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评论

公法评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哈贝马斯曹卫东译

新的非了然性――福利国家的危机与乌托邦力量的穷竭

　　一、

　　18世纪后期，西方文化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时间意识【1】。在中世纪基督教当中，"新的时代"意味着未来，而到了18世纪后期，所谓"新的时代"指的就是当下。当下一直都被看作是向未来的过渡；当下处于历史事件不断变化的意识之中，对未来的充满期待和惊异。重新划分时代，意味着现代世界和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和古代世界彻底决裂，而到了当下，时代的分化随着日新月异的发展，似乎在反复进行。所谓当下，意味着不断告别过去，走向更新。而面向未来的期待视野也把过去的一切都囊括在内。从18实际后期开始，历史被理解为一个不断产生问题的过程，席卷了整个世界。在这个过程中，时间（Zeit）在面向未来解决过去的问题时成为了稀有资源。那些当下本应能够好无疑虑就当作典范的过去，已经变得黯然失色。现代无法再把其他时代当作榜样，建立起自己的指导原则。现代认识到只有自力更生--现代只能依靠自身建立起自己的规范性。真实的现在从这时起成了继承传统和开拓更新的交叉地带。

　　贬斥过去的典范、被迫从现代的经验与生活方式中获取富有规范内涵的原则，这些都表明"时代精神"（Zeitgeist）的结构已经发生改变。时代精神成了政治思想和政治论争借以运转的手段。时代精神从两种相互对立而又互相渗透和彼此依赖的思想运动中获得动力：时代精神是从历史思想（historisches Denken）和乌托邦思想（utopisches Denken）的碰击中激发出来的【2】。初看起来，历史思想和乌托邦思想是互相排斥的。饱有经验的历史思想似乎是受命来批判乌托邦蓝图的，而狂热不羁的乌托邦思想的使命似乎在于揭示超越历史连续性的不同行为和不同的活动领域。但实际上，现代的时间意识揭开了一个新的维度，使乌托邦思想和历史思想融合在一起。而乌托邦力量向历史意识的渗透，塑造了法国大革命以来现代各民族政治公共领域当中的时代精神。深受时代精神熏陶的政治思想试图经受住现实的问题压力，却充满了乌托邦思想--但同时也应当用保守主义的历史经验对这种过度的期待加以限制。

　　从19世纪初叶开始，"乌托邦"成为了一个政治斗争概念，成为大家相互攻击的把子。最初人们用它来谴责抽象的启蒙思想及其自由主义遗产，后来自然也被用来批判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以及保守的激进分子。批判他们，有的是因为捍卫抽象的未来，有的则是坚持抽象的过去。所有人都受到了乌托邦思想的熏染，因而谁也不想成为一名乌托邦主义者【3】。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以及培根的Nova Atlantis，这些都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空间乌托邦，可以说是"关于国家的小说"，因为它们的作者毫不怀疑叙事的虚构性。他们把天堂的观念转变为历史空间和尘世世界，把对来生的期待转变成世俗的生活。古典乌托邦所涉及到的都是好的生活，正如傅立叶所指出的，它们表现为关于"善的梦想--没有实现梦想的手段，也缺乏方法"。尽管它们对时代持批判立场，但它们与历史之间尚不合拍。直到卢梭的追随者（Mercier），情况也有了改变。他撰写了一部讲述2440年巴黎的未来小说，把幸福岛从遥远的空间转移到遥远的未来，进而沿着世俗历史发展的轴心，通过天堂在未来的重建过程，描绘了对未来的期待【4】。但是，乌托邦和历史一旦这样紧密结合起来，经典形式的乌托邦就会发生变化，关于国家的小说就会失去其小说的特征。谁最能敏锐地感受到时代精神的乌托邦力量，谁就最能推动乌托邦思想和历史思想的融合。欧文、圣西门、傅立叶以及蒲鲁东都坚决反对乌托邦主义（Utopismus），可却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是"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直到20世纪，布洛赫（Ernst Bloch）和曼海姆（Karl Mannheim）才把"乌托邦"一词中掺杂的乌托邦主义因素剔除干净，认为"乌托邦"是规划生活的有效手段，它扎根于历史进程当中。具有政治意义的历史意识本身，也包含着一种乌托邦的视角。

