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节选）

摘自中华读书网

晚年人生的第一轮勃发

《论再生缘》大约在1954年的春季最后定稿。正所谓文字;一形成,便不再属于作者自己,而是属以后该文引发出来的一系列事件,是陈寅恪始料不及的。

1953年11月,陈寅恪便已委托系里副教授端木正的夫人姜凝为他购买蜡纸等工具,要刻印《论再生缘》。

端木正,安徽人1920年生。194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1947年获清华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48年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国际法专业,1950年取得该校法学博士学位。受恩师陈序经的召唤,端木正在1951年秋受聘岭南大学,并担任历史政治学系副教授兼代系主任。当时陈序经与文学院长王力特别嘱咐端木正,系内主要的工作是好好关心陈寅恪。其实端木正与陈寅恪关系的渊源,还可推前至五年前,在1946年冬的清华园,端木正已与陈寅恪相识,以后渐多往来。

从1952年起,时任岭南大学家属委员会主席的姜凝去旁听陈寅恪上课。当时岭大家属中未就业者,不少人为学校教材科刻写讲义,按件计酬。姜凝既与陈家相熟,唐篔遂与姜凝商议,请姜专门为陈寅恪刻写讲义。姜凝答应了。陈寅恪特意请姜凝为自己刻写讲义,除了有一份渊源外,还因为陈对刻写的要求甚严格,不能写简体字,格式字形要端正好看。《论再生缘》完稿后,陈寅恪仍托姜凝刻写。刻写好后虽交学校油印,但陈寅恪一再坚持自付刻写、纸张、印刷等费用。陈寅恪这样说,《论再生缘》不是学校教材,是个人著作。故屡嘱姜凝不要到教材科领取刻写酬金。

陈寅恪为何一再坚持自印《论再生缘》似是一个谜。此谜更因1958年香港友联图书编译所根据油印本出版《论再生缘》一书而染上了很浓的政治色彩。因为该书在“关于出版陈寅恪先生近著《论再生缘》的话”一文中有如下语句:“自中共以马列主义的教条控制大陆文化学术界以后,一般学人已失去思想、研究、发表的诸种自由。除了合乎马列主义的教条者外,其余一概视为反动思想、千方百计地加以排斥……陈先生对于此在书中一再慨乎言之”。

四十年过去了,今日沿着尚有踪迹可辨的历史轨迹去探寻,或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与众多的学人一样,陈寅恪中岁后一大心愿就是能将心血之作付诸印梓。在岭南大学四年,陈寅恪很满意的一件事,就是在1950年12月由该校中国文化研究室出版了新著《元白诗笺证稿》一书。出版之日不但在校刊上登了消息,而且说明在三个月内购书还可给予八折优惠。

陈寅恪对著作出版的情感,从下面凡件事可以窥知。

《元自诗笼证稿》出版后,每位选修他的课的同学,都可以得到他亲赠的一本书,扉页还印上陈的印章。这种做法一直保持到1955年为本科生开设的“元白诗证史”的选修课。该年参加选修课的同学,仍能得到陈赠送的一本当年9月文学古籍刊行社重印的《元白诗笺证稿》。但“与时代不合”的阴影,早在1952年便给了陈寅恪第一次莫名的打击。

1951年,中国科学院准备出版杨树达的旧作《积微居金文说》。杨树达,字遇夫,知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十年前陈寅恪己为杨树达的著作写下序言,评价之高,杨引为肺腑知友。十年后,杨树达仍拟将陈寅恪的序言放于卷首。陈寅恪欣然答应。但到了1952年5月,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局给杨去信称:陈寅恪序文的“立场观点有问题”这无疑宣告了该序文的命运。该年10月,杨树达的《积微居金文说》出版,陈寅恪的序文自然被删除。

所幸陈文在1942年已经刊行,检索这篇题为《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的短文,考察有问题的“立场观点”,很有意思。

也许文中最有现实意义的便是这么一段:

先生少日即已大肄业于时务学堂，后复游学外国，共同时辈流，颇有遭际世变，以功名显者，独先生讲授于南北诸学校，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间辍。持短笔,照孤灯,先后著书高数尺,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就朽之域。与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见者，肥瘠荣悴,固不相同，而孰难孰易,孰得孰失,天下后世当有能辨之者。呜呼！自剖判以来,生民之祸乱,至今日而极矣。物极必反,自然之理也。一旦忽易阴森惨酷之世界,而为清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遂丧斯文也,则国家必将尊礼先生,以为国老儒宗,使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大学。”

这与其说是为杨树达作序,到不如说是陈寅恪因感而发,表达了他对为人治学以及文化与时势的遭际的心声,铮铮有凛然之气。

“生民祸乱”、“国老儒宗”、“京师太学”等等字眼,显然与五十年代中国大陆的社会时尚相去甚远。陈寅恪序文的被删,实属必然。

这是今日所知陈寅恪在新的社会中感受其“立场观点”与时代有相当大的冲突的第一次。它给陈寅恪带来什么影响呢?

