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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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恒

古代欧亚的交界地--诸文明的汇聚区和传播区

　　提要：人类的交往的过程就是不同的文化汇聚、升华的过程。西部亚洲、中部亚洲在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交流事业中就扮演着"桥梁"的角色，这些"桥梁"不仅渡送东方文明到西方，而且渡送西方文明到东方，同时"桥梁"自身独特的文化，对东西方文明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是属于"桥梁"本身的各文明之间也是互动的。以西亚、中亚为中心的古代世界文化交流过程是极其复杂的，要想在一篇简短的论文中把这一问题解决，几乎不可能。本文拟就这一地区文明传播的情况作一分期并简要分析各时期内的大致情况。

　　一

　　人类自身的历史就是各种不同文化相接触、碰撞、交流的整体史。这种不同的文化用文化地理学家的话来说就是不同的文化圈（亦称文化区或文化地域），即人们根据生产方式、语言、宗教、政治形态、日常生活、房屋构造、风俗以及对自然适应的各种文化现象的差别所划分的地域。伴随地理大发现而来的殖民大扩张，使得欧洲人对自身以外的诸文化研究热心起来，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惊醒了西方人关于进步的理想之梦，西欧中心论受到了挑战，而二战后的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更使这一问题凸显，使人们不得不以新的眼光对待欧洲以外的历史和西方文明以外的文明。思考诸如人类文明是怎样产生的？每个文明自身的发展过程如何？各文明之间是如何交流的？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为此，各家各派提出了观点迥异的说法，试图为纷纭复杂、变化万千的世界历史构筑体系，揭示规律。关于文明的起源问题，有"埃及源流说"、"西亚源流说"、"中国源流说"等主张；关于文明发展的情况最具代表性的是"文明生态史观"，德国的斯宾格勒把世界上的各种文化视为有机体，它们都要经历一个起源、生长、衰落与解体的过程，确切地说犹如人一样，有其童年期、青年期、壮年期，或者说如季节一样，须经历春、夏、秋、冬各季；至于各个文明之间的交流问题由于欧亚内陆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也就成为人们关心的焦点。

　　这里所谓欧亚内陆区是指我们现代人眼中的西亚、中亚地区。不过作为地理概念的"西亚"、"中亚"一词由于历史的关系，很难有一个让众人认同的确切的定义。一般来说"西亚"（又称为"西南亚"）指的是中国西部边疆以西，直到地中海东部沿岸的一大片土地，西北包括小亚细亚半岛，西南包括阿拉伯半岛。东北有靠近中国的阿姆河流域的很多地方，东南有靠近印度河流域以西的很多地方。北边靠近里海，南边即是印度洋；这一地区大致包括现代的阿富汗、伊朗、土耳其、塞浦路斯、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也门共和国、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和巴林等国。 "中亚"主要是指现代的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乌兹别克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及中国的蒙古、西藏、新疆三个自治区。

　　如果说西亚、中亚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事业上单纯起着桥梁的作用，那也还简单。但事实不是如此。西亚、中亚的古代国家在传播其他国家文化的同时，也发展了自身独特而灿烂的文化--有被称为"苏美尔文化"者、有被称为"巴比伦文化"者、有被称为"波斯文化"者、有被称为"希腊化文化"者、有被称为"阿拉伯文化"者、也有被称为"蒙古文化"者，等等，不一而足。因此，我们要想探明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跳过或忽略这些文化的存在。这些"桥梁"渡送了东方文明到西方，反过来又渡送了西方文明到东方，同时"桥梁"自身独特的文化，对东西两面又各自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是属于"桥梁"本身的各文明之间也是互动的。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是古代世界的两大主要文明。从发展阶段来看，在多数地区，如中亚，是游牧文明先于农耕文明；在少数地区，如西亚，据近年来研究，是农耕文明先于游牧文明。于是这个"桥梁"中的两个世界之间就发生着千丝万屡的联系，进行着和平的、有时也是暴力的交往。交往的过程也就是不同的文化在这里汇聚、升华的过程，形成了世界历史上独特的文化现象：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可以随着时代的演进而络绎往返。这一过程如下图所示：

　　以西亚、中亚为中心的古代世界文化交流过程是极其复杂的，要想在一篇简短的论文中把这一问题解决，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本文拟就这一地区传播文明的情况作一分期并简要分析各时期内的大致情况。

　　二

　　一．前古典时期的东西方文明交流　大概在今天仍有许多人持充足的理由相信：西方文明与世界其他地区诸文明迥然不同，是由古希腊--罗马文明经由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而到近代的工业文明独立发展演变而成的。甚至有人把工业革命后的欧洲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制度等常常被直接归结为古希腊--罗马文明"固有本质"的衍化。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古典学者约瑟夫·斯卡利杰就指出希腊人受益于非希腊人的成就。

