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
潘圆
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是压不住的。阻碍改革推进得更快的一个因素是旧观念的障碍，但更重要的是某些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
要用市场经济制度去创造机会平等和效率。当前出现的不同阶层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悬殊现象，主要不是由结果的不平等造成，而是由机会不平等造成的。掌握权力的人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营私。
对于改革过程中必然多少会发生的不平等，以及其他因个人条件不同而引发的结果不平等所造成的贫富悬殊，政府要及时地通过自己的政策来缓解社会矛盾，力求实现共同富裕。
现在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就是因为体制未改的国有部门还支配着一些重要资源的主要部分。这是当前许多困扰我们的经济问题的一个总的根源。不过今年的改革有比较快的进展。现在我们正在过大关。
吴敬琏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中国联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著有《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ll论竞争性市场体制（合著）》、《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何处寻求大智慧》、《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国企改革攻坚15题（合著）》等。
再也不能贻误时机
记者：变法图强是中华民族一个多世纪以来发出的强烈心声，最近20年波澜壮阔的改革无疑是其中最激动人心的乐章。在这场新的革命中，社会主义应该走计划经济道路还是市场经济道路成为主要分歧，围绕这一分歧有过多次激烈的交锋。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您能否简要回顾其历程？
吴敬琏：“文化大革命”以前，在中国政府机构和学术界，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是苏联计划经济的一套，我自己当时对这一套也是深信不疑的。有的经济学家如顾准，就提出过市场经济的观点，但是刚一露头就被政治运动打下去了。“文革”使得中国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也给了我们一些人以思考的空间，开始对计划经济进行反思。
粉碎“四人帮”后，孙冶方、于光远、薛暮桥等一大批经济学家把改革的取向指向了市场，我也成为其中的一员。1980年，在由薛暮桥等人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明确提出：“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但这种认识并没有成为决策层的共识。
从1981年冬季开始，强调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的观点重新抬头，虽然当时以邓小平为首的许多领导人是主张市场经济的，但最终十二大报告的提法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没能在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认识上取得进展。
然而，市场取向改革的要求是压制不住的。1984年，“市场派”开始反攻。马洪受命组织社科院的几个研究人员写了一篇文章，放出试探气球，要给市场经济翻案。这种要求得到各方面的响应和领导的认可。于是，建设“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或“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成为1984年9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基调。最后，这一提法被写入这次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当中，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虽然“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提法有点绕弯子，不够明朗，但毕竟为改革确立了正确的方向。大多数经济学家认识到，所谓商品经济，就是以市场为基础配置经济资源的市场经济。
然而，有关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并未平息。1989年以后，有些理论家坚持认为，惟一正确的说法应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中国经济的性质是计划经济，决不能提市场经济，否则就是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1990年7月的一次高层会议上，经济学家们就这一问题正面交锋。当时，市场这边的力量很单薄，这次我站到了捍卫市场的第一线。会后，传出了“有计划、吴市场”的说法，意思是批评我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为了回答反对的意见，我更加深入地在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基础上，研究这个关系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问题。经过研究，我坚信为了中国的富强和人民的福利，我们必须走市场经济的道路。
在许多学者和领导人的努力下，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为这场争论一槌定音。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记者：中国从来不缺乏有识之士，中国需要的是对真理的倾听。从1956年顾准率先提出中国市场取向改革至今已是40多年，中国为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摸索了相当长的时间，也失去了太多的机遇。您对此有什么感触？
吴敬琏：顾准临死也没有看见曙光。孙冶方还在改革道路的探索时期就辞世了。薛暮桥也只参与了市场经济蓝图的制定和开始阶段的施工。我比他们幸运得多，因而责任更大。我现在更多的不是为自己的一些主张被采纳而欣喜，是为正确决定执行得不够快和不够好而惋惜。
我感到不满足的是，1984年以后，一些方面的改革仍然进展太慢。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的基本道路。其后的党代表会议要求在“七五”（1986～1990年）期间建立起商品经济的基本框架。这个任务没有完成。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要求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那时到现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市场经济的有些重要架构，例如现代金融体系，还有待建立。阻碍改革推进得更快的一个因素是旧的意识形态的障碍，但更重要的是某些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
随着入世的临近，留给我国进行认真改革、使自己能够在未来激烈竞争中自立于强手之林的时间已经不多。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按照党的决议已经确定的方针进行改革，避免由于延误时机而犯历史性错误。
贫富差距缘于机会不平等
记者：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而当今贫富差距拉大是显见的事实，这使一些人产生怀疑，市场经济能带领我们走向共同富裕吗？
