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转轨启示录：评叶利钦时代
苏 文
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天，叶利钦（Boris N. Yeltsin）宣布辞去俄罗斯总统之职，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叶利钦结束了苏联帝国，这在一些人看来是大功，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大罪。功乎罪乎，未来的历史会作出判断。我们不妨用一种中性的眼光看，不谈「姓资姓社」，只说他在瓦解了一种体制而建立一套新体制的过程中，究竟取得了多大成功？
无疑，从体制转轨的角度看，叶利钦时代的特点是「破旧」有力而「立新」无术，不仅俄国经济一直没有走上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轨道，而且政治上也没有建成完善的民主法治秩序，以完成向民主的过渡。于是俄国一直处于转型期危机之中，迄今未能自拔。
在经济方面，人们常提到俄罗斯在转轨时期经济滑坡的时间与程度，它不仅与经济持续增长的中国形成对比，也比大多数东欧国家的情况更糟糕。这些国家在一段「阵痛」之后多已恢复了持续增长。人们还提到，俄国不仅经济总量上不去，经济体制更新也远未到位：「私有化」进程并未真正地明晰了产权、改变软预算约束状况、产生创业激励；货币主义政策并未真正制止通货膨胀与现实预算平衡；农业中并未出现家庭农场制度的兴盛，而仍然是衰败中的「翻牌集体农庄」居优势；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税收、金融、社会保障体系也未能建立，国家收不上税，但仍然要维持旧体制下由国家包下来的那套「保障」体制，不出财政危机那才怪了；转轨近八年，俄国并没有形成象样的民间资产阶级与自由雇佣劳动者阶级，更谈不上中产阶层的发达，而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有权势者致富、无权势者贫困的状态。但在笔者看来，经济「立新」不成功的基本标志是：俄国经济至今无法形成一种投资激励机制，以致于即使在俄罗斯其它经济指针出现「好转」苗头的时期，投资萎缩的趋势仍未能遏制。而无论甚么「主义」的经济，没人想投资也不会有正常的再生产机制与要素配置功能，其它指针「好转」也只能是镜花水月。在社会结构方面，人们通常都以俄罗斯寡头金融工业集团的兴起来作为首要的批评对象，但重要的还不在于「寡头」这一概念所显示的分配不公平，而在于这些「寡头」还远未形成如日本、韩国那样的、按市场经济规则运作的大财团。俄罗斯的「寡头」权贵色彩浓于其「大资产阶级」色彩，他们多是旧体制下的官僚出身，与政权的关系太密切，政治背景突出，因而与其说体现了「资本的权力」不如说更像是「以权力为资本」。如果他们真能演变为「大资产阶级」（虽然也有这种趋势），像日、韩的财团那样成为足以拉动经济的大规模投资者，那也算是以不公平为代价实现了转轨的成功。然而，至少目前，情况还远非如此。
在政治方面，转轨的成就应当说比经济好些，然而也还谈不上完成，比多数东欧国家包括前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也要差一截。1993年的炮打白宫（俄国议会所在地）表明俄国人还远未学会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其后的新宪法体现的总统集权也有违民主制下的权力制衡原则。然而由于规则不健全，机构无效率，事务官的专业素质比政务官的民主素质更差，加上地方「诸侯化」的影响，使俄政府的实际行政能力低下，形成了「集权的弱政府」的畸形状况，这与现代法治民主国家实现的是「权力制衡的强政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俄目前政党政治的发展水平也很低，小党林立而缺乏有影响的大党（俄共除外，但实际上俄共影响也在下降之中），这与中东欧各国大都已从众党林立的初期阶段发展出成熟的两党（或数党）理性竞争的体制相比，差距甚大。俄国不少政党有浓厚的「会党」、「朋党」色彩，人际关系纽带重于思想、政纲纽带，卡里斯玛魅力重于主义的影响，竞选主要是个人魅力的角逐，而非党及其纲领的较量。以致许多俄国政党在名称上就显得非「纲领化」且突出个人色彩，如「祖国」、「家园」、「我们的选择」、「亚博卢」等。显然，即使在政治方面，俄罗斯转轨也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
除了经济、社会、政治以外，俄罗斯在民族关系上至今仍没有找到一条实现「瑞士式的多民族祖国」的路，在国际关系上至今无法给自己在冷战后世界明确定位，在军事上也没有定下新的战略思想与军事体制。总之，说叶利钦「破旧」有方而「立新」无术，大体是对的。
一
叶利钦时代是个有成有败的时代，对叶个人而言，是失败大于成功，但对于俄罗斯的转轨而言，则成功大于失败，而从叶利钦执政的历史看，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91年「8．19」政变到1992年中盖达尔（Yegor Gaidar）辞退代总理之职，这是叶利钦崛起为俄国第一号人物、瓦解旧体制并全面推进激进改革的时期，是叶利钦政治生涯的「黄金时代」。「8月政变」被粉碎后，叶利钦以「民主拯救者」的姿态赢得很高声望，成为俄罗斯乃至全苏实际上的掌权者，而被「救」出的戈尔巴乔夫（Mikhail S. Gorbachev）则大权旁落，已被架空，到年底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下台后，叶利钦便从名到实、从权力到声誉都达到了顶峰，1992年初他开始全力依靠以盖达尔为代表的「青年改革家」推进经济转轨。但半年之后便因「休克疗法」引起的社会反应及议会的抵制而难以为继。到年底盖达尔下台，当时的「中派」「公民联盟」提名的切尔诺梅尔金（Viktor Chernomyrdin）出任总理，标志着俄罗斯改革的「浪漫主义时期」结束，叶利钦「凯歌行进」的岁月也告终了。
