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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宽:中国需要民主的理由

来源：华夏知情

日前，老潘“这样的生活，民主不民主也就罢了”的一句戏言被多次引用。似乎，“民主不民主”对于中国已经是个无足轻重的事情了。这使我想到，或许真需要思考一下中国需要民主的理由。因此，随便聊聊自己的一些想法，就教于老潘和各位网友。

人们谈到民主往往第一个想到的理由就是抑制腐败。有了民主，人们有批评的权力，新闻有监督的自由，腐败就会受到抑制，贪官就会有所收敛。这的确是一个理由，但颇值得怀疑。我们这些知青都知道，在极其专制的年代里，大家虽然生活贫困，腐败却并不严重。就亚洲讲，一党独大、民主程度不算高的新加坡是廉政的楷模，民主程度并不低的菲律宾、印度、日本，廉政的水平似乎也不算很高。

需要民主的第二个理由是民主可以使最优秀的人掌握权力。常言说，“兵孬孬一个，将孬孬一窝”。没有好的领导人，一个组织的效率肯定受到影响。虽然功过评说不一，毛、周、邓、林、陈云、彭德怀、陈毅等，毕竟都有不俗的才能。那是在战争中打出来的，是战火筛选的结果。和平环境下，如果没有民主，很难保证人才可以脱颖而出。没有民主，由一个人为全中国人选领导，从刘少奇、彭真、林彪、王洪文到华国锋，都不能算成功。在专制社会中，“选拔接班人”是高度机密的事情，往往只是少数人策划于密室。在民主社会中，却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可以参与。今天恰好是美国的大选日，我还不知道结果。不论谁当选，都得过五关、斩六将，无能之辈入主白宫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对于这个理由，可争论的地方也很多。已经有许多人批评所谓的民主竞选不过是金钱的竞争，是公开的集团贿赂。海外网络写手马悲鸣曾提出“弱主民之福”的观点，就内政讲，我很赞成。老毛确实是天分过人，意志刚强，治下的百姓却一穷二白。现在虽说天天在电视上看着我们的“弱主”整天拿着稿子念些毫无新意、空洞无物的话，颇感扫兴，但百姓的生活却的确在不断改善。

需要民主的第三个理由是为了经济发展。确实，民主的西德、南韩的经济发展水平比专制的东德、北韩高，民主进程快些的台湾的经济发展水平也高于民主进程缓慢的大陆。在经济发展的赛跑中，民主的美国也胜过了专制的苏联。但是，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不一定有必然联系。两个亚洲人口大国，在几乎所有的经济发展指标上，民主的印度都不如专制的中国。

需要民主的第四个理由是为了保护人权。在民主制度下，人权受到侵害的情况也肯定会有的。但与专制体制相比，人的基本权利可以得到更多的保护。在专制体制下，张志新、遇罗克等人仅仅因为说出了自己的思想而被公开杀害。今天，一大批最优秀的人才、最优秀的知青仅仅因为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而被关押或流亡。这种情况在民主制度下一般是不会公开发生的。这仅仅是生存的权利、人身自由的权利，更不用说那些一个公民本来应该具有的、即使在我们的宪法中也明确规定了的言论、结社的自由。

需要民主的第五个理由是为了保证社会的相对公正。让我们从大家都熟悉的高考谈起。今天，同一张考卷，北京与山东、湖北等省的录取分数线相差约100分。参加相同的考试同样得到580分，北京考生可以稳进清华、北大等顶尖学校，山东考生可能还进不了重点院校。今年2月《中国青年报》曾试图公开讨论这一问题，很快被有关部门禁止。美国的情况是相反的。最近主持美国“高考（SAT）”的教育测验服务中心（ETS）进行了一项被称为“奋斗者（striver）”的计划，其主要内容是试图在分数报告上照顾那些来自黑人、西班牙人家庭、来自低收入家庭、来自落后地区、来自落后中学的考生。这项计划引起很大争议，获益的黑人和西班牙裔当然支持，略微受损的白人和受损最大的亚裔当然反对（一个与全美国人口相比很出色的亚裔学生如果与亚裔学生相比就不算很出色）。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具有不同利益的群体可以通过公开争论、协商、谈判机制来协调利益，达到相对公平。在一个专制社会中，弱势团体的利益很容易受到损害。在今日的中国，利益受损最大的是农民。农民没有自己的政治代表，没有人为农民说话，农民也没有通过谈判来维护自己利益的可能。今天，不论是“新左派”还是“自由派”，对于“分家”并没有分歧。前者更强调“公正地分家”，后者更强调“快点分家”。只有加快民主化的进程，才能使“分家”的过程更公正。即使分家以后，将来不同利益群体之间还会有利益冲突。只有在民主体制下，才可能通过谈判机制来保证利益分配的相对公正。

我又想起肯尼迪总统在推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时所说（大意）：推动黑人民权运动不是为了经济的发展，不是为了社会的稳定，而是为了道义。与此相仿，中国需要民主的主要理由不是为了抑制腐败，不是为了选拔人才，不是为了发展经济，而是为了维护基本人权，而是为了保证社会的相对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