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与西方：俄罗斯观念的历史考察

白 晓 红

【内容提要】俄罗斯观念是指俄罗斯思想中不同于其它民族的、最为本质的因素，它主要包括共同性原则、人类中心论以及东正教思想三个大的方面，俄罗斯观念的其它表现如非理性、反资产阶级性、末日论思想等都可以涵盖于其中。俄罗斯观念的独特性是相对于西方而言的，在19世纪中期“俄国与西方”问题的大争论中形成了俄罗斯观念。 "俄国与西方”问题的实质在于，具有独特历史文化传统的俄罗斯，是否一定要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道路。对于人类是共同美好的东西，对于俄国是怎样的?面对西方物质文明的某些负面效应(人的物化、物欲横流)，俄罗斯思想家提出以俄罗斯精神的纯洁性来反抗西方物质的可鄙性。俄罗斯观念由此产生。

【关键词】俄罗斯观念 俄国与西方 共同性

【作者简介】白晓红，1963年生，北京大学历史系1996级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76)

新的世纪即将来临之际，俄罗斯又一次面临着十字路口的选择。今天，我们仿佛听到了一个半世纪前关于俄国国家发展走俄罗斯道路，还是走西方道路的大争论的回声。俄罗斯民族是否例外于欧洲其它民族?俄国国家的发展道路是否是独特的?俄国的历史命运如何?思考这些问题，俄罗斯观念、俄罗斯独特思想又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而透过对俄罗斯观念纷繁复杂的诠释，我们作为不在此山中的外人，或许可以滤去本土学者因恋乡情绪而夸大的俄罗斯观念的正面因素，我们也可能避免西方学者传统的对共产主义和“公”字的敌视，心平气和地客观地看待俄罗斯观念。本文试以“俄国与西方”问题作为切入点，历史地考察俄罗斯观念及其特殊性。

一、俄国与西方：问题的提出

当人类历史的脚步迈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资本主义文明在全世界凯歌行进，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欧洲(西方)成为进步的代名词的时候，几乎所有落后国家都出现了西化问题，民族性与西方性的问题(日本的脱亚入欧、中国的体用之争)，俄国作为一个具有东西方综合色彩的国家，“俄国与西方”的问题尤为突出。

从地缘上讲，俄国是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或者说俄国是连接欧亚两洲的独特桥梁。地理位置在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是勿庸置疑的。在广阔无屏的东欧平原上成长起来的俄罗斯的历史命运刻有许多地理方面的烙印，特别是在它的早期发展史中。克柳切夫斯基指出：“千年来和草原上凶恶的亚洲人敌对的邻居关系，仅这一点在俄国的历史生活中已足以超过欧洲的全部缺点。" [1]俄国人经常自问，我们是深入亚洲的欧洲人，还是居住在欧洲的亚洲人?产生于革命后流亡西方的俄侨思想家圈子的欧亚主义思潮，最初的得名就是源于地理学。欧洲主义者认为，在古老的欧洲和亚洲陆基中间，还可以分出一个洲--“欧亚洲”，俄罗斯处于它的主要地域。这样，俄罗斯构成了既不同于欧洲、亚洲，又与欧洲和亚洲密切相连的“某种第三块独立的大陆。" [2]这一结论当然不仅仅限于地理学的意义，它提醒我们从地理以及历史文化的角度重新理解独特的俄罗斯世界。

从历史文化角度讲，俄罗斯文化具有东西方综合色彩现在已经成为定论。别尔嘉耶夫指出：“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罗斯是世界的完整部分，巨大的东方-西方，它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 [3]公元988年的罗斯受礼是俄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俄罗斯人皈依拜占庭的基督教--东正教的同时，也接受了拜占庭文化，10～12世纪的俄罗斯是在拜占庭文化的影响下度过的。事实上，结合了近东文化因素和西方法律传统的拜占庭文化对整个俄国历史发展的影响都是极为深远的。12～14世纪鞑靼蒙古的统治给俄国人留下了东方专制制度的国家范式，莫斯科集权国家的形成就是其影响下的直接产物。从17世纪开始，俄罗斯逐步向西方接近，而且步伐越来越快，到18世纪达到顶峰，彼得改革是这一过程中决定性的一步。我们看到，在东西方两个航道之间犹疑的俄罗斯大船，被彼得大帝这个有力的舵手强行推向西方。于是，俄国与西方的对比，俄国对于西方的态度等一系列问题就出现了。

