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对陈寅恪等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心态的一种描述
－－刘克敌
　　
　　从1840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在整体上很明显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即峻急与悲凉。前者是由于文学一面肩负着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任务，一面承担着为重振中国文化和文学而进行变革的重大责任。花落春残、文化衰败的严峻现实逼迫文学创作中不能不充满了急迫与紧张感，没有时间思考，来不及精雕细刻，无论如何，先发出痛苦的呻吟和反抗的呐喊是最重要的事情。而悲凉之感的产生，则源于近代史中那一次次的曲折、失败和迷惘，源于面临中西文化冲突时的不知所措和选择的艰难，源于对知识分子使命及命运的巨大怀疑和失望以及知识分子个人生活中的种种不幸和苦难。一代代文人满怀希望地投入变革的洪流，到头来却发现所谓理想只不过是虚幻的玄想，任凭如何努力，现实有它自己的法则。于是，一个个悲观失望、心灰意冷，即使在那些最优秀者身上，也依然可以发现他们内心那无名的悲凉。陈寅恪的诗句“破碎河山迎胜利，残余岁月送凄凉”就是这种心情的写照，而这种悲凉意味，是一直贯穿在陈寅恪的诗歌之中的。因此，要真正理解陈寅恪，不可不研究他的诗作。
　　已有学者注意到贯穿于陈寅恪诗歌中的悲凉意味，并就其原因和表现方式进行了很有意义的探讨。其实，在这方面，陈寅恪是深受中国古典文学影响的，中国文人以自己特有的敏感，很早就对悲凉之境有深刻的体验。他们虽然没有西方文人那样强烈的宗教感，虽然有过于关注现实（此岸），而对未来（彼岸）相对忽视的弱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人缺乏忧患意识，没有悲观主义和失败意识。恰恰相反，正因为他们痛感人生的痛苦与短暂，痛感一切奋斗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徒劳，他们才会自觉不自觉地用所谓的乐观、知足常乐等来掩饰内心的空虚。例如，中国文人很少探讨死亡及其死后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此漠不关心，而是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任何人都无法解决的。由此，才产生了最深刻的悲观与无奈：“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范成大）一切都有法子可想，惟独死亡不能，这个问题一直在折磨着中国的历代文人，只不过有时采取了隐晦的方式。如果说西方文人能够以宗教信仰多少转移一些对于人生苦难与死亡的恐惧，那么，中国文人就由于必须直面于斯而直接导致悲观主义。自然，“天人合一”之说可以让中国文人得到几分安慰，但其内心深处的悲凉却不会因此而被消除，只是暂时被掩饰而已。其实，无论是人生的失意者还是所谓的成功者，都有着挥之不去的人生荒诞感和悲凉感。对于前者，表现最成功的是《史记》，那慷慨悲凉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的人生悲歌，曾使多少人为之怆然泣下。也许对于失败者人们本能地会给予同情，但这正说明了人生悲剧的必然性和普遍性。正是荆轲和项羽的命运及其蕴涵的悲凉意味，才使无数后人产生了共鸣。我想陈寅恪对此会有更深刻的体验吧！那么，一个事业上的成功者又会好些吗？是否会有真正的快乐？魏武帝曹操，当年横槊赋诗、饮马长江，可谓不可一世，然而他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显然透出一切终将灰飞烟灭的悲凉感。无论怎样，面对死亡，所有人都是失败者，既然如此，一切奋斗皆无意义，这怎不令人沮丧万分？所以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才成为真正的千古绝唱。这就是人生的困境，人类的命运，没有办法改变，惟有怅惘与伤感而已。古人已矣，后人未至矣，吾欲与宇宙共存，与时间常在，然不能矣。自然，作为大师，陈寅恪的痛苦会超出常人更多，其内心的悲凉，也非常人可以体会的。
　　实际上，一部中国文学史，始终回响着这样慷慨悲凉的声音：从屈原的“举世皆醉我独醒”到杜甫的“风急天高猿啸哀”，从竹林七贤、陶渊明到苏轼、陆游和龚自珍，无论他们的具体人生之路怎样不同，他们都深深感到了人生的寂寥与悲凉，正如苏轼在《前赤壁赋》中所表述的“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他们所可以用来排遣忧思的，也惟有一醉解千愁而已。而在全部中国文学史中，传达人生悲凉感最深刻的是《红楼梦》，曹雪芹在贾宝玉身上以自己独特的感受人生的方式，达到了莎士比亚之哈姆雷特的深度，在他们两个身上，体现了人类的所有尊严、价值和痛苦。如果说哈姆雷特更多的体验到人生的困境，则贾宝玉却更多的体验到由于解脱困境之无望而产生的悲凉，正如鲁迅所说：“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 “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 陈寅恪虽然不是贾宝玉，但其家族之命运，足令陈寅恪终生感慨不已，更有国家民族之沧海桑田巨变，如白云苍狗，怎能不使他感到无可名状的悲凉呢？