　　其实在古代，米利都的赫开泰乌斯认为：希腊人长期以来就是埃及文明的子孙。希罗多德指出希腊的一个主要城邦底比斯的创建人卡德摩斯就是属于闪族的腓尼基的一个王子，并且指出希腊的许多神名来自埃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古典学者约瑟夫·斯卡利杰（J. J. Scaliger，1540-1609）也指出希腊人受益于非希腊人的成就。伟大的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说："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可与其实际成就相比的东西。……我们没有权利无视希腊天才的埃及父亲和美索不达米亚母亲"；怀特海也说："我们从闪族人那里继承了道德和宗教，从埃及人那里继承了实践"（1937）。自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种认为"西方"自古希腊--罗马以来就自成一个文明传统的观点开始从根本上遭到质疑。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西方"文明实际上"起源"于非西方--更确切说是古代"东方"诸文明。

　　事实已经证明：东方的各种文明--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赫梯文明、巴比伦文明、希伯来文明以及印度文明等等--对古希腊文明都有较大的贡献，尤其是赫梯文明扮演了古代东方和古代欧洲的桥梁作用。早在公元前三千多年以前，在今日所说的近东一带，包括美所不达米亚、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等地区，就已建立了高度发达且严密的政治和文字系统国家。这一近东文化圈与邻接地区建立了密切的往来关系，不仅有政治、军事、商业、技术上的交流，而且更有语言、文学、艺术上的互渗。

　　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在地中海世界东部的爱琴海一带，产生过一个繁盛的克里特文明，这种文明同亚非大陆的关系非常密切，深受西亚和埃及诸文明的影响，而当时的欧洲--"希腊地区"，还是一个蒙昧未开化的区域。和希伯来人不同，希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自身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在迈锡尼时代，希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的近邻赫梯人、迦南人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之联系。通过南安那托利亚的城市、迦南、塞浦路斯和克里特传送着物质与精神的财富──毫无疑问，这些东西将在希腊土壤中扎根。几年前在希腊底庇斯发现的令公众惊奇的地窖中的圆柱形印章并没有使考古学界震惊，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在希腊大地上将会发现众多的此类物品。二十世纪早期英国考古学家吴雷在叙利亚奥隆特斯（Orontes）河口附近阿尔·敏纳（Al Mina）的挖掘，证实至少在公元前九世纪末期以前，优卑亚岛上的希腊人就已来到此地（当时可能叫Posideion），大量的出土文物表明希腊人把此地当作一个贸易货栈，说明这一时期希腊已和西亚地区有了很强的贸易往来。这个贸易点繁荣昌盛达好几百年之久，希腊人以此为据点并进而与两河流域进行直接的贸易往来。这种贸易把西亚的青铜器、珠宝、象牙饰品等传到希腊，与此同时，由于西亚社会动荡，不仅许多物品出口到希腊，同时相当数量的工匠也来到希腊世界寻求生路。他们在克里特建立起自己的手工作坊，从事珠宝饰品加工，并制作青铜器，另有一部分工匠甚至到达了阿提卡。这样的交往和联系对希腊文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不只是在西亚，古希腊人在埃及的尼罗河支流卡诺色斯河也建有诺克拉底斯（Naukratis）商站。埃及法老萨美提克一世（Psammetichus I，公元前663-前609年）为争霸的需要，建立了一只强大的陆军和舰队，他的士兵大多数是希腊雇佣兵，他还邀请了许多希腊商人在埃及定居，诺克拉底斯就是在这时建立起来的。到法老阿美西斯（Amasis，公元前578-前525年）时答应希腊人可以把这这里建造成一个纯粹的希腊城市，在这里，可按照自己的形式建造庙宇，并且按照自己的愿望经营市场，此后，诺克拉底斯就成了埃及和希腊以及其他地中海国家的商业中心了。可想而知，希腊人从这里学习了多少埃及人的知识。在艺术方面，被称为"原始科林斯风格"（约公元前720-前640年）时期的陶器，就有明显地存在东方痕迹。这些东方化的陶器普遍采用东方纺织品或金银工艺品上撷取的图案、动物形象及神话人物。因此，包括希腊在内的这种地中海东部的早期文明，与其说是欧洲的，不如说是属于东方的更为贴切。

　　随着迈锡尼文明的衰落，早期希腊与近东的这种联系便结束了。这种局面直到公元前八世纪时才被突破，那时希腊人走出了他们的"黑暗时代"，并再次被东部邻居的杰出成就所震惊。这一时期，迦南的腓尼基人把字母传给希腊人，而腓尼基字母又是从埃及象形文字演化来的，后来希腊字母又演化成拉丁字母，并最终成为西方各国的字母；同时，在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学派开始研读巴比伦天文学家的作品，从巴比伦人那里引进了日钟、日晷以并把一日分成十二个部分，开始进行天文学研究，这在后来雅典的哲学学派达到了高峰。到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进入黄金时代，它在艺术、建筑、哲学和文学方面几乎都表现出了东方传统的影响。