俄罗斯帝国不同于西方，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彼得改革后的俄国知识分子看到落后的祖国与西方的巨大差距，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吸吮着欧洲文化之浆。普希金称18世纪为“俄罗斯启蒙的真正春天”。应当指出的是，那时的俄罗斯对西方的迷恋既有内在精神探索方面的，更包括外在生活方式方面。众所周知，欧洲启蒙哲学，特别是法国启蒙思想对俄罗斯产生过很大影响。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俄国出现了拉吉舍夫那样的先进思想家，但他暂时只能是极为孤独的个别人物，多数人和女皇一样，接触伏尔泰、狄德罗只是为了附庸风雅。叶卡捷琳娜时代俄国的欧化更多的是表层次的东西，上流社会效仿欧洲生活方式，追求奢侈浮华的生活。典型的18世纪俄罗斯贵族是在美酒、鲜花、美女和名画中死去。于是，反对这些奢靡的“法国狂”，当时的思想家冯维津、诺维科夫等开始思考欧洲的东西是否一切都好?俄国固有的东西，比如笃信宗教和道德纯洁是否能抵御堕落的西方?

冯维津大约是比较明确地提出“俄国与西方”问题的第一人。他在俄国科学院的《俄语语言爱好者》杂志上提出一系列著名的问题，如第20题：“我国的民族性格是什么?”第19题：“怎样杜绝两种对立的、有害的极端倾向：第一种，似乎我们的一切都是丑恶的，外国的一切都好；第二种，外国的一切都是丑恶的，我们的一切都好?”第15题：“为什么许多在外国被认为是聪明的人，在我们这里被认为是傻瓜，相反，我们这里的聪明人在外国常常是傻瓜?" [4]冯维津更提出一个后来19世纪很著名的思想：“我们出生在西方死亡的时刻”[5]，即西方的文明已经发展到顶点，开始走向衰落，蒙昧的俄国反而有其原始的生命力来拯救世界。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聚集起了思考俄国历史命运的所有俄罗斯有思想的个性。这些问题的意义在于提出了“俄国与西方”的问题。

从“俄国与西方”这一著名的问题出现开始，整个19世纪，某种程度上直至今天，它一直是俄国思想界最感兴趣的问题，也是最为头疼的问题。它是俄罗斯知识分子关于俄国国家发展方向、俄罗斯命运思考中的最核心的问题。“俄国与西方”问题的实质在于，对于人类是美好的东西，对于俄国是怎样的?而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某些负面效应(人的异化、物欲横流)，俄国的思想家苦苦思索，具有独特历史、文化传统的俄罗斯是否必须走西方的道路?俄罗斯观念、俄罗斯独特精神是否能战胜物化了的“腐朽的西方”?

二、俄国与西方：俄罗斯观念的基本问题

俄罗斯观念乍看起来是一个内涵模糊、外延宽泛的概念。对于俄罗斯观念有着各种不同的理解。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学者愿意把它归结为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思想。德拉贡斯基写道： "当我说到俄罗斯观念的时候，我的皮肤上就掠过一阵轻寒。因为从根本上讲，这纯粹是不折不扣的俄罗斯帝国思想。"[6]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俄罗斯思想家对于俄罗斯观念有着理想化的却不失深刻的理解。陀斯妥耶夫斯基在1861年写道：“我们预见，我们未来的现实将是更高程度的全人类性质的，俄罗斯观念，可能将成为欧洲各民族在各自民族性基础上顽强而执着地发展起来的全部思想的综合。" [7]弗·索洛维耶夫解释“俄罗斯观念”概念“本身不带有任何分立因素，它仅仅是基督教思想的一个新角度”. [8]别尔嘉耶夫认为，俄罗斯观念的主要之处在于“人类兄弟般的团结和俄罗斯式的对共同拯救的追求”. [9]作为历史学、哲学领域的一个特定的概念，本文的俄罗斯观念是指俄罗斯独特思维所具有的观念，即俄罗斯思想中不同于其它民族的、最为本质的因素。它大致应当包括以下几个大的方面：1.共同性原则。2.人类中心论(道德优先原则和共同拯救思想). 3.东正教思想。它们共同构成了俄罗斯独特思想，其中各个部分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俄罗斯观念的各种因素之间具有内在的、有机的联系。若探究俄罗斯观念的根源，我们可以追溯到俄罗斯社会最基本的关系：农奴制、专制制度、村社等，但这并不是本文的任务，我们所要强调的是，俄罗斯观念、真正独立意义的俄罗斯思想，恰恰是在俄罗斯走向西方之后，在“俄国与西方”问题的争论中形成的。在与西方的对比中，在思考俄国对于西方的态度，即俄罗斯是否一定要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道路、在多大程度上走西方道路的过程中，产生了独特的俄罗斯观念。

