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评论

公共领域的虚拟沙龙
传媒观察（http://www.chuanmei.net）　　

序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象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十二个门是十二个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精金，好象透明的玻璃。

《启示录》

传播科技的创新与发明，为人类的文明融铸了一页新貌，在《启示录》中的这段圣言所描述的虚幻空间，似乎部分预示了今日网络世界中再次体现的新局，如此的真实又充满未知，正适足以为本研究之开场白。

然而历史一再的证实，新科技的问世并不等于被采纳通行，人们想要利用某种科技，必是因为正有某种需求等待满足，而此种科技恰好适用。网络科技引来如此热烈的参与，可见等待满足的欲望有多么强烈，而且有太多人企望网际网络能填补他们心理上、社会上的那个深不见底的空间。这种欲望的内涵、这种空洞的本质，正是有待深入探讨的议题(薛绚，1999)。

壹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台湾社会自解严以来，民主政治的开放脚步有极大进展，传播科技日益发达，更扩充了政治沟通媒体使用上的选择权(张淑婷，1999)。特别是在民主政体之下，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必然会是一种互动的沟通关系(王洪钧，1983)。Brunswick认为新技术将消除以往公民政治参与的物理和过程限制。而新型态的沟通模式更提供了民主再生的愿景，每一位公民在政治事务中将可表达较以往更强而有力的声音，公民能够透过网络参与立法院的听证会，在线上取得政府文件，及藉由电子途径与他们的民意代表联络，新技术将创造电子城市会议，不仅能分享彼此看法，甚至可对立法提案进行倡议和投票（孙国祥，1999）。
明日报自2000年7月5日推出「网络议会」以来，便是将网络与政治之间的连动关系，在台湾这个极度政治的地方，进行实际操作的一项新政治互动机制。根据明日报表示，「网络议会」的创举，不仅是全世界第一个网络上进行的会议，也是国内第一个问政的入口网站（新新闻，2000）。「网络议会」可说是开启了一道现代政治对话与意见连结的公共窗口，并架构出信息科技所铺设的新沟通情境，甚至于形塑一个可以在私领域相互辩诘公共议题的「虚拟沙龙」空间，同时也为近年来不断遭致各方质难「公共领域」概念，似乎又导引出另一番「电子公共领域」探究的趋向（王佳煌，2000）。
质此，本研究企图回答以下问题：
一、哈伯玛斯「公共领域」在网际网络上的实践关系为何？
二、理想的「网络公共论坛版面」模型为何？
三、「网络议会」版面机制的实际运作情形为何？

贰研究对象与研究限制

「网络论坛」（Newsgroups或Usenet），又称为「新闻讨论群」，可以被视为属于所有网络使用者的逻辑网络。新闻讨论群的主题可说是包罗万象，分类详细，参与讨论者则涵跨为所有网络的使用者（孙秀蕙，1997）。而全球信息网（WWW）上的「线上公共论坛」（on-line public discussion forums）版面，则是近几年才出现的应用方式，与「电子布告栏」（Bulletin Board System，简称BBS）不同的是，全球信息网并非只是单纯地以文字型态呈现，而需要更高的使用者计算机素养，并透过特殊的接口互动设计，结合文字、图片、声音、动画、影片的信息呈现，是较为「平易近人」（user-friendly）的使用者接口，而且网络论坛的新闻亦可主动寄给使用者，其中并没有中央计算机加以管理个别主题（陈雅茜译，1998；项靖，1999）。
本研究将以明日报架构之「网络议会」公共论坛版面作为研究对象。标榜着「一种声音、一个行动、实践网络民主的行动网站」的「网络议会」，自从民国89年7月5日推出以来，共结合过228位民意代表（包括立法委员、台北市议员、台中市议员、高雄市议员），可与其进行「网络议会新闻」之新闻发布、「热门网络服务站」之网页连结、以及「与民有约」、「今日聊天辩论主题」之聊天室的功能；而网络公民亦可对所感兴趣的议题于「连署party」中发起连署、留言、以及提出质询。
「网络议会」的诞生，集合了「网络公共论坛」的参与讨论特性，并增添了互动沟通的功能，如此内容接口设计的创举不仅是全世界第一个网络上进行的会议，也是国内第一个问政的入口网站。然而由于明日报已于民国90年2月21日宣布关站，仅保留个人新闻台的部分，因此关于「网络议会」中的版面内容、以及社群互动情形遂无从再予检阅，亦无法进行「网络议会」使用族群的深度访谈，殊为憾事。

