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评论：中华政制之道

陈家琪

简介
　　

那富有命运特征的一天——文革38年祭

　　（一）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中午１２点，一辆破旧的三轮小汽车拉着我和我的妈妈，连同一个上面嵌着“汉中留念”的藤制箱子和几个纸盒子，离开了西安市，前往一个两百里外的名叫华县的地方。

　　我以后才知道那是一种放逐。

　　也是以后，我才意识到了那是一个富有命运特征的一天，因为就在那一天，中央下发了一个《五一六通知》，于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了。

　　所谓命运，不但纯属偶然，而且总免不了事后目的论的联想；如果不把那一天在我个人身上所发生的事与我们这个国家在以后的岁月中所经历的磨难联系在一起，那实在是一个极其平常的一天。

　　那天好像是一个阴天。当三轮小汽车从解放路拐进东五路时，我记得我最后看了一眼路口那栋在当时已经算得上是很高的大楼，心中充满了豪迈之情，为自己即将步入一个全新的环境而东张西望。一路上，妈妈却始终未说一句话。那时的妈妈才４０岁，可在我眼中已是十足的大人，而且似乎从来没有做过一件错事，说过一件错话。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不能在西安市住了，妈妈调动了工作，我也转了学；为什么要到华县？因为爸爸在那里。爸爸刚一解放就离开了西安。我原来一直不知道他在哪里，在我的记忆中，他和我一共只见过几次面，而且从不说话。

　　那时侯，身边也发生过一些事，比如上小学时，忽然学校里贴满了大字报，接着，一些老师就消失了，大家窃窃私语一阵，知道了有个可怕的词叫“右派”。但过不了多久，就又载歌载舞，“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爸爸从身边消失得更早，我只知道是和妈妈关系不好，别的就不知道了，也不问，问了也不会有人告诉你，也许是工作需要，总之一家人不在一起是正常的。包括在我们离开西安前所发生的那么多的事，讨论香花与毒草、批判一大批电影、学习有关《海瑞罢官》的文章、揭露“三家村”，等等，似乎也很正常，自己只是一个“旁观”意义上的参与者。

　　一切都很正常。从来也听不到任何怀疑、不满的议论——也许有议论，只不过绝不能让孩子们听到而已。但我更相信没有议论。一面是镇反、公私合营、大炼钢铁，身边总有些莫名其妙消失了的人，有的是举家迁走，据说是搬到乡下去了；另一面却是出奇的平静。任何异议都没有，不要说异议，就连牢骚也没有。于是感受到压抑，渴望着投身社会。

　　就这样，在那一天，在那富有命运特征的一天，我离开了西安市，来到了一个名叫华县的地方，这是一个地处关中平原但在贫穷落后上又都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的地方。２００３年秋天的渭河大水使它一夜之间成了一片汪洋，后再因温家宝总理的视察而名扬天下。

　　（二）

　　自那以后，我就在华县呆了１２年，直到１９７８年考上武汉大学的研究生。

　　这１２年可是非比寻常的１２年，国事家事混在一起，就如古代希腊的城邦一样，公共的事也就是个人的事，国家的前途也就是自己的幸福。无论再苦、再累、再危险、再冤枉，自己也心甘情愿，一切取决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之所以说它富于“命运特征”，就是因为这一步把我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切（从招工就业、娶妻生子到远走他乡）都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就是说，没有国家的变化也就没有我个人的变化，招工、招研究生不说了，就是结婚，也取决于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工作表现等诸多因素的变化。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参加的那个战斗队就叫“５·１６”；再后来，开始全国范围里的清剿“５·１６”运动，尽管我并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组织（就是现在也搞不清楚），但仍然作为一个“无形”的“５·１６分子”受到审查。

　　３８年过去了。每年这一天，我总要与人在一起小坐一会（至少是我的妻子），默默的，都不说话，因为无话可说，也无须说话。一切尽在不言中。大家都知道，没有这一天，也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这一天已经不再属于我个人，它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具有着事关“一代人思想走向”的“命运特征”。

　　关于文革，难道我们真的还需要新的资料吗？

　　不在发现，而在理解；理解就是理解自己的时代，就是理解我们自己。

　　（三）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说，自我意识的最初阶段表现为欲望。明清之际，讲“私”、讲“欲”的很多，如“人欲恰好即是天理”（陈确），“人欲之大私即天理之至正”（王夫之）等等。问题在于那时找不到一种使之理性化的渠道，也就是说，形不成一套使欲望堂而皇之释放出来的说法。后来，就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