从转轨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但叶利钦的两个失策无疑加剧了困难。第一，在「8．19」政变后、苏联解体前，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即俄罗斯与联盟中央）的充分合作是挽救苏联、至少是在某种范围内维持联盟以渡过转轨时期的唯一机会，政变后戈尔巴乔夫已彻底转向民主派，他与叶利钦之间已无路线分歧。而这时叶的声望正隆，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对许多加盟共和国拥有影响，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的象征，在国际上比叶更有声望。另一方面，仅从当时核控制的角度，国际社会（主要是西方各国）也不希望苏联解体，而愿意看到一个制度剧变后「亲西方」的苏联仍维持某种统一。因此，叶、戈合作挽救联盟，至少存在延缓其解体的可能性。然而，由于个人恩怨和权利欲，也由于反政变胜利冲昏了头脑，叶利钦这时对戈尔巴乔夫十分傲慢无礼，俄罗斯实际上在拆联盟的台，致使联盟在仅仅四个月间便迅速解体。不能说叶利钦不想维持以俄为中心的联盟，但他至少没有认真帮助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联盟中央。而联盟统一经济空间的解体对转型期危机雪上加霜的程度，是出乎当时那些陶醉于「独立浪漫曲」的人们意料之外的。据一些经济学家分析，1991-95年间独联体各国的经济滑坡幅度中，约有50%以上是统一经济空间瓦解的后果，只有40%多是制度变革的「成本」。
也是由于「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使叶利钦陶醉于自己的个人魅力，在急于给联盟找麻烦的同时，却没有因势利导地改革俄罗斯自身的权力体制，使俄罗斯带着苏联时期选出的议会（苏维埃与人大)和宪法进入了「激进改革」。这个宪法对议会与总统的权力没有明确地划分，一旦双方产生分歧，就会出现「两个政权并存」的混乱状况。这个议会具有很大权力，其多数成员在旧体制下拥有权益，他们虽然在「8月政变」中支持政治民主并拥护叶利钦，但难以接受激进的市场经济与私有化改革。在「休克疗法」引起痛苦的情况下，他们很快与社会上的抵制力量结合，成为叶利钦的反对派，使「休克疗法」在议会的强烈抵制下实际上只实施了半年便告流产，由切尔诺梅尔金取代了盖达尔。其实，如果叶利钦在1991年8月以后抓住时机改选议会、修订宪法，他在次年的经济改革中就会得到议会的更多配合，「休克疗法」的结局可能会大有不同。即使不能收波兰的巴尔采罗维奇、捷克的克劳斯之效，至少也会比后来断断续续的「多次休克」、「长期休克」付出的代价小一些。
二
从1992年年中议会迫使政府修改预算，基本放弃财政、货币双紧缩的「休克」政策，直到1993年10月炮打白宫，是叶利钦时代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议会在逼退盖达尔、剎住「休克」风之后势头大增，与叶利钦从交恶到全面对抗。「执行权力系统」则发生分化，副总统鲁茨科伊倒向议会，而原由「中派」提名的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却在几经摇摆后选择了追随叶利钦。于是「两宫」（克里姆林宫和当时议会所在地白宫）之战愈演愈烈，经过全民公决，宪法法院参与，政治斗争成为俄罗斯社会生活的重心，而经济转轨处于停滞状态，致使经济局势不断恶化。最终以叶利钦炮打白宫，驱散议会，通过新宪法实行总统集权而告终。
炮打白宫当然是民主政治下的越轨行为。但由于当时「两个政权并立」的僵局已造成了混乱，此前的全民公决支持了叶利钦，加上事变时又是议会方面首先动武占领市府并进攻电视台造成流血，因此人们对民主俄罗斯发生如此悲剧虽然伤感，但对叶利钦的批评还是有限的。更多的非议是在经济方面。
至今谈到这段历史，俄国内外都有强大的舆论把「休克疗法」列为第一大误。的确，以盖达尔的「休克疗法」开始的俄国经济转轨应当说搞得很糟糕，但别的办法是否会好一些则很难证明。毕竟，进行了激进改革的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与前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经济转轨都比俄罗斯成功得多，而没搞「休克疗法」的白俄罗斯与乌克兰，如今的经济状况决不比俄罗斯好。诚如王金存等学者所指出的：就前苏东地区各国的比较而言，激进改革的国家在中长时段上付出的总代价一般要小于「渐进」的国家，而不管激进还是渐进，转轨初期的经济滑坡则是各国无一例外的现象。中国的情形与东欧有很大不同，是不好简单模拟的。进而言之，究竟甚么叫「休克疗法」，从而哪些国家在甚么时段上搞了这种疗法也是个争议极大的问题。许多德国学者把「休克疗法」理解为财政、货币双紧缩，从而认为前东德是唯一避免了「休克」的地方。但波兰学者科沃德科却从私有化的角度认为，只有前东德搞的才算「休克疗法」，其它苏东国家包括波兰，实际上都没有出现这种实践。笔者认为，狭义的「休克疗法」本是指以财政、货币双紧缩来治理通货膨胀（这个术语在拉美经济实践中出现时就是此意），其下药虽猛，但只是一种技术手段而与「主义」无关，其目的在于纠正经济失衡而非改变经济体制，是一种稳定经济而非改造经济的药方。但在东欧，这个术语有时被泛化为指称变革经济体制的一切激进做法，包括放开价格、大规模私有化、对外开放等等。
在1992年初的俄国，这两种意义上的「休克疗法」实际上都很少回旋余地。当时俄国已经连续两年经济滑坡，又突然面临经互会「大家庭」经济空间与苏联统一经济空间双重解体的冲击，经济失衡已到了无论甚么「主义」者都无法容忍的地步，以紧缩遏制通胀的「休克」大概是谁在台上都难免要搞的。而私有化在那时几乎是众望所归，就是俄共也表示，如果私有化不可避免，那就只有平均分配，而不能让国有财产落到少数人手里。因此那时出现的《证券分配法》恐怕也难有替代的选择。同时在明知「阵痛」与风险难免的情况下，趁「8月胜利」后「民主大潮」中民心可用而发动「闯关」，也比人民热情过去后经济状况更糟时再在埋怨声中让他们「休克」风险要小些。可见当时那种转轨决策，也的确是大势所趋。
