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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ham Murdock格雷厄姆·默多克：传播与现代性的构成

英国拉夫堡大学社会科学系

赵 斌译

在过去的10年里，现代性发生、发展和变化的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和文化理论讨论的中心。一些重要的理论家也开始加倍关注这一问题，这里包括德国的乌尔里奇·贝克(Ulrich Beck)和尤尔根·哈贝马斯，英国的安东尼·吉登斯、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和西哥蒙德·鲍曼(Zygmunt Bauman)，以及其他一些学者。这标志着社会科学又回归到了最初的根本问题上，即怎样理解现代社会的独一无二的特征。不过，这种回归本身充满了各种焦虑。过去种种关于现代性的理论，都是建立在1789到1918“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现实基础上。这些理论显然已不足以应对我们目前面临的众多挑战，因此理论更新便迫在眉睫。面对此种情境，不少评论家和理论家在寻求某种针对新时期新情况的理论思维方式时，决定全然放弃现代性这一根本问题，认为对现代性的思考是一个早就失败了的方案，已经被所谓的“后现代性”所超越。

在世纪末即将到来之时，人们对世界分裂和混乱的感受愈发普遍和明显——以往熟悉的惯例和制度似乎正在我们的眼前解体消失，新的全球间相互联系也显得更加零乱复杂，令人无法应对。关于“后现代性”的修辞就是针对这样一种状况的有感而发。我们无法再相信曾经恪守过的理念，这些理念也无法再对我们起到任何抚慰的作用。我们看问题的视角也经常会被此时此地折射的五颜六色所眩晕。后现代修辞使用的恰恰是一种充满诱惑性的语言，引诱我们沉浸于片刻的快乐之中。可以说，向后现代屈服就意味着放弃希望——放弃努力寻找一种对当代世界进行批判分析的途径。正如乌尔里奇·贝克已指出的那样：

“后”是社会学无计可施的表现。它从来都是社会科学的盲人拐杖。“后”的内容——既兴奋也令人兴奋——组成了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并将会在我们日常生活的体制和文化构(formations)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样思考的结果是，我们在对现代性进行理论探讨的时候，必须将传播领域的各种构建作为研究中心对象。

种种迹象表明，一些社会理论家最终也开始认识到这一点。例如，吉登斯最近承认，当我们探讨高度现代性(high modernity)的起源时，应该看到“高度现代性是大众印刷媒体和重要电子传播日益缠绕着交互发展”的结果(Giddens,1991:25)。但是，吉登斯没讲清楚它们具体是如何交互发展的。一些专门研究传播和媒体的理论家对这个问题似乎也无能为力，鉴于这些人对最新的有关现代性研究提出的中心问题缺乏足够的兴趣，这种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相比较而言，那些背离和放弃了现代性方案的后现代理论家们，反倒经常对传播在当代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有这样或那样的说法。对我们这些关注文化和传播的学者们来说，这无疑是很有吸引力的，也部分地解释了后现代理论为什么会如此具有诱惑力——因为它正中下怀地将我们关注的问题放在一个核心位置上，同时还制造出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只有形象(imagery)、话语(discourse)或信息才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权力。让·鲍德里亚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放弃了自己以往对象征领域和经济领域间互动关系的兴趣，他如今看到的只是一个自我指涉(self-referring)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符号(signs)和模拟(simulations)不断地循环碰撞。和鲍氏等人相反，我们要做的是把现代传播研究放回到“它原本属于的地方——即一系列有关现代社会出现、发展、结构特征以及未来变迁的学科之中”(Thompson,1992:8)。

走近现代性

我们可以在最通常意义上将现代性定义为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变化过程，在这些过程中所谓的现代世界与所谓的“古老”或“传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构建脱离开来，并日益具有自己显著的特征。这一系列过程包括：作为主导经济组织模式的资本主义的兴起；作为政治管理和实施单位的民族国家的发展；宗教对思想和知识垄断的终结，伴随着一个分崩离析和充满斗争的文化领域的出现——在这一领域中对立的话语体系争先恐后地去吸引公众的视线，以便获得文化领导权。

这个定义的某些特征在此值得强调一下。首先，它坚持现代性应该被看作是一组动态而非一种状态，被看作是一个持续变化的过程而非一种完成了的存在。19世纪早期现代性逐渐成熟之际，当时的评论家无不被其无休止的动荡和变迁所震撼。对写《规劝》(Persuasion)时的简·奥斯丁(Jane Austen)而言，成为现代就是要“拥抱一种变更”。稍后的查理斯·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所经历的现代性更是令人头晕目眩，充满了“短暂的、易消失的和偶然的”东西。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一段经常被引用的文字中写道，现代性是一个全面的“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力量涤荡了“所有固定僵化的关系”，并且宣告了一个“从不间断动荡的”和“持续不稳定的”时代的到来。从一开始，这种体验就包含着一种深刻的矛盾心理。人们对社会进步和美好未来充满了希望，但是这种希望随时都会由于新的风险和奴役关系的出现而破灭。结果犹如波尔曼(Berman)提醒我们的那样，成为现代就是“发现我们处于一个承诺给我们冒险、力量、快乐、成长、并能改变我们自身和世界的环境之中——这个环境同时也威胁着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以至于我们自身”(Berman,1983:39)。