　　东方文明对人类的贡献经过希腊、希伯来和基督教一直向西流传，最终到达了近代西方世界。在技术上，这种贡献包括在人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车轮和播种机器；在科学上，则包括对天文学研究的肇始、六十进位制的数字系统──直到今天还在使用，如用度来划分圆，把小时分成分、秒等。美索不达米亚的天文观测最终导致了季节的划分和月相的固定。伴随天文学而来的星相学，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了黄道的名称──公牛座、双星座、狮子座、天蝎座等等；那种认为哲学起源于希腊的流行说法显然是荒谬的。许多世纪之前，埃及人就提出了对宇宙本质、人类社会伦理问题的许多想法。希腊人的贡献，勿宁说是使哲学发展为比以前内容更为广泛，包罗万象了；在政治上美索不达米亚把它政治制度中最重要的二项内容传给了西方文明──城邦和神圣王权的概念。城邦制度分布在整个地中海周围的大多数地区，王权──君权神授的概念，君应向神们述职的概念──传入西方社会的本质之中。今天英国君主的加冕仪式可以说是美索不达米亚仪式的再现；在法律上美索不达米亚把成文法传给了西方。或许这并不是夸张，美索不达米亚的法律照亮了文明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希腊和罗马通过近东的接触而受到影响，伊斯兰世界只是在征服了现在的伊朗，即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中心地带之后才有了正式的法典。究竟现在的法律中有多少因素可以追溯到美索不达米亚已可断定，就如英国历史学家赛格斯（H. W. F. Saggs）在其所著《伟大属于巴比伦》一书中所说的："有关抵押方面的法律最终都可追溯到……古代近东"。

　　希腊文学也表明它受了许多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洪水故事和希腊神话中的丢卡利翁的传说相似，丢卡利翁造了一艘船，靠它渡过了洪水，而洪水却毁灭了其他人类。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的屠龙题材在希腊传说中也有类似的传说，如伊阿宋和赫拉克勒斯的故事，他们两个都杀了几个怪物。上帝为惩罚人类而施的瘟疫是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的题材。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阴府也惊人的相似，两者的阴府都是灰暗的地方，与现实的世界相分离，来世与现实只靠一条不祥的河连接着，死者由此河运送。同样地，希腊为死者所作的挽歌，似乎在苏美尔人的作品中也有相似的地方，这部作品最近已由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馆从泥版文书中翻译过来。作品中一位美索不达米亚诗人以夸张的语言哀叹他父亲和妻子的去世。甚至希腊史诗的形式，通过其他媒介影响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史诗中也可找到它的原型。这时腓尼基的神也传入希腊，如在腓尼基神话里有一个神叫做"浦昂"（锤子神），后来被希腊人改称"皮格梅"，意思是"拳头大的神"。

　　在希腊"智慧"文学里，学者们直到最近才发现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型。《伊索寓言》中的几个故事在苏美尔中都有原型，公元前18世纪的两河流域《农人历书》版本中的劝导词和赫西俄德的《田工农时》奇异的相似。许多苏美尔的对话现在正被拼凑在一起以图翻译过来，这些或许可以证明一些作品如柏拉图《对话集》中存在一些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型。

　　因此，追本溯源，倒是亚、非地区的文化影响了希腊文化，尤其是从公元前750年到公元前650年的一个世纪里，希腊文化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鉴于上述史实，英国学者奥斯文·穆瑞在1993年首次提出了"东方化时代"的概念，立即受到学者们的普遍接受，这个新的观点第一次从本质上肯定了东方文化对希腊文化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古代地中海世界，原先就存在过一种希腊因素和东方因素相汇合的文化。当然，这种汇合并不是简单的"合并"，双方的关系是互动的，并不是始终一方对另一方一边倒的强势影响，究竟是谁对谁的影响大，是由不同时期各种具体而复杂的因素决定的。

　　二．古典时期的东西方文明之交流　在西方，"古典" 一词用于历史时期时，有广、狭两种含义。至于前者，有人认为古典时期在希腊是从公元前600-前300年，在罗马是从公元前300-公元300年；也有人认为大致是指公元前十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希腊、罗马的文化艺术；还有人认为整个古代希腊文明（甚至包括罗马文明）都可称之为古典文明，因此希腊--罗马时代被称之为古典时代或古典世界；甚至有人认为西方古典文明包括古代西亚、北非、南亚、中亚的传统；西方（欧洲）古典时代应从公元前1000年代初古希腊文化算起，加之以罗马古代共和国至帝国，而结束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或延长至东帝查士丁尼（公元527-565年）时代。这时又因蛮族入侵，结束了欧洲古典文化，所以西方（欧洲）古典时代，是介于先后两次大规模的蛮族入侵的历史事变之间，亦即古欧洲第一次和第二次黑暗时代之间。狭义上来说是指介于古朴时期（公元前8-前6世纪）和希腊化时期之间的那段时期；而在这个时代中真正的古典阶段约出现于公元前460-前430年之间--阿提卡和伯罗奔尼撒出现一种生气勃勃、无与伦比的发展时期。

