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兴衰的制度经济学
－－盛洪博士北大讲座整理稿

　　……研究国家兴衰的各个流派它都有一定的假定，一个假定就是研究一国的兴衰，比如奥尔森（Olson）的《国家的兴衰》，讲的是一个国家内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的互动之形成的合谋，形成的“院外集团”影响了一国，和其他利益集团间的互动最后形成的一些结果，这是奥尔森的一个假定，假么诺斯（North）的理论其实也有这种假设的含义。他虽然是放在西方的历史背景下讲，但他讲的主要是任何一个国家，就象英国。那么他只假定这个国家是怎么兴起的，他不考虑这个国家和其他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或是很少考虑。所以，到目前为止，制度经济学对历史的解释有一个假定，一般假定是一国，它讨论经济发展，国家兴衰它第一个假定是一国，这是一个假定。

　　第二假定是什么呢？即使假定了有多个国家存在，那么多个国家间存在一种竞争关系，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在考虑这些国家的时候，经济学叫国际经济学，当然现在还有一门叫作国际政治经济学，这可能更接近我所讲的这个东西。但是可以这么讲，经济学考虑国际问题时它只假定国与国之间进行和平的竞争。所以，这两个假定有很多问题，第一我们的历史面临有多个国家的存在，多个国家在进行互动，他们之间要碰撞，要交易，要战争，多国间的竞争不仅是和平还是非和平的、暴力的，一旦我们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我们的结论可能就会非常不一样。在讨论一国时，假如一国处于没有国家和他互动的情况下，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学派认为国家就是一个提供公共品的大公司，公共物品就是保护产权、维护秩序和调解纠纷和其他一些，那么它只考虑国内的公共物品，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这种国家权力是垄断性的，没有人和它竞争。我们知道，在垄断的情况下，产品的供给者在制定价格时拥有极大的优势，它能够左右这个价格，这是一国模型下的特点，一旦到了多国，如果我们假设只有和平竞争方式，而没有暴力竞争方式存在，那么我们知道情况将发生变化，将出现多国之间的竞争。竞争是多样的，例如今天的贸易。我所要讲的是一种国家政府和国家政府之间的竞争，用孟子的一句话讲就是“百里可王”。“百里可王”的意思是说我有一百里的土地就可以称王，那么孟子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你为什么百里这么小片土地就可以称王呢？因为要施行仁政。什么又是仁政呢？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好好为人民服务，并且征收较少的税赋，也就是“行仁政，轻税赋”，在多国同时存在的情况下，老百姓就会汇集到你这里来，你就会强盛。那么他描绘的是一种和平竞争的情况，在和平竞争的条件下，我插入一句，政府对价格没有控制优势，所谓政府的价格，这里是指税收的税率，轻赋税是指多国模型下国家对税收的控制较一国模型下要小。那么你可能税率降得非常低，如果我们考虑国与国之间进行武力斗争的话，我们又要做出另一个修正。政府除了提供国内的公共物品以外，还要提供对付国外的公共品，这就是国防和对外战争的功能，这是与和平竞争不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的政府和和平下的政府就存在一个量上的差距，它在税率上可能会更高。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我们称之为多国战国模型，简而言之就是战国模型。那么假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考虑一下互动对于国与国之间和国家兴衰会有什么影响，比较简单的讲就是用一个囚徒困境模型：两个国家互相竞争，有两种竞争方式，一种是和平的竞争方式，一种是战争的。这种竞争方式不仅适用于国和国之间, 同样也适用于人和人之间。这两种竞争方式各有各的规则。但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不仅包含竞争策略，它本身也是竞争规则。比如说我就是和平谈判或就是要战争，战争可以使用什么样的武器不能使用什么样的武器，投降要白旗，战败要赔款等等，形成了一套制度，所以说这两种策略既是策略，又是规则。国家间的竞争既是策略的对抗又是规则的对抗。这可能稍微有些复杂。如果两国都采用和平方式，那么双方都取得和平红利；当甲采取和平策略时，它税赋很低，但在与乙发生战争时就要失败，就是割地赔款，这要蒙受损失，反之亦然；如果双方都采用战争手段，扩军备战，各方都不会有收益，这个说法比较客气了，是有负的福利损失。不同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策略、竞争规则他就导致这么样一个结果。那么，这个过程还没有结束，作为一个囚徒困境，它有一个多次博弈的结果，老是打，有走向和平的，比如两伊战争和阿以冲突，这是一个美妙的前景，是很乐观的，世界问题就都解决了。但是事实往往不是如此，有一个问题，被博弈论所忽视，只有少数作者提到，这里是合作解，合作平衡；这里是不合作解，不合作平衡。战争就是不合作，和平就是合作解。被忽略的问题是一个国家在我现有的武器装备的基础上，对我的武器装备进行改进，对我的军事组织进行改进，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壮大我的军事力量，它就会获得对于其他国家的优势，它就可以通过主动的形式打破这一均衡，所以在一方面存在很长时间的竞争，我们称这种情况为不合作博弈，不合作非均衡。这是我刚想出来的一个词。两国间还有另一种策略就叫作不合作升级，我不仅不和你合作，而且我要升级我的武器，打破和你在军事上的均衡，我就可以获得我的战争红利，这可能会是一个很长的发展方向。我们现在看到了这种倾向，但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对于这件事是轻描淡写的。但是在短短的两三百年内，我们人类从简单的大刀长矛一直发展到了原子弹、核武器这个事实表明人类正是循着上述道路走下来的，而更为先进的武器还在研制之中，对此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约束。所以，这是个明显的事实，但经济学家都不把这数百枚核弹头，这个人所共知的事实纳入考虑，而这是一个太经验化的的事实了。

