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的"大历史观"，逻辑十分简单明了：现代化商品经济需要数字化管理。中国传统的道德统治不可能管理现代商品经济社会，需要极其艰巨的彻底革命。国民党完成了上层建筑的统一，共产党完成了社会基础的再造。这个公式化的模式，贯串了黄仁宇大部分著作。黄仁宇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仍然是这个模式。
　　然而，黄仁宇是1936年的南开大学生，掷笔从戎，成都中央军校毕业，请缨上缅甸前线，国民党新一军上尉参谋，英勇负伤，受海陆空军一等奖章；后美国陆军参谋大学，后国防部参谋，后流落海外，36岁到美国密西根大学历史系念书，先大学生、后研究生、再46岁得博士学位。热血青年，英勇战斗，世态炎凉，坎坷人生，使黄仁宇的学术著作绝无一般洋博士"言必称希腊"的搔首弄姿。"大历史"简单公式之下，更多的是知识分子对历史人生有滋有味的体会。这种学术模式下的人生观察，集中体现在《万历十五年》中。在这本《读蒋介石日记》里，没有多少日记，也没有什么奇闻轶事，有的是黄仁宇参照自己在滇缅丛林中的苦难经历，对蒋介石抗战期间为人处世的细心观察。
(一)抗战成就了蒋介石
　　说起国共之争，国民党之败落，每每有人说共产党是借日本人坐大的。这种说法，先是台湾人说。这些年，随着台湾歌曲风靡大陆，作如是说的大陆同胞，也和着软软的台湾国语，日益蔓延开来。意思是说，倘若不是日本人打进来，你们共产党那点游击队早让我们正牌国军收拾干净了。黄仁宇却根据蒋介石日记指出，正牌国军恰恰也是靠日本人打进来才成就的。1927年，蒋介石在党外与共产党翻脸，在党内与汪精卫翻脸。1928年北伐胜利，年底张学良易帜，全国统一。张学良之易帜，本身就借了日本人杀害张作霖的劲。事实是，国民党政权在全国范围形式上刚刚统一，内部马上分崩离析。1929年初，就因为裁军，桂系在南北抗命；接着，蒋介石又与冯玉祥反目成仇。1930年，蒋桂冯阎大战，恰恰是刚刚胜了北洋的国民革命军，四个集团军的四位总司令之间的大战。都是国民党党员，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司令，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司令，阎锡山第三集团军司令，李宗仁第四集团军司令。后三个集团军打第一集团军。这场大战动员了140万军队，死伤20万。中原大战，冯玉祥军每日发射炮弹两万余发。此项纪录，日后八年抗战都没有打破！蒋介石是靠着给钱、给官，拉拢对方部下军官，才把这场大战"摆平"的。之所谓"摆平"，战败的一方，叛军叛将要刻意笼络，封官发饷；李、白、冯、阎诸位党内同志，更要虚与委蛇，百般周旋。1930年底，蒋介石对共产党中央苏区的一次围剿惨败；1932年2月，蒋介石与党内元老胡汉民翻脸；5月，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弹劾蒋介石；接着，蒋介石对共产党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失败；9月，第三次围剿失败；接着，陈济堂在桂系支持下另组政府；9月18日，日军占领沈阳，年底攻占锦州，完成整个东北的占领；12月15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蒋介石被迫辞职。1932年1月28日，淞沪战役爆发；到3月才恢复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以后，又有第四、第五次围剿，蒋光鼐、蔡廷锴的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反蒋政权，"长城抗战"损兵折将的结果是"唐沽协定"，与日方关于河北自治的艰苦谈判，等等。虽然蒋介石趁着追击红军，把中央的势力进入到四川刘家、贵州王家、云南龙家、青海马家等等地盘，但也仅仅是"进入"而已。这些地方，一直到1949年蒋介石逃到台湾，也不说是真正完整地属于国军。
　　大清朝皇帝退位以后，接下来的是北洋的军阀割据。从北伐到1930年蒋桂冯阎大战，中国军队从140万增加到240万。当时的情形是：
　　中国旧社会既已崩溃，新社会尚未登场，如是只产生一批"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之人物，而外面又有强邻压境，蒋介石只有两途斗争，又加两途迁就。２
　　各路诸侯，各派势力，"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因为没有统一认可的大是大非；于是不得不笼络周旋，结果必然是七拼八凑，藏污纳垢。敌对的党内同志，武的象李、白、冯、阎，文的象汪精卫、胡汉民、林森，即便是战场、官场上斗争赢了，也不能胜利。对方，象阎锡山，象李宗仁、白崇喜的桂系，照样保存实力，虚名实惠全得。给敌方的叛军叛将封官发饷，以瓦解对方的策略，也不可久用。在资源极为有限的条件下，用多了必然引起中央嫡系的不满，培育出"杀人放火受招安"的升官路线，早晚被对手学了去，反过来用在自己部下身上。