以上这些当然不只是针对某一个人的个别生存状态而言，它同样也体现在现代性的一些核心制度的历史变迁之中——在把握和放弃、统一和分散、升迁和幻灭之间来回摆动。正如鲍曼所指出：

回过头来看，这种逐渐被称为现代的社会来自一种新的发现——即人类的秩序是脆弱的、偶然的和没有根基的。这个发现在当时的确令人震惊。（人们）对这种震惊的回应是做梦都想努力维持秩序，使之成为强制性的、具有坚固基础的……这迫使人们不断去消除一切偶然性和任意性。(Bauman,1992:xi)

无论对于个体还是对社会而言，以上这些特征都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与现代性共存，或生活在现代性之中，都是复杂和矛盾的过程，要不断在可能性和风险性、选择和制约、本能和理智之间寻求一种不确定的、随时可变的平衡。这也说明我们应该把现代性的惯例和制度视为一系列处于变动中的构建(formations)，而非一种固定的结构(structure)。无论我们多么努力试图将结构变成一个灵活流动的概念（譬如吉登斯在他的结构化理论中所努力做到的那样），这一概念所携带的言外之意仍然与其固有的空间隐喻分不开，随时暗示着一种固定和静止的状态(参阅Massey,1992)。相比较而言，构建这一概念是围绕发生和再发生的隐喻出现的，概括了时间和变化之间的正面关系。因为它强调的是可塑性和过程而非结果，构建这一概念也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现代性条件下的主观能动性的问题。正如拉什指出的，在前现代社会中“社会行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结构来解释，而在现代性条件下个人能动性的范围则极大地增加了”(Lash,1993:18)。

但是，我们还须保持谨慎，不能过高估计个人行动的自由程度，忽略这种自由的分配是不均匀的这一事实。我们还要看到历史进程中惯性的力量以及“能动和制约的分布不均”(Wagner,1992:48)。不少目前流行的理论用“差异”(difference)这样一个概念来解释形形色色的个人经验和行动，假设差异共存于同一层面上，夸大它们之间的不同，甚至认为所有的差异天生平等。与此相反，我们提倡的是一种批判分析，肯定深层次的不平等仍然存在并对人们的自由选择产生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坍塌，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弃它关注的中心问题和采用的核心概念。虽然我们要放弃作为宏大叙事的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仍然“认为阶级划分是具有持续性和决定性的”(Wolff,1993:556)，并且会继续从理论上探求阶级划分与性别、种族不平等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显然依旧是一个阶级社会，但是它也涉及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分离、（原来的宗主国构成的）中心地区与业已消逝了的殖民地之间的特殊关系。这些相互间纠缠不清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构成一系列新的规则和资源，致使新的经验和认同的产生，也导致新的分裂、团结，以及某些差异之间的新的联合。

对现代性理论进行创新本身就包含对这些不断变化着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在这一过程中去伪存真，坚持一种现实主义精神，不懈地寻求现代社会独特的构建的内在机制和动力。这的确是一项艰巨重大的任务。不过，这篇文章本身的目的却具体得多——旨在说明现代性的构成不可避免地与现代传播系统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一些进行更加深入讨论的线索。

不少学者已经指出了标志现代性特征的三种主要构建，其中包括经济和政体构建、知识文化构建以及日常生活构建。从第一种构建中产生了规范和组织基本日常经验的主要体制和资源；第二个构建则赋予日常经验以象征意义，并为其提供话语和表述的资源。我们将会看到，这两种普遍性的构建都与传播体系有着一种互动关系，推动和规定着传播体系的发展，同时也被传播体系的发展所推动和规定。

