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王逸舟
［内容提要］国际问题研究应当更多地从人性着眼，这是本文的一个基本论点。作者在对传统的“科学思维定式”造成的问题进行批评的基础上，以近几十年来取得进展的非线性理论和耗散学说为根据，从混沌现象和人的非理性等方面，初步探讨了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作者强调，总之，我们的国际政治学研究不应满足或局限于传统的、大而化之的泛议，而应更多地从人性入手，揭开各种神秘的面罩，开启微观国际政治分析的大门。
［关键词］人性，混沌，复杂性，不确定，微观国际政治分析。
常听人说，“现在的国际格局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和难于捉摸”。其实，何止是现在，过去、将来国际政治都没有、也不会特别有把握做“精准预测”的时候。究其原因，还是人性在“作祟”，人本来就是一半理性、一半非理性的动物。然而，现在的环境和气氛，造成了一种以为世界可以是、应当是按照某些确切的规律加以运行的看法，不少人进而认为“科学的理论”（不管是科学的政治学、科学的经济学或者科学的国际关系学等等理论）有责任发现这些规律和加以说明；一旦学者工作没有达到他们的期待时，批评和抱怨势在必然。我想，就社会科学、特别是国际政治研究而言，那些以“用现代科学为基础建立了新古典经济学”自诩的经济学家，对此种看法的形成，负有一定的责任。
《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一书的作者、《科学》（science）杂志的特约撰稿人沃尔德罗普（M.Waldrop）批评道，现在的经济学就象是纯数学的一个分支，以经济学基础理论的而著称的“新古典经济学”，把这个多姿多彩而又错综复杂的世界简化成了用几页纸就能说明的一系列狭隘、抽象的法则。“计量学家们如此成功地把他们的学科转变成了假扮的物理学，在他们的理论中，人类所有的弱点和激情都被滤去了。他们的理论把具有动物本能的人描绘成了像粒子那样的东西：‘经济人’，像神一样的存在物。这些存在物的理性思维永远是完美无缺的，永远是冷静地追求可以预测的自我利益。就像一个物理学家可以预测一个粒子对任何一组特定的力会作出何种反应那样，经济学家也可以预测经济人会对什么样的特定经济形势作出何种反应：他（或它）会正好把自己的‘实用功能’发挥到极致。同样，新古典经济学把经济状况描绘成永远处于完美的均衡之中，供总是正好等于求，股票市场永远不会被疯癫和狂泻所覆没，任何一家公司都不会强大到能够垄断市场，十全十美的自由市场的魔术总是能够把经济效益发挥到最大值”；这种观点使人联想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们把宇宙看成是牛顿完美运动定律下的一种巨大的、精确有如时钟的装置。唯一的区别是，经济学家们似乎把人类社会看成是在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操纵下的一个上足了润滑油的机器。”他还指出：公平地说，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家们已经在基本的经济模式上发展出了各种各种详尽的阐述，以涵盖诸如前景的不稳定性和财产继承等事情，他们还使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适应于税收、垄断、国际贸易、就业、金融、货币政策――举凡经济学家能够想到的一切；但是，他们的理论仍然无法描述出“人类世界的混乱无序性和非理性，或者象每天都可以在加州的柏克莱大街上见到的那些情形”。[1]
在分析这一问题时，近几十年开拓出的混沌学和耗散理论可以提供许多启示。混沌理论告诉我们：经济的和其它社会的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能产生混沌行为，从而导致系统的不确定性；混沌行为对初始条件具有严重的依赖性，系统初始条件的一点小变化，最终能带来行为结果的巨大变化，这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即一个原以为可以忽略不计的微小变化（“南美洲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可以造成系统的面目全非（“在北美洲引起了一场风暴”）。