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法 评 论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丁林
在911危机的十字路口
威尔·杜兰的《世界文明史》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745年，英法交战，法军的52000人和英国与荷兰的46000精兵摆开阵势，法王路易十五和王太子在附近的山包上亲自观战。当双方接近到毛瑟枪射程之内的时候，英军指挥官查理·赫伊大喊："法国卫队的绅士们！开枪吧！"不料法军的指挥官安托歇伯爵却回答说："先生们，我们从来不先开枪！你们请先开枪吧！"结果，这样的君子风度代价惨重，英荷军队一阵排枪，就把法军阵线打垮。这一仗，法军差一点打输，靠国王亲自督战才挽回败局。
这是250年前的事。仗打得这样有礼貌，现在听来未免过分迂腐，简直不可思议。现在常有人说，既然是战争，还讲什么规则。然而，战争不讲规则的说法，貌似有理，却不符合人类历史。
在国际法历史上，现存最古老的条约是公元前3100年刻在石碑上的苏美尔城市国家之间的和平协议。古代中东、希腊、罗马都曾有过制约战争行为的条约。犹太法典里有战争中禁止杀害妇女儿童的规定。古希腊城市国家之间建立过复杂的条约来规范他们之间的战争，比如对神庙等宗教圣地的共同保护。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这种条约关系的产物。罗马法中对发动战争的规范，是历史上第一次在法典中承认战争必须有正当的理由，从而建立了战争正义性的概念。我国历史上也一直有"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的规矩。
之所以有这些规则，道理很简单：我们常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政治是不能不讲规则的，规则是政治能够得以进行下去的先决条件。战争也是这样。战争是残酷的，而交战双方之所以愿意守规则，就是因为这样的规则对双方都有利。
一、战争的规则和战争公约
最近一百五十年，是产生了一系列有关战争的国际法规和公约的时代。这些战争规则可以用日内瓦战争公约作为标志，它是人类战争技术和战争形式发生两次质变的产物，也是人类精神状态文明化进程的产物。
第一次质变是从冷兵器到热兵器的质变。这一质变发生在西方工业化时代。火药广泛使用于战争，来复枪和远程大炮可以大批量生产，铁路运输使得大量兵员可以迅速远距离运送。战场上的杀戮从面对面的搏杀变成远距离的射击。从而，伤员和俘虏数量增加，这是战争中最为悲惨的场景。
1862年，瑞士红十字会创始人邓南特发表了著名的《回忆索费林诺战场》一书，书中描述了他亲身经历的1859年意大利北部索费林诺战役中受伤士兵的悲惨命运。他身体力行，建立了中立的国际红十字会，致力于一视同仁地救助战场伤员。在他的呼吁下，国际红十字会建立的当年，1864年的第一次日内瓦战争公约提出了保护战场上的伤病员的规则。1868年第二次日内瓦公约又把这一规则扩展到保护海战中的受伤水兵。1929年第三次日内瓦公约规定保护战俘，指出战俘不是罪犯，交战方必须人道地对待对方战俘，并且在战后释放战俘。
第二次质变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和冷战时期。核武器的发明和核武器制造技术的扩散，常规武器技术的惊人发展，以及毒气和生物武器的出现，使得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二战中纳粹对犹太人、吉普赛人等民族的种族灭绝性的屠杀，日军在我国南京的大屠杀，这种正规军队对平民的大规模屠杀，使战后人们一致认识到，无论如何必须防止再次发生这样的人间惨剧。在战争后期，盟军对德累斯顿、柏林、东京的大规模轰炸，为了迫使日本投降而针对广岛长崎的原子弹袭击，也令战后西方有良知的人们反省，怎样避免这种不能区分军人和平民的杀伤手段。
战后不久，1949年的第四次日内瓦公约，补充和改写了前三次公约的条款，增加了战时保护平民的内容。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战时平民置于国际法的保护之下，明确禁止战争期间杀害、刑求、绑架平民，禁止对平民实施超出司法权范围的审判和处罚。1977年，又一次扩充了1949年关于保护平民的日内瓦战争公约的内容，把对平民的保护延伸到那些没有正式宣布为交战国的公民的人，以及内战冲突中的平民，还有在交战国家或区域活动的任何提供宗教、医疗和人道援助的人士。