现代性的制度

大家普遍认为，“与现代性相关联的制度”（Giddens,1985,310）是围绕各种特殊的经济和政治组织形成的。吉登斯对争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澄清了现代性特有的政治构建的轮廓。他继承了社会理论中极富生命力的一个传统，强调民族国家在政治现代性形成中的突出作用。这一传统近来由于人们对诺尔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著作的重新认识而更为发扬光大。吉登斯的独创性在于强调国家强制机构的增长——首先通过扩展其监视系统，然后通过加强对有组织暴力的垄断。这两种活动同时体现在发动和组织现代战争的过程中——即全面战争的到来，涉及大范围复杂的兵力派遣和调度，以及广泛的群众动员。这同时也牵扯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国内人民的监视，找出潜在的破坏分子、间谍和叛徒；二是掌握舆论导向和信息流通量，以保证媒体对官方思想和行为的正面报道。吉登斯对第二点几乎没有论述，他更多强调的是国家监视的普遍化和秘密政权的增长，忽视了国家官僚机构作为公共知识的主要提供者和组织者的角色。然而，回顾这方面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只是一个更大问题的一个部分，即现代社会中的呈现和表述(representation)是怎样被组织的？

这个问题连带出了一系列其它问题——社会授权的问题，即谁有资格代表谁的利益讲话；话语组织和视觉呈现的问题，即什么东西能够被说或被展示、对谁说或对谁展示、在什么地方以何种形式说或展示。现代性的显著特征之一是话语和形象的构建(formations of discourse and imagery)在变得支离破碎的同时数量激增，导致了一个复杂和充满争议的文化领域的出现。这并不意味文化领域中所有的参与者都是平等的，有些人由于得到制度性的支持或由于其观点具有相对权威性而享受某种特权。理想状态下的竞争（诸如纯粹的多元化主义所设想的）虽然不存在，但这不意味着完全没有竞争（诸如某些主流意识形态理论的热衷者所宣称的）。确切地说，我们应将文化领域视为一个游戏和竞争场所，在这个场所中不同的话语和视觉图像相互竞争以获取公众的视线和信任，让公众看到或听到它们，并认真对待它们，最终取得支配地位并可以决定议事日程；否则，它们只能按别人制定的规则作游戏。

一些学者已经把这种情形看作正在出现的后现代话语秩序的特征。例如，鲍曼最近提出“在供给分散和选择自由的后现代状况之下，公众的注意力成为所有商品中最稀缺的”，以致于“可以说后现代政治经济学最关注的问题是公众注意力的生产和分配的问题”(Bauman,1992:xx)。鲍曼的观点，和其他一些理论归纳类似，建立在对最近历史的误读之上。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呈现和表述系统内的一些重要改变，但这些改变是非常含蓄和微妙的，它们深深根植于现代性的矛盾之中。

现代经验的主要矛盾之一体现在人们作为消费者和公民的双重身份中。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至少可以部分地被看作它试图管理公众参与政治进程的历史，这其中涉及了两种对公众截然相反的想像和定位——一种是情感用事的人群，经常被戏剧性场面所诱惑，采取集体行动，用暴动和集会游行的方式进行政治上的讨价还价；另一种则是理性的公民，有条不紊地进行讨论，在深思熟虑之后，通过投票箱来表达个人偏好，做出个人选择。官方话语自然会竭力提倡公民责任，贬低易受诱惑的人群。消费者这一形象在此也就呈现出了诸多问题，其中原因有二：首先，消费体系为解决公共困难提供了个人化的途径，承诺人们可以通过购买适当的商品来获得充实和平静感——可是这样做恰恰绕过了公民权这一概念中包含的争取公众利益的内容；第二，正如早期观察家很快便察觉到的，消费市场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被视为“心理人群”，变化莫测的时尚以及对它们的追求都需要大众浸泡在集体行动的“温泉浴”中。

这种理想状态的公民和典型的现代消费者之间显而易见的矛盾，也体现在一系列的制度化的斗争中。这些斗争在合法化“政治”（围绕党派间的竞争和利益集团的游说而展开）所提倡的表述系统，和正在出现的大众消费系统以及商业性文化工业之间展开。在公共广播(public broadcasting)的发展史中，这些矛盾暴露得一览无余——公共广播在努力适应政府的本能控制的同时，也设法迎合大众民主的要求，容纳了以商业性娱乐为主的流行文化。由此可见，鲍曼认定的特殊的后现代表述问题，实际上是早在20世纪初已经开始出现的一系列矛盾激化的结果——从那时起，国家、政党体系、大众消费体系和现代流行媒体已经开始演变成为类似目前的这种形式。当前表述领域的危机更准确地说，是主要政党（尤其是左翼）的话语体系和现存的公共传播机制之间的关系的危机。这些话语体系正在失去公众的关注和支持，并且遭到来自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和新社会运动的反话语体系的挑战。政治话语领域的分崩离析导致了公众广播体系的危机，因为公众广播体系是围绕主要政党的制度和话语机制建立起来的。与此同时，文化领域中不断加速的私有化和新的信号传送途径的增加，改变了原来的公众广播与商业流行文化及消费系统的关系。它们都不得不全力以赴去争取重要的生产资源、创造性劳动力、知识产权以及忠实的观众。对这种变化的回应之一就是将公民权利等同于消费者权利，结果，公共机构开始将他们选区里的选民当成顾客和消费者来为其提供服务。我们应该把这些变化看作是商品化过程的进一步深入，商品化过程也正是现代性条件下政治经济过程的核心内容。