参文献探讨

第一节「公共领域」概念与演绎

「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概念应可溯源自于希腊雅典时代「polis」概念，强调公民对公共事务开放自由讨论或辩论，因此形成共识和公共政策。不过当时得以参与「公」领域讨论的是封建社会中「私」领域中少数掌有经济权力者（张锦华，1997）。
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健将之一的学者-哈伯玛斯（Juergen Habermas）认为自由社会的公共领域，早期的雏形是所谓的「布尔乔亚公共领域」，主要兴起于当时的咖啡屋和沙龙。而「公共领域」系指针对公共事务，在法律制度保障下，公民得以自主而理性的互动及辩论，亦即为当代民主理论与实践的核心概念(Villa，1992：712)。
哈伯玛斯(1989)将公共领域定义为：「市民可以自由表达及沟通意见，以形成民意或共识的社会生活领域，其要件是所有市民应有相等的表达机会，并且参与者是由一群私人身分的个人自主性聚会所形成的公共团体。」对哈氏而言，大众传播是理想型公共领域的代表，而大众媒体是一个具有制度的组织，并在法律所明文保障的言论意见自由之架构内运作。这个结构明显的介于私人领域与国家机器之间，并以专业的讯息搜集、处理、影响与公众利益有关的决策。换句话说，公共领域的成立必须具备俩个基本前提：一是制度化的空间；二是法律的明文保障，才得以促使公众对既有权力敢于辩论与批评，并得经常行之（张锦华，1994）。
然而，哈伯玛斯（1989）亦断然指出，「公共领域」概念在十八、十九世纪时，虽然有教育与经济能力的进入限制，而非全民参与的公共领域，然而，当时的公私领域的界分仍算分明。但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肇因于福利国家概念与制度的兴起，以及大型企业私人组织的出现，而使得公私领域的界线日益模糊化，利益团体及企业组织的介入国家机器运作，理性批辩遂常被策略操控所取代；另一方面，大众媒体引介消费文化，致使家庭与文化菁英的联系产生脱离，沙龙等公共空间亦逐渐式微。至此，阅听人说话与反对的机会亦被合理化的剥夺，「公共领域」宣告解体，分化为少数菁英与大众消费的二极结构，大众的公共领域不再有理性批辩，而是商业与政治竞选广告宣传驰骋的后花园（王佳煌，2000）。
学者对于哈伯玛斯「公共领域」论述的批评大致可归为三类：1.哈伯玛斯的理论概念与历史事实落差太大；2.未考虑多数的、甚至是相对的「公共领域」（oppositeional-or counter-public sphere）之可能性；3.对公共与私人领域的区分过于粗率（Koivisto and Valiverronen，1996：22）。而Calhoun（1991）认为哈伯玛斯的「沟通理性」所依据的四种有效性假设来检验，即可发现所谓的共同的语言，均已预设既有社会秩序的权力关系与内涵。Thompson（1995）亦认为「沟通理性」要求媒体提供面对面、对话式的沟通领域，并不符合当代大众媒体的传播特质。

虽然哈伯玛斯曾尝试对相关的批评加以响应，然而许多好事者的评论似乎仍迫不及待地想为「公共领域」与「沟通理性」等概念的发展吹奏一曲挽歌。然而，随着新传播科技的发展，「公共领域」与「沟通理性」的发展似乎又谱出一首新曲，如同Macpherson(1998)、以及Kurland and Egan（1996）等学者，皆肯定新传播科技如网际网络，将会为人类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正面助益，他们普遍认为信息及通讯科技，亦即线上的讨论及辩论形式所带来的计算机中介传播型态，将成为改进政治生活的新契机（徐千伟，2000）。
这是一个新的契机、新的方向、新的尝试、与新的领域，因此本研究并不打算对于上述关于「公共领域」与「沟通理性」之概念加以一一地辩述，而是更大胆、乐观地企图将研究的焦点回溯于哈氏理论的初衷：建构一理想的言说/沟通情境，这是一个导引人们去企求与思考的愿景！而网际网络新科技的发展即占据了一个关键的地位，透过所架构的新沟通方式，或许能藉以颠覆过去「公共领域」与「沟通理性」理论的框架，而开拓新局。因此，本章下一节将援引各方学者的正反面论述、以及观诸于目前实体世界的运作，加以阐释新传播科技与公共领域的关系。

