯于事件的影响而对事件的独特性失去感受力。

谁能给我们写一部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思著作呢？这个事件距离我们在时间上远近正好合适，但会有一个人写吗？文革比法国大革命更为复杂，经历者们（即便是“逍遥派”们）都涉入太深；没有一个人有权说自己是完全清白的；但是正是为了说明自己的无辜，经历者们都努力地攻击他人，以便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受害者。会有这样一个人克服心理上的障碍，以超然的态度拿起笔吗？即便有人拿起笔，他有托克维尔那样敏锐的洞察力和渊博的学识，并能够在一个压抑乃至禁止文革研究的社会里搜集到足够的资料吗？最关键的是，我们已经成为任何文化传统之外的流浪者，而托克维尔还在捍卫伟大的共和政治自由传统，我们的写作，是否只是建造在沙滩上的危墙？

托克维尔认为，自己最难以处理的问题是历史本身和历史哲学的结合。但他提到了孟德斯鸠这个伟大的典范。在阅读的时候，我们可以而且有必要将这两位作家连在一起。晚近的研究（如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一个博士论文）就涉及到两位作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新政治科学。这种结合，涉及到的并不只是一个科学方法论的问题。如果以解释学的眼光来看，它涉及到的就是此在的生存。这种结合需要生存经验作为根基。我们在各个传统之外的流浪状态，决定了汉语学界在近十年内不可能会产生这样一部将历史本身和历史哲学良好结合的作品，即便我们以最“先进”的美国社会科学方法撰写了这样一部著作。

五．正文阅读中的若干问题（未完，待续）

1. 自由和政治的概念问题。

晚近的很多流俗意见（尤其是汉语学界的）将托克维尔作为一个保守主义者（最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我们认为具有太强的神话色彩。海裔认为，从文本看，托克维尔笔下的“自由”概念和强调所谓消极自由的晚近自由主义传统之间并无太大关联，这个自由概念更具有共和派色彩。共和派的自由根本上指的是政治自由，是从政治公共领域的参与所生发的，其基本的含义是“不受统治”。斯巴达是古代共和政体的一个较早的范本，公民高度平等而享有政治自由；罗马共和国也是共和主义的典范。政治在托克维尔那里，也保留了强烈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色彩，政治指的是公共事务，与政府的行为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托克维尔对于民主的忧虑，从根本上看也可以说是共和主义传统的一个延伸。自由必然是与政治公共领域连在一起的，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兴起，大众民主的胜利和中央集权的加强，在欧洲，这个政治公共领域最终被逐渐压缩了。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在阿伦特看来，其实是托克维尔预言的实现。共和主义传统在美国保留下来了，但在今天，美国的政治公共空间也在受到经济结构变化以及因为以反恐怖为名义而加强的政府权力的压缩。

在经典的自由主义者那里，其实并没有一个政治公共领域。自由主义者将政治空间看作一个公民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尤其是生命，自由和财产）进行协商，并谋求这些利益保护的处所。晚近的社会思想家，如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试图建立的还是这样的一个空间。但这个空间，按照共和主义的眼光来看，其实并无政治性可言，因为它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公共性。政治变成了经济（economy在古希腊意义上乃是家政，一个家庭功能），变成了一桩生意。托克维尔所赞美的刚强品德——真正的独立精神，对伟大事物的爱好，对我们自身和事业的信仰，乃是与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和政治公共领域所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现代社会政治公共空间的消失，这些品格也已经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无法真正引发共通感的精明的算计。当然，自由主义并不必然反政治。对生命，自由和财产，以及其他个体利益的保障是政治自由的基本条件。而且自由主义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很多政治自由权利。但我们现在关心的并不是这些权利是否还在纸面上存在，而是它们在现实中是否还具有意义。答案是令人悲观的。

即便地方自治这种最具有共和主义色彩的形式还存在着，公民的参与也已经失去了实质意义，因为决定公共事务的已经不是言辞和行动（speech

and action），而是大公司，大财团的经济运作。

汉语学界的自由主义研究者们往往困惑于一个佯谬：托克维尔非常向往自由，但他自己又是一个贵族，这两者之间存在冲突。这个佯谬产生于对托克维尔所属的共和主义传统的无知。热爱自由是贵族的天性——但，这种自由不是现代自由主义所谈的类似于“隐私权”的自由，而是与政治-公共领域-言辞和行动相联系的自由。在君主政体下或者贵族政体下，贵族能够参与统治，而普通大众只是被统治统治，在政治的意义上，我们说贵族是自由的，大众是不自由的，尽管大众可能享有一个完美的法治政体所保障的法律自由。而且，正是由于政治活动，贵族培养起了高贵的情操和为公共事业奉献的精神。这种贵族的美德，也正是托克维尔想在一个民主化的世界中努力保留的。他在美国惊喜地发现了这些高贵情操的余绪。但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失去了贵族。名义上所有人都成为统治者，但实际上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一个集权机器的奴隶！从共和主义的传统来看，这一点并不是非常令人惊讶的。相信一个人如果深刻理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在遇到法国大革命这样的事件，必然会得出与托克维尔类似的结论。

我们现代人已经过于沉溺在自己的世界之中，过于迷信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优越性，以至于已经与古代有意无意地拉开了巨大的距离。自由主义者对于托克维尔的困惑正产生于对托克维尔所继承的古代政治传统缺乏理解，或者根本上就拒绝理解。而我们是如何解开这个困惑的呢？不能不感谢前两年的古典政治哲学阅读，让我们知道了，“进步”只是一个现代的神话，现代人，在很多方面，其实比古代人要委琐。而这也更坚定了我们对研究古典政治哲学的必要性的认识——必须理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便标出现代的，视野大大狭隘了的政治思想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