在此之前，苏俄已经出台了沙塔林计划、亚夫林斯基计划、雷日科夫计划、雷日科夫─沙塔林折衷方案、帕夫洛夫「反危机计划」等。这些计划与盖达尔的方案哪一个更好，也许并不值得讨论；它们都没能扭转经济局势。事实上，无论激进还是渐进的方案都不是万应灵药，但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关键在于任何方案都有其行为逻辑，其有效性取决于这种逻辑能否贯彻到底。无论激进还是渐进，都比一忽儿激进、一忽儿保守、朝令夕改、没有章法要好。在叶利钦与议会的拉锯战中，任何疗法都不能贯彻到底，其疗效不佳也就不奇怪了。
1992年7月，俄罗斯议会推翻了政府的紧缩预算，大幅放松银根。这时「休克疗法」仅持续半年，议会的行为给人的感觉是：俄罗斯人民已难以承受了。然而那时「承受」的东西──无论是较抽象的经济指针下降，还是人们确实感受到的拖欠工资之类，在数年以后实际上是更沉重了。如果说1992年7月按议会的说法不放松紧缩就会发生社会爆炸，那么1993年「10月事变」中人民没有起来支持议会就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事实上，1992-93年、特别是「两宫之战」期间，不同的民意调查表明，这个时期叶利钦的声望固然大大下降，但反叶的议会方面的民意基础更差。就整体而言，这个时期俄国人并没有失去对「激进改革」的期望。而实际上，在议会压力下放弃财政、货币紧缩的结果是靠大印钞票来弥补赤字、增加国企补贴，饮鸩止渴而使经济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务实的切尔诺梅尔金只能倾向于再紧缩，这就是这位「中派」提名的总理何以在一度犹豫后又成为「没有盖达尔的盖达尔路线」代表者的原因。其实这种现象在东欧也不乏其例，许多靠反对「休克疗法」起家的在野党，包括左派（如匈牙利社会党、保加利亚社会党），一上台也不得不搞「休克补课」，只不过是在更困难的情况下搞罢了。
由于政策摇摆不定，导致经济与货币无法稳定，「私有化」也搞得很糟糕。本来，「证券私有化」作为在国有资本基数大、无买主而且公众又有起点平等愿望条件下的一种私有化起动方式，虽有其缺点（股权过于分散，无法形成资产责任），但在许多东欧国家如捷克，还是行之有效的。然而在俄国由于货币急剧贬值，资产估价严重失准，而且在政局多变的情况下企业折股工作极为迟缓，致使私有化证券长期有价无市，在不稳定气氛下人们也没有持券信心，因此尽管俄政府一再号召公众慎用证券，许多人还是为一瓶酒之类的代价便出让了自己的一份，导致严重的入市前投机。加之俄国证券私有化方案设计得也不如捷克周详（如直接用卢布，而不是像捷克那样以「投资点」计价，也没有像捷克那样建立记名帐户以控制入市前投机），这一切使俄罗斯的证券私有化阶段存在着严重弊病。虽然叶利钦政权在1993年4月全民公决后曾采取措施加快企业折股、规范证券市场，但不久再度激化的两宫之战及「炮打白宫」后立即展开的杜马大选，又把这一切打乱了。
这样俄国便渡过了混乱的一年，政争激烈、改革出现混乱与停滞、经济大滑坡，成为这个阶段的特点。
三
从1993年10月白宫事件到1998年3月切尔诺梅尔金下台，为叶利钦时代的第三阶段。白宫事件后，叶利钦消除了「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通过总统集权的新宪法，使他成了「民选沙皇」，俄罗斯政局出现了叶利钦时代最稳定的局面。叶利钦大权独揽，但并未缩小政治自由。以俄共与日里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反对派，在白宫事件后仅两个月便在第一届杜马选举中大显身手，使新杜马的成员中叶的反对派比重甚至高于旧议会。然而，此时政治游戏规则已经改变：杜马权力大为缩小，而反对派则从热衷于政治斗争转化为主要从事议会斗争。这两点使这一阶段的政争相对温和而有序，左派起家的议长雷布金与谢列兹尼奥夫反而比过去的「民主派」起家的哈斯布拉托夫更能与叶利钦和平相处。俄国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无民主而有自由」或民主少而自由多的「新权威主义」格局。加上经过10月事件考验后，切尔诺梅尔金彻底倒向了叶利钦，受叶任用为总理达五年多，政府的相对稳定使其得以实行一贯的转轨战略。经过四年多的调整，俄国逐渐实现了从稳定财政货币到稳定生产，从证券私有化到货币私有化、个案私有化的转变。俄国经济在1995年趋于稳定，虽因1995-96年间的「选举战」和车臣事件影响又有反复，但到1997年上半年，已首次出现了回升的苗头。
然而，这个时期也是叶利钦锐气失而暮气升的时期。经过前两个阶段的挫折、动荡与决斗，叶利钦在实现「新权威」式相对稳定的统治的同时，也从一个「闯将」逐渐变成了守成的政客。其政策与行事的价值取向逐渐为既得利益取向所替代。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各派别也由思想观念的分野变为利益集团的分野。在这一过程中，「新权威主义」下的转型经济为权力资本的兴起提供了最好的土壤。所谓金融工业寡头的垄断势力正是在这一阶段形成的。如今，抨击「寡头」在俄国国内外，包括在中国知识界都已成为潮流。但其中充满许多似是而非之论，最流行的说法便是认为俄罗斯的金融─工业寡头是民主化、市场化的「激进改革」造成的，是全民分配国有资产的「证券私有化」造成的，是西方势力推动的。
这些说法颇值得怀疑。东欧各国都发生了民主化、市场化与「激进改革」，可是寡头垄断只在俄罗斯出现，这一事实本身就使民主化、市场化导致寡头制的逻辑无法成立。其实已有不少学者指出，当代俄罗斯寡头是由苏联时期的权贵阶层或官僚阶层演变而来的，现在的寡头垄断脱胎于过去的国家垄断，寡头制源于过去的集权制。正如世界银行驻莫斯科代表处专家斯塔杜波罗夫斯卡娅所说：金融工业集团「通常都被理解为是在国家庇护下建立起来的一种组织」。换言之，它恰恰与「激进改革」要求限制国家干预的方向是相反的。
