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杆子里面出政权”——知识分子的舆论之力　

陈占彪

转自学术中国

　功盖孙黄

　　1912年11月10日，远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从《时报》上得知梁启超先生归国，京津民众热烈欢迎之消息后，在日记中写道：

　　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以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1

　　世人都晓民国好，唯有孙黄忘不了！然而，胡适却认为梁任公之功盖孙黄，其功厥大，令人咋舌。看来抱这种观点的人还大有人在，学者张君劢也是这样评说梁启超的。

　　在中国，在于引导国人从保守走向进步方面，他的著作最丰，影响力也最大，甚至比孙中山革命武力的影响力还更大。2

　　郭沫若"平心而论"起梁启超的言论之影响时说："他负载着时代使命，标榜思想自由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3梁氏伟哉！梁氏幸哉！当年鲁迅就曾梦想能有像梁氏那般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无限风光，然而，可怜的是，他得到的只是叫喊于生人之中，而生人毫无反应的大寂寞。

　　清末民初，帝制之崩溃，民国之肇造，知识分子功勋卓著，梁任公以一介书生，手无寸铁，但他却挥舞起手中的如椽巨笔，运用如风，融以灼热的感情，辅以敏捷之才思，或输入学理，点亮民众思想之火炬，或针砭时事，掀起民众精神之巨澜，为促成社会之改造立下汗马之功。"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这两句话本是报上送给另一位革命的鼓吹家章太炎，胡适称，"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4梁任公在言论界所居地位和所起作用一直是梁启超二世，三世们都不得不佩服，并视其为骄傲和楷模的。

　　后来，胡适多次提到梁任公所发挥的舆论力量，"如当年梁启超先生在海外办《新民丛报》，倡导维新，竟至影响了国内全国的政治社会！革命的前辈在海外办《民报》，鼓吹革命，满清政府禁止其运入国内，许多留学生却将《民报》缝入枕头，偷偷的运回国内秘密传观，流行的数量这样的少，可是几年中全国青年人接受了革命的思想，促成革命的成功，这是孙中山先生所梦想不到的！"5胡适说得没错，毛泽东的阅读经验就是他说的这段话的注脚。

　　小胡适两岁的青年毛泽东便是当年深受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和于右任的《民立报》所启蒙的一个。当年轻的小毛刚离开闭塞的韶山来到湘乡县的一所新式学校时，他接触到了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他对那个叫斯诺的洋记者说，"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种书刊，讲的是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其中一本叫做《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那时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6他的那个阅读快感和心理震撼和鲁迅当年在南京阅读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几乎是一样的，他们也是如醍醐灌顶，便像"饥饿的人扑到面包上"一样如饥似渴地反复阅读，甚至多年以后他们仍还能背出他们所读过的某些篇章。他们个人从封闭的家乡走向外界的省城，思想也从古老的中国走向现代的世界。当毛泽东走向更为开放的省城长沙时，他又接触了于右任办的鼓吹革命的报纸《民立报》，"在长沙，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个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这个起义是由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我深为这个故事所感动，并且还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7这是毛泽东所受到的知识分子言论的影响，这个影响可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几十年后，就是当时受那些知识分子先辈的言论影响的这个年轻人彻底推翻了一个中国，建立了一个中国，并深刻地影响了这个中国，包括生活在中国的数代人。

　　胡适想不通这言论力量的巨大和神秘。"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8梁启超的热情，就像在言论的兰州拉面里像加了罂栗壳一样，叫你上瘾，加之排比、比喻、对偶、夸张等修辞手法用得淋漓尽致，叫你无法抗拒，梁亦自况他的文章，"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9胡适说，"说也奇怪，武力打不倒的，有时候某种'意态'居然能做到武力所不能做的奇迹！满清的颠覆，当然不是武力之功，当然是一种思想潮流的力量。袁世凯帝制的推翻，也不是武力之功，也是一种新'意态'的力量。十七年张作霖的自动出关，也不是武力之功，也是某种'意态'使他不能不走的。"10其实这个道理马克思说得很是到位，胡适不好好读马列主义，如果他读了，便不会以之为怪了，"批判的武器当代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1"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12思想的电光辟里叭啦一闪，历史的天空顿时就稀里哗啦地泼起了倾盆大雨。理论不也是一种"软实力"吗，而知识分子正是这理论的制造者呢，那么，知识分子岂能小觑啊。

　　谁说"老九"输"丘八"