社会理论家历来认为以下两个发展过程对现代经济秩序的出现是十分重要的：资本主义的巩固和工业化过程。但是一些理论家拒绝给予两者中的任何一个以优先解释权。例如，列奥塔德(Lyotard)近来就坚持资本主义是用来命名现代性经验的几个名称中的一个(引自Frow,1993:246)。吉登斯支持这种观点，并认为“我们可以将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的子系统”(1990：56)。这个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资本主义和工业化在分析上显然是可以拆开来看的。在欧洲，资本主义的雏形是早于工业化出现的。而原苏联在进行“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实验时取消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至少就官方而言是如此的），并通过工业化来达到现代化，同时也导致了众所周知的灾难性的生态后果。尽管如此，我们仍有理由在分析现代性的政治经济过程时赋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优先解释权，尤其当我们关注和探讨的焦点是传播系统和其它构建之间的互动关系。

当然，关于传播和工业化之间双重关系的详细历史还有待书写。一方面是大家已经熟悉的历史事实——文化生产由于不断地工业化，包括系列化、可复制性及版式化，与手工艺生产和个人化的作者身份产生冲突。另一方面是鲜为人知的部分——工业体系越来越依赖传播网络来有效控制和协调生产、分配和消费。在这一部分里，现代化传播是作为福特主义经济的基本前提条件出现的。然而，一旦我们开始寻求这个制度的原始动力，我们就又回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行调查研究的起点上，即商品化的过程以及伴随这一过程的权力和剥削关系。

现代传播的兴起不可避免地同商品化的大潮相伴随，越来越多的传播活动和领域变得商品化了。文化产品由工资劳力生产出来，并投放市场进行销售。报章读者和商业广播电视的受众一起被包装成特殊商品出售给广告商。思想和各种表述也变成了知识财产，受版权法保护。后现代文化理论家倍加赞赏的游戏般的文本拼凑，到公司律师那里则会遭到起诉，罪名是剽窃或盗版。一个英国艺术家曾因为在一幅绘画中未经授权使用了儿童故事书中的“憨瓜”的形象被送上法庭。由此不难看出，文化资本主义正在从自身利益出发来重新规定文本引用的规则。

商品化过程对我们理解时间和空间的重组也是十分重要的。无庸置疑，时间和空间已经成为现代性的中心坐标。近些年来，在人文地理学以及其它相关学科的推动下，时间和空间在社会秩序建立中扮演的角色问题又重新受到了社会理论家的关注。这回，吉登斯再次捷足先登。对他来说，“个体‘在此’(presence)的局限性是如何被社会关系在时空上的‘拓展’所超越”这个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理论的根本问题(Giddens,1984:38)。他理所应当地将这个过程看作现代性的一个核心过程，并认为“现代性的动力来自于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和它们的重组”(Giddens,1990:16-17)。

事实证明，分别对时间和空间在概念上加以分离是十分困难的，对空间来说尤其如此。现代人倾向于将时间与流动和变化联系在一起，将空间与停滞和根深蒂固联系在一起。就像马塞指出的那样，这种二元化的思维方式阻碍了我们把空间有效地视为存在于时间之中的“业已成形了的社会关系交叉的一瞬间”(Massey,1992:80)。这一点在前现代社会里很容易被理解，因为前现代社会里，社会活动通常要求人们在约定的时间里共同来到某个约定地点。比如买者和卖者须在市场上见面后才能讨价还价；牧师和信徒要约好时间，在与世俗生活隔离开来的圣地举行仪宗教式；说书人和其他艺人只能为在场的观众表演。然而，现代性条件下，越来越多的社会关系能够在人们“不同时出现”的情况下得以维系，空间(space)与地点(place)相脱离；市场变成了一种网络式的东西，而不再是买卖双方相遇的地点；受众变成了一种解读共同体，而不一定是一群在场目击者的集合体。

这些新的“伸延”关系依赖于被吉登斯称作“脱离”的机制(disembedding mechanisms)，它将“社会活动从区域化的环境中解脱出来，并在较大的时空距离上来重新组织社会关系”(1990：53)。货币就是这样一种机制，现代传播媒体则是另外一种——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强有力的变革力量。人们因此可以通过媒体定购邮寄商品，可以通过信件和支票等来进行交易；印刷物的产生让讲故事的人用不着再去亲自面对听众，读者也可以购书并在方便的时候阅读。