　　所以，蒋介石接手这个烂摊子，没有可以号令全国的大是大非抓在手里。"攘外必先安内"，从当时中、日力量对比上说，可能有一定道理。让张学良撤出来，希望祸水北移，在东北地面上再来一次日俄战争，或许也是一种考虑。但是，孤立地说"安内"，是永远没有希望的。蒋介石与李宗仁、阎锡山等人的矛盾，从始至终，到死也没有了解，就是证明。３ 真正帮忙蒋介石的，是日本人的不依不饶，终于提供了可以号令全国的大是大非。有了全面抗战，蒋介石才能名正言顺地提出"地不分东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既包括了没有地盘、没有军队的汪精卫、胡汉民，也包括了有地盘、有军队的李宗仁、阎锡山。几个战区一划，李宗仁也得离开广西；台儿庄战役小胜，徐州会战大败，愿意不愿意，也得向蒋介石写检查，发"丧师失地请议处电"。虽然处理上仍然不能不留有充分余地，各路诸侯文牍上俯首称臣是无可奈何的；否则，只有象汪精卫那样当汉奸。最主要的问题是，大敌当前、国运如丝之际，蒋桂冯阎式的党内大战没有了可能，也就犯不上费尽心机收买和优待对方叛将。杀冯玉祥之叛将韩复渠，腾出的地盘和军队，滚滚而来的外部援助，敲骨吸髓的苛捐杂税，都可以用统一抗战的名义，大张旗鼓的培植嫡系。事实上，陈诚、杜聿明、廖耀湘、黄维、胡宗南、张灵埔等一批内战期间装配精良、死打硬拼的嫡系战犯，都是在统一抗战的旗号下培养起来的，成为日后是蒋介石扬言六个月消灭共产党的本钱。
　　在黄仁宇看来，通过抗战，蒋介石完成了中国政权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蒋介石要感谢张学良的兵谏--兵谏使汪精卫、何应钦等妥协派、亲日派再没话可说，从此高举抗日的大旗，号令诸侯。当然，暂时停止"剿共"，是不情愿的事情。但是，设身处地看，当时的蒋介石不仅只有共产党的威胁。蒋桂冯阎大战和日后蒋介石的两次下野都足以说明，更多、更直接和更强大的挑战，来自国民党内部，来自各路争权夺利、领饷却不受命的诸侯。就说曾经打过蒋介石的阎锡山和李宗仁、白崇禧，论实力，那个都比仅余两万人的共产党强大。而且，从党内勾心斗角到军事上大打出手，那个都比钻山沟的"共匪"对蒋介石的威胁更直接、更贴切。何况当时，谁又能预料到共产党在抗日敌后发展起来呢？所以，团结抗日，送给蒋介石一个号令全国的大是大非。从这个意义上说，蒋介石不杀张学良，不仅是出于拜把子的兄弟私情。
(二) 不畏鲸吞，而怕蚕食
　　当时的中国，对内是一盘散沙，军阀混战；对外，自然是不畏鲸吞，而怕蚕食。以"七七事变"为例，冯玉祥旧部宋哲元盘踞华北，从始至终财政独立，"不尽受中央节制"。1935年底，"华北自治运动"的结果是，"中国认冀察政务委员会系中央设置的地方机构，日本视之为华北自治性质机构"。4 卢沟桥事件发生后，中央军增援早到保定、沧州。拖到7月24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宋哲元给蒋介石的信仍然是："刻下拟请均座千忍万忍，暂时委曲求全，将北上各部队稍为后退，以便缓和目前，俾得完成准备。"三日之后，局势已经完全不可收拾，宋哲元才电请中央军"星夜兼程北进"。接着，北京、天津相继被日军占领。５
　　中国虽散却大，整个吞下去，谁也消化不了。现代商品社会，讲究经济效益，列强犯不上囫囵吞枣，只把"肥肉"分别一块一块咬下来享用。蒋介石看透了这一点，却毫无办法，只有咬死口不投降。只要重庆政府不投降，溥仪、汪精卫等伪政权就没有最终的合法性。不甘心看到日本独霸中国所有好处的各国列强，就会继续和重庆政权打交道。
(三)"四强之一"的负担
　　苏联、美英为了让蒋介石在东亚牵制日本，罗斯福慷慨地赐封中国为世界四强之一，与英、美、苏并列。中国近代以来，两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进北京，火烧圆明园，甲午海战，割地赔款，一直到大半河山被日本人占领，满州国、汪精卫伪政权各种彩旗迎风飘扬，过去的老大帝国受尽屈辱，沦落成任人宰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忽然因为重庆政府坚持不投降，国际交往中，中国头一次享受起种种大国的外交礼遇。开罗会议，蒋委员长居然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起居往来，平起平坐，结成反法西斯同盟，讨论全球势力瓜分，并承诺战后取消租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这份风光，这份国际地位，可谓空前绝后。在今天，都是海峡两岸领导人不能想象的。当时，委员长的威望如日中天，"一个信仰，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呼声甚嚣尘上。蒋介石骤然在舆论中成了比曾国藩还了不起的民族大英雄--曾、李成就的不过是同治中兴而已，哪里有全球国际扬眉吐气的威风？蒋介石虽然在日记里叠次以"岂不惶惧"的辞句约束自己，一面仍然喜气洋溢，先后出访印度、缅甸，开始考虑战后大中华在亚洲之外交格局了。
