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法 评 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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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和宪政的控制性智慧
范亚峰
(在《我们是人大代表》第四次论坛上的评议)
今天非常幸运听到刘忠干老师的精彩讲话。我们这么多年常常讲一个“中国化”问题,唐力权先生说,西方的智慧是控制性智慧,而中国的智慧是关怀性智慧。有一本书的题目叫《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比较恰当地把握了宪政的控制性智慧。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一种“关怀性智慧”。我们从中国人大制度的运行中可以看到这两种智慧合一的影子。比如,人民代表既关心几万学生的升学问题,这是一种关怀,同时人大代表的三个权力(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权、人事任免权、重大事项决定权),都是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很重要的一点,在人大向议会转变的关键时期,04年之所以被认为是很重要的一年在于,04的修宪向前迈了一大步。修宪的三点中重要的两点是财产权、人权入宪。我们知道宪法的原则实际上是5个:财产权、人权、分权、人民主权、法治。近年提出以民为本,跟中国传统的民本话语有一定关联,体现了关怀性智慧,表明政府出现了儒家化的倾向。最近福建一个县委书记向舆论监督求救,近年中国社会有大量的恶性腐败案件。这些严重的腐败现象暴露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政治的控制性智慧的严重不足。宪政的控制性智慧体现在两个重要原则,就是分权原则和人民主权原则里面。最近一期的《新闻周刊》重新提到小平同志1982年的“8.18”讲话,把“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的主要内容看作对分权制衡原则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到,小平改革的路线,基本上是向地方分权,向个人自主分权,向家庭联产承包分权的倾向。我觉得把小平的“八·一八”讲话解释成分权原则的贯彻是非常精辟的。它实际上是体现了中国未来宪政建设,或政治制度的出路,就是要更深入地贯彻分权原则和人民主权原则。这在人大制度改革中,体现为怎么样运用好现在的人大制度的存量,对国家机关进行更有力的控制,而对权力的有效控制,就如贺卫方先生所说,实际上是对官员的爱护。很多贪官在被枪毙之前都很懊悔,如果当初受到制约就不会落到这个地步。现今,中国社会面临严重的道德危机,道德伦理的滑坡,各种权力的腐败,有力地证明了不受监督的权力导致不可救药的腐败,靠良知的、自我约束的制约越来越不可靠。张大军先生曾经讲我们要“盘活存量、扩大增量”,对我很有启发。万里委员长曾经称中国人大为议会,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把人大转变为议会。这需要走渐进的政治改革。在这之前我们很难把人大定义为议会,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议会有四项权力:财政权、立法权、监督权、人事权。四种基本权力,基本上还是橡皮图章。为了遏制公权力日趋严重的腐败,加强人大控制的智慧还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点,刘老师刚才也提到人大制度建设,关键是选举,一个是人大代表的选举,第二个是官员的选举。我去年写过一篇文章,讲“北京的公民参选实际上是冬日里的春雷”。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来得太早。的确让人振奋,但是是象征性的。我们要讨论,什么是政治改革?对政治改革的定义很多。总结起来有三点: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选举自由。选举自由实际上是最后一条,依照我的看法,我觉得这个洞见是很精辟的。在现阶段,对选举的改革要通过渐进的方式,而且短期内,我对选举大规模的改革的前景是很悲观的。在这种背景之下,很重要的,我们就来探讨人大代表在这里面的作用。今年7月1号《南方周末》的报道,提到了“中国政法系”。什么是政法系?它包括六个集团,在官方就是:法官、检察官、警官;在民间,包括律师、法学家、人大代表三个集团,这六个集团都是中国二十年来市场经济为中心不断制度变革的产物。这么说,中国的政治改革2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在今天已经形成了政法系的六个集团,已经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宝贵财富。我们现在的新民权行动,一方面是中国社会每个民众都在动,但另一方面实际上真正起核心作用的是学者、律师、人民代表,是法官、检察官、警察集团的进步,这六大集团,在中国制度变革中有很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再往下讲,人大职能的转变,最根本的原则还是中国传统的孔子的智慧,第一,时中,所谓与时偕行、与时俱进,第二,柔中,以柔克刚。在今天,我们观察,前不久高法、高检,包括地方人大都判断中国进入一个变革时期,每个部门都本能地扩展权力,扩大自己的资本。毕竞悦女士和我们合作做的一套宪政经典译丛中有一本书叫《最小危害的权力》。毕克尔教授论证说,美国最高法院既没有权也没有钱,所以把违宪审查权力交给他们是很安全的,而大家都知道最高法院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拥有崇高的地位。但是,如果人大作出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对人大权力的扩张是不利的。中国制度变革的危险是,人大成为一个民粹主义的议会。今天我们看中国大量极端的民粹、民族主义的倾向,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正因如此,我们人大的建设确实要象刘海波博士说的那样,“欲尊之先卑之”,首先要落实人民主权的原则,从橡皮图章到成为真正管用的图章,这里面的变化是巨大的。第二个,人大的权力需要作出自我节制,现在的人大干了一些不该干的事情,表面看是扩大人大权力,实际上对人大权力是有损害的。
最后我们要说的是认真地对待人大,认真对待民意的问题。中国人大基本上还是橡皮图章,但是也要把这个橡皮图章用好。这一点上,我感到海淀区人大、北京市人大在全国各级人大中作了很好的榜样。我看到有人说用起诉来替代起义,对于告别几千年的治乱循环是个非常大的进步。这个变革体现为从言论自由到结社自由,再到选举自由这样一个渐进的过程。今天看起来,通过去年和今年的一系列事件,如孙志刚案、刘涌案、宝马案、南都案、杜导斌案等,已经逐渐表现出官方的善意,和民间的成熟。我最近有一篇文章说,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和平转型是中华民族的最大福祉。中国宪政建设已经初步展露出初步良好的前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融入到3000年来最伟大的制度变革中去,为中华民族的福祉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和平转型经过人大代表、法官、律师、法学家,尤其是每一个公民的努力是有可能实现的。当然,我们最终落在一个人民主权原则上面,那就是一切权力来自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