第二节新传播科技与民主沟通的关系

「信息与通讯科技能否带动民主沟通的发展？」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这类的议题便不断遭受争议，学者的看法，主要可区分为二类：一是认为信息与通讯科技将使政府集中控制信息，使权力更为集中，更加巩固威权地位；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信息与通讯科技能促使民主政府的开放自由，并增进民主品质（项靖，1999）。
对信息科技的发展采正面看法的学者，如Macpherson(1998)认为透过现代信息及通讯科技可使全体公民取得对公共议题的信息，并透过网际网络对此公共议题进行讨论、辩论及投票，进而实践公民参与的理想，此种线上的讨论及辩论形式所带来的计算机中介传播将改进政治生活中参与的新契机。
特别是在现代国家中，往往由于空间、时间的限制，使得落实直接的、全面的参与、对话、互动、与沟通，有其实际困难。因此信息与通信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简称ICT）的发达，以及「计算机中介传播」（Computed-Mediated Communication，简称CMC）或「网络中介传播」（Internet-Mediated Communication）的兴起，皆可大幅提升信息的传播速度与数量，信息的储存与取得的能力得以遽增，因此能克服参与的障碍。藉由ICT或CMC的应用，而衍生的新传播或沟通方式，提供更直接、方便的途径，目前并广为多数人所接受，为民主沟通的原则与价值的体现开启一扇大门（项靖，1999）
许多学者同时指出，信息与通讯科技的应用让民众能讨论公共议题与相互沟通，进而促使公民参与、直接民主与民主参与。Brants（1996：152-166）指出信息与通信科技能增进并改善目前的代议民主制度，在政策订定的过程中、改善决策过程、恢复国会与市议会功能、改善公民角色等等。Casaregola and Cropf（1998）亦认为计算机网络可用以帮助政府服务公众、改善服务品质、获取目标人口的意见等等。Morris甚至将网络选民誉为「第五阶级」1，并认为网络政治可造成政治的巨变，网络民意将促使政党政治衰退、司法体系公开化、国会权力萎缩，最终达成网络的直接民主（张志伟译，2000）。

1传统的第一至第三阶级，分别指：贵族、僧侣与平民。大众传播媒体盛行后，Edmund Burke在十八世纪末，将新闻记者称为「第四阶级」（the Fourth Estate），而后被普遍使用。「第五阶级」则指网际网络普及后，大量兴起的「网络选民」。不过「第五阶级」的名词，尚未被普遍使用，只是作者Dick Morris个人的誉称。

事实上，「网络政治」（Internet politics）这个名称是1994年在美国出现，象征着当时网络已进入政治生活之中。1995年，南加州开始提供计算机辅助投票登记，选民自网络中下载登记表格，打印并签上个人姓名后再寄还选务机关。1997年德州议会甚至进一步通过特别立法，准许以电子邮件进行通信投票，以解决许多人选举时不在家的问题。最有趣的例子是美国航天员沃尔夫，在太空投票后，将结果以加密电子邮件的方式送回选举事务所。更具历史里称碑意义的是，去年3月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初选，他们采取历史上第一次有法律效力的网络投票，结果使得投票人数较上次初选多出六倍，而且其中80%都是网络投票。
英国国会则成立非营利性组织的「汉萨学会」（The Hansard Society for Parliamentary Government），并创立一个民主论坛网站，尝试让民众意见更能进入立法过程。苏格兰议会则在1999年开始接受民众透过网络提出的请愿，并在2000年时接受二项请愿案。此外，如明尼苏达洲的电子民主方案（E-Democracy）、旧金山湾地区的Choosing Our Future(COF)、英国的公民线上民主（UK Online Democracy）都是重要的典范（新新闻，2001：57-58）。
然而，科技发展亦有可能为当权者控制，信息与通信科技的发达亦并非令人完全乐观（Clarke，1998）。Gandy（1989：61-75）则认为先进的电子科技反倒是对官僚系统是有利的，因为扩大了信息提供者与信息接收者之间不公平的状态，因此将恶化个人与官僚组织之间的裂痕。Zuurmond亦认为行政官僚得运用信息科技以监控民众的各种行为，并决定议题、信息管道，以及结果的走向。Bellamy and Taylor认为行政官僚将更能充分管理新兴科技，形塑出符合行政官僚的有利优势与条件。Hamelink更明白指出，虽然ICT可改善信息的取用情况，不过一般民众依旧知道的很少，因为科技总是被有权者所掌控（转引自项靖、翁芳怡，1999）。
总而言之，关于「信息与通信科技能否带动民主沟通的发展？」之相关讨论，各家的看法仍旧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于科技抱持乐观看法者，认为信息科技确实具有足以转换政治活动、以及民主相互对话本质的潜力、并得以提升民主政治的境界；然而对信息科技持悲观论看法者，同时亦认为信息科技将使政府更能控制或干预人民，加深社会的分化，并扩大信息富者与贫者的落差（Weare，Musso & Hale，1999：3-27）。