一些混沌理论家认为，若存在混沌行为，则中长期预测（所谓“人的理性预期”）完全没有意义；由于初始位置无法把握，加上各种随机的误差，未来是测不准的。同时，混沌理论还说明，简单的系统可以产生复杂的行为，确定的系统可以产生不确定的行为。[2]《从混沌到有序》的作者、诺贝尔奖得主普里高津（I.Prigogine），依据耗散理论及科学思想史的一些新进展，广泛讨论过自然界的可逆性和不可逆性、对称性和非对称性、决定性和随机性、简单性和复杂性、进化和退化、稳定和不稳定、有序和无序等一系列重要的范畴，指出应当把动力学与热力学、物理学与生物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西方文化传统与中国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在一个更高的和全新的基础上，建立人与自然的新联盟及新的科学观和自然观。[3]与此相反，普氏提出：人们认识世界的角度和方法，应当超越牛顿思维的束缚，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即“转向多重性、暂时性和复杂性”；人们应当认识到，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多元论的世界之中。确实有不少现象是决定论的和可逆的，比如无摩擦的摆的运动，或地球围绕太阳的运动，在这种可逆过程中无所谓时间的优势方向。但是，也有许多不可逆的过程，它们涉及时间的方向性。假如你把两种液体（例如水和酒精）掺在一起，从经验可知，这两种液体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混和起来。我们却从未见过这个过程的逆过程，即这种混合物能自发地分离成纯水和纯酒精。因而，这个过程是一个不可逆过程。他强调，一旦传统科学及其思维遇到广大生物界构成的多维系统或由生动鲜活的人组成的社会等“复杂系统”，就不得不对自身加以修改，否则就将完全失去效力；“人类存在由不断创生不可预测的新鲜事物”组成。[4]
确实，想想日常生活里我们所感受到的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多变性，就不难体会到普氏看法的道理，因为那种机械论的分析方法实在是无法适应现实里变得越来越混沌不清的世界和国家间关系。如果我们所看到的仅仅是一个只包括很少国家和角色的系统，比如说象19世纪那样仅有十几个国家的世界体系，或者是理论上的单极和两极结构那样，还有可能对这种系统中为数不多的角色分别加以讨论，看看它们的目标、手段、关系以及行为方式等等会是怎样。这种系统中各种角色的定位和思考（战略）原则上是可知的，能够预见的；国际政治的博奕论搞的就是这一套，它类似于经济学上讲的理性预期。这并不是说系统内不会出现突发事件，而是说此类事件的数量较少、影响有限，研究者“犯错误”的可能性较小。很自然，系统内的角色越少，它们的目标和态度越相似，可预见度就越高。现在，让我们看看现实的世界，尤其是不同于18－19世纪的今日世界吧。单从国家层面上讲，角色的数目就要多得多，即使它们是同质的，数目的增加就足以使事物变得更加复杂。19世纪后期时，世界体系里活动的不过十数个国家，20世纪中叶联合国成立时其会员国也才刚过50个，可目前得到联合国承认的、有主权地位的国家数量，已经将近190个。不只在国家层面上，战略的不确定性是从前无法比拟，从复杂性角度观察更重要的是，除了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涌现出了日益增多的各式各样的角色，它们的行为方式和思考模式更是难以确定――宗教组织，跨国公司，新社会运动，政治集团，反核人士及生态保护团体，女权主义呼吁者，不分国界的资本流动及其掌控势力，同性恋联盟和其它稀奇古怪的“俱乐部”，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哪一个都无需政府参与或许可，谁都有可能对事物的发展变化产生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它们的类型、利益、目标和行为方式都更加复杂多样和难以定性。研究者对它们所知甚少、把握更小，它们的选择更难预测。同样是宗教组织和政治集团，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区域内，又有许多差异和矛盾。甚至对生态组织和同性恋团体都可以说同样的话。它们使得判断分析、预测对策的工作变得更加难办，遑论“准确预警”、“未雨绸缪”！？
