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评论

古典共和主义在中国的失败

　　 --对我国政治体制的反思和建言

　　清心箭

　　读罢刘军宁教授的《共和o民主o宪政》一文，掩卷沉思，感慨良深。先前，一直有一个问题在困挠着我：新中国成立后发生那么多政治运动和事件时体制根源是什么？通过刘军宁教授文章中对"共和"的论述，我部分地找到了答案。从反右派到反右倾直至文化大革命，正是古典共和主义的实践在中国归于失败的表现。古典共和主义从开始在中国确立，到遭受严重的危机并最终彻底失败，是古典共和主义自身所不可克服的严重弊端和缺陷所导致的，是历史的必然。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共和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历史及其实践。共和主义和共和制度是舶来品，是伴随着"西学东渐"之风传入中国的。中国古代从来就未产生过共和主义思想，有的只是君主专制制度。如果硬要从故纸堆中找点什么与共和制度扯上关系，那倒也有，就是公元前841年的"周召井和"。公元前841年即"共和元年"，是中国历史有确切记年的开始，但那只不过是周公和召公两个人分享最高统治权而已，充其量只是奴隶制共和的萌芽，而且很快就夭折了。自从共和主义和共和制度理念传入中国，中国人民就为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和领袖人物也吸纳了共和主义思想，并提出了中国人能理解和接受的共和主义理想的表述，如康有为的"大同世界"思想，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思想等。但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以及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的沉积，共和，在中国始终未实现，只是照搬了西方国家的一些做法，搞搞形式而已，民主共和徒具虚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和主义开始了在中国的新试验。"共和"被庄严地写进了国名，标志着共和主义思潮在中国新的里程碑。通过三年解放战争的洗礼和较彻底的土地改革，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基本上被推翻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和彻底的荡涤。应该说，这一切奠定了新中国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的坚实基础。在这一个时期，共和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并得到了发展：我国建立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议行合一"。1954年宪法将这些革命成果以宪法的形式肯定下来，共和制度在当时达到了顶峰。

　　然而，这种共和制度是践行古典共和主义思想的产物，在中国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社会是不可行的。因为古典共和主义建立在至善论的美德观基础之上，它强调社群与国家利益的至上，强调公民的义务，只有在小国寡民的地方才能实行。只有在小共和国靠民俗民风的单一性才有可能产生美德与共同利益的强大共识，才能长久维持美德和对共和国的忠诚。将古典共和主义移植到中国这样的广土众民的社会，共和必然瓦解。因此，从一开始，民主共和的努力就注定要失败。　　从1949－1956年，古典共和主义在中国从确立、发展走向了辉煌。建国后的抗美援朝、抗法援越等行动，自然而然地激发了人民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民族主义精神和公益心。再加上中国共产常在长期的国内革命斗争中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因而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不可动摇的威信，以及领袖们的个人声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人民应具有公益心的宣传就很容易深入人心。古典共和主义赖以建立的至善论美德观就得到了维护和巩固，因而共和制度在这一时期达到顶峰。　　古典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是不相容的。因为古典共和过于依赖公民的爱国心和奉献精神，要他们有一种一心为公，为国牺牲的精神。而自由主义张扬人的个性，强调个人权利，个人的自由和合法权益不受国家的肆意侵犯，这是古典共和主义所不能容忍的，因为自由主义威胁到它赖以存在的基础。1956年反右派斗争时，古典共和主义在中国受到了严重的挑战。由于国内外斗争形势的缓和，经济、政治领域的一些问题逐渐突显出来。党外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提出了很多批评意见和建议，自由主义也活跃起来，反对对人性的过分压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灌输。于是中共进行了所谓的反右派斗争。经过这次运动，古典共和主义算是勉强保住了它的根基，但运动本身又不可避免地加深了古典共和主义的危机，从而为其彻底失败埋下了伏笔。因为古典共和主义所鼓吹的美德不过是政治操纵与专制的面具，是反平等的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由于缺乏制约其领袖权力的机制而容易自我毁灭，沦为独裁。而领袖人物会蛊惑民众，并极力摆脱对其权力的脆弱的制衡，开辟通向专制的道路。这从1956年反右派斗争就看出了古典共和主义失败的端倪。