　　下面讲一下人们怎么在这种军事力量的对抗中竞争呢？我建议大家看一下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我觉得那个人很了不起，考虑了很多问题，但是没有纳入经济学的体系来考虑。简而言之，影响人们行为的有几个因素，一个是技术因素, 就是我能设计出多么先进的武器。一个是经济因素，我能投入多少资源到我的研究制造中。第三个因素可能是组织因素，我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和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相对抗。举个简单的例子，曾国藩组建的湘军和人民解放军不一样（笑），曾经营湘军十年之后就腐败不堪，曾国藩自己就不想要了。最后一个因素是文化因素，就是说这个国家的人是否适合当兵，参加战斗，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有句老话叫“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可以这么讲，中国人是不适合当兵，看不起当兵的。当然现在是要向解放军学习的了（笑），但这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梁漱溟认为中国是个无兵的国家，不是没有兵，而是说这个国家的人不崇尚健武。中国小说中的男主人公都是贾宝玉、张生似的人，而不是西方或者日本的骑士、武士的人，限于时间，我不展开。还有就是一国的个人能不能团结起来和外国斗争。

　　我下面着重讲一下制度因素对国家间竞争的影响，技术因素我就不涉及了。核武器的发明还是和战国模型有关的，是应战争需要而生成的。所谓需求是创造之母，制度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第一个是税率，是政府的价格，我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给社会，你们向我提供什么作为回报呢？我们一个直观的想法就是我政府应该是老百姓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拿走更大的一块，那么我就可以来养更多的军队，制造更多的武器，壮大我的军事力量与别国对抗。但这种方法有负面影响，一则是最佳税率的问题，因为税率越高，老百姓越没有积极性去生产，如果我劳动所挣的钱被你拿去一大部分，我就不生产了，国家的生产就会下降，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用中国话讲如果税率太高的话，老百姓就要揭竿造反了，根本不承认这个税赋，就要换皇帝，我来当皇帝。