　　从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陈寅恪之第一首诗中的“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到其最后一首中的“南国高楼魂已断，西陵古渡梦初回”，令陈寅恪始终魂牵梦绕的就是人生的悲凉。固然，生活中的陈寅恪并非如此，也有轻松和幽默之时，但在其内心深处，依然是悲观主义的天地。说到底，任何伟人与大师都是如此，只因他们过于深刻和超前，只因他们为了全人类而放弃了自己的一切，孤独和悲凉就注定会终生与其相伴。很难说这是幸抑或不幸，只能说一切皆为注定。即如陈寅恪，早在其青年时期，就早早流露出悲凉之情怀，虽然那时的他，正在风华正茂之时。例如未收入其诗集的三首词中，已不乏此类内容：“来往江城惆怅客，泪痕和墨教题诗”。不过，在陈寅恪那里，这种悲凉意识除了直接受其家族变故之影响外，还与陈寅恪所处的时代氛围有关，与中国近代文学的特色有关。
　　真正被视为开近代文学先河的是龚自珍，而陈寅恪受其影响很大，对此他自己也承认：
　　
　　少年亦喜定庵作，岁月堆胸久忘之。
　　今见元胎新绝句，居然重诵定庵诗。
　　
　　定庵当日感蹉跎，青史青山入梦多。
　　犹是北都全盛世，倘逢今日定如何。
　　
　　龚自珍作为启蒙思想家，其作品中明显具有二重情感与心态体验，也即所谓的“狂来说剑，怨去吹箫”，既有金戈铁马的昂扬振奋，也有“西风残照”的悲凉与忧郁。他不仅为个体的命运之无可把握而慨叹，更以其天才的预感，对传统文化大厦的行将崩溃，流露出深深的不安。面对外来文化的咄咄逼人的进入，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局限性，龚自珍找不到有效的解决方式，而只能于茫茫旷野中发出几声呼唤人才的声音，然而却得不到任何回应，这能不使他感到悲凉吗？请听他无奈的诉说：
　　
　　
　　秋心如海复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
　　漠漠郁金香在臂，亭亭古玉珮当腰。
　　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
　　斗大明星灿无数，长天一月坠林梢。
　　
　　可惜，龚自珍去世太早，未能看到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巨变，否则，他当有更沉痛之哀叹的。继他之后，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为中国的命运和未来付出了一切。然而仿佛是不约而同，在艰辛的奋斗之余，在漫长的人生之旅中，竟然都不时感受到那阵阵袭来的悲凉之雾：
　　
　　忧患弥天塞太空，树声争战起长风。
　　楼台寂寂无人到，廊外藤花开小红。（康有为）
　　
　　风雪蔽天，生人道尽，块然独坐几不知人间何世？……
　　（梁启超）
　　
　　无端歌哭因长夜，婪尾阴阳剩此时。（谭嗣同）
　　
　　无端身世茫茫感，独上高楼一举觞。（秋瑾）
　　
　　还有清末的小说，“出现一种更令人震颤难忍的峻急音调和一种更为忧郁的大难临头之感”，正如《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为自己选了一个有着悲哀的隐喻意味的笔名‘老残’，以示棋局将残。” 其他如《痛史》、《恨海》、《劫余灰》等，从小说名字本身，即可感受到那种前所未有的忧郁性和无所不在的悲凉感。至于苏曼殊的小说，则更是对人生悲凉意味的集中表现并因此风行一时。即使那些出国留学接受西方文化者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们，在发出响亮的呐喊之后，也有着压抑不住的忧郁情怀：
　　
　　三年了，究竟做了些什么事体？空惹得一身病，添了几岁年纪？
　　（胡适）
　　
　　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
　　欲语此怀谁与共，鼾声四起斗离离。（王国维）
　　
　　今日观察者，中国必亡，更无他说。余只欲逃居世外，以作桃源，一切事皆不闻不问，于心始安耳。（章太炎）
　　
　　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
　　（鲁迅）
　　
