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迎风 “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缺少社会中间组织”

刚才孙教授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报告，做评议确实有点勉为其难，因为那一个我本身是来救场的，准备不充分，第二个孙立平教授他是做理论的，我本身是做政治研究的，实话实说对孙教授讲的很多东西，我也没有完全听懂，而且今天早上通知我做评论人，我还把孙教授的文章调出来看了一下，结合刚才讲的，我对孙教授讲的有2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2点。

那么第一孙教授的第一个判断是中国社会自90年代以来发生了非常非常彻底的变化，或者说现在的中国社会和90年代以前或者更早一点改革开放以前以及完完全全不是同一个社会了，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不是一个社会了，比如说社会生活的组织管理方式，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从个人来讲个人的价值观点，行为方式、追求也发生了变化，其中更重要的是整个利益关系发生了变化，那么在过去孙教授讲的过去是一个整体性社会，就是没有个人利益，那么个人服从组织，组织服从中央，每个人包括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单一利益主体下的内部群体关系，而现在变成了不同主题之间的关系，而且在利益分化的过程当中，不同阶层他们的利益获得程度差距很大的，我觉得的核心的就是利益关系和90年代以前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变化。

另外一点我觉得孙教授讲的，其实他里面潜在的一个基本观点，当然在他的文章里面可能讲的更加清楚一点，就是说尽管这种社会现在已经基本定型了，这种东西很难被打破，但它确实不是一种很让人放心的结果，那么比如潜伏着某种危机，对这两个观点我都非常赞同，但是就第二个问题我想谈谈我个人的观点，那么现在就是利益关系高度分化和社会稳定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那么很显然你搞改革，改革本身就是对利益关系的调整，但是这个调整，利益关系变化是不是一定导致社会稳定，是不是一定能够带来稳定，是否一定会带来危机也不一定，我觉得这里要从几个环节来看，第一个我觉得是看利益分化或者说利益关系调整的过程本身是怎么样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本身是基于大家相互之间充分谈判的结果，或者说是经过决大部分人理性选择的结果，还是说由于某些群体某些人操纵，而其他人被迫无奈跟进的结果，如果说是充分谈判的结果，这个没有问题，如果是大家充分理性选择的结果，也没有问题，如果是基于某个特定的群体他们暗中操纵或者说依靠不平等的谈判或者依靠强权来导致这种变化，而其他人被迫跟进，我觉得这就有问题，这是一个环节。如果这一个环节有问题，他可能就不稳定了。当然如果纯粹第一个环节就是由于强权或者某些所决定的而不是大多数人理性选择也不是谈判的结果，它未必出现危机，但他是出现危机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么这就涉及到第二个环节。

那么第二个环节就是你这种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变化对每一个群体的影响是什么，如果说每一次调整它都形成一种帕累托改进，也就是说一部分人从里面获利了其他人没有受损失，我看这种利益关系调整应该没有问题，刚才孙教授讲的非常清楚，在80年代初期的改革为什么越改越好，社会也很稳定，80年代中期全国人民对未来对整个社会满意的一塌糊涂，对前景看好的一塌糊涂，所有人都感觉前景一片光明，事实上80年代的改革，我觉得就是实现了一种帕累托改进，那么农民从这里面获利了，城里人或者其他人并没有受到损失，只要利益关系调整是实现这样一种东西，那么它就不会有问题，那么如果反过来一部分人的获利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的损失，那么这就可能出现问题，从90年代以来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一部分人受利了，甚至是很大的益，而一部分人被相对剥夺，另外一部分人被绝对剥夺，那么孙教授在他们的文章里其实就划分了四个大的群体，利益绝对受益，利益相对受益，利益相对剥夺，那么如果出现这种问题，一部分人的获益是建立在其他人损失的基础上，那么这就可能出现问题。

那么第三个环节，即使说出现了前面两个问题，仍然未必会出现问题，那么这就取决于体制本身有没有修复能力，如果有，我们认识到有问题，我们利用比较好的机制把它改过来，否则的话就会有问题，从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来看,我同意孙教授的观点,有些东西它开始固化,其实按照目前的利益格局,事实上它很难形成一种对现有利益格局的调整,那么按孙教授的解释其实就是说我们缺少一个中间层缺少中产阶级,实际上两片面包夹一个东西,实际上是两大阵营对立中间没有缓冲,那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和孙教授有一点不同,其实我更多的还是考虑到政府\u27665民众和社会中间组织的问题,我觉得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缺少社会中间组织,那么缺少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直接面对民众,民众当然由于这些年的改革主体地位已经非常清晰化了,事实上在另外一个角度,政府也成为一个具有独特利益地位的利益主体,那么在这两个中间如果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中间层,起到比较好的缓冲,做到上情能够下达,下情也能上达,那么双方都好,同时社会中间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说社会中间组织是以行业为主体的这中东西,像工会,行业协会.那么社会中间组织它不仅仅在民众和政府之间达成一个沟通的桥梁,那么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他可以在同一个群体内部达成一致达成妥协。比如说大家都是工人，有着共同的利益但这里面也有不同的利益，每个人都有自己利益，那么这时候以工会为代表的社会中间组织他起什么作用那？他除了代表工人和政府、雇主谈判以外，它还有一个内部整合功能，你比如说雇主组织，他同样有。但现在我们国家的情况来看，由于没有中间组织，政府和民众不能对话，然后不同群体内部不能达成一致，最后的结果我觉得，孙教授今天也没有讲他那个东西，文章里说叫社会碎片化，我觉得那个概念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其实这个社会已经到了利益主体高度分散，但是没有办法整合、妥协，到了这种程度了，那么最大的问题是导致大家不能谈判，不能做到一起形成一个主流的做法，所谓主流的做法就是能够保证大多数人的利益的一种主度，这是非常可怕的。可怕在什么地方？你比如说和老百姓聊天，所有的老百姓他都骂说是政治体制不行，经济体制不行，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但是你仔细看看我们几乎所有的个人在不同的时候他都在违规，也就是说大家都痛恨现在这样的体制，但是轮到自己的时候每个人还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其实这是一种坏制度的锁定状态，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怕的东西，而且像孙教授所讲的，也许我没有很好的解读清楚他写的东西，他说这个制度可以长期固定下去，我觉得不会长期固定下去，但是那这个坏制度锁定到一定的时候它出现必然的结果崩盘，这个东西更可怕，如果你不能有效的对它进行调节，不能靠社会的整合社会的谈判协商来解决，那么这种坏制度走下去，它肯定不能走到头那么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崩盘的情况，那是一种最可怕的状态，至于说未来怎么办，我非常同意孙教授的观点，这需要全社会的一个社会整合，其中比较重要的我觉得是第一要发育社会中间组织，真正形成一种不同群体之间协商对话的一种渠道，而且各个群体之间还有学会协商让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另外一点我觉得孙教授刚才已经谈的比较多了，就是弱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政府该做的事情要做好，我就谈这么多。

　　　　　　　　　　　　　　　　　　　　　　　　　　　　　　　　　　　　　　　　 　　来自224期天则双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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