　　另一个是行仁政，行仁政很好，导致老百姓归顺你，但是低税率有一个结果是你的军事水平可能很低，你可能不会被百姓推翻，但可能被外国君主打败，所以多国模型中合适税率的选择是必要的。这样的故事可以在战国时代、三国时代及其他中国历史分裂时期找到。

　　另一点，税率还涉及到一个可容忍税率的问题，即老百姓可以忍受什么样的税率。我记得周其仁提过一个理论, 认为税率超过百分之十五，老百姓就造反，我是听人转述的，这说明当政者必须考虑到这个造反的问题。中国历史上税赋往往是非常轻的，比如清末，我问过的专家认为大约只有百分之五，即税收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比百分之十五低许多。而英国在十八十九世纪时，根据《大国的兴衰》的资料，英国政府掌握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十九，接近百分之三十，这是个非常高的数字。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税率大约是六分之一，超过百分之十五，所以这两个民族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确实很不一样，当然政府如何来组织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君主制条件下，老百姓认为税收被用于你家天下了，而民主制大家可以来投票，大家愿意多缴税。我随便提一下大家都知道的故事就是慈禧太后把用于建立海军的军费用于修建颐和园。当然当时中国正处于一种从一国到多国的转变当中，它的政府预算中突然多出了建立军备这一项，如果没有鸦片战争、二次鸦片战争，那么她这笔钱花在颐和园上是没有人会提出异议的。正是另一些人要想办法，要把这笔钱用于海军建设，争执的结果是传统力量取得了胜利，西太后还是把颐和园盖了起来。

　　还有一个因素是你的财政收入有多少用于财政支出。在西方国家中平时大约有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的财政收入用于战争方面，战时甚至到达百分之八九十。中国的比例就要低得多了，因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用于皇室的开销的。

　　第二个方面也是涉及动员资源方面的，这就是收税的效率，就是我定的这个税有多少能够收上来。我们现在都看见现在中国逃税的人非常的多，这就是个收税效率的问题。目前中国的平均关税率是百分之三十九，但是如果用关税除以进口商品总额，我们的平均关税率只有百分之三点九，这是九四年的数据，这是非常低的，这其中有合法的减免也有非法的走私。各国的收税制度不同，对其竞争的影响也不同。法国的包税人制度就是其中之一，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制度对竞争的结果产生影响。比如现代会计制度、现代股份公司制度。它既增强了人们对企业的信任，同时也增加了政府对企业财政状况的控制，你想要逃税是逃不了的。当然，现代银行制度也是有其作用的。美国人要填很多表，其中许多是税表，甚至三岁小孩也要填税表，这虽然有些过份，但确保了美国征税的效率。我有一个在美任教的朋友说, 所谓明晰产权在美国而言就是说什么都可以是软的, 但税收必须是硬的。税收对一国的政府来说是太重要了。

　　第三个制度呢, 就是战争借款制度。如果税率太高，老百姓会推翻你，你无法与外国成功地作战。十六至十九世纪，欧洲大陆没有几天不发生战争。政府可以不通过税收而通过金融借款的融资方式来筹得资金，就是平等地向老百姓去借，这是一种制度上的创新，它确保国家能以较低的价格筹集较多的资金。十八世纪英国战争费用中百分之三十至四十是通过借款筹得的。英国在欧洲全国中借款是最成功的，这也是英国后来称霸世界的一个原因。英国政府的信用很高，我们知道在现代金融制度上借款是有成本的，成本就是利息，利息与信用有关。成本与国家制度有关，议会制的承诺比君主制的承诺更为可靠。另一点是这种借款是一种风险借款，这个赌注主要押在这个战争是不是真的可以打赢上，仗一旦打赢，还款就没有问题，哪个政府在战争中经常取胜，哪个政府的信用就较好，有一个例子是法国政府为战争筹款借款利益是英国政府筹资借款利率的两倍，也就是说人们更相信英国政府会打胜仗，英国政府信用更好。