按照俄国哲学史作家比较权威性的论断，真正独立意义的俄罗斯思想的出现，是在19世纪上半期。事实上，它是此前从15世纪俄罗斯有创造性思想活动开始的一个长长序幕后的正式开场。特别是在彼得改革后的18世纪。俄罗斯思想文化之花，经过18世纪的孕育，到19世纪才发出如此独特的芬芳。面对着潮水般涌来的西方文化，叶卡捷琳娜时代的思想家已经提出维护俄罗斯传统文化的问题。那时的思想家的身份是贵族，职业多为讽刺作家。他们在自己的作品(冯维津的《旅长》)和刊物(诺维科夫的《雄蜂》)中讽刺和鞭挞那些对西方风俗文化亦步亦趋的“法国狂”，作为一种被伤害了的民族自尊心的反应，在18世纪思想家拒绝单纯模仿、维护民族特性的努力中，已经隐含着俄罗斯观念的萌芽。冯维津更进一步提出西方走向衰落的思想，这一思想在19世纪被不断地重复，并成为俄罗斯观念的基本因素之一。

纵观俄罗斯观念的形成历程，卡拉姆津占据着不容忽视的重要的一环。作为历经18、19两个世纪的俄罗斯著名作家和史学大师，在“俄国与西方”的问题上，卡拉姆津曾热烈地歌颂自由主义、倡导西方文化。同时，他敏锐地感觉到俄罗斯必须从欧洲的阴影下解放出来而成为自我的迫切性。他在《对祖国和民族自豪感的爱》的文章中，提出了俄罗斯独特的“精神状态”的问题。俄罗斯观念中的道德热情也部分地应当归功于卡拉姆津。《俄罗斯国家史》的作者，以其优美的语言，把道德教育寓于历史叙述之中。

十二月党人运动是以革命的方式使俄国摆脱农奴制和专制制度、走西方立宪文明道路的一次尝试。打破十二月党人失败后的10年沉默的是恰达耶夫的《哲学通信》。在这些著名的书简中，恰达耶夫以悲观主义的情绪看待俄国，不仅批判俄国的现实，而且彻底否定俄国国家的历史道路，甚至是否定俄罗斯民族本身：“我们不属于人类大家庭中任何一个伟大的种族，我们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没有任何西方的传统，也没有任何东方的传统。我们站在时代之外，没有被人类的启蒙所触及。" [10]为了不再脱离“世界潮流”，不再陷入一种“死气沉沉的萧条”，恰达耶夫认定俄国应该转向新的道路，转向欧洲共同进步的道路。只是他把这种进步的动力归结为他认为完美的天主教。恰达耶夫把解决“俄国与西方”问题的基础建立在完美的天主教的西方和落后的东正教的俄国的对立之上。

恰达耶夫的《哲学通信》如“划破黑夜的枪声”(赫尔岑语)，震动了整个俄罗斯，最终使俄国思想界关于“俄国与西方”问题的思考演变成一场关于俄国历史发展道路的历史性大争论。争论中形成的两大对立派别是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他们的思想交锋使莫斯科的沙龙成为独一无二的俄罗斯智力生活的中心。19世纪40年代在俄国历史上是作为精神探索和思想交锋的时代而载入史册的。安年科夫称19世纪40年代是“辉煌的10年”；卡维林满怀留恋地回忆那是“我们科学和文化生活繁盛的年代，尽管它短暂如北方之夏”. [11]我们可以列举出一连串光辉灿烂的名字：别林斯基、赫尔岑、格拉诺夫斯基、霍米雅科夫和基列耶夫斯基，他们是19世纪40年代的自由主义理想家，他们当时分属于西方派或者斯拉夫派。