1952年12月6日,即《积微居金文说》出版后不久,陈寅恪给杨树达寄去一信,信云:“手示敬悉。大著尚未收到。贱名不得附尊作以传,诚为不幸。然拙序语意迂腐,将来恐有累大者,今删去之,亦未始非不幸也。湖大改组,公何所归?能退休否?弟现仍授课作文,但苦多病,恐无相见之日,如何如何?专此奉复,敬请,道安!

陈寅恪自云“语意迂腐”,恐怕是当时最贴切的形容,陈寅恪的确对世局与个人不可调和的冲突有深刻的洞察。“将来恐有累大者”,表明陈寅恪对自身的判断已超出了一时一事之得失。

这是一封表达了不少内心真实想法的信。以后随着各类运动的此起彼伏,无论从言谈或是通信交往,陈寅恪已经极少在人前减否人物、褒贬时事了。

在1954年的春天,陈寅恪的确不想将《论再生缘》示人。有一细节可供参考:在1956年国家教育部委托高校发出的“专家调查表”的填写中,陈寅恪在“存稿情况”一栏里这样填写:“论文颇多,现正在搜集”。丝毫没有《论再生缘》的信息。《论再生缘》依然“真人不露相”。在五十年代的大部分岁月里,《历史研究》与《中山大学学报》一直希望能刊登陈寅恪的新论文,陈寅恪坚不示人,定有其心衷。“将来恐有累大者”,应当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注脚。其次,在“无所用心”心态下写成的《论再生缘》,在陈寅恪心中一直是“以遣有涯之生”的消遣之作,这未尝不是陈寅恪的一个心曲。十年后,当《论再生缘》名满天下(只是名字满天下而国内尚未出版刊行)时,陈寅恪作《再生缘校补后序》一文,起首第一句即为“论再生缘一文乃颓龄戏笔,疏误可笑”。“戏笔”一词,应当不是陈寅恪的自嘲,而是他的某种内心想法。

这或者是命中注定,《论再生缘》从它流传之日起,就与陈寅恪的诗作一样,被现实更多地从政治的角度去阐释与理解,甚至为时势所借助,其人文的涵义相反退居第二位。

1956年8月，时年七十五岁的世纪老人章士钊走进了康乐园。《论再生缘》开始出现意想不到的经历。章士钊是肩负着重大使命在赴香港前夕路过广州的。一个月后,《论再生缘》油印本被带到香港。

生于1881年、比陈寅恪年长九岁的章士钊,是一个很具传奇色彩的风云人物。晚清时期他与革命党人鼓吹革命,1903年轰动一时的“苏报案”,在三名当事人之中,章太炎被捕入狱,邹容死于狱中,而章士钊则侥幸得脱。其后,在数十年中国现代历史风云中,皆能见章士钊并不寂寞的身影。以下几件在历史上很惹人注目的事件,似乎可以勾勒出章士钊在不同时期的各个侧面。1914年,章士钊在日本办了一本《甲寅杂志》上抨击时弊,议论时政,为时人瞩目。十年后,章氏再创《甲寅周刊》,封面画上一只咆哮的老虎;时章氏出任段祺瑞政府的教育总长,卷入了1925年北平的学运风潮,人称“老虎总长”。三十年代后,章士钊与上海闻人杜月笙来往密切,以大律师的面目出现在上海滩。1932年在国民党法院控诉前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犯了“危害民国罪”的案件中,章士钊奋然担任陈独秀的辩护律师。1949年3月,国民党政府派遣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为“国共和谈”代表赴北平与共产党谈判,章士钊等人被人誉为“和平老人”。

终其一生,亦官亦士,亦主亦客,故“无党派人士”章士钊一生交游甚广,在1949年后,章氏在中国大陆成为一个很特别的人物。

1956年8月7日,带着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嘱托,章士钊从北京乘火车南下广州准备赴香港。在等待赴港的这段时间里,章士钊专程到中山大学拜访了陈寅恪。章、陈两人会面,相谈甚欢。陈寅恪将近年所撰新著一一相赠,其中便包括《论再生缘》。章士钊一生“贤达”的名声太大了,掩盖了他作为一个有才华的学人的另一面。章幼娴诗书,卓具文采,早年东渡日本留学,复至英国攻读法律专业。相传辛亥武昌首义消息传至伦敦,章马上收拾行装返国,其时距其将获得硕士学位尚余数月。二十年代末国民党通缉“北洋余孽”,章士钊携妻重返英伦读书,此时章士钊已年近五十岁。

章士钊独具慧眼,在陈寅恪相赠的数种近著中,觉《论再生缘》“尤突出”,于是诗兴大发,“酬以长句”。一年后章士钊在香港印了一本《章孤桐先生南游吟草》诗集,以纪念1956一1957年广州、香港之行，诗集收录了这首七律。诗云:

