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与政：中国政治的发生”学术沙龙纪要

2005年 1月8日，上海汉语思想研讨小组（本次研讨由华东师大哲学系陈赟博士组织）
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第二次学术聚会，举办了主题为“道与政：中国政治的发生”的学
术沙龙研讨会，该沙龙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社科处、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
究所的支持。来自复旦大学、上海社科院、同济大学、上海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近二
十位青年教师和博士生参加了本次沙龙座谈。与会的青年学者提交了十多篇论文，共有
十位学者做主题发言。

这次学术沙龙，围绕着“道与政：中国政治的发生”这一主题，广泛而深入的探
讨了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来自同济大学的季蒙博士（钱仲联先生的关门弟子）认为，
就“道与政”与“中国政治”问题的讨论，其根柢不在单纯的理论，而在于作为经验基
础的“中国政治历史”。就此，季蒙谈了他对中国政治历史的看法。季蒙把中国历史划
分为三个板块，即秦统一前是中华邦国时代，秦以后直到辛亥革命是中华帝国时代，而
辛亥后中国将是中华民国时代。中国现在已经在势（现实性）上走上民国时代，只不过
现在处在这一时代的前奏——党国时代而已，而回到邦国时代与帝国时代皆不可能。对
于政治生活的理解，应该在下行线而不是在上行线的基础上进行，中国传统讲的“开明
”就是前一种，而自由民主政治则是根基于上行线的。英伦政治思想的症候在于自由与
平等之间难以协调的紧张，而欧陆政治传统的最大教训则在于“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华东师大的陈赟博士宣读了《世界与地方：汉语思想语境中政治的本性》，认为，
在中国古典思想语境中，政治的本性是一切存在者的“各正性命”。这里，“各正性命
”意味者两点，一是存在者皆有路可走，二是存在者皆有家可居。作者提出：为什么人
类的政治生活必须面对而不能回避地方的维度？为什么本真的政治生活的开启必须以伦
理作为它的真正基础？这两个问题的关键之点在于，人类居住的法则究竟是如何被提供
的？而这个问题的回答就隐藏在地方之为地方的那些特性中。而以此为中心形成的政治
生活展开为藏天下于天下，也就是把天下交付给天下，把地方归还给地方，由此而形成
了发源于地方的伦理在政治生活中的显要位置。围绕者这一点，陈赟还谈到了“各正性
命”政治观与希腊那种均匀的、抽象的几何学意义上的言谈的政治空间，特别是与现代
性“总体动员”的政治要求之间的差异与紧张。作者认为：现代性的“居住方式”恰恰
由于根除了“地方”，所以，作为普全的显现境域的世界才成为对象总体。现代中国在
其模仿西方的意识中制作politics 的努力，展开为驱除地方的过程，与地方相连的地
方教育、礼仪、传统、风俗、行会等等，都为那种一体化、齐一性的意识取向所替代，
所有的地方都成了国家的单位或由国家推动而形成的社会的构成“单位”。与此相应，
在现代中国，个人被从家族、地方性中抽取出来，被归约为法理学意义上的原子论个人
，这种个人不是地方之聚居者，而仅仅是对国家、社会、人类承负责任与义务者，由此
，从地方中“解放”出来的个人可以被直接交付给国家来使用。这种为了现代性“总体
动员”的要求而彻底根除地方的现象，引发了政治形式的深刻变化。政治不再是存在者
各各以自身的方式正其性命的过程，而是被纳入某一个共有的焦点性空间，这个空间最
初围绕着民族－国家的主权想象而被建构起来，紧接着的是地方性意识缺席的个人，在
自身存在与国家主权想象之间的紧张性中确立自身。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意义上的民主
政治样式为这一政治空间的打开提供了通道，一种通过共同议事、集体言谈而打开的共
有空间从此笼罩了人们的“政治”意识，由此导生了汉语思想语境中的“政治”与希腊
式politics之间的复杂的交织缠绕。近代以来，政治意识的取向一直笼罩在希腊式的民
主生活理想中。然而我们面临着的问题是，在个人那里实际发生的是那种建基于古代思
想传统取向的政治（“正”）行动样式，而在体制上与观念上承接的则是希腊式的“政
治”（politics）取向。从希腊式的“政治”思想的视野来看，基于汉语思想传统的生
活样式恰恰具有一种“非‘政治’（apolitical）的态度”，这曾经是马克斯·韦伯对
中国思想传统的一个经典概括。然而，恰恰是具有这种“非‘政治’ (apolitical)的
态度”的现代个人被卷入到politics的体制与观念所导向的生活境域中。于是，“‘政
治’中的个人”与其“非‘政治’的态度”之间的紧张，成了现代中国的个人生存之根
本性困境的一部分。

