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作为发展的重要手段——读阿玛蒂亚·森的新著

　　自由的意义还在于它的手段性作用，森具体分析了五种手段性自由，即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保护性保障，它们分别为人们按自己的意愿过有价值的生活做出贡献，彼此又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作用。先从森研究饥馑时发现的一个“规律” 来看政治自由与发展的关系。这个规律是，民主社会不会发生饥馑，饥馑只发生在专制统治下。笔者是阅读新华社消息和人民日报的新闻长大的，所获得的印象是印度总是饿死人。而森却说，印度独立后再也没有饥馑了，但中国大跃进失败后的饥馑却饿死了三千万人。印度是一个穷国，那里的穷人恐怕经常吃不饱肚子，殖民统治时期发生过严重的饥馑。但是，印度独立后建立了民主制度、新闻自由和官员民选，使得当局在出现灾害时必需采取救助措施。反之，中国在1959年至1961年间至少饿死了三千多万人，当时国内没有任何报导。1959年当饥荒已开始出现时，各地官员还在放“高产卫星”，把农民的口粮、种子都搜刮来报成绩。

　　森尖锐地批评了为专制政治制度、“权威主义”辩护的“亚洲价值观”，在书中检视了 “亚洲价值观”的三个观点。首先是“李光耀命题”，即民主、自由妨碍了经济发展。森认为，依据一个很小、特选的样本（台湾、韩国或新加坡等），并不能支持这个一般性结论。亚洲有因专制而停滞的国家（如缅甸），非洲有民主的、而且保持着世界上最高发展速度的国家（如博茨瓦纳，Botswana）。很多研究结果表明，自由和民主如同对国际市场开放、注重教育（台湾、韩国、新加坡突出的共同经验）一样，是促进发展的。

　　观点之二是“穷人在经济利益与民主之间必定选择经济利益”。森反驳说，这种说法把经济发展与民主对立起来是错误的；而且专制统治从来不允许人民有自由选择民主的机会；当人民有机会选择时，他们会坚持民主。印度在七十年代中期举行大选时的核心问题是英迪拉.甘地实行的“紧急状态”，印度选民（世界上最穷的一批选民）却坚决拒绝了剥夺人民基本自由和民权的“紧急状态”。在俄国近年来的选举中，选民在经济状况恶化的情况下也仍然拒绝走回头路。即使是由共产党蜕变而来的政党也只是主张比较缓和的改革，而不是回到旧制度。

　　"亚洲价值观”的第三个观点是，“亚洲的传统文化伦理重视服从而不是自由，强调（对君主、国家、政府）的忠诚而不是个人权利”。森问道，亚洲是一个广大的地区，居住着地球上60％的人口，有各种各样的民族、文化、宗教，怎能概括出一个笼统的“亚洲价值”？他列举了儒家、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典籍加以说明，这些文化中都包含了自由、宽容、平等的因素，当然也包含某些相反的因素。针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1993年的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上声称，“个人必须把国家权利置于自身权利之上”，森大表惊讶:此人居然将此语列入了大会记录！有趣的是，他引证了《论语》来说明孔子并不主张无条件地服从君主（国家、政府）：“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对偷羊这样的行为，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不向政府告发，都是孔子认可乃至赞扬的。关于言论自由，森引《论语》：“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即孔子说:"告诉他真实情况，即使这会冒犯他。”）森评论说，在新加坡或北京主管言论审查的人应该持有大不相同的观点。实际上，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就是因为“勿欺也、而犯之”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的。

　　经济机会是指个人享有的、运用其资源于消费、生产或交换的机会，人们拥有劳力、知识、土地、工具等经济资源，市场机制则提供将这些资源自由组合的最好机会。但在发展中国家中市场机制多半发育不全，因此发展的过程基本上是自由市场取代传统社会（或其它形式）对人、资源、经济活动的束缚、限制、干预的过程。在这一领域发展经济学从效率、财富增长出发作了很多研究，成果斐然。森的独特之处是，再次强调了自由是发展的核心。他以人身束缚为例指出，发展过程中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取消在很多传统农业社会中存在的对劳动者的束缚和强制。印度最落后的比哈尔地区存在着一种土地所有制，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从事强制性劳动，地主用暴力手段阻止农民离开土地，现在那里的人民仍在为结束这种制度而斗争。中国的人民公社制度也曾把农民死死地束缚住，连外出乞讨还得打证明（路条）。今天中国的农民及城市居民也仍然受到各种限制，自由的劳动力市场还远未发育成熟。森强调，对劳动自由的理解不能只着眼于市场效率，人的自由才是更重要的角度。芝加哥大学教授佛戈欧（Robert Fogel）有一部著名的关于美国南方奴隶制的经济史著作，书中论证说，美国南方使用黑奴的庄园经济是有效率的，而且黑奴所得的实物报酬高于（至少不低于）自由农工的收入，其寿命期望值几乎等同于法国和荷兰等国、远高于美国和欧洲自由的城市产业工人；但是黑奴还是逃跑，而且当废止奴隶制后，庄园主试图用高薪（超过黑奴所得的实物报酬百分之百）引诱自由了的黑人按奴隶的方式（一种称作work gang的制度，在工头带领、监督下劳动）去做同样的工作，却完全失败了。\字号(3){[4]人身、就业、工作上的自由的重要性在此例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自由有超越效率和经济利益的意义，发展就是自由的扩展。

　　社会机会是指在教育和保健等方面的社会安排，它们影响个人享受更好生活的实质自由，其手段性作用方面的熟例就是亚洲四小龙的高速发展得益于教育的普及。反过来说，不会读写算数是参与现代生产的绝大障碍，当世界进入全球化贸易后，生产日益在严格的规程和品质管理条件下进行，就尤其如此。森在这方面又作了中印比较，他认为，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印度，这与印度也曾长期实行政府多方干预经济、部分地用中央计划代替市场机制的模拟社会主义体制有关。而且印度推行改革较晚，来自维护旧体制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很大。另外，印度在教育、保健等方面比中国落后也是另一个关键原因。他也指出，中国改革以来农村的教育系统反而受到负面影响，这将不利于长期发展。

森在此书中除了直接批评“亚洲价值观”之外，也涉及到另一些在中国流行的观点。例如，森恳切地对相信权威主义促进发展的人指出:发展并不一定要是严酷的，严酷的发展道路与发展的目的其实是不相容的；事实上存在着更好的发展道路，这条路上较少血汗眼泪、较多和谐享受。当然，一些曲学阿世、献媚于专制统治的“新”、“老”权威主义论者，未必愿意认真地回应森的观点。中国也出现了后现代主义，如将其令人目眩头晕的术语堆砌、概念辩析与森对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之直面揭示相比，似乎可以提出一个根本性问题，中国的困难究竟是“前现代”的专制贫困造成的不自由，还是“现代性”造成的异化、失落、精神危机？近来民族主义思潮也在中国兴盛起来，这既有当局为转移视线而蓄意培育、论者为图名谋利而商业化炒作的因素，也有来自对“全球化阴影”的恐惧。森以开放的胸怀看待全球化，他深刻了解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在全球化过程面临的挑战，认为市场以及自由、民主、人权等观念的全球化将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森的眼界超越了民族和国界，而把人及其基本权利和实质自由视为基点。人权和个人利益扩大到因种族、历史、宗教、文化形成的群体中而出现了民族自主权与民族利益；国家（政府）对内的权力应是由人民授予的，对外的主权由国家之间和国际社会的承认而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