　　一般来说，在希腊文化史上，公元前5世纪称为古典盛期，下一个世纪则称为古典后期，有时也以世纪为专名而分别称之为"五世纪"和"四世纪"（不加公元前字样）。严格地说古典盛期在希腊是从公元前480年波斯人失败开始到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为止，在罗马是从前一世纪开始直到公元14年奥古斯都去世为止（这段时间也就是罗马史上的"黄金时代"）；也有人认为是从马拉松战役开始，而古典后期则在前330年结束，并不完全等于整个世纪。本文所考察的对象就是狭义上的古典时期。

　　这一时期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吸收主要是因希波战争的爆发而得到加强。古波斯帝国是雅利安人中的波斯人居鲁士二世于公元前550年灭米底，进而向外扩张而建立的。雅利安人这个名称是从雅利安语系而来的，属于雅利安语系的人有印度人、希腊人、罗马人、日耳曼人、克尔特人以及斯拉夫人等等。波斯人，在语言方面，也属雅利安语系。不过这种人虽同属雅利安语系，他们的骨骼、血缘、发式、眼睛、头盖等并不完全相同。公元前500年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米利都反抗波斯起义，加之波斯人支持腓尼基舰队活跃于小亚细亚和黑海海峡地区，侵犯了希腊人的商业利益而爆发了希波战争，最终以希腊的胜利而告终。这场战争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是深远的，此后，世界文明发展的格局便逐渐形成东西方并立共存之势，一直延续至今。这次战争更大大地扩展了希腊人的视野，进一步促进了希腊人的海纳百川的雅量,增强了希腊人的自信心。

　　希波战争曾把"苜蓿"（Alfalfa）输入到希腊。苜蓿是喂马的一种很好的饲料，希腊人称之为Mēdikē，因为大量生产于波斯境内的米底，而由希波战争时传如希腊的。中国音译为苜蓿，可能出自波斯境内靠近里海一个地方的土语būso。希腊人称桃子为波斯苹果，杏梅为亚美尼亚苹果。他们以为桃子出自波斯，杏梅出自亚美尼亚。劳费尔（Berthold Laufer）在《中国伊兰》一书里说，希腊人错了：桃子原来出自中国，杏梅原来也出自中国。波斯人和亚美尼亚人，不过做个媒介，把桃子和杏梅从中国经由波斯输入地中海而已。

　　这一时期古埃及的文化对于古典时期希腊文化的影响也很大：许多伟大的希腊学者这时前往埃及并在那里学习过，如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德摩克里特、希罗多德、柏拉图、梭伦、毕达哥拉斯、欧克多索（Eudoxus）、Democritus和Oenopides，等等。当代学者很少认为这些人全都在埃及旅行过，但也很少有人全部否定他们没去过埃及。更加重要的是，当代也很少有学者争论埃及文化对希腊文明所发生的重要影响这一事实。

　　60年代晚期，亚述学家戈邓（Cyrus Gordon）、阿斯特（Michael Astour）以及古典学家韦伯斯特（T. B. L. Webster）就尝试建立古希腊和古代近东之间的重要联系。不过那个时代人们对这一类观点是抱有如此的敌意以致于1967年晚期杰出的古典考古学家库克（R. M. Cook）在《希腊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上略带恐惧地断言"埃及雕刻的风格恐怕对公元前7世纪希腊没有直接的影响……并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那时的希腊雕刻家得到过埃及雕像"。那时涉及到埃及对早期希腊影响的主要观点已在Christian Froidefondy于1971年发表的名为《埃及人的海市蜃楼》一文中得到充分的阐述。不管怎样，自1971年以来，有关希腊和埃及之间关系的学术观点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三、希腊化时期的东西方文明交流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公元前355-前323）东征以后所建立的地跨欧亚非的帝国，第一次统一了地中海东部、西亚地区，也由此开创了人类历史上光芒万丈的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23-前30年）。亚历山大帝国几乎包括了当时人类的主要文明--波斯文明、埃及文明、犹太文明、甚至印度文明--唯儒家文明例外。因此，整个欧亚大陆的交通就被打通了。不过这时的西方，文化中心发生了转移，地中海世界的文化中心由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转移到东方各地，我们可以列举出最卓越的四个来：尼罗河口的亚历山大里亚、小亚细亚的帕加马、叙利亚的安条克和小亚细亚海岸外的罗得岛。以后的数世纪，这些地方一直是欧亚非文明的汇聚地。