从理论上讲，上述变化要求我们对复杂性和偶然性有更加全面综合和有动态感的了解。从常识上讲，复杂性表现为一种众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状态。在控制论、系统论和独立组织的理论范畴中，复杂性概念不仅仅表现为一个系统内各种因素之间极大的差异性，而尤其表现出这样一种极其难以预料的活跃性，即一种由极其众多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可变性和它们之间大量不同性质的关系而产生的活跃性；实际上，复杂性这一概念近似于偶然性概念。所谓偶然性，指的是两个以上的因果关系或不同目的组成的“链条”不期而遇的不可预见性；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对偶然事件的确定，既涉及到对属于同一个数量级复杂程度的说明，又牵扯到对既定对象特点的描述，其特点好比计量学上所形容的那样――“用4个参数，你可能估量一头大象，而用8个参数，你便可使大象的尾巴动起来”。[5]《复杂》一书的作者，用形象的比喻来形容“复杂性”范畴的意义：“牛顿的机械化运动的比喻接近正统的正教，这个比喻认为宇宙基本上是井然有序的，……上帝安排了世界，只要我们循规蹈矩，秩序自然存在。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各行其责，追求我们各自的正当权益、努力工作、不打扰别人，那么这个世界就会自然趋于均衡”；“而另一种理论选择――复杂性的特点――则完全是道教的。在道教中，秩序不是天然固有的，‘世界从一开始，一变成二、进而变成许许多多，许许多多又导致无穷无尽。’在道教中，宇宙是广袤的、无定性的、永恒变化的。你无法将其定死。”“复杂性理论不是基于牛顿式机械化预测的比喻，它似乎更接近于一棵树从树种长成参天大树的比喻，或者好比一个计算机程序从几行编码展开，甚至或许是一群头脑简单的鸟儿，有机而自组。”[6]
分析到此，不能不讨论一下所谓“人的理性”。事情如此复杂，偶然性又如此普遍，那么人的理性能否从容思考和应付这一切？回答可能是否定的。说起来，现代物理的世界和牛顿的思维方式确实是某种“理性之体现”，但人的世界就不那么简单。人可以“理性地”改造自然，却未必能够同样地对待自己，包括理性地预测人的命运和处理相互间的关系。也许正因如此，如一些专家指出的那样[7]，爱因斯坦对人的科技成就与人类弱点的复杂关系，始终存有一种悲观主义的观点。这位发明了广义相对论、极具智慧和良知的学者，在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特别悲惨的时期，即法西斯主义、排犹主义和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到晚年时感觉到，所谓人的理性，也可能是最不理性的，因为人类用科学思想和方法创造出来的原子弹及其他手段，可以从根本上毁灭人类自身和整个地球。爱因斯坦指的当然是最极端的人的理性之异化，但无论如何不能否认，看上去不断发展、不断演化的人类理性，确实含有深层次的、难于调和的内在矛盾。人作为一种类种，似乎变得越来越聪明和有创造性，但与此同时人性的复杂性，包括情感个性、善恶动机和非理性等等，却往往不受人自己的控制，造成有时相当积极、有时却非常消极的结果。人的理性或非理性，实际上是很难界定、很难预测的。尤其在国际政治里，看上去个人的存在似乎不重要，实际上国家的行为完全是由那些有复杂情感和理智的人决定的。在考察国际政治时，必须把它作为人的种种行为的结果加以考虑。联系到上一段讨论的内容，可以这样说，在国际政治里个人的行为出于不同的原因表现出高度的复杂性；所谓的不可预见性，或者说历史上意外事件的发生（偶然性），其根源往往在于：从积极方面讲个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在于人从消极层面看――会出现非理性和“犯迷糊”，在于国际政治生活中千千万万的个人――从小国的国务活动家到大都市中的出租车司机，从联合国难民署的普通工作人员到非洲之角的乞讨者，从女权主义者到同性恋追求者――所扮演的角色之千奇百怪、千差万异。可以说，没有这种奇异性和差异性，就没有复杂性与偶然性，国际政治也就不会存在；离开这种奇异性和差异性，人们见到的，毋宁说是“梦到的”，将是《理想国》或《桃花源记》。