　　直到昨天，情况看起来就是如此。今天的情况是这样的：乌托邦力量似乎已经消耗殆尽，并且已经从历史思想当中抽身出来。未来的视野发生收缩，彻底改变了时代精神和政治。未来充满了消极的因素，在即将迈入21世纪的时候，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满是可怖的景象，生命到处都可能受到危害：军备竞赛不断升级，核武器失去控制，四处扩散，发展中国家面临制度性的贫困，发达国家的失业居高不下，社会不平衡日甚一日，环境污染问题迫在眉睫，高新技术的使用离灭顶之灾只有一步之遥，它们通过大众传媒，把一些关键词置入公众意识之中。知识界的对策和政治家们的对策一样，都反映出无计可施。如果人们在筹划未来时越来越多地承认无计可施，那么所带来的就不仅仅是现实主义。情况在客观上可能就不那么一目了然。然而，非了然性（Unübersichtigkeit）也是一个社会充满并自信准备有所行动而发挥的功能。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方文化是否还充满自信。

　　二、

　　有充分的理由证明乌托邦力量已经穷竭。古典乌托邦生动地描绘了合乎人的尊严的生活条件、由社会组织的幸福条件；自19世纪以来介入政治争论的社会乌托邦同历史思想融合在一起，它们唤醒的是比较现实的期待。它们把科学、技术和计划想象成合理控制自然与社会的工具，认为这些工具万无一失，可以给我们带来希望。恰恰是这种期待在这期间被大量有力证据推翻了。核能、武器技术和向太空进军，基因研究和生物技术对人的行为方式的干预、信息处理和数据收集、新的交往媒介等，这些技术从一开始就是双刃剑。而且，那些需要控制的系统越复杂，不良后果就越严重。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生产力变为破坏力，计划的能力变为潜在的干扰力量。因此，今天首先是以下一些理论获得了巨大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理论试图阐明，那些可以提高权力的力量，事实上使自主性转变为依从性，使解放转变为压迫，使合理性转变为非理性，而这些力量一度是现代建立其自我意识和乌托邦力量的源泉。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从海德格尔对近代主体性的批判得出了如下结论：我们只有通过漫无目的的鼓动，才能摆脱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这种单调乏味的苦役。我们与其要掌握这个世界上表层的偶然性，不如更加致力于解释世界开辟时那些充满神秘色彩的偶然性。福科（ Foucault）把霍克海默尔和阿道尔诺的工具理性批判发展成为关于权力轮回的理论。福科认为，权力只是在不断地兜圈子，但也不断地形成新的话语结构。福科的这一观点只能窒息西方文化的自信心和最后一点乌托邦的火花。

　　在知识层面上，流传着一种怀疑立场，认为乌托邦力量的穷竭不仅符合一种短暂的文化悲观主义心境，而且触及更深的东西。它可能预示了整个现代时间意识的改变。历史思想和乌托邦思想的结合体或许正在解体；时代精神的结构和政治的组合状态或许正在变化。历史意识或许将失去其乌托邦力量：如果说在18世纪末，对天堂的期盼随着乌托邦的世俗化而移入此岸世界，那么，两百年后的今天，乌托邦的期待似乎将要丧失其世俗化的特点而又采取宗教的形态。

　　我认为这种关于后现代发端的论点是没有根据的。发生变化的，不是时代精神的结构，不是关于未来生活方式的争论模式，也不是说，乌托邦力量正在从历史意识中消失。相反，走到尽头的毋宁说是一种具体的乌托邦，它过去是建立劳动社会潜能基础上的。

　　从马克思到马克斯·韦伯，古典社会理论家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即：都认为市民社会结构的特征是抽象劳动，是一种以市场调节、资本主义和企业组织为标志的劳动类型。因为这种抽象劳动形式曾经表现为一种席卷一切领域的力量，种种乌托邦的期待也就可以把生产领域作为目标，简言之，乌托邦的目标就在于把劳动从异已决定下解放出来。早期社会主义者的乌托邦渐渐凝结成法朗斯泰尔（Phalanstere）的图景，这是一种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组成的劳动社会。从安排有序的生产本身当中，应该能够产生自由劳动者的团体生活形式。劳动者自我管理的观念，一度还激励过20世纪60年代末的学生抗议运动【5】。尽管马克思对早期社会主义作了全面的批判，但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中还是遵循这种劳动社会的乌托邦：

　　"这样一来，现在情况就变成了这样：个人必须占有现有的生产力总和，这不仅是为了达到自主--对这些力量的占有本身不外是同物质生产工具相适应的个人才能的发挥--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点又是同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 【6】。