第三节网际网络与公共领域的关系

自一九八０年代起，新传播科技的加速聚合、以及计算机网络的普及发展，「信息与通讯科技」（ICT）或「计算机中介传播」（CMC），以其易得性、廉价性、匿名性，以及公开、无宰制的机制，被许多学者认为足以挑战现存政治阶层、打破政治结构对于强而有力的大众传播媒体之垄断（Rheingold，1995），而可实现所谓的「电子化民主」（electronic democracy）。Hagen(1997)指出所谓的「电子化民主」系指民主政治体系中，运作的中心工具为计算机及计算机网络。在民主的过程中，透过计算机及计算机网络的使用，以传递相关信息、整合并分享利益，以达致决策。因此，信息与通讯新科技可改善政府机构的响应性与课责性，并增加民众在决策过程中的参与，进而汇整草根性团体的力量与意见，搜集民意，以指导政策制订（项靖，1999）。
Bertman and Weitzner（1997）认为透过信息与通讯科技的计算机中介传播，可实现哈伯玛斯之「理想言谈的沟通情境」，促成真正共识的达成。在计算机中介传播的的对话空间中是一个多元化、去权威化的开放公共空间。在此网络空间中，不论身份为何，每个人皆可就其理念或观点，发表言论。同时，网际网络上开放的公共空间亦隐含去除中介者及守门人的沟通形式，使沟通对话得以立于平等的基点上。
Starling and Blower指出，相较于面对面的参与讨论，透过信息与通讯科技的计算机中介传播，互动讨论可以更加理性、更具逻辑性，且参与讨论者皆立于平等的发言地位。Dutton（1996）认为电子论坛有刺激公共议题辩论与对话的潜力，藉此可促使公民的觉醒与公众参与。藉由网际网络上的公共领域，可联系分散在各地的民众吸收及交换公共信息，以形成新的观点，网际网络上的公共论坛已逐渐成为本世纪重塑民主新兴公共领域，提供丰富的可能性（徐千伟，2000）。
多位学者皆认为新传播科技的对话机制确可增进对话空间，特别是架构于全球信息网（WWW）的线上公共论坛的形式，特别符合上述的概念，不仅是虚拟的公共空间，「网络公民」（Netizen）2亦可自由地发表意见、参与对话讨论。

2 Michael Hauben（1995）认为计算机是由一群「网络公民」（citizen of net）所组成，由于网络新闻群组（newsgroup）对于网络相关议题讨论区的取名法为net.x（x是扩展名），因此关于这群网络公民的讨论区即成为net.citizen。Hauben因此将「网络公民」Net Citizen改称为Netizen，意指在具备社群和参与意识的网际网络上，对网络发展有或多或少各种不同贡献的人们，其中并不包含单纯上网孤立潜伏、游荡不羁而无任何贡献的使用者。然现今Netizen多泛指所有网络使用者，中文一般简译为「网民」（转引自徐千伟，2000）。

自从一九八０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地方政府已开始应用信息与通讯科技增进与民众的对话联系，以提升公众服务的品质。此外，如美国加州的Santa Monica的PEN（Public Electronic Network）3网络；美国明尼苏达洲的电子民主方案；美国加州线上投票指针。事实上，不难发现民主行政的电子化民主已蔚为风潮（转引自项靖，1999）。反观国内，根据项靖（1999）对我国地方政府网络公共论坛的研究得知，台湾地区地方县市乡镇政府所架构之公共论坛版面，虽在量与质上不尽理想4，但确实已为我国的民主行政和电子化民主进程跨出了一大步。
根据以上文献的检阅，可了解目前学者对新传播科技与民主对话的关系、以及网际网络与公共领域的关系之相关论述，虽然至今关于正反面论述的发展尚无定论。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网际网络的对话机制确实迥异于传统媒介单向的沟通方式，而作为一个提供双方深入论辩场域的功能却是着毋庸议的，因此，在全球信息网（WWW）的传播架构上，似乎可导引出一种新型态、理想的沟通机制。