　　知识分子亦不轻视自己，自视甚高。梁任公有云："满洲人虽仅用四十日工夫便奠定北京，却须用四十年工夫才得有全中国。他们在这四十年里头，对于统治中国人方针，积了好些经验。他们觉得用武力制服那降将悍卒没有多大困难，最难缠的是一班'念书人'，--尤其是少数有学问的学者。因为他们是民众的指导人，统治前途暗礁，都在他们身上。"13"得天下易，治天下难"，其难处之一在于如何对付这些知识分子，爱不得，又恨不得，统治者一方面有绝对的权威，一方面又不得不有所顾忌。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梁当天便通电反对，并云："启超一介书生，手无寸铁，舍口诛笔伐外，何能为役，且明知樊笼之下，言出祸随，徒以义之所在，不能有所惮而安于缄默，抑天下固多风骨之士，又安见不有闻吾言而兴者也。"14在一代舆论王的口诛笔伐下，张勋的小朝廷焉能安稳。

　　1922年，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The Week by Review）搞了一个读者评选"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的活动，胡适不满意洋人那种隔靴搔痒式的评选结果，便自拟了一个十二人名单。他不举"模范"省长军人阎锡山，而举"提倡留学"的文士吴稚晖，他是这样解释的，"吴稚晖的成绩是看不见的，是无名的，但是终久存在的；阎百川在山西的成绩是看得见的，然而究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不得不舍阎而举吴了。"15当年，吴稚晖鼓动青年留学海外的效果还确是不可小看的，丁文江便是一类，"1904年前后，吴稚晖的名气在东京留学生中很大。那时留日的东京学生常接到他从英国的来信，说苏格兰生活费便宜，一年只要五六百元的学费就够敷衍日常生活。偶然的机会丁文江听到这个讯息，便却了到英国去学习的念头。"16将吴稚晖与阎锡山两相比较，胡适认为知识分子的影响是无形的，深远的，而丁文江正是他所当年提倡的成果。

　　就他自身来说，自他1917年回国后到1922年，这五年胡适可谓是青年得志，"暴得大名"，红得发紫，他在对他美国的女友韦莲司小姐的信中不无得意地说，"过去5年来，我发表了超过50万字，大部分是有关文学、哲学和社会议题的文章......"，"去年一月在一个由上海周报所举办的一次公众投票中，我获选为'中国12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17他所说的评选活动应当即为以上的他亲自拟定名单的那次评选活动，他没将自己列为"十二大人物"之中，看来是他在谦虚，但胡适本人列为最伟大人物之一的评选结果也正契合他对知识分子的看法。

　　他不光认为政治家、军事家都不如他们这些在思想人文界终日"厮混"知识分子的功劳，连实业家也不如他们。1914年，在美留学的胡适写了《非留学篇》，他说他观察，中国留美约四百人大学学生，"学文科仅及百人，而习工程者倍之，加入农学化学医学之百余人，则习实科者之数，几三倍于文科云。"18他说离开了我们这些在思想人文领域工作的知识分子，你们学这些的实用性、工具性的知识的知识分子果能真使国富民安吗？NO！他说，"不观乎晚近十余年，吾国人所受梁任公严几道之影响为大乎？抑受詹天佑胡栋朝之影响为大乎？晚近革命之功，成于言论家理想家乎？抑成于工程之师机械之匠乎？吾国苟深思其故，当有憬然于实业之不当偏重，而文科之不可轻视者矣。"19总之，你们重理轻文是不对的。

　　搞报纸的史量才也是自信一枝笔可胜的毛瑟三千的，1934年，蒋介石与史量才有过一次对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小心我把你给灭了！史则答曰："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20谁怕谁啊？此故事虽流传版本不同，但蒋介石那"你有报，我有枪"和史量才那"你有枪，我有报"的意思却是一致的。就在该年，史量才遇刺身亡，他不要说三千毛瑟，看来他实在连一粒子弹都顶不住，然而十五年后，蒋介石在全国的统治也寿终歪寝了。

　　那么，革命成功后，如果我们要论功行赏的话，文人与武人之功大约各占几成呢？梁启超给了我们他自己的答案。1911年11月26日，梁启超在给罗瘿公的信中不无自得地说："其下手在调和亲贵，支持财政，项城当优为之。次则因势利导，转变舆论，鄙人不敏，窃以自任。鄙人无他长处，然察国民心理之微，发言抓着痒处，使人移情于不觉，窃谓举国中无人能逮我者。......今兹革军之奏奇功，得诸兵力者仅十之三，得之言论鼓吹者乃十之七。今欲补救，固不可，然非与项城分劳戮力，则亦无能为役也。"21看来他是三七分的，梁任公本拟与袁世凯戮力合作，携手并进，然袁世凯帝制自为，沦为独夫民贼，梁启超谈到他的一篇斥责帝制《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文章时说，"当吾文章成，尚未发印，袁氏已有所闻，托人贿我以二十万元，令勿印行。"22一遍文章可卖二十万元，看来不是一个小数目。

