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斋读书：《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陆学艺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版。该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研究成果。

　　［读书笔记］　

　　［第一部分：总报告］

　　开篇之后，作者在试图建立整个报告的立论基础。这个基础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对欧洲资本主义的阶级分析与毛泽东在二十世纪对中国社会进行的阶级分析，已经无法用来适用今天的中国社会，这就提出了进行新的社会阶级（阶层）分析的必要性。第二个方面的基础在于，与马克思和毛泽东的阶级分析相对比，在思路上应该有新的突破：财产所有形式上的多元特征以及财产占有并非社会阶层归属的唯一标准，这使得划分阶层时不能如前二者那样以生产资料的占有作为阶级分析的唯一标准；而阶级分析的目标与价值取向也应由“冲突论”转向“功能论”，也就是说，对社会阶层进行分析并非要进行新的“阶级斗争”，而是要协调各个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与社会整合。

　　这样的立论基础使得整个分析报告展示出一种归依于马克思主义又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传统学说的政治姿态。这与本报告进行时的官方背景是相联系的，同时这又使得本报告在主流政治行为中找到了它的地位，并且使得本报告有可能获得执政党的认同乃至接受，因为这种思维逻辑，从根本上同“邓小平理论”的思维逻辑是一致的：忠于而又努力创新。

　　作者接着提出了他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进行划分所依据的标准。“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是最宏观的标准。而基于对阶层分化特征的认识：职业分化是最主要的特征、特殊的制度性安排对资源配置有重要影响、生产资料所有权是重要但仍不足够重要的因素、社会的过渡特征导致阶层的不稳定性加剧特别是不确定的边缘性群体（如农民工群体）出现，以上四大特征让作者认为正确的阶层划分标准应是：职业化，以及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这三大资源的占有状况。

　　作者对这三种“资源”的定义是：组织资源指“依国家政权组织和党组织系统而拥有的支配社会资源的能力”，经济资源指“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文化资源指“社会（通过证书或资格认定）所认可的知识和技能的拥有”。而这三种资源中，组织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经济资源变得越来越重要，但“现有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在抑制其影响力的增长”；文化资源的重要性则上升很快，并且作者认为其重要性“不亚于经济资源”。

　　无疑，“组织资源”概念的运用表现了作者的聪明之处，特别是他对汉语言文字的熟练运用。“组织资源”这个词语，是一个中性词。

　　作者于是根据这样的标准提出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形态”。五大社会经济等级：上层、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底层。十大社会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值得特别提到的是产业工人阶层与农业劳动者阶层。作者对“产业工人阶层”的叙述是，改革以来，“社会经济地位明显下降”，“人员构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企业所有制、户籍身份制与单位部门因素导致阶层内部的差异与分化。而“农业劳动者阶层”，作者特别说明他拒绝使用“农民”的概念，因为“农民”这个概念的“身份制意义”。作者认为农业劳动者阶层的规模按照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要求应“进一步分化并大规模缩小”，但“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制度和政策”阻滞了这种分化与缩小。并且，这个阶层由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的改革与发展的受益阶层变成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利益受损阶层，而与此同时这个阶层的规模却仍是最大的。作者认为“农民工”应该是产业工人阶层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又认为在现实中这个农民工群体只是“这个阶层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由于制度与政策的原因，这个群体也便是一个作者在前文曾提到过的“不确定的边缘性群体”。

　　执政党一直自许以“工农联盟”为其政党的阶级基础与执政的政权基础，但现状似乎并不很妙。作者在书中进行了事实性的描述：“许多年来的改革政策所导致的利益调整使得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益处在各阶层之间的分配显著不平等。”针对近些年来出现的执政党的阶级基础是否应有所调整的讨论－－这样的讨论显著地表现于私营企业主是否应被允许入党的问题－－作者通过详实调查数据的分析认为，执政党的社会基础逐步地向“拥有经济和文化资源的阶层倾斜”，是“执政党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但尽管如此，作者还是深切地关注人们对于收入差距的感受，并且善意地建言：“如何确保绝大多数人从改革和发展中获益，从而使执政党赢得广泛的支持和信任”，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基于详实的调查数据以及分析论证，作者对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等级结构形态的整体概括是：全国范围内类似于金字塔结构，城市正向橄榄型结构演变，乡村地区与城乡结合的县级行政区的转变还很“漫长”。