3 Santa Monica的PEN（Public Electronic Network）网站，可参考：
http://pen.ci.santa-mpnica.us/communication/

4 根据项靖（1999）的研究：
1.在版面数量上：民国88年3、4月间，台湾地区共有57个地方县市乡镇政府在WWW上架设网站，其中各站之浏览频率从数十次至上千次皆有。
2.在民众发言频率与内容上：民国88年4月1日至4月30日止，每日民众原始发言（不含响应发言），最高为44则，最少仅有1则；就每日平均则数而言，最高超过21则，最低不到1则。显示民众的参与发言情形，仍有极大的改善空间。
3.在政府处理、响应上：多能充分展现政府与民众间的互动性，以及政府的公开响应性和课责性，然仅有约半数的版面容许上网者特别针对他人的发言加以响应、缺少提供民众与民众间可互动的机制。

肆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目的：
一、哈伯玛斯「公共领域」在网际网络上的实践关系为何？
二、理想的「网络公共论坛版面」模型为何？
三、「网络议会」版面机制的实际运作情形为何？

本研究主要将采用「文献探讨」及「网站版面内容分析」之研究方法。
第一，「文献分析法」亦称为「历史文献法」，是研究社会变迁及其规律性的方法。对各种文献进行搜集和分析，可探索历史发展过程中新的社会现象产生之规律性，掌握社会在历史时期所具有的准则和价值。本研究以哈伯玛斯「公共领域」之理论为基，并透过理论文献的检阅，企图探究新传播科技与公共领域的关系。
第二，本研究将参考Santa Monica市的网站架构，并综合项靖（1999：16）及徐千伟（2000：98）的研究，建构一「网络公共论坛版面」的理想模型，并采「网站版面内容分析」的方式进行检阅。

伍「网络议会」之网站内容分析

第一节理想的网络公共论坛模型

综合Santa Monica市的网站内容及运作方式，并参酌项靖（1999：16）及徐千伟（2000：98）的研究指针，本研究建构出一套网络公共论坛的理想，并将所应载列的网站内容及运作方式分述如下，藉以分析「网络议会」版面的实际运作。

（1）发言者资格限制：理想的网络公共论坛版面之运作方式，发言者应无任何资格上或身份上的限制，使任何网站使用者皆能确保其言论意见的完全自由。
（2）发言规则的设定：理想的网络公共论坛版面之运作方式，应适当规范发言规则及网络礼仪。发言规则可使公共论坛版面的运作具有制度，可避免不当言论或无关之言论干扰版面的运作。
（3）是否可指明特定对象发言：理想的网络公共论坛版面之运作，应可指明特定对象。如此可使问题指向明确化，并有对象能解答该项疑问。
（4）刊登发言前是否需事先审查：事先审查即指在发言前加以审查、限制、防堵、或禁止特定言论的刊登，而非言论发表后才审查。事先审查虽确实可防堵不当或不雅言论的产生，但将影响意见自由表达；而事后审查即指网站管理者针对不当言论发表后，所进行的删除工作，是一种较不具强制力、而能达至言论检查目的的手段。虽然事后审查算是较温和的发言内容检查方式，然而在理想的网络公共论坛中，网站管理者应尽量避免使用，应以提供一足以完全自由发表意见的园地为优先原则。
（5）响应内容是否应公开：理想的网络公共论坛运作，应该公开响应问题，而不采个别私下响应的方式。公开响应可增加彼此沟通、对话及讨论，并了解问题的解答方式。
（6）其它使用者可否公开响应并参与讨论：当议题获得特定对象公开响应或讨论时，理想的网络公共论坛运作，应提供其它对议题有兴趣或有异议者，有继续深究的机会。
（7）是否设定讨论主题：在网络公共论坛上，虽然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但唯恐流于天马行空，漫无边际。因此理想的网络公共论坛运作，应设定一讨论主题，并提供对主题有兴趣的网络使用者皆有加入讨论的机会。
（8）发言者及响应者应提供的讯息：发言者及响应者讯息的提供，如电子信箱、发言者姓名（可匿名）...等，可确保公共论坛运作的制度化，且可过滤企图破坏或干扰公共论坛版面运作的发言者。