　　另一位革命鼓吹家章太炎自日返沪之时，1911年11月16日的《民立报》发表了《欢迎鼓吹革命之文豪》，"章太炎，中国近代之大文豪，而亦革命家之巨子也。正气不灭，发为国光，文字成功日，全球革命潮，呜呼盛已。一国之亡，不亡于爱国男儿，文人学士之心，以发挥大义，存系统于书简，则其国必有光复之一日，故英雄可间世而无，文豪不可间世而无......"23他自己亦如是观。1912年12月23日，章太炎致信王揖唐，信中抱怨对袁世凯授予他"二等勋位"之不满，他认为他的言论之功劳实不亚于授大勋之孙中山。"中山但有鼓吹而授大勋，吾虽庸懦，鼓吹之功，必贤于中山远矣。"24他们并都不谦虚。

　　常香玉当年唱道，谁说女子不如男，看来，现在我们也大可唱道，谁说"老九"输"丘八"。

　　"士大夫以为然，中国革命成矣"

　　"近代史中的主要革命，知识分子无役不与"25在中国，尤其明显，"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26可以不夸张地说，中国近现代以来，知识分子可以说催生了、左右了中国的历史走向和社会变革，在战场的血与火之背后，中国知识分子开辟的一个没有硝烟的"第二战场"，他们没有枪炮，威力却远甚于枪炮，他们文弱无力，谈笑间却能"樯橹灰飞烟灭"。

　　"早期的改革家首先争取的是文人学士--有地位的知识精英、公认的有思想的人。"27高明而远见的政治家无不对此有所认识，甚至可以说，只有认识到，并重视到这一点，大规模的社会革命的目的才能成功达到。孙中山虽自打小就听他的广东老乡洪天王"打土豪，闹革命"的故事，这些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吹醒了他那深埋心底的反叛的种子，他一度自许"洪秀全第二"，但他与洪天王又绝大不同，他重视知识分子，他曾总结到业已占有大半中国的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时，便认为太平天国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得到"读书人"的支持。他说，"历朝成功，谋士功业在战士之上。读书人不赞成，虽太平天国奄有中国大半，终亡于曾国藩等儒生之领兵。"太平天国主要领导人农民出身，家境贫寒，不读书，不看报，只知风水轮流传，皇帝该我坐，于是撇下锄头扛起枪，揭竿而起闹革命，满脑子的土匪思想，流寇作风，待到他们将"革命"闹到胡适的老家时，更是烧杀掠夺，实行"三光"政策，胡家的祠堂被毁，胡适他爸逃命深山，他爸的第一任妻子命丧黄泉，好不凄惨，由此可窥豹一斑。28"士大夫以为然，中国革命成矣。"29你没有争取读书人的支持嘛，你没有取得天下人心啊，所以最终免不了"忽喇喇似大厦倾"，落了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是湖北武昌最先起义，打响埋葬几千年封建制度的第一枪，那是因为早在张之洞时期，他所练就的新军便深受革命思想的熏陶，甚至有的"战士"本就是投笔从戎的知识青年。再想想，孙中山缘何敢把中华民国总统的让给袁世凯，为何不怕袁世凯称帝，除过势不如人，不得不的因素外，他认为经过辛亥革命、民主共和思想的普及和洗礼，袁世凯他小子敢称帝，再推翻他也不是什么难事，孙中山有这个把握。"这说明孙中山不但不轻视知识分子，相反清醒地认识到新知识群体在近代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而重视新知识分子，又表明其致力的事业不同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30