　　希腊化时代和我们前面所讲的东方化时代以东方对西方的影响为主正相反，这一时期以西方影响东方为主，充分地体现了古希腊文明的扩张性。不过东方文明对西方文明的贡献还是不可忽略的，于宗教信仰、科学等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文明交流的范围也大大拓展了，从印度到西西里，从咸海、里海到印度洋、到麦罗埃（Meroe），各种不同的传统，不同层次的文化都参与了希腊化的过程。

　　梵语词汇"书"、"笔"、"墨水"等源自希腊语。这表面书写的学问只是在印度人与希腊化的书籍贸易中得到一些知识后，才在印度开创的。水力磨房据说是希腊人米特罗多鲁斯（Metrodoros）传入印度的；在帕提亚的尼萨宫廷，酒杯上刻着酒神故事，宫中装饰有阿芙罗狄特、赫拉克力斯、赫拉的雕像，还上演希腊的戏剧；小亚细亚的卡帕多西亚、本都、比提尼亚及亚美尼亚的小君主，也对希腊文化一见倾心。他们接受希腊的崇拜名称，宫廷中使用希腊语言，修建希腊式神庙，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新建的城市，都力图与希腊--马其顿人君主国同列；波斯货币上，已见有Basileus（王）的文字，可见希腊文化对其影响之深。

　　在希腊化世界所有社会集团中犹太人或许最不易受外界影响。然而，据《马加比传》中记载，耶路撒冷教堂一个名叫耶孙（Jason）的高级教士引导同胞们接受希腊生活方式。追求希腊生活方式和外国风俗习惯的潮流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以至就连祭司们都对圣制失去了兴趣，对祭品不感兴趣。只要一见信号，他们马上就冲出去参加律法所禁止的运动会。为了参加运动竞技，有些犹太人甚至不惜动手术消除割礼所留下的疤痕（《马加比一书》一15）。

　　罗马是从公元前三世纪开始直接接触与大量吸收希腊文化的，这已是希腊文化发展的晚期阶段--希腊化时代。我们通常所说的希腊文化精华主要产生于公元前五世纪前后的古典时代。例如，汉密尔顿的《希腊方式》一书所论，就全是古典时代的作品（还包括像《荷马史诗》之类更早的作品），于希腊化时代却只字未提。尽管罗马吸收古典时代的希腊文化遗产的渠道始终畅通，但直接接触并吸收最多的毕竟是希腊化时代的希腊文化。罗马城这时象东地中海的许多港口一样，欢迎来自叙利亚、小亚细亚、埃及和希腊的学者。罗马文化受外界影响最多的自然是希腊文化。例如，罗马哲学、文学、戏剧、美术等，无一不是承继了希腊文化的衣钵。就是本来其神性跟希腊宗教毫无关系的罗马诸神，后来也都分别把他们对比作希腊奥林匹斯诸神，所以自古"希腊--罗马神话"就被混为一谈。古希腊有名的一句谚语"光明来自东方"，这本来是形容古老的亚非文化对古希腊文化的影响，如今可以原封不动地移用到希腊文化对罗马文化的影响上。

　　希腊化文化以排山倒海之势涌进了罗马，结果使武力征服者的罗马人变成了被征服者，因而也曾经惹起一些民族主义者的反抗。如大加图和瓦罗都反对希腊学术。特别是加图写了一本关于医学和农业的书，来以此证明罗马人比希腊人高明，他憎恶和蔑视希腊人和希腊文化，认为希腊人的著作只配供查阅而不配供研究。然而他的著作却大量地运用了希腊人的资料。但是大多数罗马人都努力把希腊人的学问吸收过来。正如罗马大诗人贺拉斯所颂歌的："被征服者希腊反而战胜了征服者罗马，使粗野的拉丁民族迈向文明开化"。的确，罗马人继承了希腊文化遗产，接着再由罗马远征军把她传遍世界各地，使罗马人在人类文明史上建下不朽之功。