（9）讨论区、意见内容、及响应内容呈现方式：理想的网络公共论坛版面讨论区、意见内容、及响应内容的呈现方式，应包含下列几项：发言者姓名（可匿名）、主题、发言时间及日期、相关文章篇数、是否已响应等。
（10）发言与响应是否并列：理想的网络公共论坛版面之运作方式，原始发言与响应发言应应加以并列，俾使任一浏览者能明确掌握此一议题之相关发言，并得以适当地参与讨论或形诸意见。

第二节「网络议会」的实际运作

「网络议会」的公共论坛版面主要可分为五大区域：「今日聊天辩论主题区」、「连署PARTY区」、「网络议会新闻区」、以及「与民有约区」。这五区的不同形式与限制，分述如下：

（1）「今日聊天辩论主题区」：由往占管理者依据热门议题，择定一讨论题目，让所有对议题有兴趣者，可采匿名的方式，在此聊天室中发表意见、参与讨论。
（2）「连署PARTY区」：这是「网络议会」最迥异于一般网站版面架构之处，共架设有五个子区：最新发起、最新连署、连署最多、转寄最多、以及留言最多。网络使用者可针对有兴趣的议题，进行发表、连署、转寄...等方式，发发表者可自由选择匿名与否、或是否留下电子信箱的发表方式。然而所有的发言必须在五百字内完成，并且对事件下一标题名称。
（3）「网络议会新闻区」：这个部份主要是提供登录于「网络议会」的民意代表发布新闻稿之用，因为一般民代的新闻稿，或多或少受限于大众媒介的筛选，而有所缺漏甚或无法采用，因此「网络议会新闻区」犹如一个小型的民代新闻发送站，所发布的新闻必须清楚署名由何位民代所为。
（4）「热门网络服务站区」：结合了228位登录于「网络议会」的民意代表，其中包括立法委员、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三地市议会的议员，每一位登录的民代都有免费的网页空间，并可连结至民代的个人网站，除了可发布个人讯息与意见陈述之外，更重要的是，必须接受各地网友的质询，民代可选择公开或隐藏的方式回答网友质询。
（5）「与民有约区」：这是一种聊天室的形式，在与民代约定好后，网站管理者会在站内公告讨论时间，民代可在约定的时间内与进入该聊天室的网友进行对谈，形式上是一（民代）对多（网友）；内容上则是天马行空、无所不谈；版面显示则为民代的谈话部份在左、网友则在右方。

本研究建构出理想的网络公共论坛版面模型，用以检视「网络议会」的实际运作情形，如下表所示：

表5-1：「网络议会」实际运作一览表
今日聊天辩论主题连署PARTY 网络议会新闻热门网络服务站与民有约
（1）发言者资格限制无无有（民代）无无
（2）发言规则的设定有有有有有
（3）是否可指明特定对象发言是是是是是
（4）刊登发言前是否需事先审查否否否否否
（5）响应内容是否应公开是是仅新闻稿发布由民代决定是
（6）其它使用者可否公开响应并参与讨论是是否是是
（7）是否设定讨论主题是否仅新闻稿发布否否
（8）发言者及响应者应提供的讯息 1.发言者姓名（可匿名）2.发言内容 1.发言者姓名（可匿名）2.电子信箱（可隐藏）3.发言内容 1.民代姓名2.新闻标题 1.发言者姓名（可匿名）2.电子信箱（可隐藏）3.发言内容 1.发言者姓名（可匿名）2.发言内容
（9）讨论区、意见内容、及响应内容呈现方式 1.发言者姓名（可匿名）2.发言内容 1.发言者姓名（可匿名）2.电子信箱（可隐藏）3.发言主题4.发言内容（五百字限制）5.连署人数转寄件数发言内容 1.民代姓名2.新闻标题 1.民代资料2.发言内容3.质询标题4.质询内容 1.发言者姓名（可匿名）2.发言内容
（10）发言与响应是否并列否否否是否

陆结论

第一节「网络议会」的检讨与建议

套用理想的网络公共论坛版面模型，检视「网络议会」公共论坛版面的实际运作情形时，「网络议会」所架构的网际网络公共论坛版面有以下的趋势：

一、在网际网络公共论坛上，游戏规则与秩序维持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原则，因为这牵涉到一个机制的正常运作。在探究「网络议会」的实际运作时，本研究发现：