那种一方面指责「激进改革」过份削弱国家干预，一方面又把作为国家干预结果的寡头集团斥为万恶之渊的说法，在逻辑上是矛盾的。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所副所长西蒙尼亚更指出：所谓金融寡头不是一般的官僚资本，而是「官僚国家资本主义」。在这种情形中，「官员并不非法占有国营企业的资本，而是在国营部门内部非法利用所有这一切」。他们「用各种形式上合法而事实上违法的方式把私人利益和国企活动联系在一起」，从而建立了「官僚资产阶级对大型国营企业的控制」。而苏联学者巴弗连科更认为：「金融官僚资本并非私有制，而是由私人管理的国家所有制。」换言之，寡头资本与其说是被不公平地私有化了的原国有资本，不如说是在市场条件下经营的国家资本，这些资本由于国家的民主程度不够而被官僚控制并用以谋私。可见，形成寡头的必要条件并非私有化过份，而是民主不足。
事实上，如今被称为寡头的「金融工业集团」正是在以盖达尔为代表的青年「激进改革派」「闯关」失败离开决策层后，由一些「稳健」的老经济学家和技术官僚所大力提倡、国家大力支持、甚至往往就是由国家授权自上而下地组织的。因此，学者称他们是「指令」形成的寡头。在「激进改革」时期，一些民主派基于在俄罗斯建立以广泛的私有者为基础的真正民主制的愿望，同时也基于私有化之初社会上自发地涌现众多小型商贸组织、作坊与小工厂表现出的经营灵活性与当时大多数大中型企业危机深重的鲜明对比，主张以发展中小型企业来走出困境。「闯关」失败后这种意见被拋弃了。出身于国营大托拉斯的切尔诺梅尔金上任伊始便表示：「我们国家有强大的基础设施，不应变成小商小贩的国家」，「想用小店铺把我们国家包围起来并在此基础上振兴经济改善生活的做法不会成功」。1994年在结束证券私有化之际，以老经济学家阿甘别吉扬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也表示反对分散化，主张「把国有大型企业改组为集生产、销售、金融活动为一体的金融─工业集团」，认为这种组织「应在今后俄经济中占优势」。老经济学家什梅廖夫也提出：俄罗斯今天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强大的工业─金融集团」。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94年2月叶利钦提出1994年应成为「金融工业集团年」，并在此后两年中连续出台了《促进金融工业集团建立并展开活动的措施》（1995年4月）、《关于金融工业集团的联邦法》（1995年11月30日）、《关于促进银行与产业界一体化》（1996年4月）等十几个法令、总统令与行政法规。于是寡头经济迅速崛起：1993年全俄还只有一家金融工业集团，1994年便有了7家，1995年21家，1996年37家，1997年已有近60家。并进一步从中产生了「巨人中的巨人」，最终形成了后来的「七大寡头」之制。
正如亚夫林斯基所言：俄国建立的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而是「半犯罪特性的寡头统治，这种体制在原苏联时期就已基本形成。在苏共垮台后，它只不过改换了门庭，就像蛇蜕皮一样」。还应该指出的是，在今天俄国的政治谱系中，无论盖达尔还是亚夫林斯基这些「民主派」都与金融寡头的关系相当疏远（丘拜斯是个例外，但1994年之后丘拜斯与盖达尔实际上已距离很大，丘拜斯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国家主义者」了），而切尔诺梅尔金的「家园」才与金融工业集团关系最密切，甚至俄共也与这类集团有颇深的关系。因此，无论「民主派」在其它方面的功罪如何（他们的「激进改革」的确有许多不切实际的东西，包括他们过份天真地相信西方列强会全力支持俄罗斯的「闯关」），说他们代表了寡头的利益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无论从逻辑上还是在现实中，俄罗斯寡头集团的思想─政治代表只能是左与右的「新权威主义」者（1994年以后的叶利钦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就带有这种色彩），而不是甚么「民主派」。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白宫事件后，即我们论述的这个阶段中，金融工业寡头对政府影响的增大（乃至于直接加入政府，如别列佐夫斯基等）与「民主派」的日渐失势是二位一体的大趋势。当然，叶利钦的「民主派」出身使他难以与后者划清界限，出于政治权术的考虑，他也常常需要联合「民主派」来对付俄共等主要政敌。而「民主派」中亚夫林斯基一派固然对叶利钦已完全失望，其反叶的调子有时比俄共还高，但盖达尔等人还是愿意支持叶利钦以对抗俄共。然而无论如何，此时的叶利钦已绝不是甚么「民主派」总统了。
四
1998年3月，叶利钦突然解散了切尔诺梅尔金政府，由此开始了叶利钦时代的第四个阶段也是最后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叶利钦走马灯式地频繁更换政府，并且似乎已经完全乱了章法。基里延科政府任职仅五个月便被免职，任命切尔诺梅尔金复出受阻，叶立即改变主意挑了普里马科夫。普氏上任仅八个月就被免职，换上斯捷帕申。斯捷帕申政府的寿命更短至两个多月，再换了普京（Vladimir Putin）。叶利钦此时用人似乎已经完全不顾政绩标准：切尔诺梅尔金是在俄罗斯经济止跌回升、形势看好时被免职，普里马科夫是在克服金融危机、稳定经济初见成效时被免职。斯捷帕申之免职也是莫名其妙，只有基里延科是踫上了「8月危机」，但严格地讲，主要责任也不在他。叶利钦此时用人似乎也没有甚么价值标准：基里延科接近于民主派，切尔诺梅尔金如前所说是寡头新权威主义者，普里马科夫以下三人都是克格勃出身，而普里马科夫本人政治倾向是中左，斯捷帕申和普京则纯属事务官员。总而言之，叶利钦此时用人施政已既不讲政绩也不讲「主义」，纯属为保住自己的地位及其善后而玩弄权术。因此很自然，这时的叶利钦几乎受到各方的一致批评，包括原来拥护他的寡头派。