　　今天，劳动社会的乌托邦已失去了说服力。而这不仅是因为生产力已不再是无害的，也不仅是因为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本身显然未曾导致劳动者的自我管理。主要的一点在于，乌托邦已失去其现实关怀：即抽象劳动所具有的塑造结构和社会形态的力量。克劳斯·奥佛（Claus Offe）曾认真分析了"那些令人信服的论点，它们说明，劳动、生产和职业这些要素对整个社会状况与社会发展的影响力客观上正在减弱" 【7】。

　　今天还有为数不多的著作敢于把乌托邦当作主题，高茨（Andre Gorz）的《通向天堂之路》（Wege ins Paradies）就是其中之一。高茨建议并论证说，依靠最低收入保障制度，可以把劳动和收入脱钩，从而抛弃马克思的观点，即：自我实现与物质生活之间不会发生矛盾。

　　但是，政治失去说服力的劳动社会乌托邦为何对广大公众还有意义，而且有助于说明乌托邦动力的普遍穷竭呢？显然，乌托邦不仅吸引过知识分子，也鼓舞过欧洲工人运动，并且在20世纪三种各不相同、却都有世界影响的纲领中留下了痕迹。为了克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和世界经济危机，出现了有关的政治潮流：诸如俄罗斯的共产主义；法西斯意大利、纳粹德国和佛朗哥西班牙的权威团体主义；以及在西方民主制度下出现的社会民主党的改革主义。这种社会福利国家纲领也继承了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遗产，也就是说，继承了民主法治国家的传统。这个纲领虽然是从社会民主党传统中产生出来的，但决非只有社会民主党执政的政府才贯彻这个纲领。第二次世界战之后，西方各国所有执政党都或多或少是靠宣扬社会福利国家纲领而赢得多数支持的。但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人们意识到，社会福利国家纲领是有缺陷的，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新的替代纲领。所以，我所要阐明的是如下论点：新的非了然性属于这样一种情境，在这种情境下，一种依然还从劳动社会乌托邦那里汲取营养的社会福利国家纲领，正在失去其为集体规划一种更加美好、更少危害的未来生活的力量。

　　三、

　　乌托邦的核心就是把人们从缺乏自主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当然，它在社会福利国家纲领中表现为另外一种形式。获得解放并合乎人的尊严的生活关系，不应当再直接从劳动关系的革命过程中产生出来，也就是说，不应当再从将他律劳动改造为自我活动过程中产生出来。然而，就在这一纲领中，经过改革的就业关系也仍然保持着中心地位【8】。它们不仅是那些旨摆脱他律劳动的人性化措施的出发点，而且主要是为消除雇佣劳动的基本风险（事故、疾病、失业、年老失养）而进行补偿的出发点。这样也就必然导致：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必须纳入这样一种就业制度当中，--目的就是充分就业。只有当充分就业的工资收入者的地位成为规范时，才能达到这样一种均衡状态。处于依附地位的职业劳动总是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为此，公民将以社会福利国家官僚机构委托人的身份，通过法律要求得到补偿，也可以作为大众财富消费者的身份，通过购买力得到补偿。因此，平息阶级对抗的杠杠依然是消除雇佣劳动者地位中的冲突因素。

　　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就应当依靠社会福利国家的立法和劳资双方的集体协商。社会福利国家政策的合法性，来源于普选；其社会基础则是独立的工会和工人政党。当然，决定社会福利国家纲领能否取得成效的，首先还是干预主义国家机器的权力和行动能力。国家机器干预经济系统，目的是要保持资本主义的增长速度，缓解危机，同时保证企业和劳动岗位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以便带来增长，并重新加以分配，而不让私人投资者丧气。这也就揭示了社会福利国家的运作方法：社会福利国家的妥协和阶级对抗的平息，应当这样来加以实现，即依靠民主而合法的国家权力来规范和约束资本主义的自发增长过程。社会福利国家纲领的实质依然是从劳动社会乌托邦的残余中汲取营养：由于公民的参与权和社会参与权使就业者的地位得到了保障，因此，大部分民众都获得了享受自由、社会公正和高福利的机会。但前提是，通过国家干预，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能够做到和平共处。

　　在西方发达工业社会里，这一比较苛刻的条件已经大体上实现了，至少在战后和重建时比较有利的状况下是这样。但我不打算探讨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变化的局面，也就是说，不想探讨具体情况，而是要探讨社会福利国家在取得成就时所面临的种种内在困难【9】。在这方面，有两个问题是经常会出现的：干预主义的国家有没有足够的权利、能不能充分有效地用自己纲领来约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动用政治权力来促进和保障合乎人的尊严的自由生活方式这一实质目标的实现，这样做是否正确？因此，首先是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调和的界限问题，其次是能否用法律和官僚的手段来创造新的生活方式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