两大派别争论的症结所在自然是“俄国与西方”的问题。概括地讲，斯拉夫派相信俄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把村社(共同使用土地和自治)和东正教(俄国人民善良的宗教品质)看成是保证俄国优于西方的特殊性因素，他们主张俄国走自己独特的、固有的彼得以前的发展道路。西方派则坚信俄国与欧洲历史进程的共同性，他们认为俄国的未来必将毫不例外地沿着西方文明的资本主义道路发展。西方派和斯拉夫派激烈而出色的思想论争最终促成了“俄国与西方”问题在19世纪40年代的结晶--独特的俄罗斯观念的形成。

形成独立意义的俄罗斯思想的殊荣属于斯拉夫派。在与西方派的争论中，逐渐形成斯拉夫主义的俄罗斯观念。斯拉夫派给“俄罗斯观念”下了定义：俄罗斯民族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特殊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其它民族所不具备的特征，这就是：第一，在意识上，民族、国家等公共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第二，直观的理解力优于一切逻辑分析形式。与个人努力相关的只是某种反映全民族的，因而是绝对利益的东西，它不可能包容在严格的形式范畴中。逻辑推理的不足渗透于西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导致西方社会的危机，要走出危机，斯拉夫派认为只有借助于具有特殊性的俄罗斯的帮助。斯拉夫派的俄罗斯观念的概念，基于他们对俄国与西方差异的认识。斯拉夫派认为，西方的神学、哲学对于世界的认识建立在抽象的唯理主义基础上，依赖于概念的逻辑推理得出结论；古代俄国则是力图通过外在和内在、整体和部分、思辨和常理、艺术和道德的同一来达到真理性认识。西方国家产生在暴力和征服的基础上，而古罗斯国家的产生是民族生活自然发展的结果。西方国家内部分裂成敌对的阶层，在“神圣罗斯”时期，俄国是上下一心的。土地的私有性是西方基本的公民关系，而在古代俄国，私有性只是个人相互关系的偶然表现。西方存在着形式逻辑的法律，而俄罗斯的法律直接来自生活本身。总而言之，斯拉夫派认为，在西方是精神、灵魂、科学、艺术、国家、阶级、法律和义务的分裂，在俄国则是“趋于内在生活和外在生活的完整的统一”. [12]我们暂不评价斯拉夫派关于西方和俄国的历史思想正确与否，我们感兴趣的是斯拉夫主义学说在整个俄罗斯思想发展史中的意义，它较早完整地描绘出俄罗斯观念的轮廓，为我们提出了俄罗斯观念最基本的素材--俄罗斯思想中的共同性和非理性的特征。

我们看到，正是在与西方不断对比的过程中，提炼出俄罗斯观念的基本要素。也就是说，独具风采的俄罗斯观念是相对于西方而言的，其基本内涵都可以归结到“俄国与西方”问题中，我们甚至可以机械地列出一个一对一的表格：

俄罗斯观念西方观念共同性个性非理性(直观感觉)理性(逻辑思维)东正教(关注内在精神的完整)天主教(注重外在形式)反资产阶级性资产阶级性人类中心论(道德优先原则)法制观念