（1）在「今日聊天辩论主题区」中，较倾向网友的发言中心，亦即参与其中的网友可针对有兴趣的主题发表意见、进行讨论，虽然主题系由网站管理者所设定，实际的讨论内容却无特别限制。
（2）而在「连署PARTY区」中，透过连署、转寄、流言的机制设计，参与者可得知何种议题是「最新发起」、何种议题是「连署最多」、「转寄最多」、或「留言最多」，有助于议题的传布与形塑，俨然成为网友议题建构的模型。然而要在五百字内清楚叙述要连署的事件，以及下一个切合旨意、一目了然的标题名称，则是需要一定的文字能力。
（3）在「网络议会新闻区」中，则倾向为民代发言中心，亦即具备有民意代表的身份才可在此区发布新闻稿，成为虚拟世界中的消息来源。然而别具意义之处在于，对民代而言，新闻的发布于此可以较为完整、深入，不受限于大众媒介的压缩，而且由于该处的新闻发布必须署名，是一个明确的消息来源，所以较不用担心新闻查证上的问题。尽管可能流于一家之言，但相对地，不适的言论亦会遭受广大网友的强烈质疑，而使得民代的言论也必须慎重衡量其适当性。
（4）「热门网络服务站区」专属于登录于「网络议会」上的228位民意代表，除了有「网络议会」上的专属网页，亦可连结至民代的个人网站。民代可以有进一步相关问政资料的发布，并可接受网友的质询，然而民代却有权选择响应与否，以及是否公开或隐密响应的方式。
（5）「与民有约区」则亦为聊天室的形式，民代为当然亦是惟一的谈话主持人，对于言论的内容与谈话时间有绝对的主控权，这样的机制设计仍难以摆脱「一对多」或「中心式」的谈话传播模式，对于问题恐怕难以深入的解决；然而就网络作为增加实体中意见沟通的轨道而言，其正面意义是无庸置疑地。

二、根据相关文献探讨以及检视实际运作情形，「网络议会」确实已若节符合哈伯玛斯关于「公共领域」理论的基本原则：一是制度化的空间；二是法律的明文保障（张锦华，1994）。亦即在「网络议会」公共论坛版面上，确实存有其制度化的运作逻辑，任何人必须服膺网络礼仪与虚拟规范，知道自己的身份与权限，也才能在此「虚拟沙龙」中畅所欲言，否则即被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如此一来，网络世界也才不至于形成脱序或迷乱的状态。质此，本研究认为「网络议会」公共论坛版面的运作，确已具备公共领域的基本特质与雏形，而不啻为现代政治沟通中重要的虚拟机制。
三、就促进公民政治参与而言，「网络议会」每天的浏览人数约可高达三万人次以上，「连署PARTY」的提案更是五花八门，从政坛发烧议题，如罢免案、核四续建案，到争议多年的社运议题，如七股湿地与滨南工业区的问题，以及直接挑战政治人物的，如反对彭百显、罢免吕秀莲、拯救陈水扁…等都有。其中最受网友青睐的要算宣扬动物权的「一人一封救狗陈情」，原本提案人仅拟连署一万人，没想到最后连署者竟高达二万人（新新闻，2001：57-58）。这些例证确确实实地说明了「网络议会」促进政治参与的成效；而且就政治互动而言，「网络议会」也搭建了一条网友与民代沟通时友谊的桥梁，在在皆凸显出「网络议会」作为现代社会「虚拟沙龙」的正面意义。

第二节相关研究的未来展望

随着「明日报」在民国90年2月21日宣布关闭网站以来，架构其下的「网络议会」公共论坛版面亦随之消香玉殒，而使得本研究无法继续在研究方法上进行较深入探究，如对话文本的内容分析、网络使用者及网站管理者的深度访谈…等，这虽然是本研究的缺憾，但并不表示结束；特别是当另一个标榜着网络民主的政治网站eparty诞生之际，更是未来相关研究可以进行的方向。
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网际网络的研究，他们不停在思考：究竟网络会将人类社会引领至何种方向？所有上网或不上网的人，也都虎视眈眈地在算计着：究竟网络能为个人带来多少的利益？网际网络的发展即如同现代版「潘朵拉的盒子」，打开了担心「悲伤」、「疏离」、「罪恶」…等都一一浮现，但又天真的相信「希望」确实存在。网际网络的兴起足以改变现代人类的生活方式，是一个不争之事实，而且他的广度与深度有逐渐扎根的倾向，然而坦白说，不论就网际网络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或网络直接民主的达成而言，这个「希望工程」确实仍有许多尚待努力的空间；于是本研究希望扮演的就是开启希望的锁钥，探究网际网络对促进政治沟通的可能性，并期待有一天能真正地达至网络民主。因为如果「希望」的确存在，那就是希望！