　　对于确保凯恩斯主义的对外经济政策，应付世界市场的强制要求，以及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政策，民族国家从一开始就证明自己一种过分狭隘的框架。但是，国家对内干预力量和干预能力的限度就更为明显了。社会福利国家贯彻自己的纲领越是卓有成效，就越是会遭到私人投资者的抵抗。当然，有许多原因导致企业利润下降、投资意愿衰减和增长下滑。但是，利用资本的条件和社会福利国家政策的结果之间并非没有关系。无论是在实际层面，还是在企业家的主观感受当中（这更属当然），都是如此。除此之外，为了使投资合理化，也会导致工资和其他成本的增加。投资合理化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它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必要劳动时间，结果导致，尽管劳动时间不断缩短，劳动力却越来越出现过剩。缺乏投资意愿和经济停滞不前，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和国家财政出现危机，在公众的感受中，这些可能是和社会福利国家的代价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形势下，社会福利国家寻求妥协和自我捍卫在结构上的局限性也就暴露了出来。由于社会福利国家必须保持经济系统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受损害，因此，它就只能顺应现有制度来干预私人投资。它在这方面仿佛是无能为力，因为收入的再分配本质上是在处于依附地位的就业者集团内部进行水平调节，而对于特殊阶级的财产结构，尤其是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再分配则几乎没有触及。因此，富有成效的社会福利国家正在沦陷入这样一种情境：必须充分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正如克劳斯·奥佛所指出的，社会福利国家自身决非自主的"福利泉源" ，也无法把就业作为公民权来加以保障。

　　在这种情境下，社会福利国家同时还面临着失去其社会基础的危险。那些从社会福利国家的发情直接获得最大好处的、有进取性的选民阶层，在发生危机的时候，会形成一种保护既得财产的精神气质，同老的中等阶级，也就是具有"生产主义"意向的阶层组成一种防御阵营，以对付无权群体和边缘群体。由于选民基础发生了变化，受到威胁的首先是一些长期把社会福利国家当作自己纲领的政党，比如美国民主党、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等。同时，各种工会组织也因劳动市场的变化而陷入因境；它们的威胁力量被削弱了，它们的成员和会捐减少了，感到必须尽快采取补救政策，照顾就业者的短期利益。

　　关于第二个问题：

　　即使社会福利国家侥幸延缓以至彻底消除威胁自身功能的副作用，也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社会福利国家纲领的代理人看到的只是一个方面。表面上面临的任务是，约束自发增长的经济力量，防止处于从属地位的劳动者的生活世界遭受经济危机的破坏。议会赋予的政府权力，看起来是一种既无危害又不可少的力量泉源，干预主义的国家必须从这里汲取力量和行动能力来对付经济系统。积极行动的国家不仅干预经济运行，而且也干预公民的日常生活，改革主义者认为国家这样做无克挑剔--因为，改善就业者的生活条件是社会福利国家纲领的目标。用这种方法的确也取得了更高程度的社会公正。

　　但是，正是那些承认社会福利国家的伟大历史成就而不大允许批评社会福利国家弱点的人，逐渐认识到社会福利国家的失策。这种失策不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阻力、不是由于没有诚心诚意地实现这一纲领，而是由于这一纲领本身就具有片面性。权力作为一种媒介，也许不可或缺，但只是被认为是毫无危害，对权力的一切怀疑都被弄得黯然失色。社会福利国家的纲领耗费整整大部分的权力，以使它们能取得法律效力，能从公共财政那里得到资助，在它们的爱益者的生活世界中得到落实。这样一来，由法律规范、国家管理机构和非国家管理机构组成的网络正在不断地铺张，它笼罩了可能的当事人和实际的当事人的日常生活。

　　关于法制化和官僚化的广泛讨论，关于国家社会政策反生产的作用的特殊讨论，关于社会服务职业化和科学化的讨论，使人们注意到了一些事实，这些事实说明：实施社会福利国家纲领的法律和行政手段，决非是一种没有特性的被动媒介。恰恰相反，社会福利国家纲领涉及到的是一种使各种因素零散化的实践，也就是说，是规范化和监督的实践。对于这一实践的物化力量和主体化力量，福科曾作过深入研究，一直把它们追溯到日常交往最细微的部分当中。生活世界被牢牢控制和操纵，并且四分五裂，生活世界的变形，确实比物质上的剥削和贫困这种明显的形式要精微得多，但是，社会冲突转压到了精神和肉体头上，并且被内在化了，它们并不会因此而降低破坏的力量。简言之，社会福利国家纲领本身就包含有目标与方法之间的矛盾。其目标是创造具有平等结构的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同时应当给个人的自我实现和个人的能动性提供活动空间。但很显然，这一目标不能通过把政治纲领法律化和行政化而付诸实现。要求权力媒介创造生活方式，这样做是过分了。