　　到了毛泽东，更是不得了，他比任何一位国家领导人都重视知识分子，他将知识分子叫做一支"文化军队"。在"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时，他说，"'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这是全国除开顽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认的。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是相当的大，死了的不算，在目前就有几百万。这支几百万人的军队，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31虽然毛泽东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他似乎也相信"笔杆子里面出政权"，他的那个捏着枪杆子的"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的"亲密战友"林彪在谋算他时便说过，"B-52宠爱笔杆子，不喜欢枪杆子。"321936年，毛泽东为奔赴延安的作家丁玲慷慨赋词道，"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33他高兴啊，他取得了知识分子啊，因为知识分子是人心的"风向标"啊，如果说一个丘八对付一个书生恐怕连枪都用不着，然而，一个书生的一枝笔却抵得上装备全副AK47的丘八三千，怪不得曹操听说袁绍阵营里面有那个"参谋"许攸来"延安"时，连拖鞋都来不及穿去迎接他了，袁绍就是我们的丁玲啊，所以毛泽东的诗词虽然说得夸张了，但道理并不夸张。

　　待到1949年，中国完成了历史上的又一次改朝换代，毛泽东总结我们的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是靠的是"两杆子"，一是笔杆子，一是枪杆子，缺一不可，文人笔伐，武夫卖命，于是"敢叫日月换新天"了，也"能叫日月换新天"了，我们今天在写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军史，却没人写这文化军的"军史"似乎是个遗憾。当然，他格外看重知识分子，也就意味着他也对知识分子格外戒惧。1953年，他曾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时说，"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34正是他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和戒惧，才有了他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失去知识分子支持的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一败涂地可以说是对毛泽东的"两杆子"理论添加了一个反证。徐复观说，"他们（按：知识分子）与共产党的友谊，远超过对国民党的友谊；并发展成为对国民党完全对立的形势。这种发展倾向，对国民党的存亡，有绝大的关系"。35"从当时整个的局势看，先有绝对多数知识分子的背弃，才有整个军事机能的瓦解。"36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倘徒有百万雄师，而无知识分子的如椽健笔，亦难保大好河山平安无恙。"士大夫以为然，中国革命成矣。"反过来说即是，"士大夫不以为然，中国革命败矣。"很大程度上，国民党政府的失败都在于没有赢得知识分子的支持。

　　然而，抗战之时，国民党也是争取过知识分子的，宋美龄甚至还到美国去争取美国的知识分子了。1943年3月2日，赴美为国事游说的蒋夫人宋美龄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发表演说，当时宋氏风头正健，风靡全美，约有两万多老美洗耳恭听，争睹其风采。当时她对胡适说，"她的演说是为知识阶级说法，因为知识阶级是造舆论的。"37虽然"演说家"胡适认为"她的演说实在不像样子，不知说些什么！"38且看不惯她的那股"虚骄之气"，但她仍认为我们首先在于争取知识分子，只有得到了知识分子的支持，事情就有眉目了。看来知识分子之舆论作用，古今中外，道理相通也。

　　强势的知识分子：舆论之力

　　正如宋美龄所说的，知识分子是造舆论的，知识分子在社会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正在其言论，治敌之道，攻心为上，言论鼓动人心，人心促使革命，人心已失，兵败也就如山一样訇然倒塌。所以，革命虽然要武人在战场上格杀，但驱使武人上阵的却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正是影响了国人的人心向背，没有人民统治的焉能不败，孟子云："得乎丘民为天子"，39是为正例，"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40是为反例。

　　现代知识分子主导的"五四"思想运动的"原子弹"般的威力使搞了一辈子武力暴动的孙中山眼睛一亮，1920年1月29日，孙中山在致海外同志书中说，"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唱；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致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与久远者，可无疑也。"他感叹道，"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新，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41

　　孙中山明白"灵魂深处闹革命"的威力，所以他特看重人精神的更新和转变，所谓"知难行易"是也，这成了他的哲学，只要"知"了，"行"便在"知"的指导下前仆后继了，所以他说，"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国事者，一人群之心理之现象也。是故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吾心信其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心之为用大矣哉！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42戈公振说到报界之于人心之影响，他说，"自报章之文体行，遇事畅言，意无不尽。因印刷之进化，而传布愈易，因批判之风开，而真理愈见。所谓自由博爱平等之学说，乃一一输入我国，而国人始知有所谓自由、博爱、平等。故能于十余年间，颠覆清社，宏我汉京，文学之盛衰，系乎国运之隆替。不其然欤！"43知识分子之功在以言论鼓动人心，这是革命家不能不重视知识分子之原因所在。

