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语言革命在中国

● 罗伯特·马
　

从办公场所到咖啡厅，在中国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听到过去从未出现过的新词汇和短语。随着中国的改革步伐，汉语的日常用语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学者说每年都会有1，000个新词语诞生——它们是全球流行语、对因特网的创造性使用、西方商业用语和新广告语综合的“混血儿”。有人把这种变化称为当代中国的第三次语言革命，这股潮流的脚步如此勇猛，任何人都无法阻止它。

因特网用户现在被称为“小虾”。在中国年轻人中，任何有意思的事物都可以“faint”或是“酷”来形容。在商业领域，原本用来形容生意人的带有贬义的“资本家”一词现在经常被“知本家”（即有新知的人）取代。北京的一名电台播音员周宇（音译）说：“语言变得太快了，几乎每个星期都有所改变。我和朋友聚会时，总能听到从他们嘴里蹦出一串串陌生的词语，这几乎成了我们每次讨论的全部话题。”

网络也许未必使中国的政治基础发生了迅速变化。但新的语言表达方式正为“新新人类”——知识青年给自己的称号——开启一片新的概念天地。此外，随着这些新词汇的传播，中国开始逐渐远离毛泽东革命时代具有“红色”气息的语言。当年被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词汇如“阶级斗争”、“同志”和“帝国主义”如今已经很少听到了。甚至“革命”一词也变得不再具有激进的意思。“革命”（意为“死而后生”）一词曾经在如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中激起人们无限的热情，而现在不再用于指需要全部中国人民奋斗终生来进行的一项艰苦卓绝的任务。如今“革命”随处可以听到，就像下雨一样平常：IT业革命、消费者革命、学习革命，甚至自动取款机革命。

30年来一直参加编纂《现代汉语词典》的韩继题（音译）说：“在从中国解放（1949年）到改革开放（1979年）这段时期中，绝大部分新词汇都和政治有关。现在的新词汇则大多和社会、经济、法律有关。”他说：“我们寻找每个人都能使用的词汇。我们删掉的老旧词汇数目远远不及加入的新词汇。这本词典体积越来越大了。” 2002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增添了一个很厚的粉红色附录——48页的新词汇目录。然而汉语辞典编纂人的编辑对象只限于纯粹的汉字，他们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来为每个新词汇都下一个完整的定义。相反，像“e-mail”和“T恤”这样的词都已经约定俗成地成为用字母直接表示的新词汇了。

汉语还出现了使用英语缩写的趋势，比如WTO、CPU、AIDS和 CD。在中国公司里，使用英文缩写词不但代表着时尚，还是权力的表示。像CRM（客户关系经理）和HR（人力资源）这样的词过去在中国闻所未闻，如今被致力于公司发展的商业人在言谈中频繁提及。还有一个词即“中国的摩根”（源于日本商业体团J.P.）也成为人们谈论理想和目标时的常用词。一位北京学者说：“我侄子刚被一家合资企业聘用。他英语很差，但他也会说‘CEO’和‘MBA’。”还有一些词汇来自香港、台湾、新加坡以及华人聚集的商业中心。“按揭”的意思是还清抵押，“走秀”指时装表演。这两个词所涉及的生活内容都是从前的中国大陆所没有的。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官方对语言做过短期的监督管理，因为长期形成的一些粗俗用语使人们担心汉语终有一天会堕入庸俗。但是今天的变化发生得如此之快，几乎没有官方人士再有勇气来挑战现状。“任何一种语言都要警惕外来词汇，这一点至关重要。”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的一位语言学家说：“但是现在新词汇涌入的潮流势不可挡。我们会发现很多生活常用词原来都是外来的。”

“亲密型语言”是近几年才走进人们的词汇表中的。一名大学生不久前读到了他爸爸（一名军人）在婚前写给他妈妈的信，这些信写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虽然这些信实质上是情书，但这位军人并不敢直接表达他对对方的爱慕，因为这样的对话有“小资情调”的嫌疑。他在信中写道：“我和你将永远在同一块阵地上工作战斗。”另一个学生说：“我们现在每天都能说‘我爱你’。”

在20世纪到来以前的几千年里，语言在中国的发展一直是文人墨客的专利。他们以卫道士阶级的身份不遗余力地捍卫古汉语，尤其是几乎独成一体的书面语。然而到1919年，现代风潮为中国带来了新思想和更通俗的语言用法。

第二次重要变革发生在1949年，由毛泽东发起。这位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发明革命语言的同时也带来了语言的革命。他加速了汉字的简化进程，使汉字“拼音化”，也就是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毛泽东的这一实验在中国把自己和世界隔离开的年代里进行，它使中国几亿农民的民间语言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相融合。于是一种新的特色语言应运而生，表示“工作个体”的“单位”和表示“与人民平等的官员”的“干部”这样的词汇就是其中的代表词汇。

在邓小平带领的改革开放进行了二十年后，汉语再一次面临改革。消费者保护运动正在逐渐形成一种意愿、需要和索要的文化。按照西方的标准，那可能听起来并不像是一场“革命”。但是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以共同富裕为精神目标的国度里，这无疑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改变。

市场推动下的中国正在目睹新的商业文化形式。有这样一份北京报纸，上面刊登了一家服务型公司的广告，上面是一个中国“白领”在说：“我要更多的电。”也许更让人吃惊的是一家北京房地产公司宣传房屋的广告牌，上面写着：“我要，我要，我要。”这块招牌后来被拆了。但是正如一名学者所说：“这块牌子的结果是意料之中的。让人惊奇的倒是它还曾经被挂起来过。”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意识形态类核心新词汇正反映了汉语的新用途。“三个代表”是一个由江泽民主席提出的新党派理论，为中国从毛泽东时代跃向高科技市场经济时代的变革提供了理论基础。“三个代表”这个提法没有丝毫马列主义语言的痕迹。“代表”一词来源于英语词汇，看上去更有亲和力，还具有准民主的意味。它发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信号：“与时俱进。” 北京一位商业主管人说：“不管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能使用‘三个代表’语言。这是前进的宣言。”


来源：基督教科学箴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