叶利钦如此措置乖戾，固然与他在权力无制衡情况下「病夫治国」之不智有关，但也反映了叶利钦时代尤其是在上述第三阶段中俄罗斯过渡模式──政治上的新权威加经济上的寡头化──的危机。在这一阶段中，经济虽然止跌回稳，国有资产也被寡头们瓜分得差不多了，但社会矛盾却积累起来，而叶的声望也进一步下降。在眼看叶利钦病体难支、不能久任的情况下，叶利钦身边的小圈子行为日益短期化，他们不仅不能为俄国的长远利益、甚至已经不能为他们在上一阶段所主要依靠的社会基础即金融工业集团的长远利益考虑，而只是着眼于怎样能实现一种在「后叶利钦时代」尽可能保住自己既得利益的善后安排。
这就导致叶利钦在这一个阶段的行为越来越走向个人权术，而这样的短期行为又使俄国的转型期危机拖长、经济发展受损。本来在切尔诺梅尔金政府末期已开始回升的经济，在进入「走马灯时代」后又趋恶化。政府短期行为导致社会短期行为，尤其是资本的短期行为。而资本的短期行为则是金融危机的直接成因。8月金融危机虽然有其深层、宏观的原因（无投资激励机制经济不能真正稳定、国际油价下跌致使俄罗斯国家财政状况恶化、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俄罗斯金融系统的体制性问题等），但人们的心理预期恶化造成抽逃、挤兑无疑是危机的导火索。形成这样的心理预期，叶利钦末期的唐突举措是要负至少一部分责任的。
「8月危机」沉重打击了俄罗斯的经济及其转轨过程，也使叶利钦的声望进一步掉到谷底，而这又反过来使叶利钦身边的「圈子」更担心「后叶利钦时代」的局面，从而使叶利钦的行为更加短期化。如此恶性循环，终于使叶利钦的政治生涯趋于终结。
如今已经很明显，无论就民心、政情还是叶本人的身体状况而言，叶利钦都已不可能连任，而他要逆民心而采取非常手段搞独裁恐怕也行不通。真正的问题是后叶时代会在怎样的情况下到来？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人们看到了叶利钦时代（确切地说也是戈尔巴乔夫时代）留下的正面遗产在起作用。
叶利钦的寡头转轨模式诚然远不如波捷匈的民主化转轨，而叶本人的末期措置又是如此差劲。他在金融危机使俄国经济再入谷底、支持者纷纷离去、民意背离、体力难支的最不利状态下下台。从常理而言，从俄国历史经验而言，这是最容易引起「翻烧饼」的。而叶利钦体制虽然毛病很多，真要把它掀翻了来一场反攻倒算，只怕是更加糟糕。然而现在看来，俄国各方都表现得惊人地理智。当8月底危机来临时，许多人断言这不仅是一场金融危机，而且是俄国整个经济转轨进程「不可逆转的失败」，它将导致「整个政治上层建筑的崩溃」，此后几年俄国将发生大乱，人们只能讨论「民族与国家的简单生存问题」了。国内外很多人都认为，俄国已经面临社会爆炸、秩序崩溃与内战。
的确，就叶利钦本人而言，他对这场危机惊慌失措、束手无策，与过去历次危机中他表现的极为果断、敏锐、自信与机智形成鲜明对比。正如麦德维杰夫所言：「叶利钦的个人权力资源与政治资本已经耗尽，他已不再拥有能控制克里姆林宫之外事态发展所需的施政班子、执政纲领、精英与民众的信任以及过去的精力与健康。」实际上，在这一时期中叶利钦已不再是个「新权威」了。
然而俄国并没有因此而大乱，甚至没有给叶利钦很大难堪。与人们预期的相反，叶此后又换了两届政府，发起了车臣行动，都未遇到太大的反对。而议会的弹劾程序无疾而终，许多人预言会发展为「革命」的10月7日全俄大游行也进行得十分温和。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危机后「左」「右」两翼的极端思潮不盛反衰，而「中左」、「中右」渐成气候。社会思潮的「中派化」使俄罗斯很有可能向后叶时代平稳过渡。总之，在叶利钦这个「强人」不再有能力逞强之时，当「新权威」的权威基本消失之际，俄国一没大乱，二没走极端，三没走回头路。在专制与极端传统深厚的俄罗斯，叶利钦能依宪政程序离任已属不易，而在最不利条件下仍能平稳离任就更近乎奇迹了。
这表明俄国人在叶利钦时代虽然付出了许多代价，但的确成熟了。他们很有希望走出历史循环的怪圈。叶利钦时代尽管有自由而少民主，但基本的民主规则毕竟有了，叶利钦时代没有建成市场秩序，但市场化的基础也有了。而俄国人民尽管对叶利钦再不满，他们也不想走回头路。
总之，在叶利钦时代的四个阶段中，叶利钦都既有出色的作为，也干过许多蠢事。尤其在首尾两个阶段中更明显：如果他在「8．19」政变之后不拆戈尔巴乔夫的台，而是叶、戈合作共创民主新联盟，如果他不在反政变胜利后忘乎所以，错过了宪政改革的最佳机会，他的「闯关」式改革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如果他前期倚重的民主派不把「证券私有化」设计得如此拙陋，后期倚重的寡头自由派不那么违反公正原则扩展权力资本，俄罗斯的转型期社会问题不会如此严重。如果他在这两年不那么乖戾地频繁更换政府，1997年的经济回升有可能持续，1998年的危机可能避免，即使难免也可能不那么严重。当然在另一方面，叶利钦是俄罗斯民主化、市场化改革的象征，如果没有他挺身而出带领人民反击「8．19」政变，苏联就可能出现第二个「停滞时代」。作为一个过渡型历史人物，叶利钦顺应了俄苏人民摆脱旧体制的愿望，因此曾深得民心。但他并没有完全摆脱旧官僚那种专横独断、刚愎自用的习气，而在建立了「新权威」之后，权力腐蚀症在缺少制约机制的条件下在他周围的小圈子里蔓延，可能也传染到他本人。作为个人因素，叶利钦是个「闯将」而不是深谋远虑的思想家，喜弄权术而缺少真正的朋友，很少有人能与他长期合作。再加上他长期有病，导致行为亦常呈病态，「病夫治国」的负面影响也很明显。对于俄罗斯的现状，他是难辞其个人责任的。