　　四、

　　借助于以上两个问题，我讨论了富有成果的社会福利国家在前进过程中给自己设置的障碍。我的意思不是说，社会福利国家的发展本来就是一种失误的选择。相反，社会福利国家制度，作为一种民主法治国家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政治制度的前进方向。在我们的社会中，还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替代这种政治制度--无论是从社会福利国家的功能来看，还是从社会福利国家所满足的规范要求来看。特别是那些社会福利国家制度尚未成熟的国家，更没有什么可信的理由避开这条途径。正是这些依然在争取过程中的妥协结构具有无可替代性，甚至是不可逆转性，今天使我们面临着两难选择：发达的资本主义既离不开社会福利国家，又无法用社会福利国家来进一步完善自身。那些对这一两难所作出的或多或少无可奈何的反应表明，劳动社会乌托邦已经失去了其改治鼓动力量。

　　对于象联邦德国以及美国这类国家，奥佛区分出了三种反应模式【10】。右翼社民主党提出的关于工业社会-社会福利国家的正统主义现在处在守势。我所说的正统主义比较宽泛，可以用来指美国民主党人蒙代尔派，或密特朗为首的法国第二届政府。正统主义者从社会福利国家纲领中删掉的，正是过去从劳动社会乌托邦那里借用过来的因素。他们放弃了克服他律劳动，以使自由平等的公民在生产领域内的地位凝聚成为自主生活方式的核心这一目标。正统主义者在今天是真正的保守派，这些人希望把已经获得达到的东西固守住。他们希望再次找到社会福利国家的发展与市场经济现代化之间的平衡点。民主的使用价值取向与资本主义自身动力之间被打破的平衡，必须重新建立起来。这一纲领的实质就是要坚持社会福利国家的占有等级制度。但它错估潜在的反抗力量，随着官僚制度不断侵蚀自发形成并且具有交往结构的生活世界，这些反抗力量慢慢地聚集了起来。同样，这一纲领也没有认真对待社会福利国家的社会基础和工会基础正在发生变化这一事实。随着选民结构的改变和工会地位的削弱，一种和时代进行的绝望竞赛正在威胁着这样一种政策。

　　新保守主义正在抬头，它关注的同样也是工业社会，但坚决批判社会福利国家纲领。里根当局和撒切尔政府是以新保守主义名义当政的；联邦德国的保守主义政府也坚持类似的路线。新保守主义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

　　1，一种以供给为取向的经济政策应该能够改善资本的利用条件，并再次使资本的积累过程运行起来。这种政策是以较高的失业率为代价的，当然，它们以为这仅仅是暂时的。美国的统计数字表明，在收入的重新分配过程中，下层人民的负担加重了，只有在大资本家的收入有了显著的增加。与此同时，社会福利国家的功能也越来越受到限制。

　　2，政治系统的合法化成本应当有所降低。"要求膨胀"和"失去控制"是一种政策的代名词，这种政策旨在把行政和公众意志尽可能地脱离开来。这就刺激了新社团主义的发展，从而增强了非国家的大组织的控制力，特别是企业家组织和工会的控制力。此外，把合乎规范的议会权能变为仅仅是功能性的商谈伙伴，从而使国家变成众多商谈伙伴中的一个。权限转入新社团主义的灰色地带，使决策模式越来越失去了社会内涵，而按照宪法的规定，决策应当均等照顾方方面面的利益【11】。

　　3，文化政策受命在两条战线上行动。一方面，它要让知识分子作为现代主义醉心权力而又不生产的代表阶层斯文扫地；因为后物质主义的价值，首先是对自我实现的明确需要和对普遍主义启蒙道德的批判，被认为是对劳动社会和非政治公共领域动力基础的威胁。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即具有维系力量的传统道德，如爱国主义、市民宗教以及民族文化等，应当受到保护。这些东西之存在，是为了让私人生活世界摆脱个人的约束，并抵挡竞争社会和不断加速的现代化所带来的压力。