与这种源于特定空间与时间不断相脱离的经验相伴随的，是另外一种反方向的趋势，即标准化的趋势，建立在某些强加的措施之上，以抽象、单一和不变为特色。标准日历、钟表时间和全球时区（以格林威治子午线以东或以西的度数来测定）的兴起替代了别的计算时间的方法；后者被降格为次要的或区域性的，包括昼夜的更替、季节的循环、身体的节奏、盛宴和斋戒间的礼拜间隔等。同样，距离和领土测量也将空间纳入一个单一的测量体制中。

这些新的标准化体系使“准确的时间和空间划分”(Giddens,1990：53)成为可能，并且有助于产生有关地域空间和历史时间的新体验，导致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工作和家庭、劳动和休闲、就业和退休之间新的分离。吉登斯承认这些过程对构成现代性经验是十分重要的。实际上，在其近作中，他把向现代性转变的过程很大程度上看作是时间和空间上的变革。但是他没弄清产生这些变化的动力是什么。有时他好像在提供一个有关空间和时间的宏大理论，并以此来理解一般社会秩序的形成；有时他又去集中描述现代社会具体是如何组织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在此，他采用的立场是时间和空间“自身并不构成社会活动”而是“被制度和实践当作活动场所而构成”(Graib,1992,164)。如果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现代性条件下，哪一种制度在时间和空间重组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答案是确定无疑的——是资本制度。认识和承认这一点使我们不得不面对时间和空间的商品化问题。

正如大卫·哈维所指出的那样，“在货币经济条件下，尤其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对货币、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支配构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巨大的权力中心网”(Harvey,1989:22)。就时间来说，我们很容易理解这一点——从生产领域里对时间和劳动量的研究，到消费领域里有关视听媒体广告价格的讨论，我们都可以了解到时间是如何不断被转化成金钱的。与此相关，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中越来越多的公共空间是如何被公司所侵占并转化为私人空间的。

例如，弗雷德利克·詹姆森认为，位于洛杉矶新建市中心的波拿温切饭店是新的“后现代超空间”(postmodern hyperspace)的典范。在这样一个“后现代超空间”里——“一个地图化了的外部世界中”，人们很难或根本不可能完全把握自己的位置(Jameson,1991:44)。詹姆森注意到，宾馆的几个主要入口不是将人们引入大堂，而是将他们引到第二层或第六层。如果想去大堂，客人便陷入这个建筑与外界相隔离的、自我包容的环境中了，这种感觉又被建筑物空空荡荡的玻璃反射表面加以强化。对詹姆森来说，波拿温切饭店给人们带来的错位和混乱感有力地说明，“我们的思维根本不能把握我们自己作为个体身陷其中的、呈发散状的、巨大的全球跨国传播网络”(Jameson,1992:44)。然而，我们从事批判分析的任务恰恰就是要绘制出这样一幅网络图。由于目前正在出现的网络比以前的更分散和更具渗透性，我们的这项任务也就显得更加紧迫。

与其将波拿温切饭店视为一种新的“超空间”，越过了我们目前所具备的分析能力，我们不如将它视为“精心打造的社会空间战略”的结果，目的在于将洛杉矶的邦克希尔区建成新的金融中心的同时，将它与“周边的贫穷移民区隔离开来”(Davis,1990:230)。这种“堡垒效应”，对居于“成发散状的、巨大的全球跨国传播网络”中心的新数据空间(dataspaces)来说，也是同等重要的。和领土和空间领域一样，日益广泛的信息和象征领域里，也展开着一场持续的斗争，在公共所有权和使用权与公司企图扩展的产权之间展开。由于公众信息的相对“稀少”，公司的活动变得更加不明朗；与此相反，公司对消费者的动机却了解得越来越清楚，因为它们可以全面启动和布置各种电子探测设备，包括自动电视收看探测仪和心理图表等，去掌握消费者和受众的心理。

现代性的核心制度的变迁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基本参数，但这些变迁本身并不具备表述和话语资源，赋予日常生活经验以意义。要想理解这一点，我们还须审视一下现代性的文化构建。