　　此外，李大钊对中国未来失去信心，曾打算入佛出世。梁漱溟在辛亥革命后感到绝望，于1912年两度企图自杀，并最终由入世转入出世，希望通过隐居和潜心佛法，求得精神痛苦的解脱。王国维更是以自沉昆明湖的极端方式，表现出对现实的彻底失望。这是怎么了，为什么没有一个真正乐观的文人？有感于王国维的自杀，陈寅恪写道：
　　
　　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
　　
　　陈寅恪的确是理解王国维的，只因他自己也是如此，其经历之坎坷，内心之悲凉，并不下于王国维，而且王国维的临终托命，使陈寅恪负有诠释中国文化真髓并发扬振兴的重任。但时世的多变和个人的疾病，极大的影响了陈寅恪的学术研究，空有远大抱负却无法实现，这种痛苦终于转化为绝望。如果说在其著作中这些表现尚不明显的话，则在其诗中就毫不掩饰了：“鬼乡人世两份情，万古书虫有叹声。泪眼已枯心已醉，莫将文字误他生。”“闭户寻诗亦多事，不如闭眼送生涯。”一个视学术研究为生命的人竟然认为学问无用了，他的心态会是怎样的凄凉！当生活已经变得完全黑暗，人们会感到惊慌与痛苦，但毕竟还有一线希望，即认为黑暗终会消失；当光明终于出现，但人们的心中依然充满黑暗，那种感觉就是悲凉。悲凉是永远不会融化的冰块，残存于诗人的心底；悲凉是永远无法排遣的愁绪，总是萦绕在诗人的心头。一个“凉”字，浇灭了一切可能残存的希望的火种。陈寅恪的一生即是如此，他在双目失明后写出的巨著《柳如是别传》，更是其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的人生悲歌。的确，人生既如此，何能不悲凉？在人生是否快乐，人类能否真正幸福这一点上，陈寅恪早已绝望，他之所以还没有精神崩溃，除了其坚强的意志外，还在于他可以把自己的绝望心态、那种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感受，转化为富有审美意义的体验和艺术形象，从而创造了一个富有诗意的艺术境界。在这一点上，陈寅恪正与鲁迅相同。值得庆幸的是，借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以及他所把握的西方文化观念，陈寅恪的绝望并不会导致其走向虚无，反而会使他有大彻大悟之感，真正的“曾经沧海难为水”，冷眼旁观尘世的风云变幻。已经心如止水，一切归于平淡和冷寂，正如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如此而已，岂有他哉！陈寅恪与鲁迅，虽在人们心目中一新一旧，一急进一保守，但有一点一致，即终其一生，他们都未能摆脱悲凉之雾的包围，而支撑他们没有倒下的，除了学术和文学创作，又还有什么？历史对他们是否太残酷了。
　　也许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对生活该有何种态度，悲观还是乐观？我们从前已经习惯于被告知将来一定比今天更好，理想总会变成现实，听的多了，也就深信不疑，即使现实并不那么美妙，也有诸如“暂时的挫折”之类的托词。既然前途终归是光明的，则道路曲折一点有什么呢？因此没有理由感到悲观。直至有一天血淋淋的现实摆在眼前，才醒悟到自己已是受骗多年，以前的乐观自然是烟消云散，却又很容易的走向极端，不是感到悲凉，而是颓废与虚无。因此，对人生持一种失败主义的态度，宁可把现实看得丑恶一些，黑暗一些，也许更有利于鼓励人们对美好、光明与幸福的追求。作为诗歌等文学作品，其悲凉意味固然可能使读者感到悲观，却不会促使他们走向虚无，因为无论如何，总是还要活下去的，则既然结局无可回避，为什么不可以活的好些、充实一些——为自己，也为他人。所以鲁迅终其一生，既未自杀（曾经想过），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笔，陈寅恪亦然。他们的著作给人感受最深的是，于悲凉之余——也还是要战斗下去的精神。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经历了二次大战后终于因为绝望而自杀，不过他说过的一段话，在某种程度上倒像是为他自己以及那些与其有同样悲剧命运的人们所说的——文化传统虽然不同，但文人的心境可以是相通的，所以我认为也可拿来评价陈寅恪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生及其命运：
　　
　　历史没有时间作出公证，作为无私的编年史，它的任务是记载成功的人，但很少鉴定他们的道德价值。历史的目光只盯着胜利者而置被征服者于不顾，……但事实上心地纯洁的人们所做的努力，不会被认为是无效或无结果的，道德上任何能量的花费，也不会在巨大的空间消失而不留下影响。那些生不逢辰的人们虽然被击败了，但在实现一个永恒的理想上，已经预见了它的重要意义。因为，理想是一种没有人看得到的概念，只能通过人们的设想、人们的努力，以及准备为理想而向着充满尘土的、通向死亡的道路行进的人们，才能在现实世界中加以实现。
　　
　　是的，现实诚然如此，只有于悲凉中觅得几丝希望，或许这正是人生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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