同济大学柯小刚博士作了题为“道路与广场”的报告，他试图将中国政治发生的象
征“道路”与希腊politics发生的象征“广场”结合起来，探讨了：一、 何以广场的
敞开离不开道路的开辟？二、 何以道路的开辟离不开广场的敞开？指出：“汉语人必
须找到自己的道，以便把广场辟分为道路。汉语人必须找到自己的言路，以便把广场开
辟为广场。汉语人必须赢回自己的马，以便重新成为骑手。从来，广场之敞开就未曾离
开过道路之开辟，而且就其潜隐之本质而言本就是道路之开辟。素来遵循道路的政治民
族，如今要做的真正事情绝不在于移民海滩，而首先在于：重新获得他曾经固有的神识
，以辨认和践行广场之道路。” 他主张：如何在道路之上、在道路的开辟本身之中予
出广场的敞开，乃是“现代”汉语人之“政治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因此，“现代化”
绝不意味着离弃那自古遵循的道路而移民于某个现成的广场之上，因为广场之显白敞开
本也离不开道路之隐秘开辟，因而任何现成的广场都只不过是急功近利的虚构、远离源
头的幻象、孕育灾难的漩涡。更何况从离弃道路到移民广场之间，首先就需要开辟一条
道路。近百年来，中国政治所走过的道路，无非是在这条抄近的小道上摸索，而天道及
其可能敞开的广场则被弃之不顾、任其荒芜。只要汉语在现代以来的变化还没有化成自
身或发生成己（Ereignen），那么现代汉语的新文化运动就仍然是没有成功的。可是现
代汉语仍然没有成形或成为自己？新文化运动仍然没有成功？这难道不是故意耸人听闻
的奇谈怪论吗？然而，确实，虽然古老的道路一直都在暗中运化着现代汉语的开辟，但
是时至今日，现代汉语仍然没有化成自己的形式，还没有完成它的化身成己，或者说：
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广场之敞开。这种状况直接相关于我们将要在此考察和深思的一个汉
字：“以”。以“以”之形貌出现的“以”字，乃是一个今文汉字。这里所谓“今文”
既是指汉隶，又是指今天的现代汉字。因为自汉以来，此一“今”之时间由来已久矣，
以至于“今”之时间的层层褶皱都已然化成了代代相继的古老传统。虽然如此，今天，
当我们面临那些经过严重西化和简化的汉字的时候，我们仍然处在前途未卜的新一层
“今”的时间褶子之中。如何在回溯到古老源泉的基础上化成新一轮的今文思想或在现
代语境中为汉语重新开端赋形，是现代汉语人不可推卸的紧迫任务。古老文明的神奇虽
然在于它的古老，但是古老的活力则在于它总是有今天。那种仅仅停留在过去的石棺而
不复重新开展今日之褶痕的古老，只不过是僵而不腐的木乃伊而已
另外，来自上海大学的方旭东博士就余英时的新著《朱熹的历史世界》谈了自己对
“学”与“政”的看法。上海大学的贡华南博士围绕“政治中的幽明之故”陈述了自己
对“幽明”问题的最新研究。复旦大学曾亦探讨了贾谊的政治观与伦理观的关系、复旦
大学庄振华通过黑格尔的死亡观切入到《礼记》、《论语》的生命世界，李旭则探讨了
《中庸》的自由与和谐的政治观。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夏江旗先生以列奥·斯特劳斯学派
为借鉴，探讨了中庸的政治哲学身位，特别是君子与民众之间的紧张以及君子如何在民
众世界中明哲保身的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邵建则以晚清上海地方政府的外事能力为切
入点，对中国政治的特性加以考察。这些发言都从不同侧面推进了本次学术讨论的深
入。

在自由讨论中，程汉先生与复旦大学哲学系教师郭晓东博士也分别作了发言，谈论了他
们对中国政治的理解以及对本次研讨会的方法的进一步思考。

这次学术沙龙，是继去年在上海大学举办的《论语》研读会后的第二次沪上青年哲
学同好之间的学术讨论会。与会者相约，以后坚持这种有意义的讨论，相互砥砺，交流
心得，让这种形式的学术沙龙不断开展下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江天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