　　果然，随之而来的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更需要弘扬人民的无私奉献、一心为公的美德，表面上看来，这又从根本上夯实了古典共和主义的基础，其实恰恰相反，它蕴涵着深刻的危机，预言了古典共和主义将名存实亡。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必然失败的命运，并进而导致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三年自然灾害中，古典共和主义的弊端在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弊端充分地暴露出来。怀疑产生了，动摇出现了，一味地强调国家利益至上、极端�"一大三公"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人民遭受了建国后从未有过的苦难，这从根本上给古典共和主义以致命一击。

　　古典共和主义尽管"实亡"，但仍然"名存"，领袖们仍采取各种措施来挽救它，避免其彻底失败的命运，尽管它在人民心目中已不再那么吃香。古典共和主义在中国的彻底失败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时，它又与另一个致命伙伴――极端民主主义结识了。民主与共和本应是统一的，但在许多重要方面仍有着不可逾越的界限。从某种意义上看，民主与共和又是对立的。因为民主是一部分人相对于另一部分人的权力，是多数人的私权，是非个人的独裁。共和则是所有人的公权，它关心的是普遍利益和共同福祉。极端民主是多数人的私权，因而可能是暴政，可能会导致宗派斗争和对少数反对派的压制。由于古典共和主义奉行的美德不过是政治操纵与专制的面具，缺乏权力制约机制，因而很容易自我毁灭，沦为独裁。这一切�"文革"中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文革"中，众多造反派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对所谓的"走资派"、"牛鬼蛇神"以及"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所谓的公开"批斗"，对公民的身心健康肆意摧残，不经司法程序就非法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甚至生命。而这一切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不可想象的行径居然是在人民共和国中以所谓的人民民主的方式进行的。这种极端民主已成了得势一方的私权，是不折不扣的暴政。民主已成为政治斗争中的工具，为了争夺权力，一方可以用"民主"的手段将另一方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因为这是"民主"，是"人民"的意志，人民意志高于一切。古典共和主义则更惨，成了点缀，需要时就拿出来装饰一下。古典共和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到此时算是彻底失败，连挽回的余地都没了。

　　古典共和主义在中国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这是它自身性质所决定的。不仅在中国，在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古典共和主义的境遇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共和理想在中国根本不可能实现，共和制度不适合中国，世界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已充分反驳了这种论调。中国要前进，就必须实现民主共和。此共和应是自由主义的新共和，它把美德的发扬与人的自利联系起来，统一起来，美德的内容已不仅是克已奉公。自由主义的新共和抛弃了至善论的美德观，它尊重每个人的正当自利和同等的自由，它所呼唤的美德不再是向人们索取其所不能奉献的东西，更不是去磨灭人性。自由主义的新共和应以宪政来保障。宪政是专制的天敌，宪政的目的不仅是要防止专制，暴政对人的生命的践踏，而且在于为人们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提供机会、创造条件、排除障碍，因为宪政尊重人权，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免受来自国家的非法侵害。所以，用宪政来限制和保障共和，是防止共和论为专制，独裁的必然要求。宪政民主的共和政体，应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共和o民主o宪政》，这篇发表于1996年的文章，至今已过去4年多了，可该文非但未因时间的流逝而贬值，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反而更显得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我不得不为刘军宁教授精辟的论述所体现出来的深刻与睿智所折服。文章是那样地精辟独到，以至于一切的试图评论或注解都显得画蛇添足。因此，我将结合该文的论述所作的一些思考和感悟写出来，权且充当该文的脚注或附言，也不敢奢望表达自己的意见，只求不曲解原文主旨与意图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