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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明

作为狐狸的刺猬 --伯林思想性格的启示

　　伊赛尔·伯林曾把托尔斯泰描述为一只自以为是刺猬的狐狸，但我觉得，他自己却更像一头以狐狸的方式行事的刺猬。

　　狐狸与刺猬的说法，是伯林对古希腊残诗"狐狸知道很多的事，但刺猬则知道一件大事"的一种发挥。它用以比喻两种相反的思想性格："刺猬"的胃口大，喜欢对广泛的事物采取整体把握的立场，即把各种问题或见解都纳入到一个体系中去处理，这种思考方式导编排一以贯之的观念系统；"狐狸"则不然，关心的不必是全，而是多，即多方面的追逐、猎取目标，其思想方式具有离心的倾向。伯林感兴趣的，不是那些性格鲜明、可以对号入座的人物，而是以托尔斯泰为例，分析那种性格模糊或者说角色错位的现象。《战争与和平》试图提供一种普遍的历史哲学，但吸引人的却是精彩的具体清洁，而非那乏味的哲理。托翁生性是一只狐狸，但却以为自己是刺猬。这种角色错位的原因，伯林认为应该从19世纪大体系的思想风气中寻求答案：伯林讲述的是俄国思想史上的故事，但它的精彩，启发我们寻绎自己的历史：余英时教授的《论戴震与章学诚》就是中国版狐狸与刺猬的故事；不过，它不是19世纪而是18世纪，而且，也不是刺猬得志而是狐狸当道。其实，我们也可把它用回到伊赛尔·伯林本身。

　　毫无疑问，伯林不欣赏甚至厌恶大体系，这是由他的价值取向决定的。以赛尔·伯林不仅是著名时思想史家，同时（其实更重要的）是政治哲学家，是与波普、哈耶克齐名的自由主义思想领袖。这批思想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激烈抨击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各式各样的以历史决定论为原则而建立起来的思想体系，他们把这种思想体系看作各种法西斯政治或极权体制的哲学基础，是自由主义的思想敌人。伯林是以《自由的两种概念》一文斐声国际思想界的。他把自由区分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两种基本涵义，并把那些认为自由属于一种价值坐标，它根据一种自然的、社会的或者是宇宙的完善计划来确定政治目标的思想观点都划归为"积极自由"，从中分析其导向社会控制的思想机制。这自然导致他以多元论反一元论的哲学立场，也即决定他反刺猬、反体系的思想基础。

　　然而，问题在于，是否可以由此把伯林看成纯粹的狐狸呢？也不尽然。刺猬只知道或关注一件大事，这一以贯之的"一"，可包括两层意义。一种是形式上的，即逻辑上把观念组织成一个整全的理论系统；另-种是实质上的，即思想上致力于维护一种价值立场；这在有些思想家那里，两者也许是统一的，如约翰·罗尔斯之《正义论》，但另一些人如伯林，两者则是不一致的：伯林反对大体系，但终生坚持一种价值立场。无论是写哲学评论，还是作思想人物的个案分析，其总目标都是为自由主义理想张目。所以我们也许能够说，伯林的行为方式是狐狸的，但抱负则是刺猬的。否则，他就不会是杰出的思想家。其实应该说，没有一种一致的立场的话，那就什么思想家也不是。

　　与18世纪的狐狸当道不同，从思想学术的基本特性看，20世纪的中国是刺猬得势的时代。这是由现代中国的历史情势决定的。从19世纪中叶开始，传统的社会结构及价值系统就日趋解体，世纪之交维新派的努力失败，结果是旧体系瓦解，价值真空出现。从"五四"时代"问题与主义"论战开始，进入刺猬角逐的时代……但是刺猬得势而没有得逞，在这个世纪末，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仍然处在等待刺猬的时代。目睹或经受过某种刺猬的祸害的一代人文知识分子，多数会面临两难的选择：一是不谈价值，回避立场，做纯粹的狐狸；一是勉为其准，侈谈主义，依然做没有建树的刺猬。因此，伊赛尔·伯林思想性格的分析，应该启示我们大多数人作新的选择，那就是，以刺猬的抱负，做狐狸的工作，不迷失自己的价值立场。

《南方周末》1997，11，28，阅读版

《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　上网日期 2001年0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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