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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英帝国勃兴的启示

　　　　　　　　　　　
　　香港回归中国标志着大英国的完结。然而，金发碧眼的英国人能够在短短两
三百年内将其疆域从一个比广东省大不了多少的岛屿，扩张到地球四分之一的表
面，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不能不让人发出和司马迁一样的惊叹：「何
兴之暴也？！」对于有志于复兴华夏文明的人来说，在香港回归之日，思索大英
帝国的勃兴之道（有人称之为霸业），比嘲笑它的没落命运，也许有着更为积极
的意义。

　　我在英伦求学时，曾注意到有三样东西，即牛顿科学、市场经济、民主政治，
恰好在不长的时间内先后出现在英格兰这块不大的土地上。它们的合力便造就了
「现代化」这种给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变化的东西，也就造就了大英帝国勃兴的
基础。

　　随后，由近及远，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相继起而仿效英国，也
成就了它们各自的现代化（后俄国因实行共产制度而落伍）。

　　我们中国也起而仿效了。自鸦片战争战败被迫割让香港以来，无数中国志士
仁人一直在探索和实践救中国的道路。曾先后占据历史舞台的有「师夷长技救中
国论」、「君主立宪救中国论」、「三民主义救中国论」、「社会主义救中国论」、
「市场经济（或改革开放）救中国论」等五种。再多一些就会令人眼花缭乱了。人们
不难看出，这些救国论都万变不离其宗，均和牛顿科学、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即
使是「社会主义民主」）有关。

　　但不幸的是，试了那么多回，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似乎仍然在一步之遥，贫穷
的地区还是那么多，军事实力还是不敢和Ｇ７（即英、美、德、法、意、日和加
拿大七大工业国）攀比。于是民主派发话了：「没有第五个现代化即民主化，就
没有四个现代化。」在这里我不想谈民主化的问题，而是想劝人们应该把注意力
转向一个长期被视而不见的现代化原动力：创新性上面。

　　创新性和现代化的关系，以往并没有被提高到同牛顿科学、市场经济、民主
政治一样的高度来认识。这是我们百余年来寻找救中国道路时的一个致命缺憾。
许多人会将创新性看作因变项，而把经济、政治、教育看作自变项，因而认为只
要经济发达，政治开明，教育普及，创新性就会自然而然地涌现起来。其实在很
多情况下，两方的因果关系并不是这样。对自身经济、政治、教育的发展颇为自
呜得意的香港，就令人看不到多少创新性。倒过来，把创新性看作自变项，而把
经济、政治、教育看作因变项，人们在继续寻找救中国的道路时，就必定会发现
一个崭新的天地。

　　我在英国曾看过这么一个电视专题报导：一位老人喜欢钓鱼，有一天他突发
奇想，能否拿他经常作鱼饵的蛆虫，来吞食本郡大量饲养的家禽家畜的尸体和下
水，从而代替目前采用的，污染程度较大的将之堆埋堆烧的方法？吃胖了的蛆虫
又可以拿来喂鸡，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这位老人于是拿家里一座木板房作试验。
试验成功了。他接着又申请发明专利和营业执照，也成功了，他开心极了，在家
里举行庆祝派对，邀请亲朋戚友和左右邻里参加。而为庆祝派对所必不可少的大
蛋糕，他给做成了一条眼起圈，身起环的蛆虫模样！（宾客们也见怪不怪，饮食
起舞甚欢。）这位老人是多么陶醉在他的发明之中啊！正是这种业已溶化在千百
万英国人血液中的创新性在改天换地。创新天才救中国此其时矣！

　　在大英帝国勃兴之始，创新性在英国本土有一爆发式的发展，其主要标志便
是大量涌现像牛顿、缪勒、洛克这样的创新人才。朱熹有一句话恰好可以用来形
容这些创新天才在历史上的作用：「天不生仲尼（即孔子），万古长如夜。」一部
大英帝国勃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创新捷报频传，创新天才频出的历史。时
至如今，在创新天才于人口中比例分布方面，英国和英语世界国家仍遥遥领先。
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创新仍源自以英语国家为主的西方。日本在这方面还是乏
善可陈，遑论我们中国了。

　　创新有两个层面，一是发明，一是推广。推广从接受者方面来说，便是模仿。
近一两百年来中国的创新史基本上便是模仿史。譬如在那五种救中国论里头，拾
人牙慧的地方便随处可见。这样下去，我们也还不会落伍，但必定会被西方文明
所同化，中国人将不再是中国人！现在是不是到了倡导「创新天才救中国论」的
时候了呢？

　　创新天才并不是社会所能随心所欲创造出来的，他们是天生的。社会的责任，
仅在于清除掉妨碍他们成长、出现、发挥的因素，就像搬开压制幼苗生长的石头
一样。在目前中国社会，有三样东西必须做。一是废除填鸭式教育，二是扭转一
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三是提倡和保护学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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