　　如果新保守主义政策在那种由它促成的分裂社会内找到自己的基础，它就会有付诸实施的机会。那些遭到排挤的边缘群体没有支配着投票权。因为它们是被划在生产过程之外的少数，需要赡养。国际范围内中心与边缘的发展模式，现在好象正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重演：这些稳固的势力在它们再生产过程中愈来愈不指望贫穷无权者的劳动与合作意愿。当然，一种政策不仅必须得到贯彻，也必须发挥作用。但是，执意宣布取消社会福利国家的妥协，似乎会也在功能方面留下缝隙，只有压迫或破坏才能把这些缝隙弥补起来。

　　第三种反应模式表现为经济增长批判者们的不同意见。这些批判者对社会福利国家采取一种矛盾的态度。例如，在联邦德国的 "新社会运动 "中，来自各条阵线的少数派--老年人和青年人、妇女和失业者、残废人与同性恋者、信徒和非信徒等--组织成一种"反生产主义的联盟"。他们之所以结合在一起，是因为他们都反对正统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共同主张的生产主义进步观。对于正统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来说，要想使社会现代化尽可能地避免危机，关键就在于在国家和经济这些子系统之间正确地分担压力。关于危机的原因，一派认为在于经济固有的动力机制失去控制，另一派则认为在于经济受到官僚主义的束缚。关于资本主义对社会的压制或计划管理问题，他们也作出了相似的诊断。一方认为原因在于劳动力的货币化，另一方在认为破坏的根源在于官僚制度对于创造性的扼杀。但两者在一点上是一致的，都认为生活世界是需要保护的互动领域，与社会现代化的真正动力即国家与经济相比而言，只能扮演一种消极的角色。双方都坚信，如果国家和经济能以恰当的关系彼此补充和相互加强，就可以使生活世界完全摆脱这些子系统，并能使它得到保护，免受系统的侵袭。

　　然而，工业社会的不同政见者的出发点却是，无论是商业化或官僚化，同样都对生活世界构成了威胁。两种媒介，无论是权力还是金钱，没有一种会比另一种更加无害。不过，不同政见者们也认为，有一点是必不可少的，即尽管生活世界的有机基础和交往的内部结构受到了威胁，还是应当加强生活世界的自主性。但他们要求，那些操纵在权力和金钱手中的亚系统的固有动力机制，应当通过接近基层的自我管理组织形式来加以打破，至少加以限制。在这方面，有关使社会保障与就业脱钩的建议以及二元经济概念发挥了作用【12】。消除差别，当然不应当只考虑到职业劳动者，而且也应当考虑到消费者、国家公民和福利国家官僚体制的当事人。于是，工业社会的不同政见者从合法主义者放弃的激进民主主义因素中继承了社会福利国家纲领。然而，只要他们只限于提出不同政见，只要他们囿于主张彻底拒绝的原教旨主义，和只限于提出停止和消除差别的否定性纲领，他们就无法深入了解社会福利国家的纲领。

　　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约束这一信条当中，不只隐蔽着对如下事实的失望立场：即复杂的市场经济结构再也不能通过劳动者自我管理这一简单方法从内部实现突破，并获得民主改造。这种信条也包含着这样一种见解，即从外在对自我控制的机制施加间接影响，需要有某种新的东西，即通过革新把权力和理智的自我约束高度统一起来。这在过去当然首先是建立在如下观念基础上的：社会可以用政治-行政权力这一中性手段对自身施加影响，而且不会有任何危害。如果资本主义和干预主义国家都应当受到"社会的约束"，那任务就艰巨多了。因为，这样一来，权力和理智的自我限制在相互统一过程中便不再赋予国家计划能力了。

　　如果限制与间接调控也应当针对公共管理部门的固有动力机制，就必须从其他地方寻求所需要的反思力量和调控力量，具体来说，就是要到自我组织的自主公共领域与通过金钱与行政权力调节的行为领域之间已经彻底改变了的关系当中去寻求。这样就会产生一个难题：即依靠政党机器把各种利益通过民主的途径加以普及，并从普遍主义的角度对规范加以论证。而政党机器已经独立成为庞大的组织，似乎已经进入政治制度。亚文化的自发多元主义只能从自发的拒绝合作行动产生出来，它似乎也必须用公民平等的规范顺便加以阐释。但这样也就可能会出现一个领域，它似乎是新社团主义灰色地带的影子。