　　作者认为“现代”的社会阶层结构应是“橄榄型”的，有着庞大的社会中间阶层；与之相反的则是“顶尖底宽的金字塔结构”，绝大部分人处于社会的下层。

　　作者认为，所谓“现代化”的阶层结构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涵义：橄榄型，社会中间层为主体；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而不是如以前那样的政治资源作为分配依据与社会地位的决定性标准；具有活力的自由流动机制、机会均等、能力主义而不是身份主义、自由竞争；社会合作与弱者保护；民众认同。“公平性、开放性、合理性”被作者称为这种结构的本质特征。

　　并且，作者提出了这要的一个观点：评判一个地方的现代化程度，最为客观的标准不是如经济收入、产业结构之类的统计指标，而是这个地方的社会阶层结构。而要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否合理，“在社会学上是否是可持续发展”，“关键要看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各阶层是否能分享发展的好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分享这种好处。”

　　同正统的宣传机构的作法一样，作者首先肯定了现阶段中国阶层结构的积极方面：“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正在形成。发展的方向是良性的，虽然地域差异极为明显。但作者将更多的精力和更长的篇幅放到了所存在的问题的分析上，并且试图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

　　作者分析了目前中国阶层结构所存在的问题。（一）阶层结构不合理，包括农业劳动者阶层在内的该缩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而该扩大的的社会中间阶层还没有大起来；（二）不合理的资源配置机制、非市场化的收入分配机制与制度性垄断使得阶层位序等级的合法性受到社会民众的普遍质疑，而制度创新的滞后又使得一些合理合法地获致的阶层与群体如农民工群体未能得到国家与制度的确认，这导致目前的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地位秩序未能得到社会的充分认可，反而使得人们怀疑现存社会的合理性；（三）社会阶层结构发育的地域不均衡性。作者认为这些问题将影响社会心态的稳定，影响全社会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阻碍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并甚至危及社会稳定。作者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向执政党与政府提出善意的警告：阶层结构的问题“往往是引发经济－社会危机的深层次因素，或者会使一个社会难以应对由其他原因引起的经济－社会危机”。

　　作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分析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表面的原因是，中国近些年来发展所采用的“农村工业化”模式与试图替代城市化的“城镇化”模式是“违背世界发展的普遍趋势”的，造成了工业化中的“城市化滞后”。而深层的原因则是：（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要想把发达国家走过的漫长的自发进程压缩为一个更短的过程，需要国家的社会政策的自觉干预，但现实的情况则是，在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中国家政策“缺位”了。（二）户籍制度、城乡分割的管理模式以及由此造就的二元化劳动力市场，公共资源尤其是教育资源配置上的严重不公导致的“机会结构”的严重不公，这样一些“过时的制度安排”阻碍了阶层间的流动。（三）也是最为根本也最为可怕的是，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还没有真正弄清楚，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发展的基本格局究竟应当是怎样的，究竟应该形成一个怎样的社会阶层结构，以及如何培育这样一个阶层结构。”国家还缺乏一个引导社会阶层结构优化的“基本思路”。

　　基于以上对问题与原因的分析，作者提出了相关的建议。他在分析了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东、拉美与东南亚的现代经济与传统社会结构并存所导致的社会经济危机后，再次强调“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重要性，呼吁国家将其作为“现阶段社会制度和政策创新”的核心看待，理性和主动地介入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进程。他呼吁以市场经济与现代化的思维而不是计划的思维去认识阶层问题，以稳定、合作而非对抗、共享而非偏惠、协调、保护弱者作为构建社会制度与社会改革体系的基本原则。而具体地，他针对各个具体阶层的特性提出了对现有某些政策的批评与自己的看法。

［总报告部分　完］

［各分报告部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