认真分析叶利钦时代的历史是意义重大的。然而，如今两种似是而非的论点却值得注意：「右」的一种认为俄罗斯亏在「平民主义」上，似乎如果不搞「平分证券」而一开始就放纵寡头搞「亚洲自由主义」就好了。「左」的一种认为俄罗斯亏在「激进改革」上，似乎「普鲁士道路」当年救不了沙俄如今却可以救苏联。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叶利钦时代既不缺寡头也不缺新权威，他们所缺的不就是我们也要争取的吗？总而言之，叶利钦时代给我们的教训决不是公正太多、民主太多，而是相反，我们需要更多的公正、更多的民主。
二○○○年六月号‧第五十九期
对于终极关怀与儒家宗教性问题的响应
刘述先
读到陈建洪君与我商榷的文章，兹给予简短的响应。
「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是两岸三边早就共同接受的译名，陈君要标新立异将译名改为「终极关切」，当然有他的自由。但语言文字约定俗成，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更何况新译的毛病很大，远不如旧译好，理由后详。
语言文字与文化是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这是我的基本认识。譬如「宗教」一词是religion的译名，不见于古籍，大概是日本人把「宗」字和「教」字连起来造一新词来翻译西来的词语。这样就让中文的词汇，连带思想观念，丰富起来。一个文化与异文化接触，通常经过「格义」的阶段，用自己所熟悉的文字概念去疏释外来的东西，却不可能完全一致。南京内学院欧阳竟无大师曾着文论佛法非哲学非宗教，如果要说佛教是「宗教」，就要加上许多限制（qualifications），否则就会引起误解。陈君说我以佛教可能被看作是一种「审美宗教」，令我感到莫名其妙。查他的批注，才知道是译自我的英文文章，却是粗心误译。原文是说佛教如被认为宗教，便成了「无神（atheistic）宗教」，如宗教定义里包含对神的信仰，那就不免自语相违，造成了吊诡。故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不只是单方面的变化，西方也要变化。佛教有三宝，所谓「佛、法、僧」，从那方面看，也不能不承认是个宗教，偏偏终极来说主张无神。那就只有修改「宗教」一词的定义，恰好田立克（Paul Tillich）提出「终极关怀」之说，正好可以借用，而且不只适用于佛教，也适用于儒家，这便是我立论的根据。
田立克的「终极关怀」是与「就近关怀」（proximate concern）相对。后者内容繁多。好象我现在饿了，吃饭就是我的关怀；读博士的人，拿学位就是他的关怀。请问这些地方都写成「关切」，妥吗？田立克认为，一人一生只有一样中心关怀，这就是他的终极关怀，有人是钱，有人是国家，有人是主义，有人是上帝。于是有人信拜金教、国家教、共产教、基督教等等，不一而足，在一宽松意义下都有宗教意涵；再进一步，才去分辨甚么是正确的终极关怀。
田立克是采取一种策略，指明「宗教」不是离开一般人那么遥远的东西，既然人人都有终极关怀，那就人人都有宗教。但他自己也很清楚，拜金主义、国家主义、共产主义都不是一般意义下的宗教，故此他以" quasi-religious"一词来形容这些信仰，我以「伪似宗教的」来译这一词，陈君认为不「准确」，改译为「准宗教的」。殊不知这是田立克的英文用词不准确，不是我的意译不准确。田立克的原意确定是伪似宗教，看他举的那些例子就知道。中文的「准」有预备阶段的涵义，但拜金主义、国家主义等甚么时候可以真正升格为真正的「宗教」呢？陈译表面上准确，反而不准确，不免以辞害意，不知其可。而我之所以要改造田立克的说法来阐明儒家的宗教意涵，理由已说得清楚明白，此处不赘。
陈君认为汤一介和我有关内在超越的说法超出了田立克原来的宗旨，以超越为天，内在为人，好象是不可容许的。我和汤先生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此处不赘。但中国传统隐涵的内在超越之旨，本来就与植根于西方传统的田立克的神学不同。我只是借西方的东西，用对比的方式阐发自家的义理，为何要削足就履去勉强套在田立克的模子里？中国文字与西方文字不同，向来习惯于省略主词或谓词，重要在得意忘言，得兔忘蹄。陈君对中国传统的思想方式十分睽隔。天和人恰好不是像陈君所说分立的两面。自孔子以来，就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天通过人来说话，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儒家以「天命之谓性」，超越既内在于人，人才能「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国圣贤取的是孟子所谓「尽心、知性、知天」的方式。他们既没有超自然的启示，怎么可能以「天」为主词来说话呢？而陈君所言也未必完全合于田立克的精神。巴特（Karl Barth）才强调神的绝对超越性。田立克倡导文化神学（theology of
culture）：人提出了「问题」，通过耶稣基督的信仰，在上帝那里找到了「答案」，则超越内在两边互动关联。但守旧的传统的基督徒却认为田立克这样做，是拉低了上帝的超越性；又因田立克以上帝为「存在本身」，乃至攻击他为无神论者。由此可见，田立克在基督教是一股创新的力量。我在某方面很欣赏田立克的睿识，但觉得他还过份倾向超越，因此我对田立克所作的是反方向的批评。西方现代就出了许多更有人文倾向的神学，包括所谓「经验神学」、「过程神学」、「上帝死亡神学」，乃至天主教神学家孔汉思（Hans Küng）以Humanum（人道、人性）为宗教的通性。奈何陈君硬要把田立克作成一个模子，强迫人合模，不是很奇怪吗？
所谓田立克终极关怀的「生存论基础」，不知是否又是陈君标新立异的说法？一般以田立克重视人存在的情况，有一「存在主义」的面向。但此岸只能提出问题，答案是在彼岸。一切存在价值之源在上帝，这是唯一的基础，再没有另外的基础。儒家重视践履论，所以不重视纯抽象的理论思辨，与存在主义有相通之处；但儒家有一定的指向，与存在主义特别是萨特（Jean-Paul Sartre）所谓「人只有存在，并无本性」之论，也有相违之处。儒学自孔子以来乃是「为己之学」，儒家讲的践履论当然是「人」的践履、「个体」的践履，难道是「思想形态」（陈君所谓主词）的「践履」？陈君竟说我「讲终极关切的时候」总是在讲儒学或佛教或基督教传统的终极关切，也就是说，他主要是在讲一种思想形态的终极概念，而不是讲人的具体生存状态，这简直是在鸡蛋里找骨头。对活泼的中文表达作如此死煞的理解，硬往西文的主谓词的格式里套，难怪会触处窒碍。但那是陈君的理解的问题，不是我的中文表达的问题。