这些有关战争的公约，具有国际法的效力。从此以后，违反这些公约的条款，就被视作违反国际法的战争罪行。关于战争的国际法的效力，建立在涉及战争的所有人的一项共识的基础上：正义和实现正义的手段不可分离。不管引致战争的分歧是什么，正义的目标不能用非正义的手段来实现。
对于真正有见识的政治家和军人来说，这一点不难理解。早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北双方的军事将领几乎都是出于同一军事学校的同学，对战场上的规则比较容易达成一致。他们都认为，杀害对方战俘和伤员，都是不能容忍的谋杀犯罪。同样，杀害平民，不管这些平民是帮助哪一方的，都是不能允许的。战争期间对平民中的妇女儿童的任何伤害被看作是军人引以为耻的懦夫的卑劣的犯罪行为。这些行为要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
可是，冷战时期的几次战争证明，恪守战争公约、惩罚战争中的犯规行为，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美国在越南战争期间得到了深刻的教训。尽管美国政界和军界都竭力避免直接攻击平民，但是当士兵们面对游击战，面对"拿起枪是兵，放下枪是民"，男女老少兵民不分的对手时，沮丧、恐惧和愤怒，使得他们频频出轨，直接攻击和伤害平民。最著名的就是"美莱屠杀案"。而战时的军界为了维持军队的士气，也出于保护游击战场上己方士兵的现实目的，通常不愿意自己动手惩罚犯规的士兵。美国媒体为了报道揭露美莱一案真相，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终于迫使军方将美莱屠杀的指挥官送上了军事法庭。在电视上，一位参与美莱一案的美军士兵的母亲对军方代表说："我交给你们一个好男孩，你们却把他变成了一个杀人犯！"对于这位普通的美国母亲来说，道理是非常明确的：战争是要杀人的，但是不能容忍用犯罪的手段杀人。正义战争的目的在战争过程中就开始展开和实现，如果手段是不正义的、不道德的，那么目的就不可能是正义的道德的。
反过来说，兵民不分的战术必然使对方军人趋向于不分兵民地还击报复，而正规军队在这样还击报复的时候通常处于优势。所以，兵民不分的战术必然是平民遭受最大伤害的战争形式，而采用这种战术的领导人通常会为了动员民众而隐瞒这一悲惨的真实。
这一事实证明，不存在永远对一方有利的战争行为规则。对已有规则的共同遵守往往是出自利益的考量，这是人的趋利避害的天性和人的常识与理性在起作用。从双方实力态势出发，率先"修改"已有规则，不照牌理出牌，不按规则对抗，所得到的"便宜"是暂时的，因为要么对方用实力迫使你回到已有规则上来，并且惩罚你的犯规以惩戒后来者，要么你迫使对方采用你"修改"了的规则，也不受约束地反击报复，其结果必然是你自己受到更大的打击，而更大更长远的伤害来自于双方军民道德水平的雪崩式下降。这就是一百五十年来，世界各国不断地建立新的战争行为规则，而很少有人公开地否认这些规则的原因。
二战以后的几十年，是人类历史上关于战争和战争行为、限制军备和武器、惩罚战争罪行的国际会议、公约、国际法庭设置等最多的时代。
二、冷战后的全新格局
冷战结束以后，原来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和民众都对冷战格局和冷战思维作出了或深或浅的反思。历史是无法假设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当年冷战时期人们犯下的愚蠢的错误，我们却无法保证，如果我们处在同样的情景下，是否能够更智慧地把握未来，能够不那么愚蠢。只要看看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的人们面临当前事变的态度，就不难明白，人的智慧的局限性，往往要时过境迁才看得清。
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最近的三十年，世界格局起了很大的变化。全球化这个事实，是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必然产物。也就是在这样的格局下，以联合国为首，出现了全世界对共同规则的一致承诺和遵守。出现了一个统一的欧洲，原来欧洲民族国家的边界开始淡化，这是二战时期的人们做梦也想象不出的。美国在冷战后的一强独大，必然引致了四面八方的指责和嫉恨，也必然地形成了迫使它出更多力、负更多责的世界警察局面。今日的世界，没有这样的一强，也是不能想象的。