　　言论是知识分子的武器库中最重要、最有力的常规武器，他们以笔为剑，动人思想，感染精神，遂发挥罕见之效力。"士人在政治、社会上势力之表现，最先则为一种'清议'"，"此种'清议'之力量，影响及于郡国之察举与中央之征辟，隐隐操握到士人进退之标准。"44钱穆说到东汉太学生虽"大多数居京师，目击世事之黑暗污浊，转移其兴趣于政治、社会实际问题，放言高论，则为清议。" 45这一议政的传统仍沿习传至今，每逢朝代更迭，乱世之际，总是书生议政最为高亢的时候，1941年，《大公报》获得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奖章，该报元老张季鸾说，"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46中国的报刊杂志担负的更多的是一种知识分子击浊扬清，评议时政的神圣使命。

　　然而，相对于政治的权威，知识分子往往显得很脆弱，《申报》总经理史量才、《江声日报》记者刘煜生似乎都敌不过当局的一粒子弹，看来他们属于一种"弱势群体"。 知识分子似乎是最受伤的一群人，所以历来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上不是有一股强烈的烈女情结和贞女情结，就是落的个悲惨的弃妇下场和怨妇下场，这一正一反，一显刚烈，一显哀怨，其实质都是政治强势之下知识分子的弱势地位和心理之表现而已。

　　然而，胡适的观点颇为新鲜，他认为知识分子不应看轻自己，他们其实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强者，此论当然并不新鲜，而是他却是属较为自信之一个，"我认为我们这种拿笔杆发表思想的人，不要太看轻自己。我们要承认，我们也是有权有势的人。"47他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也乐于认识到这一点。1952年他还在日记中说："今日宪法的种种弊端，都由于国民党当日不容许我们批评孙中山的几个政治主张，例如国民大会制，五权宪法。"48

　　胡适也看到了知识分子言论之力量。太平洋战争后，时任外交部长郭泰祺花费巨款公款购买公馆，王芸生主持的《大公报》予以揭露，郭旋即被政府免职。1941年12月24日，胡适收到王世杰电得知郭"系因《大公报》指摘其私行不检"被去职，宋子文取而代之的消息后，胡适在日记中云："一个报馆的言论可以赶掉一个外交部长，伟大哉《大公报》！中国真是一个民治国家！"49

　　而在1947年2月15日，傅斯年在南京《世纪评论》上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直指行政院长宋子文。"我真愤怒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跨了。"50此文一出，次日监察院举行紧急会议群起质询，3月1日，宋子文辞去行政院长一职。胡适日记中记有："今天报纸（《世界》、《益世》）大登傅孟真昨天在参政会攻击孔祥熙、宋子文的话。《世界日报》标题为《傅斯年要革命！》报纸又大登昨天立法院攻击子文的言论。"51傅斯年大炮一响，宋子文便翻身落马。谁说知识分子是弱者呢？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都看重"言论"之于政治之重要性，是谓"议政"。1947年，傅斯年曾写信给胡适说"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52书生也只能办报，傅斯年说，"参政员之事，亦缘国家抗战，义等于征兵，故未敢不来。今战事结束，当随以结束。此后惟有整理旧业，亦偶凭心之所安，发抒所见于报纸，书生报国，如此而已。"53议论政治，正如俗语所说，"常在河边走，难免不湿鞋"，往往稍有不慎，就会"湿鞋"，自找烦恼，自取其辱，自毁清誉，自作自受。但是"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是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54在这种情况下，胡适宁可抛却一个成名学者的清高，甚至牺牲自己一生向学的痴好，他压制不住内心那股知识分子谈论言论的冲动，看来，他要选择书生议政这条道路了。

　　1922年，他要筹划《努力周报》。听说此消息后，高梦旦当时因嫂丧来京，就"很劝我不要办报"，并说在上海时，他与王云五、张菊生一班朋友认为他专心著书为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他们都很愁我要做'梁任公之续'"。然而，胡适宁可不顾这些朋友的爱惜和劝告，也仍是要办报，他说，"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现在政府不准我办报，我更不能不办了。梁任公吃亏在于他放弃了他的言论事业去做总长。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我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55他甘愿做梁任公之续。

　　胡适本人也身体力行，除过特殊时段的特殊情形外，他一生中，参与政治、发挥知识分子的功用的方式亦大多为舆论，1908年，主编《竞业旬报》，1917年，轮编《新青年》，1919年6月，接办《每周评论》，1922年5月，《努力周报》创刊，1923年3月，《新月》杂志创刊，1932年5月，《独立评论》创刊，1949年离开大陆后，指导和支持《自由中国》杂志。这些报刊都是他发表舆论的重要阵地。