然后陈君质疑，说我讲儒家的宗教性充满着暧昧性，要我说清楚讲明白，儒家究竟是不是宗教？然而，这种二者择一的方式完全不适合「宗教」这样复杂的论题，它不可能有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即使用英文，一个字也可以有相关的两种涵义：像「宗教」一词至少有两种涵义，一指宗教「信仰」，一指宗教「组织」。那么我的回答早就清楚明白：它不是组织宗教，但是一种相当于宗教信仰的东西，因为它提供了儒家追随者可以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不只如此，儒家还有一种极为特殊的暧昧性。一方面「吾道自足」，它可以理解成为与其它终极关怀互相竞争的信仰；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像南乐山（Robert Neville）、白诗朗（John Berthrong）等新教神学家竟自称为「波士顿儒家」，表示二者也不必然互相排斥。而这是其它宗教不可能有的特性。很明显，这种「暧昧」是儒家本有的特性，不是我可以编造出来的东西！像欧阳大师说，佛法非哲学非宗教，很通；但不妨也可以说，佛法亦宗教亦哲学，一样通。擅于辩证思考的中国心灵怎么可以套进一个模子里去找不可能正确的答案呢！
陈君的推理逻辑很奇怪。他先埋怨我改造了田立克的说法以致不合乎田的原意，后来又说我的改造还是转回到原点。这是完全错误的推论。从一开始，我就只是借用田立克来宣说儒家的道理，与我交流的西方学者都明白这一点，大家有不同意见，却从来没有「混淆」的问题。而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西方学者如今都接受儒家有宗教意涵的说法，往前跨出了一大步。譬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邀请我参与普遍伦理计划，很清楚我是「儒家」的代表，决不是「儒教」的代表。而在今日「对话」的时代，他们很欢迎既同而异的交流互济，不会勉强要求「定于一」。我读大学时业师方东美先生教我们要「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我现在把这两句话转赠给陈君。做学问当然要入乎其内，但也要出乎其外，这样眼界才会开阔，路也会走得更远，愿陈君勉之。而我也很乐于有机会与陈君这样的年轻人讨论这个极复杂而又饶有兴味的论题。
谁是"我们"及其"敌人"团
遇资州
文革开始，我才晓得自己的出生日刚好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同一天。我兴奋了好久，许多年后才感觉不对：这一天可能是不祥的日子。
「延安文艺座谈会」不过是「延安整风」的插曲，我一直以为那是知识人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德热情，从来没有想过也可能是政治阴谋。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使真相大白：原来「整风运动」与我经历过的文革没有甚幺两样。
高华仅长我两岁，却早我多年走出「文化革命」的魔咒，文革后期就想到要解「延安整风」之秘，我赞他先知先觉。「延安整风」对共产党文化制度的形成乃决定性的，但官方史学从来没有提供运动的真实细节。高着积十余年之功，从大量史料中拼接出「运动」历史的马赛克图画，那些缝隙是由无数人的血和死者的头发丝填满的。对这段共产党历史的细节，高华显得比许多过来人还了如指掌。过来人知道的仅是自己经历的事，高华敏锐释读各类「级别」的人的回忆，掌握了整个运动的「来龙去脉」。
史学不仅描述，还需要解释；不仅要搞清「来龙去脉」，也得解释「历史含义」。高着力图摆脱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解释学」，「从实证研究的角度，以分析性论述的方式展开」（页654）。既然是「分析性论述」，就不可能没有立场。在「后记」中，高华提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个人观点。我不懂史学家法，只能就史家的观点说些行外话。
「延安整风」通常被定性为一场「极左」的政治运动：尽管「整风」对于中共击败国民党、统一中国起了积极重要的作用，但「运动中的某些概念、范式以后又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若干消极作用，极左思想、权谋政治汇溪成流，终至酿成建国后思想领域一系列过左的政治运动直至文革惨祸」（页655）。事实上，高着充分证实了共产党党歌中的一句歌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因为，没有毛泽东，共产党早就完了。「延安整风」尽管相当残酷、极左、阴谋，其实相当必要。毛泽东不愧为真正的政治领袖，一向十分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抗战初期，毛主张统一战线是策略、打游击战而非运动战，证明他真的英明伟大，只有他明白：共产党的真正敌人是国民党，日本人入侵给濒临绝境的共产党带来天赋良机，应该休养生息、暗中扩充军事实力。党内书呆子们不懂何为政治，听斯大林的话，殊不知斯大林是俄国人，要中共把统一战线作为政治原则，不过想要国共合作替他们抵挡日本人。从党的生命和使命来看，毛搞整风夺取党的最高领导权，可谓历史危难中的当仁不让。说到残酷，现世政治有过不残酷的吗？所谓「极左」，不左还算共产党？至于权谋，那是中西方传统政治智能都高扬的「道术」，韦伯（Max Weber）和伯林（Isaiah Berlin）都称赞的马基雅维利式政治「责任伦理」。通常的「极左论」，其实没有走出「意识形态的解释学」（党正是这样总结历史经验的），从「政治伦理」来看也不地道。