知道了这一切，在国际事务中，我们就不要对某些政治家的某某事件体现着或预示着“历史必然性”的大话不必太当真，至少不必照单全收；人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邱吉尔会说，历史就是一件接一件见鬼的事件组成的。《复杂》一书的作者这样形容历史的偶然性：“正反馈积累了一系列无关紧要的偶然事件――在大厅的过道上谁碰到了谁，哪辆货车凑巧在哪儿停下来过了一晚，意大利制鞋匠凑巧移民――这些偶然发生的小事会扩大成再也不可逆转的历史。难道一个年轻的女演员能够完全只依靠自己的天份而成为超级明星吗？这是很难的。她幸运地在唯一一部引起哄动的电影里扮演了一个角色，因此而扬名。仅仅因为有了名声，她就从此飞黄腾达。而和她同时入行、和她具有同等才情的演员却没能取得任何成就。难道英国的殖民者们当年在寒冷而多石的马萨诸塞海湾聚集，是因为新英格兰的土地最适于建农场吗？不。他们到达并聚集在了那里，只是因为马萨诸塞海湾是这些移民到美洲的英国清教徒们下船登陆的地方，而他们在那儿下船只是因为他们乘坐的‘五月花’号船寻找不到弗吉尼亚州，迷失了方向。殖民地一经确立，就再没有回头的路了。没人再想选择波士顿，再搬到别处去了。”[8]在我看来，沃尔德罗普这位《科学》杂志的著名撰稿人其实比任何人都清楚，历史进程同样包含人的有意识的努力，具体的事态中包含着人的理性和计算，许多事情的发生恰如所预料的那样，规律存在于相当多的事态和进程中，但他所以强调历史偶然性和复杂性的一面，是因为在他看来这种偶然性也是必然性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因为他想以振聋发聩的语言一扫旧习，使读者的思考方式非线性化、立体化，更有层次更有创造力，使原本十分生动丰富、但被过分简化的历史画面，重新变得生动和丰富起来。
20世纪最有名的政治心理学家之一的沃拉斯（G.Wallas），曾经仔细探讨他所说的“政治中的非理性推理”现象。他发现，“人总是按照对本身利益的明智见解行事”的假设，是与一般人的政治和经济思维习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这个假设又可分成两个独立的假定：第一，人总是按照对达到一个预定目的的最佳手段的推理行事的；第二，一切推理都是同一类型，由同一“论证”过程产生的。然而，事实和分析都有力地证明，这两个假设都是有问题的。首先，人并不总是按照对目的和手段的推理行事的。在政治中，像在日常生活中一样，人往往在感情和本能的直接刺激下行事，其感情和兴趣可能与正式的口号和要求大相径庭，或者说，与政治家通过“理性分析和引导”得出的东西针锋相对。政治冲动不仅仅是对手段和目的进行考虑后所作出的理智推理，而且是先于个人的思想和经验、尽管为思想和经验所修正的意向。只要留意一下诸如个人喜爱、恐惧、嘲笑、财产欲等冲动在政治中的作用，就可以明白了。[9]其次，人们确实总在对他们的政治行为的结果做出判别，但这种判别很难说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理性推理”。虽然心理学小册子上讲得似乎明明白白，但真的要去追究，却不是一件易事。人的头脑就像一把竖琴，所有的琴弦都一齐震动；因此，感情、冲动、推理以及称为理性推理的那种特殊的推理，往往都是单独一种心理体验的许多同时发生的、互相混合的方面，它们是如此复杂地混合在一起，以致常常很难断定这一连串的意识状态是称为感情还是推理更为合适。即使当一个人的思想明显属于推理类型时，也不一定能够说清楚它的每个步骤到底是不是由一个明确的目的控制，哪一步算本能、哪一步算推理。我们的许多推理，就像它们所伴随和改变的准本能冲动，是在我们根本不作有意识努力的时候发生的。人看见一块石头掉下来身子就向后跳，在这种纯粹本能的动作中，跳的冲动以及石头掉下来有危险的推理只不过是同一个无意识过程的两个名称。它既是本能冲动，也可以说是本能推理。“所有这一切的政治重要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大多数人的大多数政治见解，并非是受经验检验的推理的结果，而是习惯所确定的无意识或半无意识推理的结果。习惯在政治中显示的力量主要是形成各种思路。……这样下意识地形成的意见，是我们日常生活事务中一个相当可靠的指导。物质世界并不是经常故意欺骗我们，我们的最终信念乃是无数个独立的、瞬间的推理的结果，其中正确的推理比谬误的推理多，也比谬误的推理更有可能存在下去。”[10]沃拉斯的分析同样适用于看待股市现象。按照理性预期学说，既然所有的经济行为体都是完全理性的，那么所有的投资者必然是完全理性的人；而且，既然这些完全理性的投资者对所有股票的长远预期获利都掌握同样的信息，那么他们对每股股值的估计，即在扣除利率后的预期净利，就应该总是一致的。