　　终其一生，他参与、支持、创办、编辑的报刊--舆论的平台--几乎无一不遭政治权力反击，警告，甚至查封，取缔，然而他却能百折不挠、屡败屡战。因为他认为知识分子相对权力者来说仍是一个强者，议论时政是他们不可舍弃的本分工作，而他们正是以这一舆论的力量与政治权力相抗衡的。

　　概括而言，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凡社会变革，甚至社会革命，知识分子是无役不与，功绩卓著，不可或缺的。其功不输革命元勋，这是知识分子与革命家都有所共识的，然而却常为我们所忽视，议论政治向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深远传统和神圣使命，知识分子之伟力正是在于以舆论影响人心，人心思变，革命始成。相对于政治家来说，胡适认为，看"似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其实反是强者，他本也正是书生议政的实践者，他一生中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于舆论事业，这带给他莫大的荣誉，也带给他相应的痛苦。

　　注释：

　　1 （1·102）

　　2 张君劢：《新儒家思想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2页。

　　3 郭沫若：《少年时代》，转自傅国涌：《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

　　4 （1·102）

　　5 （W12·621）

　　6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7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8 （W1·71）

　　9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77页。

　　10 （W11·503）

　　11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12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

　　13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6页。

　　14 转傅国泳：《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74页。

　　15 （W11·103）

　　16 丁琴海：《丁文江》，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

　　17 转自朱洪：《胡适与韦莲司》，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131页。

　　18 W9·671

　　19 W9·672

　　20 傅国涌：《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5页。

　　21 转傅国泳：《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50页。

　　22 转傅国泳：《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67页。

　　23 转傅国泳：《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页。

　　24 转傅国泳：《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147页。

　　25 [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6页。

　　26 毛泽东：《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23页。

　　27 [美]杰罗姆 B.格里德尔：《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单正平译，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页。

　　28 "一八六O年我绩溪县亦为太平军所焚掠，一连三载，父亲和邻居亲友均率领家属到高山里去避难，并据险自卫。"胡氏宗祠被毁，胡适父亲的新婚才两年的原配妻子也死于太平军的进犯中，"一八六二年年底，局势稍稍好转，全家乃转返绩溪；不意翌年春初和夏季，太平军又两度进犯。就在太平军第二度入侵时，父亲在一八六O年（清咸丰十年）结婚的原配妻子[冯夫人]，便不幸死难了。她是那时我家二十余口--多半是妇孺--中唯一的死难者。""太平乱前数百年我乡皆太平无事。地方殷实，人丁兴旺。我族那时曾作过一次丁口总计，以便按口派捐，建造祠堂。当时全族男女老幼约六千人。太平军覆灭后的第二年（一八六五），我族再作第二次的人口调查，拟再按口派捐，重建宗祠。调查所得，乱后剩余丁口不过一千三百人左右，人口减少了百分之八十。"（《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口述，唐德刚注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3页。）1937年1月13日，在对周作人的信中说，"我的家乡遭洪杨之劫最惨。先父自记年谱中说，乱前族中修祠修谱，点得人口六千人；乱中祠堂被焚，先父领头重建，募捐时细查劫余人口只有一千二百人。死的凡百分之八十！不独吾族如此，徽州各族记载往往相印证。"胡信中350

　　29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册，中华文化服务社，上海，1946年，第49-50页。

　　30 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06页。

　　31 《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23页。

　　32 转自[美]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最新版全译本），胡为雄，郑玉臣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8页。

　　33 毛泽东：《临江仙·赠丁玲》（1936年12月）

　　34 《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六日--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07-108页。

　　35 徐复观：《中国知识分子精神》，陈克艰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36 徐复观：《中国知识分子精神》，陈克艰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37 （7·512-513）

　　38 （7·512）

　　39 《孟子·尽心》

　　40 （董仲舒：《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41 张其昀主编：《国父全书》，台北，国防研究院，五十五年三版，779胡适口述自传，99年，230页。

　　42 《孙文学说》，选集，第105页，转自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4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1页。

　　43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07页。

　　44 钱穆：《国史大纲》（上），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76页。

　　45 钱穆：《国史大纲》（上），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78页。

　　46 转自傅国涌：《追寻失去的传统》，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91页。

　　47 （8·606）

　　48 （8·250）

　　49 （7·457）

　　50 转自傅国涌：《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9页。

　　51 （W7·639）

　　52 《胡适来往书信选》（下），第170页。

　　53 傅斯年：《上蒋主席书》《傅斯年全集》，第7集，傅乐成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149-150页。

　　54 《争自由的宣言》

　　55 （3·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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