　　还是黑格尔的话：这种欲望的释放，先是“确信对方不存在”，也就是打倒对方，杀死对方；再是意识到没有对象也就无法实现自己，“自我意识只有在一个别的自我意识里才能获得它的满足。”于是先是革命、推翻，夺取政权，释放的是集体欲望，构成民族意识；再是限制、共存，在不情愿中相互承认，这时所释放的就是个人的欲望了。

　　于是也就从计划经济变成了市场经济。

　　文化大革命也一样，先是你死我活，再是三结合，然后就“相逢一笑泯恩仇”。

　　无论是集体的欲望还是个人的欲望，都是理性化了的欲望，都有最高调的说法，而且都在意识形态的笼罩下迅速把日常生活的全部领域都理性－欲望化了。

　　两句典型的经典名言就是把“马克思┽秦始皇”改变成“亚当·斯密┽秦始皇”。

　　秦始皇只有一个，马克思和亚当·斯密或别的什么人其实是可以换来换去的。

　　而在已经有了一个“秦始皇”的背景下想重走“马克思┽陈胜、吴广”的人掉了脑袋，想重蹈“亚当·斯密┽盛宣怀”之复撤的人尽管下场会好一些，但剩下的也只有仰天长叹。

　　我们呢？

　　有人说我们是“披着狼皮的羊”，有人说是“被欺骗的欺骗者”；不管怎么说，在本质性的压抑与强制性的遗忘中，一流的人在名利与金钱中早已肆无忌惮，二流的人在圆滑之余更多了些世故与机心，剩下的，就我辈而言，再不济，也是一些既得利益的维护者。

　　当然，更多的人下岗了，或仍在某个偏远的角落耕种着土地。

　　（四）

　　也许哲学真的起于惊讶。文革时最让我惊讶的一件事就是毛主席总是对的，而且一切都不出他的战略部署。

　　从停课、砸烂桌椅、批斗老师、戴高帽一直到打倒刘少奇，打倒任何一个人，然后又是武斗，杀得尸横遍野；刚刚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还没来得及庆贺，紧接着就是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然后开始了一系列的检举清查运动，自我交代，自我批判，有的判刑，有的杀头，更多的也就从此一蹶不振。问题在于：我们为什么认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设计好的，而且只能这样，只能在这个时候这样，早一点晚一点都不行？最高指示总在最需要的时候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甚至就连林彪事件，也几乎要说成是毛主席早就估计到、安排好了的。仅仅把这一切说成是对毛的神话显然不够。我们自身的存在状态一定从根本上说就出了什么问题。暴力加上真理，恐惧加上盲从，但这也依然是后天训练而成；恐怕在以此种方式训练我们之前，我们就先已接受了某种看世界、看人生的范式——请原谅我在这里用了一个生僻的概念。我想说的是，一定有某种先于事物、事实、客观、问题的东西，正是这个东西才使得我们在事物、事实、客观、问题中看到了“暴力加上真理”的力量，认可了“恐惧加上盲从”的生存方式。

　　这范式就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文革时具体化为两条路线的斗争。

　　把这个范式再具体一步，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一生下来就“先已”存在于某种你死我活的政治结构或政治格局之中。最早要你意识到这一点的就是成分与出身，它将伴随你的一生，而且决定着你每一步的荣辱。