三、俄罗斯观念的独特性

共同性是俄罗斯精神的主要之点，俄罗斯观念的中心概念。霍米雅科夫最早指出俄罗斯思维的这一特性，同时他还创造了聚合性(соБорность)的概念来说明共同性特征。聚合性一词的词根来源于教堂，即它首先是指具有共同信仰的俄罗斯人东正教生活的同一性：在教堂里，所有的人一起举行共同的宗教仪式，但每个人保留独立的自我，对上帝进行个人的祈祷，以自己的行为面对上帝，最后达到同一。这是在每个人对于基督自由之爱基础上的全体的统一。霍米雅科夫写道：“在信仰问题上没有学者和白丁、教士和俗人、男人和女人、君主和臣民、主人和仆人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和什么时候需要，一切听凭上帝的裁夺，少年得到行为的指引，青年获得深奥的知识，无知的牧人驳斥主教的邪说，以便使一切都在活生生的信念即上帝精神的体现自由统一中达到同一。这就是聚合性思想深处的教义。" [13]弗罗连斯基把聚合性与俄罗斯民歌联系起来：民间合唱时，在保持整体谐音的情况下，允许个人自由歌唱，最后达到一种新的和谐。弗·索洛维耶夫在聚合性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万物归一论：保留自己纷繁复杂、各不相同面貌的部分互相融合，最后达到整体的融合，在这种融合中，每个部分留有自己的不可重复性。共同性(общность)的词根是村社，即这种精神的同一性在俄罗斯还有相应的物质相似物--古斯拉夫人留下的村社，它具有使人脱离利己主义、达到道德统一的力量。总之，俄罗斯观念中的共同性因素，是包含了个体的整体、涵盖了特殊性和共性的有机的同一。

与共同性相对应的是西方观念中对个性的强调，尊崇个性被认为是西方资产阶级文明最重要的特征。对于俄罗斯观念中的共同性因素，有着太多的褒与贬。它曾经被认为是摧残人性、导向暴力、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总之，是一切恶的根源。如果说十月革命后流亡的俄侨思想家对这一命题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思考(别尔嘉耶夫《俄国共产主义的起源和涵义》、弗兰克《社会的宗教基础》)，那么欧美学者、包括苏联解体后的一些东欧学者，更多的是把一切社会性、共同性都斥为导致野蛮主义的罪恶渊薮，他们认为只有个性是有价值的。

俄罗斯大地上的儿女们善意地看待共同性问题。托尔斯泰把共同性特征在俄罗斯人性格上的表现称之为“群因素”：俄罗斯人有一种像蜂群一样紧贴在一起的需求。他们对故土、乡音和同胞永远满怀眷恋，在交往中有着无可遏止的与人亲近的愿望、敞开心扉的愿望，有时甚至可以不用语言，只用眼神即可参透心灵(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普拉东的形象)。费多托夫认为，俄罗斯人之间的这种亲切的人际关系是形式严格的欧洲生活模式、所谓“骑士风度”所无法比拟的。在俄罗斯没有外人，每个人互相都是“兄弟”. [14]

这种亲近性的需要构成了俄罗斯民族命运的一部分。对体验祖国和家庭温暖氛围的看重，导致俄罗斯人个性生活的泯灭，代之以社会的、公共的生活，这成为忘我精神、军人奋不顾身精神的起源。与此相联的是俄罗斯民族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在抗击外族入侵时表现出的强大的凝聚力，这永远是一个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同时，共同性特征又是俄罗斯人平均主义、不思进取和反资产阶级性的基础。陀斯妥耶夫斯基更在共同性特征的善良因素背后，深刻地预感到了不幸，他在其“宗教大法官”之说(《卡拉玛佐夫兄弟》)中，论述俄罗斯人内心深处具有拒绝个性自由和责任，把这些权利推给某个人，然后信任他、服从他的需要。陀斯妥耶夫斯基某种程度上预见到了集权的出现。

俄罗斯观念的其它因素与共同性特征紧密相联。东正教思想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强调精神的同一性，从基列耶夫斯基到弗·索洛维耶夫到流亡国外的宗教思想家(布尔加柯夫、别尔嘉耶夫、洛斯基等)都承认，“对于智能同一性的努力”是发展东正教哲学的根本。[15]整体性一直是俄国哲学家的主要灵感。非理性和反资产阶级性直接来源于共同性。共同性应用于哲学思辨领域，即集聚起个人所有的能力，包括逻辑思维、直观感觉、心灵感觉、美感、良心和爱为一个整体，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的完整的人才能接近真理。这里已经把非理性因素(直感和心灵体验)与理性因素相提并论了。事实上，康德和谢林都指出过形式逻辑方法的不足，认为纯粹理性的力量不能理解有机的整体，现代哲学也认同“理性逻辑”之外还存在着“心灵逻辑”。只是俄罗斯观念中的非理性因素过于夸大了，俄罗斯思想中的唯意志论倾向、法律虚无主义、道德优先原则等都与其有直接的联系。