　　在印度，希腊文明经由西亚地区传入，形成了世界美术史上著名的犍陀罗艺术（因为它盛行于阿富汗和印度间，以白沙瓦为中心的犍陀罗艺术）。印度的佛教，原来是没有偶像的。自从希腊文明传入，佛教仪式里也有了偶像。而偶像的塑造，最为突出，最富有希腊色彩。犍陀罗艺术后随佛教传向外传播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日本、印度支那和印尼的佛教艺术。新疆的早期佛教壁画就是犍陀逻艺术的移植--天山南路发现的古代西域画大都是附属于建筑物中的木版画、壁画和藻井（天花板）图画，单独成幅的有纸本、绢本、麻本和棉本图画。在前一类中的木版画和壁画，运用最多的是水粉画，多属于希腊罗马风格，和藻井图画、单幅绘画主要属于波斯、印度和中亚系统的有显著的不同。羌以东米兰遗址出土的壁画，是4世纪以前汉晋时代鄯善佛寺的遗物。其中有一套太子须大拏本生故事画，有一个画面是须大拏将大白象施舍给人。在白象的胳窝上有一小段关于画家的佉卢文题记："蒂特作画，值3千包马卡（Bammakas）。"蒂特（Tita）一字就是罗马文字中经常使用的Titus一字，意为"仿罗马皇帝提图斯式的画像"。

　　至于在此范围之外的中国，希腊--马其顿人也很有可能与其有过接触。公元前三世纪末至前二世纪初，塞琉古将领Euthydemus据大夏和粟特独立，他和他的儿子狄米特里（Demetrius，死于公元前167年）向四周塞种人地区、安息和大宛扩张领土。斯特拉波曾引用后来学者的说法，认为他们把自己的帝国扩张到中国和弗林尼（They extended their empire even as far as the Seres and the Phryni.）。塔恩认为这些希腊人侵入了中国的新疆（Chinise Turkestan）。西方一些学者普遍认为塞里斯（Seres）即指中国。日本学者及川仪右卫所著《东洋史》中说："Seres者原由中国丝字一音推演而成，即丝商人之意，于是常称中国人为Senica"。可见，在希腊化时代西方关于中国的知识的最初来源之一，便是与中国丝绸有关，这当然是因为丝绸乃中国文明的最伟大成果之一。发现于塔里木地区的一枚中国人的陶土印章，呈现出希腊式的图案。有的学者据此认为，希腊的影响在希腊化时期就已达到中国境内。如果这一论点基本成立，那就可以说，希腊化时期，希腊文化与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欧亚非大陆的各主要古老文化，都发生了或多或少的接触。

　　四、罗马帝国与汉帝国时期东西方文明之交流　自从有些文明中心演变成庞大的帝国以来，人类各共同体间的交往一般是通过帝国的盛衰、更迭获得进一步的扩展和深化的。帝国仿佛是人类各共同体间交往的凝聚点。希腊化时代的结束也就是亚欧大陆三大帝国建立的时期：西方的罗马帝国、东方的汉帝国、南方的贵霜帝国。而欧亚大草原就是联系这三种古代文明的孔道，所谓"欧亚大陆的动脉"。公元二世纪，在世界的东西方分别耸立着两个庞大的帝国：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当时人类各共同体之间的重大交往活动几乎都与这两个帝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地跨欧亚非的罗马帝国之庞大在世界文明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当时作为帝国一个内陆湖泊的地中海把亚洲海岸、非洲海岸和欧洲海岸连成一个统一的世界。地中海沿岸各省形成了一定发展程度的专业分工，稠密的海陆商业贸易网维持着整个帝国的经济生活。如作为帝国中心地区的意大利几乎所有的产品都不在本地消费，而罗马本土则需要埃及每年供给它4千万加仑的麦子。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方的制陶涂釉方面的技术就是在罗马帝国时期传入中国的。罗伯特·路威曾以制陶技术为例系统地阐述他关于"文明是一件东拼西凑的'百纳'"的思想。他说，在中国也和他处一样，简单的手制陶器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公元前3000年前后，陶轮从近东传入中国，在其后的岁月里，中国人在他们的制陶术上又加进了另一种西洋花样即涂釉。但他们又不是简单的模仿者。这一情况后来又由日本学者三上次男作了进一步的考证。他把涂釉技术分为灰釉技术和绿褐釉技术，认为后者"可能是由罗马地区传来的"，因为，在公元二世纪，"西方的罗马地区和东方的中国之间有了通商关系"。

　　汉以来，大秦（罗马帝国）和中国官方的、民间的、直接的、间接的交往日渐见于西方、中国的典籍。公元一世纪，一位居住在埃及红海边贝勒尼斯（Berenice）城的商人，在他撰写的《厄立特里亚海的航行》一书中第一次提到了中国，指出到了秦国（This,即中国），大洋就止于此。还记载秦的北方有一座大城市，叫作秦尼（Thinae,也许他指的就是长安），秦尼的丝所织成的绸缎则经陆路过大夏而达印度。有趣的是，那时的西方竟把中国说成是一个南北相接的两个国家。托勒密在《地理志》中说，亚洲最东边有两个国家，一名塞勒斯（Seres），一名秦尼（Sina）。两国相邻，塞勒斯在北，秦尼在南。古代波斯、印度和希腊等称中国为"支那"（Chin Sin Sinae），据史地学者考证，"支那"就是"秦"的对音。一般认为，欧洲文献中最早提到中国，只是在耶稣纪元之前不久，在公元前一世纪横越帕米尔高原的丝绸贸易开通之后。秦论是到达中国且留下姓名的第一位大秦商人。吴黄武五年（226年），任交趾太守凡40年（公元187-226年）的苍梧人士燮因病去世，其子士徽自立为交趾太守，为此，吴派将军吕岱率兵讨伐士徽，事定之后以吴邈为太守。就在这时，大秦商人秦论来到了交趾。太守吴邈立即遣送秦论往武昌，受到吴大帝孙权的礼遇。孙权向秦论问大秦的"方土风俗"，秦论"具以事对"。秦论对山越"黝歙短人"感到稀罕，孙权便派会嵇人刘咸送给他山越男女10人。由于刘咸在道病逝，秦论未能得到这份"礼物"而径自回国了。

