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于华 孙立平

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

　　本文将在民族—国家形成的理论背景下，将“诉苦”作为农民国家意识形成的一种重要机制，来探讨农民对于国家的感受、认知以及农民国家意识形成的过程与特点，进而从普通农民的视角来揭示这一时期中国农村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国家向社会渗透的过程。而在此之前，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所采取的几乎都是从国家出发的自上而下的视角。

　　中国革命是一组反差强烈的因素的产物：一方面是几乎不识字或很少识字、许多人甚至连县城也没有去过的农民大众，另一方面则是由共产主义精英所倡导的宏大意识形态和改造社会的巨大工程。在共产党政权建立后，这种革命的意识形态成为社会基本框架的基础。那么，在以这种革命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社会框架和几乎是文盲的非意识形态化的农民之间是如何建立起联系的？这是我们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后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苦难”之于国家观念的形成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曾以中国社会史材料出色地描述与分析了20世纪上半期国家政权在乡村的建立过程。他指出，“晚清国家政权基本上成功地将自己的权威和利益溶合进文化网络之中，从而得到乡村精英的公认。”而进入20世纪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政权完全忽视了文化网络中的各种资源，并且力图斩断其同传统的、“落后的”文化网络的联系，从而丧失乡村精英的沟通与支持作用，并导致“国家政权内卷化”的后果。[1]

　　与这种过程和逻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对宗族等传统社会组织和传统的民间宗教等文化象征体系，进行了更彻底的摧毁。也就是说，杜赞奇所说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受到了更彻底的破坏。然而，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国家政权建设”和“民族形成”过程却发生了。在这个过程中，无数普通人与国家的关系得到了根本性的改造，一种“总体性社会”的框架得以形成。在这种总体性社会中，普通人与国家的关系达到空前“密切”的程度。那么，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发生的？

　　我们的分析表明，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特别是在1949年之后，“诉苦”和“忆苦思甜”权力技术的有意识运用，如何对农民日常生活中那种较为自然状态的“苦难”和“苦难意识”加以凝聚和提炼，从而使其穿透日常生活的层面，与阶级意识并进而与国家的框架建立起联系的。将农民在其生活世界中经历和感受的“苦难”归结提升为“阶级苦”的过程，不仅成为日后与之相伴随的阶级斗争的基础，而且是在农民的内心世界中塑造农民与国家关系的基础。换言之，这种“民族形成”的过程，是深深地植根于农民的日常生活之中的。

　　二、分类：从农民的框架到意识形态的框架

　　1．“苦难”与阶级：在现实与表达之间

　　黄宗智在其“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一文中极富洞见地提出了这一问题中现实与表达的关系。他使用“客观性结构”、“表达性结构”、“客观性主体”、“表达性主体”四个维度来表述其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复杂多重关系，从而对有关农村阶级斗争中表达和实践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解释。他正确地阐述了“表达性建构和农村的客观现实之间仍然存在着不一致”，但却并没有回答如何在这两维之间建立联系的问题，以及这种建构对于形成农民与国家之间新的联系纽带所具有的重要涵义。

　　在中国农村的现实与表达存在偏离的情况下，国家毕竟成功地发动和组织了土改运动和其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重构了乡村社会结构，基本实现了自己的治理目标。而作为国家仪式的“诉苦”和“忆苦思甜”正是弥合农民的苦难与阶级之间、现实与表达之间距离的最重要的权力技术之一。

　　2．农民日常生活中的分类

　　假如我们同意黄宗智的结论：“中国共产党的表达性建构和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客观现实之间”既有一致的一面也有不一致的一面，就会提出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在这种现实面前，在阶级的意识形态分类概念还没有引入的情况之下，农民是如何进行分类的？他们在分类时使用的最基本的标准是什么？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这种分类，对日后的阶级建构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贫富之分、亲缘之分和道德之分是农民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世界的分类。从这种日常生活中的“自然”分类，转变到革命中和革命后的意识形态化的阶级分类，土改运动特别是其中最为常用的“诉苦”是重要机制。

　　3．从道德化的个体到意识形态化的阶级成员

　　已有的对土地改革过程中诉苦的研究正确地指出了诉苦作为一种权力技术，是重构社会认同、划分阶级，进而实现对农村社会重新分化与整合的努力。[2]诉苦的这一功效主要是通过阶级分类而实现的。共产党政权建立之初，其所面对的是一个广袤而凋敝的乡土社会和分散而“落后”的农民大众。要将其组织成摧毁旧世界建设新社会的力量，塑造成新国家的人民，分类就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阶级的分类是社会动员不可缺少的基础。

　　诉苦斗争大会，家庭诉苦会，数村合斗地主的形式等，都是作为使农民从道德化的个体转化为意识形态化的阶级成员的机制而存在的。

　　三、诉苦翻身：消极国家形象与积极国家形象

　　1．穿透日常生活的苦难：农民疾苦与阶级仇恨

　　骥村人把在地里“做生活”的人叫作“受苦人”，我们接触过的大多数村民都将自己归入“受苦人”这一行列。回忆起旧日的生活，似乎每一个被访问者都有说不尽的苦痛，日常生活中种种的压力、困窘和不适：表现为贫穷之苦、劳累之苦、家庭关系和婚姻关系之苦、姓别区分甚至身体残疾之苦。