　　谁最先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谁也就把不同意或对此表示犹豫的人置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对立面的立场上；而自己，则等于事先预设了自己的正确与对“话语霸权”的垄断。政治是事关生死的事。想活，就得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就得不断地重新站队。一种很具体的政治秩序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秩序，而且它一直就处于某种紧张状态之中。这是铁的事实，任何意识活动都消解不了它。卡尔·施密特在《政治的概念》第二节中说，“所有政治活动和政治动机所能归结成的具体政治性划分便是朋友与敌人的划分”；“在道德上邪恶、审美上丑陋或经济上有害的，不一定必然成为敌人；而就朋友一词所具有的特殊政治含义来讲，在道德上善良、审美上靓丽而且经济上有利可图的，不一定必然成为朋友。”这就是政治所具有的以自身特定方式所表现出来的标准，而且政治必须以自身的最终划分为基础。他这段论述是１９３２年说的。其实早他６年，毛主席就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说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这里所说的“过去”，不仅指共产党在“过去”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也指中国历史上的一切“革命斗争”；他们之所以成效甚少，就在于不能从根本上把政治的概念与真理的、审美的、道德的、经济的概念区分开来，所以才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这里的“朋友”与“敌人”，如施密特所说，与真假、善恶、美丑、是否能够赢利全无关系。毛主席在１９２６年说出的绝对是一个经典的、完全属于现代性范畴的政治概念。比较一下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加上孔子、孟子等等先人们有关政治、治国的言论，就知道这段话、这种意思是近代启蒙思潮以来才可能会有的意识。而且主要是为了从宗教的也就是信仰的、道德的“枷锁”下挣脱出来，为人类为什么需要或只能过一种“团体的”（也就是政治的）生活寻求到一个新的说法。我们在文革时把这段话背得滚瓜烂熟，但其实不懂。所谓“不懂”，也指的是我们还不知道应该把“公敌”与“私敌”区分开来：“公敌”就是政治上的敌人，对他们，无真假、善恶、美丑可言；“私敌”只与个人存在着敌友关系，在这层关系上，你可以用道德的或审美的标准加以衡量，或者如耶稣基督所言，你也可以去爱你的敌人。

　　我们不懂，是因为我们没有从事如此实际的政治活动（我怀疑就是从事了也未必就能如此），但我们的生存本身却是被这样组织起来的，就是说，所有关系、问题、被发现的现象、被提炼出来的概念，都取决于你的阶级立场；也许后来家庭成分的重要性降低了，但政治依旧事关生死，而且取决于你上面那个以政治标准来划分敌友的“上司”如何看待你；真正消解着这一“政治标准”的，就是腐败，就是尽可能地把“公敌”转化为“私敌”，然后再把“私敌”转化为“私友”。当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旗帜不再飘扬了时，也就等于说“公敌”的意识淡漠了（尽管还有美帝国主义和“东突”的恐怖分子）；“公敌”的意识淡漠了，“私敌”从根本上说也就完全可以“化敌为友”。“出门靠朋友”，“冤家宜解不宜结”，这都是我们的古训。所以腐败也好，潜规则也好，说到底，就如毛主席他老人家８０年前所说的那样，是因为我们没有了从政治上区分敌友的标准。

　　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在文革的年代里能那么清廉、奉公、昂扬、亢奋（那怕自己已被划为阶级敌人，但总有转变立场、重新做人的标准），而现在却在平庸与单调中委曲求全。

　　没有办法。想不到出路。我们重新检讨文革，唤回久已被遗忘了的记忆，难道不就是为了认识今天的现实吗？

　　（五）

　　毛主席的存在，就是那个年代的现实合理性的根据；而偏偏又是毛主席告诉了我们现实的不合理；于是使现实重新合理的惟一途径就是重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里面有两方面的要求，一是打倒刘少奇及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再是把自己改造成“新人”。

　　前者是“集体欲望”的理性体现，后者是“个人欲望”的合理化要求。

　　人真的能成为“新人”吗？于是在我们面前就出现了一系列的“新人榜样”，如雷锋、王铁人等等，几乎使每个人都相信除了自己别人都是“新人”或正在成为“新人”的人，至少，所有的人在嘴上都是这么说的。

　　都这么说，也就真像有那么回事一样成了真的；我们的说，造就了我们所信以为真的现实，然后再把这样的现实当作“奇迹的结果”让我们相信“奇迹的存在”。这里的“奇迹”，其实也就是信徒们争论不已的“神迹”。我们那时比天下任何一个时代的信徒还要虔诚，原因就在于我们亲眼看到了太多太多的“神迹”。

　　按道理说，毛主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现实的合理性，这一切的一切，都只会起到一个“消灭偶然性”的作用；我们几乎不相信还有什么会跳出毛主席的掌心；然而又是毛主席，让我们相信了太多太多的“奇迹”（神迹），从“亩产十万斤”到“超英赶美”，从“要消灭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到“敢教日月换新天”。就是到了现在，我常常会在梦中笑醒，因为在梦中又回到了那个神话般的美好天堂，尽管一个月只有二十几斤粮食，不到半斤油票，一年到头就那么两身衣服。然而我们真的就相信自己生活在天堂里，整天想的就是去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正在水深火热中苦苦企盼着的劳苦大众。