吴敬琏：单纯从效率的角度分析很容易做出市场经济的选择，但人们往往对效率和平等的关系提出疑问。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奥肯提出的“效率与平等替换”的原理：分配越是平等，效率越是难以提高；分配越是不平等，越能提高效率。市场经济追求高效率，就必然造成不平等的加剧。
从理论上说，平等（不平等）有机会的平等（不平等）和结果的平等（不平等）两个大类。奥肯所说与效率有着替换关系的平等，指的是结果的平等。至于机会的平等，则大体上是同效率互相促进的。我们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机会的不平等和无效率，用市场经济制度去创造机会平等和效率。
应当说，谋求平等和市场取向的改革是一致的。当前出现的不同阶层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和贫富悬殊的现象，主要不是由结果的不平等造成，而是由机会不平等造成的。一些掌有权力的人利用手中的权力营私。还有一种情况是在机会平等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出现产生的结果不平等。比如说在知识经济的条件下，知识水平越高的人就业机会越多，岗位越好，收入越高；相形之下，没受过高等教育或者不具备适用的专业技能的人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收入水平相对较低。
对于机会不平等造成的贫富悬殊，需要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来解决。在设计和施行改革的方式和步骤上，要注意防止少数人利用手中权力侵吞公共资产，掠夺大众以自肥。一是尽量减少审批的项目和改善审批办法，以便减少靠权力“寻租”的机会。二是严明规则，切实防止少数人在所有制结构调整过程中蚕食和鲸吞公共财产。对于改革过程中必然多少会发生的不平等，以及其他因个人条件不同而引发的结果不平等所造成的贫富悬殊，政府要及时地通过自己的政策来缓解社会矛盾，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础上，运用多种政策工具，例如社会福利设施、累进税和遗产税等制度。一方面扶助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另一方面抑制少数人个人财富的过度积累，力求实现共同富裕。
记者：现在有人借国有企业重组改制之机为个人牟取利益，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并引发了一些国企职工对改革的抵触情绪。您对此怎么看？
吴敬琏：对国有资产流失要具体分析。其中确有以权谋私的问题，但有的并非如此。例如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养老保险采取个人账户制。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从国有资产中“切”出一块补偿老职工的办法来充实“老人”和“中人”的个人账户。当时就有人以“国有资产流失”为理由加以反对，以致无法把老职工的个人账户制养老保险建立起来。
在我看来，现在存在两种错误的倾向：有人打着“维护社会主义”的旗号来打击改革；也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来反改革。改革的阻力既来自旧观念，更来自既得利益。而与改革背道而驰的既得利益有的产生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也有的来自前期不规范的改革。例如，在规范化的基础上发展证券市场的要求，就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说这是“打击新生事物”。有些人说这种话的原因是不了解经济学的道理和事情的真相，但是也有一些人对事情本身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他们这样说，只是因为代表着一种利益。这种打着“改革”的旗号反对改革的说法和做法，为害甚大。第一，它延缓了建立规范化市场经济的进程；第二，使受到这类不正常行为损害的人们误以为这种不正常状态是改革带来的，从而产生对改革反感和对立的情绪，而这些人正是我们要为之寻求公平的对象。
改革确实会带来痛苦，但这些痛苦并非都来自改革自身，而是来自改革以外的东西。其中有些是不可避免的，有些是人为的。不客气地说，有人就是要在里面搅，想混水摸鱼。
齐心合力过大关
记者：中国的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以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轮廓已经显现出来了。但许多经济学家仍然认为，中国经济处在关键时期。为什么好多年来一直在说当前的时期是关键时期？
吴敬琏：不是老有新的关键时期，而是关键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基本区别是资源配置方式不同。党的十四大决定说得对，市场经济的特点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反之，计划经济的特点是行政计划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今年年初，我在一次演讲里说，现在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就是因为体制未改的国有部门还支配着一些重要资源的主要部分。这是当前许多困扰我们的经济问题的一个总的根源。不过，今年的改革有比较快的进展。现在我要说：“我们正在过大关。”十五大以来，我国在理论和政策上都有重大突破。现在关键是贯彻落实。在当前的改革中，我们不但要解决计划经济中形成的制度问题，还要解决过去20年放权让利过程中形成的制度问题。不能拖，越拖越被动，必须横下心，厉行根本性的改革。目前在经济改革方面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有四个：
其一，按照“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调整所有制结构。为此，要加快推进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改组和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革。
其二，尽快解决私营企业的国民待遇问题。对私营企业的歧视性待遇，正制约着其健康发展。比如说，现在民营企业可以自营出口了，但其门槛比国营要高好几倍，这不符合十五大的精神。给民营企业以平等待遇并不是一种生产力不发达条件下的权宜之计，而是至少100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制度所要求的长期政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只应取决于这种经济成分本身的竞争力和对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提高所作的贡献。
其三，市场经济的支持性系统亟待建立。现在金融系统的市场化程度很低，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去甚远。市场经济不是面对面，一手钱、一手货的交易，必须依靠信用。因此信用问题生死攸关，而现在信用体系尚未建立，以致失信现象极其严重。
其四，要确立公正透明的游戏规则，要确立法治。要使老百姓知道自己拥有哪些权利，并使他们有足够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要让官员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照法律行使自己的职权，并受到法律的监督。
总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法治国家，将是新世纪改革的重点任务。只有加快推进以上述四方面的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改革，才能在不远的将来实现我国富裕、民主、文明的伟大目标。（摘自《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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