岭南非复赵家庄，却有盲翁老作场。

百国宝书供拾摄，一腔心事付荒唐。

闲同才女量身世，懒与时贤论短长。

独是故人来问讯, 儿时肮脏未能忘。

诗中第一、二句典出南宋诗人陆游在七十一岁时所作的一首绝句:“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该典并非章士钊活用,实为陈寅恪之感叹无疑。在《论再生缘》的结尾,陈寅恪悲伤写道,“自是求医万里,乞食多门。务观赵庄之语,竟‘蚤为今日谶’矣”。欲明陈寅恪之悲,需先解陆务观之句。陆游作此诗时遭贬闲赋已有六年之久。诗中描述盲目艺人在古风依然的赵家庄说唱“身后是非谁管得”的蔡邕故事。蔡邕,又名蔡伯喈,东汉人,灵帝时为中郎,献帝时拜左中郎将,世称为“蔡中郎”。据徐渭《南词叙录·宋元旧篇》载,宋光宗年间已有“蔡邕弃亲背妇为雷震死”的剧目上演。时人附会剧中人蔡伯喈皆为东汉年间的这个著名的历史人物。所以陆务观有“身后是非谁管得”之叹。“古典”虽解,“今典”仍朦胧。“负鼓盲翁”一典,在陈寅恪晚岁诗篇中多次出现。陈寅恪对陆游此绝句感触独深,当有“不足为外人道”的心事在。章士钊效陈寅恪之法,以古典、今典入诗赠与陈寅恪,可知1956年陈、章两人这次见面倾谈之深。

陈寅恪在这个夏日对“故人来问讯”的章士钊表示了十二分的热情。唐筼亲自下厨置酒招待。这些在章士钊另一首《和寅恪六七初度,谢晓莹置酒之作》的七律中有所反映。章士钊诗中“懒与时贤论短长”句,说明章士钊对陈寅恪在五十年代前期的情况有相当的了解。

陈寅恪晚年到底与章士钊有过几次见面今已不易考证,但每次见面均作密谈则当年与陈寅恪来往密切者已有所闻,只是密谈的内容无人知晓。

9月,章士钊抵达香港。这是章士钊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以半公开的“特殊统战使者”的身份在香港露面。在台湾、香港等地的上层圈子中引起反响。《论再生缘》油印本也由章带到香港。

两年后,1958年12月号的香港杂志《人生》登出署名余英时的文章,题目为《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文中主要观点为:“而尤足以显出陈先生对极权统治下学术文化状态之反应者,则为书中论思想自由之文……”。1959年,友联图书编译所将《论再生缘》排印出版。至此,陈寅恪这篇文章“传播海外,议论纷纭”。大多数海外人士认为《论再生缘》“充满了家国兴亡的感慨”,随处可见“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其时大陆“三面红旗”等政治运动开始给国民经济造成恶果,台湾的国民党开始构想反攻大陆的美梦。这些无法抹掉的时代背景,令人们眼中的陈寅恪所抒发的“家国兴亡感慨”,具有很浓的现实政治色彩。

1960年,香港出版《论再生缘》的消息传回大陆。香港《大公报》一记者将该书送了一本给学校党委书记冯乃超。校方这时才重视这篇“饶有深意”的长文。在此之前,《论再生缘》一直未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一,理解该文,需要有相当程度的文史基础;二,在当时中山大学一些人的印象中,陈寅恪最可批判的地方,不过是“顽固的资产阶级立场”。

其实,中山大学早于1953年便已知道陈在研究《再生缘》。该年汪（竹 钱）南下访师时已向校方汇报过此事。翌年学校教材科油印《论再生缘》一稿共得一百零五本,其中一百本交陈寅恪,五本教材科留下存档。更有一事,陈寅恪晚岁曾一度非常喜爱的一位学者,时任历史系副主任的金应熙,在五十年代中期便对《论再生缘》推崇备至,对文中的一些段落及诗句背诵如流。

但现实政治是相当敏感的。校方开始严厉追查《论再生缘》究竟如何流出境外。中山大学一些有可能接触过该文的人都受到审查。最后由唐贺说出可能是章士钊带出境外方不了了之。章士钊的能耐的确可“通天”,1960年7月29日由他提议,中央有关部门批准,陈寅恪、沈尹默、商衍婆、徐森玉四人被任命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陈、沈两人皆为章士钊的挚友。不知何故,这次聘任没有发薪水,连聘任书也没有发。章士钊曾向陈、沈等人发出到京任职的邀请,但陈寅恪与沈尹默都没有晋京上任。这是题外话。

一向避离“世俗”的陈寅恪是敏感的。在中山大学追查期间,他不但只让黄萱将油印本《论再生缘》亲手交给校方,含送交审查之意,而且唐贺代表陈寅恪亲自向冯乃超作了说明。冯乃超即表示,“出版的话无非想挑拨陈和党的关系”,党信任陈寅恪,“不会让别人挑拨得逞”。

其时,距郭沫若突然对《再生缘》发生兴趣,不久发出一轮密集型的研究“排炮”还差一年的时间。

距陈寅恪1953年“忖文章之得失,兴窈窈之哀思”亦悠悠七载。头上添几许白发,心灵走过多少曲曲折折的路。“将来恐有累大者”,竟不幸而言中。

陆键东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