人类中心论思想在俄罗斯观念中占有特殊地位，它是俄罗斯思想探索史中最“牢固的”和“主要的原则”. [16]关于人的问题、关于人类的命运和道路的问题、关于整体历史的思想，一直是俄罗斯思想家关注的对象，由此引出俄罗斯无所不在的道德观点、道德优先原则。事实上，在几乎所有19世纪俄国作家的作品中，都深藏着一种冷漠公正的西方所没有的、动人心弦的内在精神力量，这就是对人类的痛苦、对下层人苦难的深切同情。托尔斯泰的“泛道德主义”(“我不知道除了善良以外人类还有什么优点”)具有特别的力量。这种道德取向在俄国知识界无所不在，有时甚至不用作品，从外表就直接看出一个人道德化的风貌。赫尔岑形容基列耶夫斯基的面孔“如同一片能够吞没船只的忧伤的海洋”。与人类中心论相联的是俄罗斯思想中对历史哲学的关注，这导致“末日论”思想和共同拯救思想。罗扎诺夫认为，这与俄罗斯民族苦难的生活历程有关：“上帝选中了我们赤贫的人民，以他们的忍耐和恭顺、平凡和卑微，联合在一起，上帝选择这样的人民以真理征服世界。" [17]在痛苦和忍耐中生活的人们，不能不幻想着全体兄弟般的情谊、幻想着自己的和大家的更好的命运。有着“兄弟般团结”理想的民族本身的命运却是一个痛苦的讽刺：这种普遍拯救的弥赛亚思想的后果是俄罗斯帝国主义思想的泛滥，而道德优先思想则直接导致俄罗斯人对法律的轻视。良心高于法，把内在意志、良心和外在规律、法律调节对立起来，其恶果是无法无天、对人性真正的践踏。

俄国还是西方?保持自己民族意识的优秀成分，扬弃劣根性的部分，吸收外来文化的积极因素，这大概是所有民族都历久弥新的课题。独特的俄罗斯观念是人类思想发展长河中的一道独具魅力的风景线，而俄罗斯观念的一些负面因素已经阻碍了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影响了俄国走上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问题在于固守传统和完全追随西方的“休克疗法”都是不可取的。俄国不可能超越人类文明共同的发展进程，俄国历史发展的例外性是不存在的，而关注它的相对独特性，探究俄罗斯观念特殊性的根源，永远是必要的。

(责任编辑 高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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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俄〕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2] 参见〔俄〕萨文斯基：《欧亚主义》，载《哲学译丛》1992年第6期。

[3]〔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1995年版。

[4] 论文集《斯拉夫主义与现代》，圣彼得堡1994年版。

[5]〔俄〕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6]〔俄〕《新世界》杂志1993年第1期。

[7]〔俄〕陀斯妥耶夫斯基：《陀斯妥耶夫基全集》，列宁格勒1986年版，第18卷。

[8]〔俄〕弗·索洛维耶夫：《索洛维耶夫文集》第2卷，莫斯科1989年版。

[9]〔俄〕别尔嘉耶夫等：《俄国哲学和俄罗斯哲学文化》，莫斯科1990年版。

[10]〔俄〕恰达耶夫：《世纪价值--人类思想宝库·恰达耶夫卷》，莫斯科1991年版。

[11]〔俄〕科舍廖夫：《科舍廖夫笔记》，莫斯科1991年版。

[12]〔俄〕基列耶夫斯基：《基列耶夫斯基全集》第1卷，莫斯科1911年版。

[13]〔俄〕古留加：《俄罗斯思想及其创造者》，莫斯科1995年版。

[14]〔俄〕费多托夫：《论神性、知识分子和布尔什维主义》，圣彼得堡1994年版。

[15]〔俄〕尼·洛斯基：《俄国哲学史》，莫斯科1991年版。

[16]〔俄〕加拉克基奥诺夫、尼康德罗夫：《9～19世纪俄国哲学史》，列宁格勒1989年版。

[17]〔俄〕古留加：《俄罗斯思想及其创造者》，莫斯科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