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新欧亚主义


董君甫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欧亚主义”成了俄罗斯文化界最时髦的话题之一。凡是有关文化学、民族学、哲学、历史、地理、国际政治尤其是俄罗斯命运的会议和文章，几乎没有不提到欧亚主义的。


　　照俄罗斯学术界的流行看法，欧亚主义有古典欧亚主义与新欧亚主义之分。其实这“古典”并不古，是本世纪20年代才在流亡国外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当中形成。古典欧亚主义的基本观点是：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亦称“欧亚俄罗斯”）是一个独特的欧亚世界，居住在这个世界的是不欧不亚的欧亚人，其文化也是不欧不亚的欧亚文化；俄罗斯不能盲目追随西方，而应寻找和坚持自己的道路。古典欧亚主义带有强烈的地缘政治色彩，尤其是在萨维茨基的著作中。他们把欧亚俄罗斯（包括前苏联疆域以及蒙古等邻近国家和地区）与欧洲（诺曼—日尔曼国家）对立起来，认为这种对立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不会解决。他们指出，俄罗十月革命的正面意义在于使俄罗斯冲出了西欧的影响，继承了成吉思汗统一欧亚俄罗斯的伟大事业。


　　新欧亚主义是90年代初开始在俄罗斯本土出现的一种影响极大的社会政治思潮。它以继承和发展古典欧亚主义为标志，以鲜明的现实感为特色。本来，白银时代著名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和阿赫马托娃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理当称为新欧亚主义之父。但是，由于这位学者不仅与古典欧亚主义者们年龄接近，与萨维茨基、维尔纳茨基等古典欧亚主义者相识或有通信关系，而且著作特丰，影响特大，拟作专文介绍，暂不论及。


　　新欧亚主义之出现在90年代并非偶然。随着苏联的猛然解体，传统价值观念体系的迅速崩溃，社会经济状况的急剧恶化，俄罗斯国际地位的大幅度下降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民族尊严损伤感，使“俄罗斯向何处”、“该如何拯救俄罗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像洪水一样涌到一切爱国之士面前，要求他们作出解答。在众多的文化遗产中，数十年来一直被视为异端加以封锁的欧亚主义以其独特的不东不西、非社会主义非资本主义与强烈的地缘政治色彩引起了知识界的重视。在此重视发现、大量印刷和热烈讨论古典欧亚主义著作的过程中，新欧亚主义应运而生。尽管新欧亚主义者目前尚未形成古典欧亚主义者那样的近似于政党的组织，但是由于新欧亚主义者特别强调和发挥欧亚主义的地缘政治思想，并且使地缘政治学这门学科合法化，正式纳入高等学校的教学大纲，出版了好几种有关教材，其影响之深远不可低估。不仅如此，某些新欧亚主义者还与当今的俄罗斯军政要人关系密切，把当年古典主义者试图参政的美梦部分化为了现实。


　　目前俄罗斯最著名的新欧亚主义者是杜金。他是莫斯科新欧亚主义杂志《要素》的主编和政治、社会报纸《明天》的主笔，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地缘政治学和玄学的著作，还是好几种古典欧亚主义文集的编选者。


　　杜金虽然袭用古典欧亚主义首创的“欧亚俄罗斯”这一概念，但其阐释有所不同。古典欧亚主义者认为“欧亚俄罗斯”是一个“大陆—海洋国家”，杜金则特别强调“欧亚俄罗斯”的大陆性，将它的大陆文化与西方的海洋文化（或“大西洋文化”）对立起来。他把整部世界历史看作是这两种互不相容文化的不断冲突，认为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总是有一方要力图战胜另一方。


　　照杜金的看法，欧亚主义的原则是“地缘高于血缘”，即地理原则高于种族原则：俄罗斯人与其相邻民族的亲密程度高于与俄罗斯血缘相近的其他斯拉夫民族；认为俄罗斯当年为了拯救自己的“斯拉夫兄弟”而与天然盟友德国和奥地利作战，使自己陷入灾难，这一历史教训值得吸取。