文化现代性

近来的一些论述，惊人相似地讲述了有关文化现代性发展的故事情节，这些情节几乎无一例外地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现实主义(realism)和自然主义(naturalism)的兴起，和它们怎样逐渐成为理解和描述19世纪中叶出现的“工业城市这种前所未有的社会形态”的新方式(Willams,1989:32)。第二部分讲述现代主义(modernism)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挑战，罗列了“出现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兴盛于二战前后并在战后欧洲的学院和艺术画廊中被制度化了”的各种现代主义运动(Boyne and Rattansi,1990:6)。最后一部分则记录了最近20年现代主义的衰亡并为后现代文化所取代的过程。这类主流叙述有赖于下面两个假设：在某一时间段里，一种文化构建是占主导地位的；从一种文化构建过渡到另一种文化构建的过程是超越和替代的过程。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潜在情节，讲述了“高雅”艺术在现代主义时代是如何与“流行”艺术分离的，又如何在后现代主义时代与流行艺术合而为一的。这些叙述本身虽然可能很引人入胜，但是作为历史它们的真实性却十分可疑。任何进一步的深入研究都应该揭示，文化艺术是一个永远充满着“争议的领域——而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视觉理论和实践”(Jay,1992:179)。

从一开始，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关系就并非一些评论者所认为的那样直截了当。雷蒙德·威廉斯（1989）曾正确地强调了社会现实主义的激进性，和它对发展现代性的核心思想和知识体系的推动。当自然主义很大程度上满足于描述正在出现的现代生活构建的同时，现实主义已经开始将个人传记与历史联系在一起，探索个人经验和个人选择背后的潜在机制。然而，当现实主义作为一个统一和整体方案一经出现，其核心假设就已经被现代性变迁中不断加剧的复杂性和冲突所颠覆了，因为它假设“故事可以在它连续展开时一件一件地叙述”(Harvey,1989:265)。现实主义的结构“与某些实际情况是不相符合的——比如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空间里同时发生的两个事件可以交互作用以致于影响和改变整个世界的运行轨迹”(Harvey,1989:265)。福楼拜(Flaubert)是首先认识到这一点的人之一。他梦想着在叙事中“许多声音可以同时发出……人们可以同时听到牛叫，听到情人窃窃私语，还听到官方话语”(quoted in Harvey,1989:263)。这种梦想也成为了现代主义方案的核心，至少就其某些激进形式而言是这样的。就像波易恩和拉塔希指出的那样，这些现代主义运动的流派恪守一个重要的现实主义信念，既“原则上现实的深层结构是可知”；但是它们也同时认识到要揭示这个深层结构，我们“需要比典型的现实主义更为复杂的、更有创造性的和具有自我反省能力的美学、哲学和心理策略”(Boyne and Rattansi,1990:7)。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主义以不同的方式继承了现实主义的精神。当然，我们还必须保持警惕，以免陷入本质论的泥坑。我们应该把现代主义看成一种复杂的、充满矛盾的构建，“一种未来主义和虚无主义、革命和保守、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浪漫与古典的混合体”(Bradbury and McFarland, 1976：46)。当然，这不单单只是一个美学风格的问题，它也是一个制度的问题。

要对现代性文化构建进行社会学分析，我们就不得不把前卫看作一个斗争场所，涉及“一系列有关表达和表述、名声和名誉、职业竞争和评论认可的策略”(Pollock, 1992;12)。文学家和艺术家们为争取地位和得到认可相互竞争，他们既要与现存作品保持一定距离（以此来标新立异），又要继续将现存作品作为参照系。这些竞争并不只限于画廊、博物馆、音乐厅和期刊评论。前卫艺术与流行文化的界线远不如后现代理论家所宣称的那样清晰。两者的交叉点之一就是当时正在出现的广告世界。著名作家开始写广告词，画家们也尝试着发展新的广告牌艺术。前卫艺术与流行文化的这种交叉关系通过后者对前者的借用得以延伸，例如广告公司的创意人员为寻找新的灵感去扫荡前卫艺术，目的在于赋予流水线上下来的商品以现代的动感气质。反过来，前卫艺术时而为新兴的工业流行文化所吸引，时而又对它们反感之极，这都不影响他们在作品中运用和吸收某些流行文化的成分去捕捉现代城市生活的气息和细节。前卫艺术也为新技术所吸引，企图通过序列化、平版印刷、摄影、电影技术、以及广播来实现傅劳贝尔的“共时梦想”。当前，我们迫切需要的是一部全面记录这种双向互动过程的历史，以便更详细地说明从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向今天过渡过程中的连续和断裂。

传播与现代性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概括传播与现代性构建之间的关系？我们今后的研究思路会有哪些？针对这些问题已经有若干说法了。在本文结尾中，我希望提供一种纲要性的结论，指明我们今后研究工作应该何去何从。