照此推理，这种完全理性的市场就永远不可能陷入投机性的炒做和崩盘，股市最多只会由于对各种股票预期的最新信息而稍有波动。据理性设想，纽约股票交易所大厅必然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可是事实却与这种预期大相径庭：形形色色的泡沫和崩盘在大起大落，交易员的情绪同时在发生变化，狂喜和恐惧、焦急的期待和极度的沮丧、信心十足与萎靡不振；一会儿“熊市”，一会儿“牛市”。很多时候看上去，股市真象一个神经有毛病的人。但是，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股市难道不正是正常的人从事的一种正常的经济活动吗？它难道不正是人的本能冲动与本能推理的综合体现吗？它难道不正是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结合的最佳实践场所吗？在非理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的交错、替代或较量中，人的兴奋感（或疲劳感），或者人群的数量多寡，都会起到重要的作用。股市算是一个事例，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某个很有心计的人，会在冗长会议最后阶段，趁大家难于集中精力之时通过某项在通常考虑下很难通过的决议。政客在群众大会上以高谈阔论吸引听众也是一例；不论是否真的负责任或符合“理性考虑”，政治家激昂的言辞和许诺对现场听众总是特别有用。人的理智和动物性，理性与非理性，形而上与形而下，只有相对的区别，这种区别更多地不是存在于现实中，而是想像于分析者和理论家的脑海里、笔端下，其实这些个“对子”是无法断然分割的；恩格斯说的精辟而俏皮，人始终是“半截子的唯心主义”。这些分析教导我们，任何时候在判断问题时都要留有一点余地，不要把任何个人的作用神秘化，譬如说把本来很平常的国际政治斗争，说成是智力超常者的精彩博弈。
我们的国际政治学研究不应满足或局限于传统的宏观式的泛泛议论，而应更多地从人性入手，揭开各种神秘的面罩，开启微观政治分析的大门。本系列论文试图探讨的问题，仅仅是这方面的一个开始，是“人性与国际关系”大课题下的一部分内容。作者当然期待着更多人的批评与加入，并以此看到微观国际政治学研究的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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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沃尔德罗普：《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三联书店1997年第1版，第12－13页。
[2]
这方面，可以参见李拉亚对混沌理论的简明扼要概括，见他的著作《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32－33页。
[3]
普里高津：《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64－87页。
[4]
参见普里高津：《确定性的终结――时间、混沌与新自然法则》，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版。
[5]
皮埃尔.阿兰：“国际政治理论中的复杂性、偶然性和个人”，载自［法国］吉拉尔主编《幻想与发明――个人回归国际政治》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55－56页。
[6]
沃尔德罗普：《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三联书店1997年第1版，第464页，第462页。
[7] 《确定性的终结》，第148－149页。
[8] 《复杂》，第35－36页。
[9]
沃拉斯：《政治中的人性》，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页。
[10] 《政治中的人性》，第63－64页，第66－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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