　　杜金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其特殊的使命和“深厚的神圣原因”，即在特定的时空进行特定的活动，在特定的时刻出现和消亡。为了破解俄罗斯的历史之谜，他求助于12世纪伊朗思想家苏拉瓦底的学说。按照这一学说，西方是肉体世界的象征，而东方是精神世界的象征。不过杜金又认为俄罗斯与东方其他“圣域”的差异，远远大于这些“圣域”之间的差异。比如，复杂而精深的形而上学构成了印度教、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等类型的东方文化的精髓，而俄罗斯的精神文化中恰好缺少这样的形而上学。与此同时，他又强调俄罗斯是“世界灵魂”的体现，是“超越肉身的直接福地”；这一福地尚未经受逻各斯的条理，仍处于“超浓缩”的、不可分割的状态。


　　杜金认为欧亚主义是“保守革命派”或“精神革命派”。照他的看法，精神革命不是进步的革命，而是保守的革命，因为其宗旨是恢复宗教精神传统，否定消费社会的自由主义价值。保守的革命并不意味着机械地恢复过去的社会观念，而是面向未来，努力达到“神圣精神”的真正高度。


　　在地缘政治方面，杜金致力最多。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他的《地缘政治学基础》是俄罗斯第一部系统的地缘政治学专著；也主要是由于他的努力，古典欧亚主义者萨维茨基的地缘政治思想才成为俄罗斯地缘政治学派公认的代表，地缘政治学成为当今俄罗斯的显学。


　　杜金的地缘政治思想与古典欧亚主义有相当大的差异。他将以英美为代表的海洋性西方亦即大西洋集团同大陆性的东方置于尖锐对立的地位，认为这二者全球利益的不可调和性决定了它们不同的地缘政治战略。针对有人指责他的观点与德国法西斯的谋士、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的参与者豪斯浩佛的地缘政治思想接近，他反驳说，豪斯浩佛的思想其实是与第三帝国国际政治直接对立的，因为此人反对进攻东方，主张建立一个以柏林—莫斯科—东京为轴心的强大的欧亚大陆联盟，可是希特勒却根本不考虑他的意见，向苏联发起进攻；再说，豪斯浩佛由于妻子有犹太血统，不可能追随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政策；他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宣告无罪，更说明不能将他视为法西斯分子，把他的地缘政治思想视为法西斯思想。


　　杜金不仅把豪斯浩佛的柏林—莫斯科—东京轴心观借作欧亚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基础，认为这一轴心的建立能够保障“欧亚骑士军”将来战胜以美国为主要力量的“大西洋骑士军”：尽管“大西洋人”千方百计地努力，尽管他们有强大的战略威力，尽管“大西洋骑军”在大陆政策、文化和工业等方面的竭力施加影响和压力，欧亚世界也必定能够抵御他们的扩张。当有人谈到杜金的《地缘政治学基础》一书散发着战争气味时，杜金说，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危机四伏，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战争。但是地缘政治学家不能为这些战争负责，他们所做的仅仅是预见和阐述战争的原因，提出警告和建议，以便当局以最佳的方式、最少的延误来事先作好安排。


　　杜金宣称，“不是帝国的俄罗斯是不可思议的”。他解释说，这是俄罗斯的中心地理位置所决定的；俄罗斯的土地“或许是足够的，也不想同谁打仗，可是地缘政治的规律是无情的。如果我们不是帝国，我们就将一文不值。”


　　针对关于日里诺夫斯基的言论与杜金的地缘政治思想有关这一说法，杜金声明，他对此并不害怕。他认为应当正确理解日氏的观点，其“向南冲刺”无非是重复豪斯浩佛的看法：俄罗斯作为欧亚大国有着由北向南发展的自然倾向；再说，日氏的意思不是军事扩张，而是战略影响区域的扩大。　　


　　应当提请注意的是，限于篇幅，这里仅限于介绍杜金的基本观点，并未分析他的代表著作《地缘政治学基础》。对于这部洋洋50余万言并有相当篇幅论及对中国的地缘政策的巨著，我们理当作专门的研究。


稿件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