　　还有一个与战争制度有关的制度，就是欧洲一直实行的战败赔款制度。这个制度不仅保证战胜者获得利润，而且保证枪炮、战舰等战争成本都能得到战败者的补偿，这一制度更鼓励人们去参加战争这种游戏，而这些赔款没有被近代各国经济发展史所考虑进去。举例而言，《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对日本赔偿两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两年半的财政收入。我国目前年均GNP是五千亿，两年半的GNP就是一万两千五百亿。在一国经济腾飞时获得如此大的不义之财对其经济发展会起到多么大的作用。这是一个在宏观上起到作用的巨大数字，而这一数字没有被给予足够的重视，有人说鸦片战争中国之所以打败是因为太弱小、太落后，我可以给一个数字，中国当时制造业只占世界制造业的29.8%, 现在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GDP占世界GDP的24%，中国在当时还不是超级超级大国？但为什么战败了呢？当时英国占全世界的9.5%, 这是因为双方动员的资源不一样, 中国税率是5%, 英国呢, 16%的税收加8%的战争借款, 大概是24%, 由此可见英国在国内征得的用于战争资源是中国的近5倍。你在产值上是它的3倍, 它的征用比例是你的5倍, 它的总额是比你大的。所以这个问题并不象表面上那么简单, 我们知道鸦片战争, 中国人赔了它(英国)的枪炮钱还赔了它的鸦片钱, 它是赚了纯的战争利润。当然《大国的兴衰》也指出, 英国成功的奥秘, 那就是英国保持了可以忍受的税率而又支撑了有优势的军事力量并又保证了经济增长, 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在后来美苏对抗中苏联垮台, 美国相对取胜中也得到了反映, 当然所有刚才讲的这些不过是小术, 雕虫小技,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没有解决囚徒困境的方向, 而我们要的是这种战国模型的结果是什么。如果我们执迷于此, 我们越聪明, 结果就可怕。我们面临几种出路, 一种出路是中国历史上的战国－帝国－后帝国模型，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战国－秦－汉的模式，为什么我称秦为帝国呢？因为秦时就只有一个国家了，中央政府在定价时就具有优势，可以制定垄断价格。秦始皇时征税就很高了，阿房宫、秦始皇陵、万里长城几件事情同时做，最终导致了秦帝国的崩溃。这之后是汉，汉初实行3%的轻税赋, 价格比较低, 老百姓休养生息经济发展很快,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战国时代诸子百家涌现出了一批杰出文化思想和哲学思想家, 其中包括孔孟、老庄、墨法等等, 但当时孔孟劝说仁政, 墨子鼓吹“兼爱”“非攻”都失败了, 只有讲耕战的法家, 也就是秦成功了。但是到了汉, 儒家复兴了, 这个复兴奠定了后帝国轻税赋、大统一, 不讲国别区别的后帝国文化, 有的学者所称的天下主义的文化, 这是一种路径。

还有一种路径是战国－帝国－战国的模式这是欧洲的模型，至今依然如此没有摆脱出来，没有办法解决。

　　在我们现在的选择时，我们能够用武力统一全世界吗？这种路径结果可能是战国－核大战－人类毁灭，这条路是走不通的。还有一条就是从战国直接到后战国，这是一条想象中的路，也是一条我认为最好的路。