　　在中国的汉代，张骞也先后两次率队出使西域。历经大宛（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乌兹别克、塔吉克）、大夏（阿富汗）、安息（伊朗）、身毒（印度）等地，并得知条支（伊拉克）、大秦（罗马）等国情况。张骞通西域开辟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新时代。在西汉以前，中国灿烂的丝织品就经陆路销往印度、罗马等国家。但在张骞以后，这种交流呈高潮之势。中国特产丝绸是沿此路输往西方的最重要的商品；西方商旅沿此道东来，要寻求的第一种的东方产品也是丝绸。丝绸联系着东方、西方。这条欧亚陆上交通线就有了"丝绸之路"的美名。丝绸之路被喻为世界历史展开的主轴、世界主要文化的母胎、东西文明的桥梁。中外学者将古代张骞通西域与近代哥伦布航行到美洲并称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两大历史事件。

　　正因为当时通过丝绸之路，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已有一定的水平，所以《后汉书》中有关大秦国的记述已较《史记》、《汉书》详细。《后汉书》记述甘英欲往大秦的始末说："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赉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这件本应在中西交通史上留下巨大影响的行动，竟以"望洋兴叹"而告夭折，固属千古憾事，但从班超有意采取遣使行动，以及甘英已"临大海欲渡"看来，这一事件本身就已反映了当时中国与罗马接触的水平，虽告失败，仍不失其历史意义。

　　我国史书记载的更为重要的事件是大秦使节的来访。公元166年，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安东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120-180，即中国史书上所称的安敦王）的使者在越南中部的日南登岸，到洛阳晋谒。所带礼品有象牙、犀角、玳瑁，于是两国"始乃一通焉"。这次通使是中西交通史上的大事，但并不见于罗马史籍，学者大都推测这是罗马商人的航海活动，但至少也标志着来自亚历山大里亚的罗马商人经营的海外贸易进入了极盛时期。

　　五．中世纪时期东西方文明之交流　这一时期东西方文明在这一地区的融会内容最为多采、成果最为丰富、影响最为强烈。因为阿拉伯-蒙元在时间上处于古希腊-罗马文化、古巴比伦文化、古波斯文化、古叙利亚文化、古印度文化、古中国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之间；在空间上处于东、西要道所使然。阿拉伯人与各民族的交融，促成了帝国的经济、文化的大发展。

　　唐朝是中国封建经济鼎盛时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城长安空前繁荣，各国使臣商人云集。唐朝强大自信，胸怀宽阔，对域外文化兼容并蓄，长安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大舞台。长安的威名远播各地，就是中亚诸国，以至拂菻（即东罗马帝国，也称拜占廷帝国）、天竺（印度）也都流传着长安的盛名。

　　中国领先的经济文化和远播的国威，吸引着东西方各国人民越流沙、涉鲸波，万里迢迢来到长安，观摩摄取中国文化，同时也带来多姿多彩的域外文化，长安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来到长安的外国使臣几乎包括所有的亚洲国家，并远及非洲、欧洲。往来频繁，人员众多，中外罕有。仅651-798年间，大食（阿拉伯）与通使37次。长安还有许多外国权贵侨民。仅举一例就足以说明，波斯（伊朗）萨珊王朝破败后，王子卑路斯携残部避难长安，客死于此。其子尼俚师从长安率残部数千西归复国，失败后继续在长安避难。复国的残部人数多达数千，可见随从王族迁居长安的波斯人的众多。在长安侨居更多的是外国商人、艺术家。长安百余万人口，其中外侨就超过2万。真是盛唐文化甲天下，万国宾客聚长安。外侨云集，带来域外文化，长安显得格外繁荣，五彩缤纷。