这样，我们就有幸看到了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的现象。在以往的世界上，战争是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主要对话手段，强国出兵功城掠地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割地赔款则是战败者不可逃避的命运。最近的十年我们看到的是，世界上出现了任何动荡，饥荒也罢，种族冲突也罢，军事入侵也罢，如果美国不出面援助干涉，人们就理所当然地指责美国的麻木和失误，如果美国出面援助干涉，人们就理所当然地要求美国恪守规则，首先就是，战争不应该伤害平民。
在最近的几次局部战事中，美国人为自己作出的不伤害对方平民的承诺，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且不说为了只打击军事目标而使用的精确制导的导弹，其价值往往远高于所要摧毁的目标。在不久前的巴尔干战事中，即使是对方也相信，美国对只打击军事目标的承诺是诚心的，否则我们就不会看到在大桥上举行音乐会来保护大桥的感人景象了。战事的结果，不是战败者的割地赔款，而是战胜者的援助重建。这样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也是过去的人们想象不出来的。用常识就应该能够看到，这种现象对所有人都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而这些，依赖于今天的人们对世界局势的共识，对共同规则的遵守和承诺互信。
911恐怖主义袭击，正是对各国公认的战争规则的公开挑战。这一事件说明，我们面临着战争手段的第三次质变。
三、第三次质变对战争行为规则的考验
911事件后，布什总统说，这是美国面临的一场新的战争。这一说法引起了争议。在记者招待会上，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莱斯女士对持不同意见的记者不客气地说：如果你认为这不是战争，那请你再看一遍世贸大厦遭袭击的录象吧！
问题不在于"战争"这一定义是否一致。在现有国际法对战争的定义中，是包括了反恐怖主义活动的。问题在于，现在恐怖主义一方到底想把世界拉向哪个方向，各国政府和人民又想让世界向哪个方向发展。
911事件以后，很多人代那些采取自杀式袭击方式的恐怖分子说明理由，这些理由简单地说就是，按照现有的对抗规则，你是强者，我是弱者，我永远打不过你，现在我不按规则打，我就可以专门找你的弱处打击，我就能够打过你了。他们说，这是弱者唯一的选择。
这些恐怖主义分子再三强调，他们正在进行的是正义的事业，是"圣战"。他们最忌讳的是，人们把他们的行为看作是不道德不高尚的卑劣行径。而那些同情恐怖袭击的人们也说，这些恐怖分子无疑是怀着自己认定的高尚道德目标的。对他们的谴责只是出于人们对目标道德性的理解有所不同。所以，谈不上对恐怖分子目标正义性和道德性的谴责。改变了的，只是对抗的方式方法，是手段的不同，而恐怖分子的牺牲精神甚至是值得欣赏的。
但是，为恐怖分子辩护的人们却不能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恐怖活动之所以得逞，正是因为恐怖分子了解当代文明社会的规则，采取了这样一个态度：你要顾忌无辜平民的生命，我不顾忌；你不仅要顾忌本国平民的生命，还要顾忌他国平民的生命，而我不仅不顾忌敌国平民的生命，甚至也不顾忌自己国家平民的生命。所有采取实用主义政治观，认同恐怖分子这种"方式方法"的人，其实都认同了这种不顾无辜平民生命的哲学。
恐怖分子和当代国际社会的关键区别正是在这里：在对抗的规则中要不要顾忌无辜平民的生命？当代恐怖主义对现有战争规则的挑战来源于战争技术手段的第三次质变，这就是当代技术的突飞猛进和扩展，世界任何角落里的散兵游勇都有可能获得一定程度的化学武器、生物武器，甚至小型核武器，交通运输的发展，使得再森严壁垒的国界也可能被突破渗透，何况一向比较开放的欧美国家。人员的交流，种族的混合，使得当代世界已经不可能象历史上那样根据民族或国籍来辨别敌我。当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因特网的普遍使用，使得恐怖活动既可以高度分散，又可以瞬间协调，恐怖打击可以在任何出乎意料的时刻出现。911恐怖袭击典型地表明了恐怖活动的全部优势：它以最不顾忌无辜平民生命的姿态，打击发达国家最不设防、最软弱、最无辜的平民。
