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法 评 论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哈贝马斯的启示
曹卫东
随着哈贝马斯传记和代表著作在中国的广泛翻译和出版，介绍哈贝马斯的生平和基本思想，对于我们将不再是一个知识问题，而是一个视角问题。我个人始终认为，我们应当把哈贝马斯看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著述之丰富，实在出乎我们的想象。主要代表作既有我们熟知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认识与兴趣》、《合法化危机》、《交往行为理论》等，也有我们亟需翻译和研究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事实与价值》以及《真理与论证》等。
哈贝马斯自进入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开始涉猎学术研究开始，便以思想活跃、政治激进而著称于世。他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不同的思想领域（包括德国传统形而上学、社会理论以及英美语言哲学，特别是美国的语用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通过历史分析和社会分析，对西方思想史、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自身的历史进行了清理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自成一说的“交往行为理论”。
不容否认，“交往行为理论”作为一种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确存在着普遍主义、折中主义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做深入的分析和批判。但哈贝马斯把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实践结合起来的尝试，值得我们予以认真关注，比如，对于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分析、对于民族国家范畴的梳理，以及对于全球化语境下民主制度、公民资格和人权概念的反思等，都是十分富有启发意义的。
哈贝马斯的基本思想无须再作进一步的介绍，但哈贝马斯的思想特色还是值得我们进行归纳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论战性。哈贝马斯进入学术领域后，便不断向各种不同的思想流派和代表人物提出挑战，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学术论争。值得重视的有：与波普尔、伽达默尔等的方法论之争；与福科、德里达等的现代性／后现代性之争；与亨利希的形而上学之争；与诺尔特等的历史学家之争；与鲁曼的社会理论之争、与罗尔斯的规范民主之争、与斯洛特迪杰克的基因技术之争以及与德国总理施洛德的第三条道路之争等等。
其次是综合性。哈贝马斯是一位杰出的综合大师，他把康德的“综合”范畴运用得炉火纯青。他在不同的思想路线、理论范畴之间纵横稗阖，在把它们有机结合起来的基础上加以超越，比如，对于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的综合、对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传统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传统的综合、对于哲学先验主义与哲学经验主义的综合等。
再者是体系性。有学者认为，哈贝马斯是20世纪最后一位“黑格尔意义上的体系哲学家”。的确，哈贝马斯十分重视自身理论体系的构建。长期以来，他从方法论、认识论、语言哲学、社会学、美学、政治学、法学等不同的角度，逐步建立和完善了自己的交往行为理论体系，试图从规范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加以系统重建。
最后还有实践性。哈贝马斯虽然是一位学院派思想家，但十分看重自身思想的实践性，始终强调要把理论付诸实践。从1968年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开始，哈贝马斯在德国的政治实践领域一直都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在1998年德国大选中，哈贝马斯更是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社会民主党大造舆论，提供理论支持。此外，自20世纪80年代起，哈贝马斯就率领自己的弟子，与以时任黑森州环境部长的菲舍尔（现任德国外长）为代表的一批政治家组成“政治俱乐部”，定期举办政治沙龙，从政治哲学的高度讨论重大内政与外交问题，为菲舍尔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学理基础，最近菲舍尔关于欧盟改革的一揽子建议，与哈贝马斯的话语政治模式之间就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过去，人们对哈贝马斯思想路线的概括，基本上都是“从理性批判到社会批判”，换言之，哈贝马斯的角色一直都被定位在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之间。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概括显然是不全面的，因为它忽略了哈贝马斯思想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政治批判”，因而也就忽略了哈贝马斯作为政治理论家和政治批判家的角色。