　　你想想看，文革时几千万人在全国各地串联，吃饭不要钱，坐火车不买票；几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齐声喊“毛主席万岁”一喊就是一天一夜，这样的场面重复出现至少八次，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中，你能分得清什么是浪漫什么是现实吗？文革这种把几亿人变成一个人的实验，在人类历史上不但绝无仅有，而且空前成功。

　　所有这一切，要想让人不相信“所谓现实其实是人说成的”真不容易，因为我们就是在那样的现实中长大的，是在收音机、电视机、课堂里以及主席台上那些人所如此教导的话语中长大的。

　　到最后，我们终于发现我们没有了别的词语来描述另一种“现实”。

　　那个时候是这样，现在依然这样。我们没有多少话可说。所谓“乡愁”，也无非是想把一些一直沉睡着的或看不见的、被深埋着的词语（或意义）表达出来，让它们传达出另一些想象、幻想、愿望、企盼。

　　然而不行。

　　所以我信服某个人的一个说法：所谓自由，就是可以对自由进行自由表达；言论自由是一切自由与权利的唯一条件（康德语）

　　问题是，我们却忽然间没有了这种自由表达的愿望。还是在哪里看到的别人的一个比喻：当贼心、贼胆、贼机会都有了的时候，贼却没有了。

　　（六）

　　但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一些曾做过“贼”的人。

　　从很小起，我们就知道“窃国”与“窃珠”的不同就在于下场的不同。这里面确实涉及到一个“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关系：“窃珠者”可以给自己找到许多“正当性”理由，但这些理由都不“合法”；“窃国者”却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立法使自己的行为“合法化”。当然反过来看，世袭制、贵族制、宗法制以及私有财产的继承等等从根本上说所具有的就是一种“正当性”，而汤武革命、陈胜、吴广等等的事业却只能把“正当性”等同于“合法性”。

　　文革时我们开始造反，仔细想来，无非心怀一种“正当性”的观念；这“正当性”是毛主席给的吗？当然是。没有毛主席的撑腰，谁敢造反？但从内心深处的动机来说，这种“正当性”的依据就在于要“整那些以前一直整人的人”，换成经典一点的语言来说，就是“剥夺者的被剥夺”，“革那些革命者的命”。这都是当时常挂在嘴上的一些话，而且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又一直有着为这些话提供“正当性”依据的土壤。

　　“合法性”让人循规蹈矩，“正当性”给人激情，让人热血沸腾，视死如归。

　　所以那时候烧图书馆，砸石碑、门楼、牌坊、珠宝，都是“正当”的，因为它们不属于劳动人民。

　　有了“正当性”，根本就不需要“法”，而且从根本上说，“法”无非也就是起一个“障眼法”的作用而已。伟大领袖的个人魅力，一颗红心献给党的自我确信，就是无论怎么做都肯定“正当”的依据。

　　所以我们都“正当”地（光明正大地、气势轩昂地）做过“贼”，就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赞美过的那些“痞子”一样。

　　我们就如老一辈革命家最初造反那样（比他们自然安全多了，但目标也远大多了）重演了一幕揭竿而起、灭资兴无的“革命正剧”，个中之兴奋与快感自然让人以为一个崭新的新世界将在我们手中实现。

　　这种“窃”之“正当”，说到底是因为这是政治，是在玩政治，所以才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

　　而一旦“玩过政治”，知晓了个中的秘密与乐趣，事情就麻烦了。

　　“投身”的本来含义就是拿身家性命去“玩”事关生死的政治。

　　准确的说，我们是在某种政治格局中长大然后又“玩过政治”的一代人。这就是启蒙，真正的启蒙：意识到自己的出身、立场，感受到恐惧与压迫，时时刻刻关心着国家大事、天下大事，因为你再不想关心，它也会破门而入。

　　也许，最好的就是正而八经地“招安”，给他们利益，让他们吃喝玩乐，或者，就此消沉，不再理会政治。

　　不幸的，就是当世俗的、功利的、媚俗的、技巧的风气已经使得虚无与相对成为一种半官方的意识形态，当人们已经越发感受到生活之贫乏单调，生存本身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人终于把自己也变成了技术文明的产物时，那种抵抗的、怀疑的哲学就耐不住寂寞了。