首先,我们要抛弃一切技术决定论和媒体中心主义。传播史不是一部关于机器的历史，而是一部关于新生的媒体促成权力体系重构和社会关系重组的历史。要理解这个历史过程，我们就必须避免工具主义倾向。当然，传播技术产生于特殊的权力机构之中,并且受制于特定的意图和目的；然而，一旦投入运作，它们往往会引起和原来目的不相符合的、甚至相互矛盾的结果。因此，我们最好将传播技术看作是一个不同阐释(interpretation)和使用(use)之间持续斗争的场所，而不是关于控制(control)和自由(freedom)的技术。处于这些斗争中心的，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间不断变化的界线。跟踪记录这些变化，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有效的出发点去探求传播在现代性构成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愈发可以看到有关文本和读者(the text and the reader)的隐喻不能完全把握人们与传播系统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这促使一些学者开始围绕消费和使用这两个中心概念去开拓新的研究思路。这种新思路在研究新的家用传媒，例如录像机、家用电脑和电话时，显得充满活力。而这些家用传播技术直到最近还多多少少为传播研究所忽视。此类研究工作打破了公共媒体和私人媒体之间的常规界线，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传播与社会交往之间的关系。

这个关系至少在3个维度上运作。首先，也许最明显的是，现代传播工具使人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得以扩展。丈夫可以在钱包中带着妻子的照片；一个女子可以与居住在另一城市的密友用电话聊天。其次，现代传播工具可以提供新的人际交往方式，也可以为独处和回避提供新的借口。朋友们聚集在电视屏幕周围庆祝周期性的仪式，如世界杯决赛、超级保铃球赛、皇家婚礼等。更为日常的是，媒体融入了平时的家庭生活之中，划分一天的各个部分，确定家人共处的时间。媒体也提供了独自相处的场所，如一个孩子回到卧室里去玩电脑游戏；一位母亲从家务中暂时解脱出来去阅读一部爱情小说。第三，更为复杂的是，现代媒体导致了新的准社会交往的产生，结果人们与从未见过面和交谈过的人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大学生在电脑公告栏上留言并等待答复；听众打电话给电台的音乐主持人要求播放一首自己喜爱的歌曲；一位呆在家里的老妇人密切关注着她最喜欢的肥皂剧中人物的悲欢离合，好像他们是自己大家庭的成员；忠实的影迷搜寻他最喜爱的明星出演的每一部电影，并认真收集各种有关照片和纪念品；小报不断挖掘和报道个人品行不端的政客，跨越和侵蚀了台前与台后、公众人物与私人生活之间的界线。

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重构反过来又与传播体系对时空关系的重组有关。广播的重要社会效应之一是对标准时间的强化。从瑞斯勋爵(Lord Reith)称赞BBC将伦敦市中心大本钟的钟声传到英国的每一个家庭，到目前标准时间的普及，广播在巩固标准时间的支配地位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广播同时也参与重构了与历史记忆相联系的个人时间。作为一种贮存形式，广播囊括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档案库，其中保存了大量的个人和本地方言资料、职业表演以及专家与公众人物发表的见解。这些稠密的口述线索被编织成流行记忆的网络，为测量个人时间的流逝提供了社会标识，也为回忆和怀旧提了丰富的资源。同旧电影、老唱片和老照片一起，广播档案库成了联系个人自传与历史变迁的主要方式。

一个类似的过程在空间领域也同时展开，这不仅仅指现代传播体系是现代性特有的空间(space)与地方(place)分离的先决条件，还有网络导致的错位，和不受距离制约的密切社会关系的形成等。事实上，新的传播工具也导致全新形式的空间的产生。例如，我们称之为“数据空间”的东西，就是一个长期以来交换价值的测量变得越来越不透明的结果。随着现代经济过程的展开，金币让位于由黄金量支撑的纸币，后者又让位于“纯”纸币，“纯”纸币随之转换为电脑记录，以至于“我”现在的银行存款“仅仅作为数据空间中的一个东西存在于由我的银行电脑所限定的那个部分之中。虽然它作为一种磁盘上的磁性模式呈现出一种物质表现，它的‘真实’性却体现在电脑定义的数字空间领域”(Thompson 1993:17)。

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我们目前讨论现代传播体系发展的一个普遍问题。关于“数字空间”的讨论被许多学者忽略，因为他们认为“数字空间”只与“私人”传播网络有关，与“公共”传播历史无关。一些学者已认识到这种简单划分无助于理解最新的传播技术，比如网络上的公告牌恰恰横跨了“公”和“私”两个领域。但是，这些学者仍不理解，对早些时期的传播媒体来说，这种划分同样是无助于事的。与他们相反，我们认为划分公共和私人领域的界线是充满争议的，我们探索的是它们之间不断变幻、有时甚至令人惊奇的互动。