两卷本的《交往行为理论》在1981年正式出版，标志着哈贝马斯思想体系的初步建立，此后，哈贝马斯又用近10年的时间对这个理论体系加以修订和完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哈贝马斯便大举涉猎政治理论领域，把他的批判触角由社会理论领域进一步推进到政治理论领域。由此，哈贝马斯的思想路线也随着变成了“从理性批判到政治批判”。而政治批判的结果，就是建立起了所谓的“话语政治模式”。“话语政治”实际上是哈贝马斯此次访华演讲的核心内容。
哈贝马斯的“话语政治模式”是建立在他对现实政治做长期批判的基础上的。在政治领域，哈贝马斯显然同样也在努力把政治经验与政治规范之间彻底打通。哈贝马斯批判现实政治，从1957年撰写《高校改革的痛苦历程》开始，几十年可谓孜孜不倦。8卷本的政治评论集就是最好的证明，它们包括《政治评论集》（第1—4卷）、《新的非了然性》（第5卷）、《一种清除弊端的方式》（第6卷）、《追补的革命》（第7卷）以及《柏林共和国的规范性》（第8卷）等。
《政治评论集》是第1—4卷的合刊，发表于1981年，全面收录了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政论文章，内容涉及“高校改革”、“学生运动”以及“时代诊断”等。其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设计》。在这篇文章中，哈贝马斯通过对当时十分盛行的新保守主义政治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指出现代性无论是作为思想设计，还是作为社会设计，或是作为政治设计，都还处于未完成状态。
《新的非了然性》发表于1985年，收录了许多笔触犀利的文章，论述的重点是西方社会福利国家的危机和乌托邦力量的穷竭。哈贝马斯认为，随着社会福利国家的发展，乌托邦理想出现衰竭的趋势，当代政治领域呈现出一种“非了然性”。所谓“非了然性”，是指“这样一种局面，在这种局面下，一种依然还从劳动社会乌托邦汲取营养的社会福利国家纲领，正在失去为集体规划美好生活和美好未来的力量”。在这里，哈贝马斯初步明确了社会整合的资源在金钱和权力之外，还应当包括团结。
《一种清除弊端的方式》发表于1987年，论述所及包括民主法治国家、知识分子、大学理念以及后传统认同等，集中阐明了哈贝马斯对新保守主义的批判立场。比如，《海涅与德国知识分子的地位》一文对豪斯、盖伦等人的知识分子概念进行了分析，指出他们用法国的知识分子概念对海涅的评价是不恰当的。海涅之所以难以定位，是因为他和当时德国的政治意志结构保持着双重距离：在客观上，他流亡在国外，在精神上他遭到了新闻检查的封锁。但尽管如此，海涅还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且是德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追补的革命》发表于1990年，收录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政论文章。内容包括1968年学生运动的再反思、理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宪法爱国主义和纠补的革命等范畴。所谓“宪法爱国主义”，是哈贝马斯批判新保守主义的核心范畴。所谓“纠补的革命”，则是对苏联、东欧事变的理论概括，或者说是哈贝马斯分析社会主义合法性危机的一个重要范畴。这两个范畴分别针对西方“左派”政治文化和“右派”政治文化，集中体现了哈贝马斯的政治理解和民主观念。
《柏林共和国的规范性》发表于1995年，讨论主题包括德国的统一问题、海湾战争问题、政治避难的合法性问题等。德国统一后，国内盛行着一种看法，认为统一标志着德国失范的结束，从此，德国可以也必须作为一个“规范”的民族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哈贝马斯认为，这种看法是狭隘的。因为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世界已经进入了后民族格局当中，单纯强调民族国家的作用，不但有悖于世界历史潮流，而且也有害于国内政治文化。在哈贝马斯看来，柏林共和国的规范性不在于柏林，而在于斯特拉斯堡和布鲁塞尔。
这里之所以不惜笔墨介绍哈贝马斯的政治评论著作，一是想让大家从中了解哈贝马斯一贯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批判方法，二是因为哈贝马斯的政论著作本身就是不可多得的思想史著作，从中不但可以看到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政治文化的变迁，也可以看到西方社会思想的轨迹。最后还想借以引起国内学界对这些政论著作的重视，因为到目前为止，这些著作还都没有被翻译过来，甚至还没有列入翻译计划。其实，这些著作潜藏着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引导的作用，因为其中收有许多访谈录，基本上把哈贝马斯的复杂思想体系勾勒出来并串联了起来，或者说，这些访谈录在很大程度上是哈贝马斯从现实政治的角度对自身思想的诠释，是哈贝马斯为我们在他的思想迷宫中指明的一条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