911恐怖活动就这样提出了他们的对抗规则：他们是不打算顾忌无辜平民生命的。他们隐藏在远方的角落里，混合在同情他们的平民当中，随时找机会再次出击。如果美国在反击恐怖打击的"新的战争"中也大量伤及无辜平民，等于屈从恐怖分子的规则，这就正中恐怖分子的下怀，他们就可以煽动伊斯兰世界民众加入反抗西方的"圣战"，把这些分裂的散兵游勇发动的恐怖袭击扩大为他们朝思暮想的"文明之间的冲突"；如果美国仍然顾忌对方平民的生命，以"有限"对"超限"，恐怖分子就在战术上先占了优势。
这是一场十分危险的对抗游戏，这场对抗一旦失控，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其实是世界各地的无辜平民，最终受到最大伤害的是同情恐怖分子的国家的平民。这场对抗把全世界放到了十字路口，有可能影响未来全球政治对抗和平衡的规则，一百五十年来人类对战争行为的规范和制约有可能走回头路，甚至影响人类文明的走向。
值得庆幸的是，全世界各国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看到了这一危险性。特别令人注意的是，所有伊斯兰国家的领导人显然看到了这种危险性。911事件后出现了各国政府罕见的对恐怖事件的一致谴责，一致承诺打击恐怖活动。美国政府也看到了这一危险性，渐渐显示出后发制人的姿态。在国内加强反恐怖立法的同时，极力宣扬要坚持六十年代以来取得的民权成果，表示要坚持各种肤色、种族、民族、宗教信仰的人在美国和睦相处的理想。在对外备战的同时，用最大努力争取世界各国政府对反恐怖战争的理解，国会最近已经通过拨款三亿二千万用于向阿富汗难民提供粮食等援助。战争还没有打响，美英等国已经承诺将来帮助阿富汗恢复建设。
这一姿态表明，国际社会将尽一切可能坚持已有的战争行为规则，不让恐怖主义的对抗规则占上风。这种一致性是以往很少见的，恰恰表明政治家们对它的极端危险性的共识。这种一致性后面有利害的考量，这种利害考量表明理性在起作用，这是全世界一致共同对抗恐怖主义的保证。可以预料，在未来的新的战争行为规则里，将会有世界各国一致地扑灭一切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活动的内容。
四、911事件将使全世界重新排队
911事件后，美国的媒体上出现了很多对美国以往对外政策质疑反思的声音，民众也渐渐地开始接受这种声音。美国是一个官员定期选举，总统轮流变换的国家。政府对于批评和纠正以往的失策较少顾虑和负担，却必须考虑选民们的要求。所以，虽然美国的制度非常稳定，但是政策却可以根据时代变革和民众呼声作出大幅度的调整而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预料，911事件后，美国民间和政府将会全面而审慎地检讨内外政策的得失。同时，911事件也打开了世界各国政治家的眼界，重新审视世界政治局势和价值观。有关地缘政治、民族独立和地区分裂、宗教冲突、战争与安全等观念，都将重新考察定位。
911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这是全世界敌我友重新排队的时候，也是世界的中心区域和边缘区域出现位置变换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对自身利益的考量是正当的，正是这种利害考量成为以后各国达成一致，防范和消灭恐怖主义的理由。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全球化的趋势不会因为这种"超限"的恐怖打击而停顿。现在是从根本上改善和民主国家的关系，进入世界民主主流的契机。如果固守封闭心态，既回避理念的追求，又缺乏利害的考量，在新的世界布局中无所作为，仍然采取陈旧的和世界民主主流对着干的既定政策，就会在未来的世界上处于更加边缘的地位。
记得几年前在一次和美国青年学生的小型讨论会上，主持人提到，在中文里，"危机"一词是"危险"和"机会"两重意义组成的。主持人特地向我这个中国人求证，盛赞东方人对待危机的智慧。众青年们纷纷点头以示钦佩东方智慧。911事件和恐怖主义是全世界面临的危机。我们能不能把它变成一个机会呢？这就看我们的政治家们的智慧了。
《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 上网日期 2001年10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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