　　我现在想讲一下中国在这一路径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中国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它本身就是世界，有统计表明在中国古世界人口比例最高时，这个比例达到了百分之四十。世界上有十个人其中四个就是中国人。近代以来，它有一段不平凡的，可能也是经典的模型。一个模型是战国－帝国－战国模型，一个是战国－帝国－后帝国模型，它的规则基本上还是和平的规则，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例当然有很多讨论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文化上的因素，中国人他就没有想过用战争的方式去跟别人打，也就是打些倭寇和荷兰人，直到英国人利炮坚船打来了，林则徐还以为那是些海盗，认为英国国王是很高尚的，不可能支持这种行为，但是它支持了，英国议会投票支持了，它就这种文化，这种天下主义的文化。英国人说中国人真笨，打仗白旗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当然不知道了。小流氓打架有一套规则，我一个好孩子第一天去学校当然不知道，你们就说我笨，说我不懂打架的规则，这没什么可骄傲的，可就是有人骄傲。中国失败后出现了一系列人物，从曾国藩、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他们要做什么，要学西方，要坚船利炮，这是中国现代化的逻辑，富国强兵，从曾国藩到邓小平，中国文化就发生了变化。如果中国的男性都象张生、贾宝玉就没法拿枪打仗，中国人是天下主义的传统，没有那种民族主义的血性。你打了我中国人不行，不能象重迅笔下描写的那样看见俄国人杀中国人面无表情，这不行，你必须向西方学习，你得尚武，你的文化必须调整，甚至可以说是革命，这其中很重要的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请进了“德先生”和“赛小组”（笑），但是他打倒孔家店的含义，就是要调整中国文化，以对付国外的不合作升级和恶意竞争，有理讲不清。你秀才讲理，我当兵的不听啊，我们要强调，我们要学习西方上先进的东西。比如民主，一些是道德上的降低，秀才遇见兵了，你就得先学学怎么打枪，怎么打拳，怎么当一个兵痞，这是你在文化上应有的反应。我们总讲这种调整都是道德上的提升，我认为不是。顺便讲一下五四的这些人，当然对于他们我们是非常钦佩的，无论胡适、鲁迅、陈独秀、辜鸿铭、梁漱溟。胡适的这个“适”字就是适者生存，是达尔文主义的，用以激励自己。因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谈的最多的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胡适的名字就是个反映，你怎么生存？要实现富国强兵和国防现代化，这当然又导致了中国近代以来政治上的变化。清政府的倒台有多种原因，一种原因是这种政府形式是不能征更高的税的，所以也不能建立一支现代军队，后来国民党、共产党的崛起，正是因为它创立了一种制度，在老百姓可以容忍的税收制度下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富国强兵和国防现代化，所以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近代中国的调整。

　　下一个问题是中国四九年以后经历了毛的时代和邓的时代，在毛的时代中国拥有了核武器和现代化军队，在邓的时代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和美国在战略上形成了类似于伙伴关系的联盟关系，经过了十几年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在不同意义上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今天，中国正在经历变化，我们逐渐感受到，虽然可能不如外界敏感，但可以感觉到你的国家在适应战国模型的过程中正在发生质的变伦，象基辛格所说的潜在的超级大国出现了。

　　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观点，认为世界领导要更替，并想分析领导更替的规律是什么，从荷兰、西班牙、英国、美国已有四霸了，还有五霸他就不说了，这使人想起春秋五霸，但这是中国人的理想吗？再怎样称霸我们也没有走出这条（不合作升级）路。所以我近来发了些文章，其中一篇叫作《民族主义与天下主义》，文中提到如果我们觉察了这个趋势，那么中国人强大后是否也玩西方的那种游戏呢？象美国那样充当世界宪兵，或是打英国一顿把鸦片战争的钱拿回来？我说这不是中国人的理想，而这也正是中国人独特的地方。中国是唯一一个解决了、结束了战国时代，实现了天下主义的文明，使得这个区域的人按照世界发展起来，这种发展不是借助武力，而是依靠了一种非常丰富的文化传统。所以中国人，因为他占世界人口比例太大了，就有它的使命，按照我的话说就是结束战国时代。我们返观过去的一百年，我们振兴中华为了什么呢？是为了看上彩色电视、坐上小轿车吗？是为了报一箭之仇吗？我说不是，我认为中国人的使命理想就是在全球领域里消灭战国时代。

　　我觉得用一句话可以结束今天的讲座，冯友兰老提一句宋儒的话：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是中国人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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