　　历史的甜酸苦辣，不知让人说什么好。随着美援滚滚而来，蒋介石以补苴罅漏方式勉强拼凑而成的统一政权，不得不与国际接轨了，而且，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藏污纳垢的体制被美国人按照世界四强之一的标准，横挑鼻子竖挑眼，哪儿哪儿全成了不是。从史迪威到马歇尔，蒋介石整个下半辈子都生活在希望被美国人理解和体谅，与美国人没完没了的误解和解释之中。蒋介石早就改信了基督教，天天祷告，周周礼拜，新生活运动，不抽烟不喝酒，只喝白开水，学着曾国藩的样，天天写日记，斗私批修，而且讨了一个美国受教育的太太，英语讲得比中文还好。谁知凡此种种，全然无效。既然是"一个领袖"，就要对杂鱼烂虾部下种种拆烂污的丑陋行径负全责。甚至自己不畏艰险，屡屡坐飞机亲临前线，到各战区耳提面命地鼓舞士气，在美国人眼里，也都成为内战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真正是费力不讨好。
　　按照黄仁宇的说法，当时重庆政权偏安一隅、腐败黑暗的状态，客观上实在够不上"四强之一"。罗斯福封了个"四强之一"，虽然有助于鼓舞士气，却为世人衡量中国政权提供了一个蒋介石根本作不到的高标准，怎么量怎么不对。蒋介石既然已经作了民族英雄，当然不能改口说自己不是"四强之一"了，只好东拉西扯地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解释，希望美国人体谅当时的特殊国情，结果反而使天真直率的美国人越发认为蒋介石不真诚。
　　中美合作与日美合作有很大不同。日美合作，压根就没有共同语言，从而没有信任可言，结合的基础是实力和利益的较量。中国人与美国人，在语言表达上往往是能够沟通的。日语与英语语法不同，日语句子本身就比中文和英文长得多，而且语法上，谓语在句子的最后。外交辞令时，主语跟上一大堆形容词，可以一面说一面察言观色；一看神色不对，最后还可以临时改口。譬如："你的王八蛋的--不是"。中文与英文一样，主谓宾状，排列有序，话一说出去，"你是--"，后面说出什么就是什么，再想改口，就只能进一步解释了，来不得日语般的方便。或许因为这个原因，中国人与美国人打交道，一上手往往产生他乡遇故知、相见恨晚的错觉。蒋介石对提拔他当"四强之一"的罗斯福，就始终存有类似的幻想，一而再，再而三地诚恳解释。曾国藩办外交，讲究一个"诚"字。但中国人的诚，并非完全是诚实的诚，而是将心比心的意思。换言之，是要面子的迂回曲折之诚：既然我要面子，就要考虑别人也要面子。"己所不欲，勿施与人"。于是，说话办事点到为止，留有余地，是慈悲为怀的德行。所以，中国人办外交，与办内务一样，讲究的是关系，不仅要替自己考虑，而且要考虑别人。美国人的诚，更多是诚实的诚。在美国社会，谋私利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既然是"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就应该有什么说什么，直来直去。我给你一个"四强之一"，外加种种物质援助，就是让你在世界大战的格局下考虑问题，出兵缅甸，从侧翼支持英美的南太平洋诸岛战役。而蒋介石面对的是满目疮痍的沦丧国土，只是在云南受到威胁，担心日本人抄了重庆后路的情形下，考虑"中国战区"的战役布置。于是，蒋介石一再解释，中国军队尚未强大到出国驰骋的程度，需要更多的美援。顺着蒋介石解释的逻辑，史迪威发现，中国士兵吃苦耐劳，不改变东拼西凑的腐败，再多美援也没用；只有把军队交给他训练指挥，才能不讲派系情面，选贤任能，实现彻底改革。于是，几乎是同样主题的争论没完没了，不仅充满了抗战的全过程，而且延续到史迪威以后，与整个美援的历史相始终。
(四)抗战胜利的失落
　　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举国欢腾，蒋介石的实力和威望，都上升到顶点。这是他决心六个月消灭共产党的决策基础。黄仁宇和绝大多数中外人士，甚至很多共产党人都没有想到，短短三年时间的内战，不仅蒋介石而且国民党的整个政权，摧枯拉朽般倒塌了。根本原因是日本投降了，统一抗日的大是大非没有了，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形势上说，蒋介石"一个信仰、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功能基础没有了，垮台本是题中应有之义。