　　什么叫“小市民”、“小资情调”？就是因为他们不关心政治，不关心国家大事。尽管文革时的“消遥派”在今天已经变成了唯一正确的一“派”，但能在反思中使苦难成为一种抵抗技术化生活世界的力量的，毕竟不可能是一种“消遥”的态度，甚至不可能是一种“纯学术”的眼光。

　　于是，开始了重读哲学史，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存处境，开始了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其着眼点不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逻辑学，而在何谓人类生活秩序之正当性、合法性，在进步之观念与进步之观念的区别，在人类生活中宗教或神秘主义的不可或缺，在中西哲人对时空的不同感受与历史观念在变更中的不同形态。

　　其实哪怕就是“朋友”“敌人”的政治架构，其形式也决不只限于“你死我活”。

　　３８年过去了。历史上曾有过的那“富有命运特征的一天”怎么到今天还没有过去？什么叫“过去”？虽说哲学讨论的只是认识活动的形式特征，只在探究概念的意义而不必顾及经验与所讨论之物的物质内容，但我们真把它们分得开吗？

　　（七）

　　自我意识的最初阶段既然是欲望，鲧治水９年未果的原因既然就败在一个“堵”字上，那么反其道而行之就必须要把欲望合理化，或者说给欲望找到一种理性化了的发泄（满足）渠道。这也许才是毛泽东与黄炎培在１９４５年７月的“窑洞对”后，经过多年思索与实践才最后找到的走出“兴亡周期率”的真正“法宝”。

　　其形式就是文化大革命：一种按照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而进行的“全民发泄”，一种经过灌输而迫使你不得不萌生的事关政治的自我意识。

　　所以毛才说他一生就只干了两件事，才说这样的革命每隔七、八年就要再来一次。

　　让“乱”成为周期性的“正常”，这不就没有“兴亡”问题了吗？

　　这也合乎毛所理解的辩证法：不乱不治，乱中有治，对立统一。

　　让天下不得安宁（一座座火山爆发之类的话），让人自身也不得安宁（斗私批修之类的话），这其实就是安宁，或者说，就是毛心中“其乐无穷”的状态。

　　所以毛并不相信“新人”、“好人”、“人性善”之类的痴言，他不但要批判资产阶级人性恶论，也狠批孔老二的人性善论，这在今天看来倒真是火眼金睛。

　　人性中善恶各半，在天平上永远是平衡的；善要积累的多一些，先得要使自己这边重一些，而这在逻辑上就不通，因为它等于承认了善一开始就多（重）。这次美军虐待伊拉克战俘之事，更使人看透了人性之善恶参半，也明白了为什么会发生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之类的事。只要允许，人（无论是什么时候、何种肤色、那类制度下的人）其实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我们自己在文革中就参与或观望过不少类似的暴行。差别只在是否允许、是否有渠道让人说出来。说出来了，恶行就会收敛一些，事情也就好办一些。说到这里，“合法性”之循规蹈矩也就越发显得必要，尽管我们知道只有“正当性”才激动人心——而且我们相信那些最初把这些美军虐俘的照片公之于众的人一定出自某种“正当性”的而不是“合法性”的理由。所谓的“合不合乎国际法”之类的话，都是事后的辩论，而不是当下的直觉。

　　托克维尔说过，对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就是开始改革时，就是允许公开时，因为尽管坏事可能会得到遏制，但人的感觉却变得异常敏锐，于是身边的坏事也就会显得越来越多。

　　我不知道美国政府算不算一个坏政府；我只知道与文革时比较，似乎身边的坏事正在变得越来越多，那时侯可是真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我已经听到了别人的笑声：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可偷、可遗。

　　是的。３８年前，在“那富有命运特征”的一天里，２００里路，三轮汽车跌跌撞撞地走了将近５个多小时。到华县时，尽管天已经快黑了，但我和母亲谁都没有过是否安全的念头。其实最大的安全问题就悬在我们头顶，只不过我们都不意识到而已。

　　意识到的，只是一个小县城给我的第一个感觉，那就是闪烁着的小油灯，而县城外面，暮色茫茫，炊烟袅袅。

　　我知道我到家了。

　　　　　　　　　　　　　　　　　　　　　　　　　２００４年５月１６日，沪上新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