　　五、

　　社会福利国家的发展陷入了死胡同。劳动社会的乌托邦力量也一道走向了穷竭。正统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的对策，借助的是一种处于守势的时代精神；它们所表达出来的是一种失去乌托邦维度的历史意识。即便是对社会生产增长持不同态度的人，也处于防御地位。如果社会福利国家纲领没有明确予以实施或终止，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继续加以反思，那么，他们的对策就会转入攻势。得到反思社会福利国家纲领不仅旨在控制资本主义经济，而且旨在约束国家本身，它当然会使作为它的核心范畴的劳动失去意义。也就是说，关键可能不再是成为规范的充分就业。这样一种纲领从来有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建立最低收入保障制度来打破劳动市场对于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的生活中的漫长束缚；这种漫长的束缚同样也针对那些后备军的潜力，这些潜力正在增长当中，同时又不断受到排斥。这一步骤具有革命意义，但还革命得不够。即使生活世界不仅能够免受就业制度非人性的强制，而且能够免除由于行政对权力的保护措施而导致的反生产的副作用，这一步骤也还革命得不够。

　　在制度和生活世界互动过程中设置一些防护闸，但它们只有在同时重新进行势力划分的情况下才会发挥作用。现代社会拥有三种资源：金钱（Geld）、权力（Macht）和团结（Solidarit?t），可以用来满足完成控制功能的需要。三者的影响范围必须处于一种新的平衡状态。我说用这句话的意思是：团结的社会一体化力量，面对其他两种调节手段，即金钱与行政权的一体化力量，必须得到坚持。现在看来，生活的各个领域一直就是依赖于团结的，它们继承传统价值和文化知识，将各个群体整合起来，或使适龄青年社会化。但是，政治意志的形成也必须从这一源泉当中汲取力量，政治意志的形成应当对那些具有交往结构的生活领域与国家个经济之间的划界和交流施加影响。

　　……这涉及各种生活风格的不可侵害性和自主，某种程度上涉及保护具有传统习惯的亚文化群，或改变过时生活形式的准则。对于前者地方主义运动提供了例证，对于后者女权运动或环境保护运动提供了例证。这些斗争大都还处在潜伏状态，它们在日常交往的微观领域运动，只是有时凝聚成公众和更高阶段的互主体性。在这种场合能够形成自主的公众，一旦这种潜能被用于自我组织和对交往媒介的自我组织的运用，这些自主的公众也会相互交往。在某种界限下，在那里有组织的目标会超脱组织成员们的想法和态度，但在那里这些目标也将取决于已独立的各组织保持其存在的意趋。接近基层的组织的行动能力，将不断落后于它们的反思能力。这对于解决在继续实行社会福利国家方案中提到前面来的那个课题，未必是障碍。自主的公众一定能将权力和理智自我调节机制面对激进民主主义意志结构按目的定向的结果成为足够敏感的东西。很可能这点之达到成功，只有各政治党派无所代偿地放弃它们的某种功能，也就是说没有得到相应的替代功能而只是让出一种功能，――即产生群众忠心的功能。

　　这些考虑向规范领域这种无人国摸索前进得越远，就愈显得是应急性的，甚至是欠明朗的。在这种问题上划否定性界限事实上是更简单。已得到反思的社会福利国家方案在同劳动社会的乌托邦特别。从前劳动社会乌托邦是依活的劳动与死的劳动的对照、依自我活动的观念定向的。在这样做时，它自然必须把工业劳动者亚文化群生活形式假定为团结的一个泉源。它必须假定工厂中的协作关系甚至会加强劳动者亚文化群自发产生的团结。但是这种亚文化群这期间已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它们缔造团结的力量是否能在劳动场所得以新生，是相当可疑的。不管怎样，过去曾是劳动社会乌托邦前提和边界条件的东西，今天成了讨论的出题。随着这一问题，乌托邦的重点正在从劳动的概念推移到交往的概念。我只是说"重点"，因为随着从劳动社会到交往社会这种模式的变换，与乌托邦传统的联结方式也发生了改变。

　　确实，同劳动社会的乌托内蕴告别，决不是历史意识和政治讨论的乌托邦维度整个的结束。如果乌托邦这块绿洲枯干，展现出的就是一片平庸不堪和绝望无计的荒漠。我坚持自己的这个论点，即近代的自我确证始终是从一种现实性的意识得到鼓舞，在这种意识中，历史思想和乌托邦的思想是彼此融合在一起的。但随同劳动社会的乌托邦内蕴一起，有两种曾赋予近代的自我理解以魔力的幻象消逝了。第一种幻象是从缺乏分化产生的。