高着的立场与此不同，作者持有的是「至今还深以为然的五四的新价值：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页655），「整风」就是整掉党的「五四」习气。难怪高着「实证研究」中不时抑制不住要同情「受害者」。可是，「整风」是党的运动，党搞运动，我等党外人没有置喙余地。共产党不是自由党或社会民主党，向共产党要求「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可能一开始就找错了人。「整风」中所逼害的知识人，谁不热爱共产党？受迫害为甚幺不逃离延安（书中仅提到两例逃出）？经过运动后，受迫害者不大都变成了以后「运动」中整人的人？
作为非官史论着，究竟该如何看待「整风」的历史含义？高着指出：毛泽东通过整风，夺取党内最高权力，竖立毛泽东思想，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行动（页178-83）。这听起来仍然属于「意识形态解释学」，但解释却有所不同。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坚决拋弃一切对现实革命目标无直接功用的理论」（实践论）、「全力肃清五四自由、民主、个性解放思想在党内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将农民作为「中国革命主力军」、传承宋儒的教化方式，「交替使用思想感化和暴力震慑的手段，大力培养集忠顺与战斗精神为一体的共产主义『新人』」（页304），从而「为中国传统因素大规模浸润中共正式打开了大门，使原来就深受农民造反传统影响的中共，更加显现出农民代的色彩」（页182）。如此看来，「延安整风」不过是传统的农民政治习气复发，是所谓中国「反智主义」政治传统的现代化。
真是这样吗？高着一再「实证地」表明，「延安整风」明明是一派党知识人整肃另一派党知识人的「思想革命」。所谓「民族化共产主义」首先由国统区的「自由」知识人提出来，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也是由梁漱溟这样的「最后大儒」首先提出来，毛泽东不过与这些知识人志同道合，通过共产党的政治改造实现了这一理念。「整风」一靠康生掌控的特工部门，二靠从国统区来的左倾知识人精英（陈伯达、胡乔木）掌控的文宣部门（页192-200）。无论陈、胡还是康，与毛一样，都是启蒙后的现代知识人，哪里是甚幺传统农民政治习气复发。的确，共产党靠动员农民实现政治理念，修改了国际共运的工人主义原则。但农民始终是在「主义」知识人领导下革命的，高着一开始就提到，毛泽东对掌握农民而不是被农民所掌握有充分的意识，坚持建立基层党支部。启蒙知识人始终是共产党革命的主体，农民最终不过是革命对象。
用农民政治习气来界定毛式政治运动，虽在学界流行，实际是中国史学中未经审思的观点，它可能源于某史家制造的谣言：中国政治具有「反智主义」传统。中国的「古之道术」可谓再理智不过了，现代中国政治家中，还有谁比毛更理智、更精明、更审时度势、更懂「现实」政治？所谓「浪漫主义政治」，绝非凭个人想象和热情胡搞政治，而是一种针对西方普遍主义的民族政治理念，其实际的政治行动相当理智、现实。被看作「延安整风」之延续和扩大的文化革命，相当程度上源于毛极为「现实」、理智的政治洞察：「我们」的「敌人」变了，不再是美国人，而是俄国人。党内的书呆子察觉不到现实中真正的「敌人」，只知道经济建设，不晓得国家在俄国人的威胁下已经危如累卵。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如「意识形态解释学」说的，是「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甚幺「原理」？何种「结合」？「原理」就是被西方强权国家压迫的民族要求平等权利，结合「中国实际」，就是只有动员农民完成中国统一大业，才能真正与现代东狄西夷重新划分世界范围。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毕竟还是马克思主义，这是政党理念，信不信是党的「我们」的事，马克思主义是否「中国化」，与非党知识人的我们何干？「整风」如果只整党人和热爱党的人，就没有甚幺不正当。文化革命不正当，是因为党强迫所有知识人都成为党的「我们」，都信奉「左派」，不然就往死里打。我有一位友人，博学多才且兼通中西，60年代初就感到生存危险，辞去北大教职，靠为外文出版社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为生。他以为不做单位人就可以躲掉「我们」，文革来了照样被抓回来批斗，直到打聋耳朵算数。这才是不幸。
党的「我们」是为了对付「敌人」聚集起来的。百余年来，中国的「敌人」主要是先发起来的东狄西夷。抗战前，投奔共产党的小知识人并不多，如高着所述，由于共产党显出积极抗日的姿态，才吸引许多知识人投奔共产党的「我们」。如果认同中国的「敌人」，文化革命要求所有中国知识人都成为党的「我们」，也没有甚幺不对。高着在中国现代史学上堪称突破，堪称相当扎实的非官修中共党史的典范之作，但也坦露了当今知识人仍然缺乏可以清楚辩护的立场，提出了如何走出党的「我们」的问题。面对当今「新左派」的「我们」强暴史实，过度解释「延安民主」、「鞍钢宪法」所谓的伟大「历史意义」，史学家们不仅需要纠弹史证，也得面对「政治」解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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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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