柒参考文献

一、中文书目：

王佳煌（2000）：《信息社会学》。台北：学富文化。

王洪钧（1983）：〈当前政府公共关系的基本问题〉，《东方杂志》，17（2）：6-9。

徐千伟（2000）：《网际网络与公民参与：台北市政府网络个案分析》。国立政治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

张志伟译（2000）：《网络民主》。台北：商周出版。

翁秀琪（1993）：《大众传播理论与实证》。台北：三民书局。

孙秀蕙（1997）：〈网际网络与公共关系：理论与实务运用模式的思考〉，《广告学研究》，9：160-9。

孙国祥（1999）：〈台湾电子民主社会：展望与挑战〉，「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第三届信息科技与社会转型研讨会」论文集。陈雅茜译（1998）：《通讯新纪元》。台北：寰宇科学。

张淑婷（1999）：〈政府公共关系于网际网络上推展现况之初探：以台北市政府全球信息网为例〉，「中华传播学会论文」，〈http://140.119.188.25/db/index.htm〉。

张锦华（1994）：《传播批判理论》。台北：黎明文化。

张锦华（1997）：《公共领域、多文化主义与传播研究》。台北：正中书局。

陈静云（2001）：〈两个标榜网络民主的网站：明日报网络议会诞生及e-party，建立网络与政治的三角关系〉，《新新闻》，729：55-59。

黄瑞祺（1986）：《批判理论与现代社会学》。台北：巨流。

黄学硕（1998）：《网际网络公共传播内容的分析：以交大BBS站为例》。国立交通大学传播研究所。

项靖（1999）：〈理想与现实：民主行政之实践与地方政府网络公共论坛〉，《东海社会科学学报》，18：149-77。

项靖、翁芳怡（1999）：〈我国地方政府网络民意论坛版面使用者满意度之实证研究〉，「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第三届信息科技与社会转型研讨会」论文集。

薛绚（1999）：《空间地图：从但丁的空间到网络的空间》。台北：台湾商务。

谢柏宏（2000）：〈明日报网络议会诞生：全民问政时代来临、头家民代网络一家亲〉，《新新闻》，697：96-7。

二、英文书目：

Bertman, Jerry and Daniel J. Weitzner (1997). Techology and Democracy. Social Research, 64(3) : 1313-20.

Brants, Kees, Martine Huizenga, and Reineke van Meerten (1996). The New Canals of Amsterdam : an Exercise in Local Electronic Democracy. Media, Culture & Society, 18 : 223-47.

Calhoun, Craig. (eds.) (1991).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ge, U.K. : Polity Press.

Casaregola, Vincent and Robert A. Cropf (1998). Virtual Town Halls : Using Computer Networks to Improve Public Discourse and Facilitate Service Delivery, < http: // www.gonzaga.edu/ rr / v4n1 / cropf.html >.

Clarke, Roger (1998).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Weapon of Authoritarianism or Tool of Democracy? .

Dutton, William H. (1996). Network Rules of Order : Regulating Speech in Public Electronic Forum. Media, Culture & Society, 18(2) : 269-90.

Gandy, O., Jr. (1989). Technological Society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ureaucratic Social Contro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9 : 61-75.

Habermas, Jurgen (1984).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 Vol.Ⅰ: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Boston : Beacon Press.

Habermas, Jurgen (1989).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Mass : M.I.T. Press.

Koivisto, Juha and Valiverronen, Esa (1996). The Resurgence of the Critical Theories of Public Spher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20(2) : 18-36.

Kurland, Nancy B. and Terri D. Egan (1996). Engendering Democracy Participation Via the Net : Access, Voice, and Dialogue.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12(4) : 384-406.

Macpherson, Michael (1998). Som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Paper for the European Seminar on Local and Regional Information Society, < http: // www.gonzaga.edu/ rr / v4n1 / cropf.html >.

Navasky, Victor S. (1995). Scoping Out Habermas. Media Studies Journal, 9(3) : 117-24.

Rheingold, Howard (1995). The Virtual Community :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London : Minerva.

Thompson, John B. (1995).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 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 Cambridge, U.K. : Polity Press.

Villa, Dara R. (1992). Postmodernism and the Public Spher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6(3) : 712-21.

Weare, Christopher, Juliet A. Musso, and Matthew L. Hale (1999). Electronic Democracy and the Diffusion of Municipal Web Pages in California. American and Society, 31(1) : 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