　　在社会秩序的乌托邦中幸福与解放这类维度曾是和增强力及生产社会财富这些维度融合在一起，合理生活形式的设计同合理控制自然及动员社会力量结合成一种幻影式的共生体。在生产力中脱链而出的工具理性，各种组织和计划内容中展现出来的功能议理性，曾被认为应当开辟出达到合乎人的尊严的、平等而自由的生活的道路。从现有劳动关系的生产率应当最终顺利地产的相互谅解关系的潜力。这种混乱观念的顽固性还在批判的颠倒中反映出来，例如，当把集权主义的大组织的规范化功能和道德普遍主义所主张的普遍化功能混为一谈就是这样。

　　更加印象深刻的是离开方法上的幻象，这种幻象过去是同种种对未来生活可能性具体总体的构想连在一起。交往社会乌托邦的内蕴正缩集为一种不可损害的互主体性具有的形式方面。即以"理想的语境"这一术语暗示生活的一种具体形态而论，它也还是陷入误解。那种可以当作规范的东西，是日常交往实践的必然而普通的条件，对于商谈性意志结构的一种程序也是必然而普遍的条件。这些条件可能使交谈参与者本身达到一种状况：按照自己的需要和见解，从自己的动仪出发去实现一种较为美好的和较少危险的生活的具体可能性。对乌托邦的批判，从黑格尔中经卡尔·施米尔（Carl Schmitt）直至我们今日，都在墙上涂画谨防雅各宾主义的警戒符号，毫无道理地诬称乌托邦同恐怖之间有据称是不可避免的亲缘关系。然而，把可能生活形式的高度发达的交往隐谱同某种以单数形式出现的、已达到的特定生活总体混淆起来，这倒是乌托邦式的臆测

注释：

* 本文是哈贝马斯应西班牙议会主席的邀请，于1984年11月26日在西班牙议会所作的报告，原载：《水星杂志》（Merkur），1985年1月，后收入：《新的非了然性：政论集》（第五卷），Frankfurt am Main，1985。

【1】我在这里参考的是（R.Koselleck）的杰作《过去的未来》（Vergangene Zukunft），Frankfurt am Main，1979。

【2】请参阅（J.Rüsen）：《乌托邦与历史》（Utopie und Geschichte），载（W.Vosskamp）：《乌托邦研究》Utopieforschung，1982，第一卷，第356页及下两页。

【3】（L. H?lscher）：《作为历史范畴的乌托邦概念》（Der Begriff der Utopie als historische kategorie），载：Vosskamp，第一卷，第402页及下两页。

【4】R.Koselleck：《乌托邦的世俗化》（Die Verzeitlichung der Utopie），载：Vosskamp，第三卷，第1页及下两页；（R.Trousson）：《乌托邦，历史与进步》（Utopie,Geschichte,Fortschritt），载：Vosskamp第三卷，第15页及下两页。

【5】在这个方面，奥斯卡·耐格特作出了出色的研究：（Lebendige Arbeit，enteignete Arbeit），Frankfurt am Main,1984。

【6】《马恩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76－77页。

【7】奥佛（C.Offe）：（Arbeit als siziologische Schlüsselkategorie），载其（Arbeitsgesellschaft-Strukturprobleme und Zukunftperspektiven），Frankfurt am Main,1984，第20页。

【8】（H.Kern），（M.Schumann），（Das Ende der Arbeitsteilung?），München，1984。

【9】（C.Offe）：（Zu einigen Widersprüchen des modernen Sozialstaates），载其Arbeitsgesellschaft，第323页及下两页。J.Keane，Public Life and Late Capitalism，Cambridge，1984，第一章，第10页及下两页。

【10】（C.Offe）：（Perspektiven auf die Zukunft des Arbeitsmarktes）载其：Arbeitsgesellschaft，第340页及下两页。

【11】（C.Offe）：（Korporatismus als System nichtstaatlicher Machtsteuerung），载：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1984，第234页及下两页；（H.Willke）：（Entzauberung des Staates），K?nigstein，1983。

【12】（Th.Schmid）：（Befreiung von falschen Arbeit.Thesen zum garantierten Mindesteinkommen），Berlin，1984。

【13】（J.F.Lyotard）：（Das postmoderne Wissen），Wien，1983；（A.Honneth）：（Der Affekt gegen das Allgemeine），载：Merkur，1984，第893页及下两页。

【14】（K.O.Apel）：（Ist die Ethik der idealen Kommunikationsgemeinschaft eine Utopie?）载： Vosskamp，第一卷，第325页。

《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　上网日期 2001年0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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