　　土改前乡村社会中的类别和农民感受到的苦难是客观存在，关键是如何把它们转化为阶级概念。分类与归因不仅仅是阶级建构的过程，进而是社会动员的过程，也是农民的国家意识生产的过程，是造就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的过程。土改中的诉苦运动，以及由诉苦发展而来的“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忆苦思甜”，通过对“苦”与“甜”的比照、归因，通过新旧对比、善恶判断，构成两极性的典型与象征：作为万苦之源、万恶之源的以地主阶级为代表的旧社会、旧制度和作为万众救星的社会主义新国家。

　　2．“翻身”：从突变过程中获得的积极国家形象（与诉苦运动并行的过程）

　　土地改革的进行，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常规性的生活，也改变了农民生活世界中的逻辑。“翻身”、解放、天翻地覆、颠倒乾坤，这是对一种经济社会巨大变革的形象表述。就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而言，是其存在状态和社会位置的根本改变。而这些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在常态的经济、社会地位提升的过程中，一个家庭、家族的发迹总需数年乃至数代的努力，财富的聚敛和声望的积累不可能一蹴而就；同理，俗话所说“富不过三代”也是指一个家庭因其子孙不肖而败落也有一个渐衰的过程。而“翻身”这种没有过渡时段的骤变，很容易让人想起作为“通过仪式”（the rites of passage）的人生礼仪，经过人生重要关口的仪式，人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发生改变，生命以完全不同的状态存在。“翻身”的过程也是经由一套革命仪式而实现的，在短时间内完成，没有渐变，没有过渡。这样一个来自外部的强大力量带给农民的，远远超出他们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努力的结果。正是在这个改变财富与身份的剧变过程中，人们感受到积极的、强大的国家的存在。

　　3．摧毁作为消极国家表征的剥削阶级和旧社会（另一个不可忽视的过程）

　　如果说通过诉苦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并迅速提升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可以使农民感受到一个作为大救星的国家形象，那么，诉苦和斗争地主、镇压恶霸也同时使农民认识并痛恨一个旧制度旧国家的消极形象。

　　在土地改革运动中，社会主义新国家最初表明自己存在的方式，除了从根本上改变贫苦农民的生活从而建立自身积极的国家形象外，还有就是摧毁和羞辱农民最惧怕和痛恨的人物，并进而将他们与消极国家形象联系起来。战胜曾经强大并为普通农民所敬畏的对手，同时也是新政权向农民表明自己实力和形象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肃反运动和对于地主、土豪劣绅的斗争而实现的。

　　梯利（Charles Tilly）在分析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时，特别关注了“国家政权建设”（state-making）和“民族形成”（nation building）两个具体的过程。后者主要表现为公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可、参与、承担义务和忠诚。换言之，是一种意识和心理层面上的国家认同。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是与确立自己的身份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确认在国家认同的基础上才能形成。而始于半个世纪前的中国新国家的建设不同于欧洲民族—国家的建设，也不同于民国时期国家进入乡村社会的过程。共产党革命所建立的国家并非相对于市民社会和公民的国家，亦非依赖“权力的文化网络”的国家。在中国土地改革阶段上形成的国家认同，是以农民的感激和敬畏为基础的。这一“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的建构过程也是其“人民”被生产出来的过程。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在于，这样一个国家形象在民众特别是在广大农民的心目中呈现为何种面貌，而这一形象又是通过什么机制为农民所接受的。

　　在探讨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过程时，我们并不否认，阶级是通过一系列权力机制与技术达到集体认同而建构出来的实体，而且这一“表述性建构”与农村的客观现实存在着偏离。但这一建构过程与乡村社会的结构与认知并不是完全割裂的，农民的生活世界是这一建构过程的基础。毋宁说这是以诉苦作为中介机制对农民内心世界的转变与重塑过程，而此前农民对其社会世界的感知、分类与评价亦都融入这一建构过程。

　　“诉苦”不仅是一种分类（划分阶级）的过程，进而被理解为一种动员社会的方式，诉苦更加有意义的是重构了农民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包括与国家的关系，在本文中，它是作为转变人们思想观念的治理技术和农民的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而被讨论的。土改中的诉苦启发了农民的“阶级觉悟”和对新旧两种社会的认知，突显出国家作为人民大救星的形象，这一积极国家形象的获知是以“翻身”——改变农民常规性的生活逻辑为基础的。另一方面，国家作为暴力统治的形象是通过摧毁传统社会中最具权威、农民最敬畏的人物及其象征而显示出来的。因此，诉苦，不仅建立消极的国家形象——把苦的来源归结为万恶的旧制度，也同时建立了积极的国家形象：农民起来诉苦、斗争是国家的发动（作为国家代表的工作队是动员农民的最重要形式）；而农民敢于起来诉苦、斗争，是因为有国家撑腰。

　　这是一个诉苦→阶级意识→翻身→国家认同的逻辑过程。广大农民是通过成为贫下中农这一阶级的成员而成为新国家的人民或群众的。

　　（原文载于《中国学术》2002年第4辑，原文约24000字。作者郭于华、孙立平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1] 杜赞奇，1994，《文化、权力与国家》，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第233-237页。

　　[2] 方慧容，1997，《“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20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收集计划系列工作论文》No.1；程秀英，1999，《诉苦、认同与社会重构——对“忆苦思甜”的一项心态史研究》，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来源:中国社会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