在此，现代战争是一个可以说明问题的例子。多数历史学家关注的是战争武器的发展，但是从兵力调度和控制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说传播系统的发展对现代战争更为重要。因为后者使大范围内有效协调兵力和提供军用物资成为可能，同时还改变了军事行动及其后果之间的关系。通过将军事进攻与其目标不断分离，比如空袭和远程轰炸，传播系统改变了判断军事冲突的道德标准，导致了最近海湾战争一幕的产生。在海湾战争中，从飞机上拍摄的录像显示，进攻者对军事目标可以实施外科手术般“干脆利落”的打击。这些出自特殊狭窄的内部军事传播系统的图像资料，被公开释放到公共领域里来，目的在于发动宣传攻势。只有当在从地面拍摄的“反”图像开始出现于在公共领域时，人们才知道官方倡导的军事行动实际适得其反，造成了大量的平民伤亡。这种信息“泄露”也说明了在一个图像制作和复制激增的时代，有效地控制传播系统已经成为一个令官方棘手的问题。专门为公众消费制作的图像与其他种种“非权威”的、民间的关于官员们及其行径的图像形成了鲜明对比。

当下比较突出的表现和表述领域的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控制危机。一些作者已经开始强调所谓的反思性(reflexivity)在现代性构成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认为在“现代性改变了一系列的制度和惯例”的同时“反思性既促成了这些改变并且成为衡量这些改变的标准”(Beck，1992：64)。传播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中心角色，它们贮存了有关以往的计划及其实施情况的信息和争论，并使人在必要是可以查阅。对批评性反思的使用和控制因此变得举足轻重。近来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突出了专家和专家制度在调节反思性和应对风险时所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人们所知道的完全取决于他们被告知的和由谁来告诉他们；人们相信什么取决于他们信任谁。在现代性条件下，要取得人们的认可，所谓专家意见越来越成为经验依据的对立面。这种情况在某些新闻和记录片中显得尤其突出，对官方的极端不信任导致了一种激进民粹主义情绪，体现在对目击者——无论是记者还是普通百姓——的眼见为实和亲身经验全盘接受。然而，正如我们前文所指出的，表述问题既涉及文化形式也涉及社会授权的问题。在此，我们需要倍加努力地去探索流行表述(popular representation)中，语言和形象之间的变动关系。平版印刷和后来的摄影新闻以及无声电影的发展改变了这种关系的基础，在围绕语言所进行的有序争论和围绕形象所爆发的多重涵义之间创造出新的冲突。发言者和作者对合理性和权威性的宣称不但取决于他们说些什么，同时也取决于他们的形象如何。对待这个问题时，我们不必为假想的“纯”话语时代的一去不复返而感到悲伤，或者抱怨商业电视和小报无法成为理性话语的论坛。相反，我们需要探索现代性条件下话语构建与视觉表述(visual representation)构建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并追究它对公众知识和信仰的形成所造成的后果。

正如我们已经论述过的，这一历史部分地围绕有关消费权和公民权及其为人们提供的相互矛盾的认同和动机而展开。鲍曼的论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提出“典型的”现代性是以生产为核心的，而后现代性（我更愿意称之为高度现代性——high modernity）则倾向于消费，“消费者的选择已经成为系统生产、社会整合和个人生活世界相互协调的一个契合点”(Bauman,1992:52)。就公众文化的逐渐商业化和商品化这个例子来说，公众领域和私人领域间的不断变动的关系仍然是进行有效分析的关键。但是，鲍曼也许太急于宣布一个即成的事实了。消费系统对晚期现代性来说当然是极其关键和重要的：一个是作为制度和文化的构建；另一个是作为日常生活的组织原则。商业传播体系是造成这种现状的根源，因为它在为商业广告和产品促销提供主要场所的同时，还推出一系列自己的得力产品。但是，商业传播体系的扩张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不得不面对一系列阻力，包括民族这一想象共同体所提供的强有力的话语机制，和越来越多的宣称代表社会和社会公正的表述机制。最后，有关不平等的生存机遇的问题争论，并不能由市场上提供的对生活方式的不同选择来解决。如果我们想全面解决目前表述领域的危机的话，我们就要刻不容缓地去追溯话语间斗争的历史，以及公民权、消费主义和社会分化之间互动的历史。

可以争论的是，我在此提供的纲要性的结论，尽管扼要，但在拓展传播和媒体研究上有一定的优势。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它将我们特殊的研究兴趣与当前社会理论的核心议题联系起来，并阐明了这些议题对我们寻找和发展有效的研究途径的重要性。其次，通过将现代性视为在不同领域和层面运作的、复杂的构建的契合，它在对传播的社会科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将前者对制度和结构关系的重视与后者对日常生活的关注联系在一起。第三，它重新强调了研究传播史的必要性，把传播史研究当作分析当代社会的一个先决条件，而非历史研究中的一个特殊领域。最后，当许多人已经纷纷提出放弃现代性方案的时候，我们为复兴和拓展原有的现代性思考方案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证明这种放弃的做法是根本不成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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