　　国际方面，三强召开雅尔塔会议，居然不叫四弟，而且，将战后亚洲利益重新瓜分，不仅包括日本，并且包括中国的东北、胶东和新疆，连外蒙古都整个活生生地切割出去…… 凡此种种，已经根本没有继续把中国、把蒋介石当成"四强之一"礼遇的情趣了。国内方面，抗日的大是大非结束了，各种不同党派意见(包括国民党内部)因为统一抗战而暂时妥协的基础，随之消亡；七拼八凑的统一政权，马上成为泥足巨人。蒋介石没有新的大是大非顶替抗日的大是大非，只有一国政府不能有两个军队的道理，就想凭借抗战积累的实力消灭共产党，注定是要失败的。更何况当时，共产党提出"建设和平民主新中国"的口号，顺应了渴望和平与厌恶专制的民心。
　　没有大是大非，就只能七拼八凑。就象一家公司没有主业，为了赚钱，什么生意都作，有什么生意作什么生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没有错。问题是用什么标准去团结？统统团结过来干什么？首先，什么力量需要着重团结，不清楚。结果自然是谁有实力团结谁。接着，有实力的人凭什么服你？结果自然是以人划线，培养自己的嫡系。接着，有了嫡系杂牌之分，结果自然是内部派系错综复杂，首鼠两端、心怀异志者防不胜防。三年内战时期，中央嫡系死打硬拼，地方杂牌或逃跑或投降或起义，几乎成为常规模式。
　　平心而论，蒋介石接手军阀割据的烂摊子，以北伐军为嫡系，在现有实力基础上照顾各方既得利益，七拼八凑，是实现大统一的简便途径。但是，大是大非不清楚，一家公司没有明确的主业，就无法识别什么样的人才需要刻意笼络培养，什么样的实力本该淘汰。七拼八凑的组合，需要大量妥协，妥协自然成为腐败孳生的温床，进一步模糊选贤任能的标准，排斥经邦治国的人才，形成一种正反馈的恶性循环：大量追求理想的人才参加了共产党，外部压力越大，国民党内部的协调成本反而越高。蒋介石一生，北伐刚结束就宁沪分裂；接着是下属第二、三、四国民革命军与总司令大战；接着是党内倾轧，自己下台；接着是被部下张学良抓起来；接着是本党副主席投日组织伪政权；最后是在外被共产党打得一败涂地，在内被党内桂系宿敌再次赶下台。
(五)黄仁宇的思索
　　1949年1月21日，内战失败和党内斗争，迫使蒋介石再次下台。"引退"的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痛心疾首地总结：
　　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焉能不为之失败！６
　　在黄仁宇的"大历史"模式中，"新制度"是从中国传统道德治国到数字化管理的现代化。国民党完成了社会上层结构的重建，共产党完成的是社会基层结构的重组，从而为管理商品经济社会奠定了基础。黄仁宇充分认识到，土地革命是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根本原因。换言之，在抗日的大是大非成为过去之后，共产党胜利的基础，依赖一个穷人与富人的大是大非。循着黄氏"大历史"的逻辑，黄仁宇把共产党的土改与蒋介石逃到台湾后的土改相提并论，把大陆的改革开放、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台湾经济起飞的奇迹等量齐观。于是，共产党、国民党之间的主义之争成为历史遗迹，剩下的只是如今的统独之争了。基于对历史使命如此这般的理解，黄仁宇对中华民族向西方商品经济社会数字化管理迈进的现代化，充满了乐观情绪。然而，重新体会国共两党相争的历史，很容易使人产生另外的疑惑：既然这个"新制度"原本是国共两党不自觉的、潜意识里的共同目标，为什么每每"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已放弃崩溃"？为什么不能直接用这个"新制度"来号令天下，非得七拼八凑、藏污纳垢？倘若蒋介石北伐一胜利或者在北伐的同时，就实施象到台湾一样的全面土改，现在岂不连统独之争也没有了？困惑之中回顾历史，说不定会有人提出另一类问题：中国是不是再次接近了一个需要新的大是大非的历史关头？
注释：
１该书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黄仁宇作品集"之一，1998年同时还印了《万历十五年》、《中国的大历史》、《资本主义与21世纪》等。
２第121页。
３这种矛盾与共产党内毛泽东与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先一致而后分歧的经历，具有性质上的不同。共产党的党内斗争，多能找到"路线斗争"的线索。
４第136页，引郭廷语。
５第164页。
６第4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