　　唐朝对域外文化兼收并蓄，群花争艳，才有唐文化繁荣。外域传来的文化，对唐人来说，是开发耳目的新事物；对到长安的各国人来说，唐文化是启迪心智的新见闻。唐文化对域外文化损益取舍，吸取滋养，而愈益丰富多彩。东西各国再对中国文化观摩摄取中，发展了自己的文化。文化交流的双方均受益。唐代是中外文化交流极盛的时代，长安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大舞台。

　　公元七世纪，阿拉伯人发动了"圣战"，持续了近一个多世纪，从而建立起了一个比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还要广大的帝国，其疆界西到大西洋东到中国与印度边境。阿拉伯人卷起了穆斯林狂飙，挽救了囚禁在拜占廷帝国的古典文化，他们把这一灿烂的文化不仅传遍整个穆斯林世界，而且还传播到北非和欧洲的桥头堡--西班牙。阿拔斯王朝建立后，阿拉伯人的军事扩张，基本停止，帝国的局势，日渐安定。随着政治和经济的迅速发展，文化生活也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阿拉伯语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因此，阿拔斯封建统治阶级，迫切希望吸取先进文化，希望把波斯、印度、希腊、罗马……的古代学术遗产，译为阿拉伯语，以满足帝国各方面的需要。因而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在这期间（约从8世纪中叶到10世纪），阿拉伯人把当时可以得到的希腊、叙利亚、波斯、印度的哲学、医学和科学方面的著作大都译成了阿拉伯文。

　　阿拉伯学者们对待外来知识的态度并不是亦步亦趋的，他们在汲取波斯学问和希腊文化遗产方面，都使之适合自身的宗教信仰和特殊需要，并开始了创造性的活动，在炼金术（他们改变了希腊人思辨的做法，通过实验的方法，对种种化学现象进行细致的观察，积累资料，只是他们未能做出科学的结论和建立科学的体系）、数学、天文学等学科中，作出了新的贡献。正如艾尔·比鲁尼在《塞伊达那集》中所说："凡世界各地的科学被译成了阿拉伯文；它们获得修饰而深入人心，其文字的优美在人们的血管里川流不息"。　乔治·萨顿："拉丁文化是西方的，中国文化是东方的，而阿拉伯文化却两者兼备"。

　　当然，阿拉伯人也在代数、光学、炼金术等方面作出了独立的贡献。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整体的阿拉伯文明并非纯粹是阿拉伯人的"专利"。如果说，希腊人在物质和精神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近东古代文明（如他们从腓尼基人那里借用了字母表和造船术，从巴比伦人那里学来了天文学和数学，从埃及人那里引进了几何学，等等），而希腊文明又成为拜占廷和中世纪西欧文化摇篮的话，那么，阿拉伯文明则对整个欧洲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为近代欧洲科学的兴起作思想材料方面的准备），但这种文明本身又是希腊、罗马、叙利亚、波斯、中亚细亚、印度、中国等文明的凝结体。

　　十字军东征（1096-1291）严重地破坏了西亚和东罗马的社会产生和文化，牺牲了亚洲和欧洲无数人的生命。但也使侵略者接触到了东方的文明，模仿东方封建主的豪华生活成了西欧封建主阶级的风尚，这在客观上不但沟通了西方和东方的商业关系。而且也使西方人从东方汲取了丰富的知识。东征使得欧洲对于奇花异草，珍禽怪兽之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植物园、动物园陆续创建起来了（有似于亚历山大东征欧洲知识界所发生的情况）；穆斯林的科学、哲学以及他们所翻译的希腊古典著作，使西方人的心理上受到很大刺激，回到欧洲后，发动了教育与文化的改革运动，改变了以前那种课程只是圣经或祷词的教堂教育，扩大了教育的范围，增加了课程的门类；也使他们对东方人的偏见有所缓和。

　　这一东征运动也加快了阿拉伯文化在中国传播。元世祖时，有关阿拉伯天文仪器和天文学的书籍，传入中国。中国的天文学家从中学到了不少知识，元代郭守敬在编制《授时历》时，采用了从伊斯兰世界传入的数学知识；阿拉伯的医学对中国的医药学也有一定的影响。明朝大医学家李时珍《本草纲目》里，就有阿拉伯的药物和治疗方法。

　　　　中国文化对阿拉伯文化同样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元朝同20多个国家建立了通商关系。在元朝的军队和朝廷里都有来自中亚、西亚的人；基督教、伊斯兰教纷纷东传。从成吉思汗起，历代蒙古帝王对各宗各派都采取宽容政策，元世祖曾对马可·波罗说："有人敬耶稣，有人拜佛，其他的人敬穆罕默德，我不晓得哪位最大，我便都敬他们，求他们庇护我"。13世纪末，伊儿汗国的统治者仿效中国办法发行纸币，从此中国的版刻印刷术在波斯一带开始应用。后来，活字印刷术也从元朝向西方传播。关于制造火药和火器的技术也是在这一时期西传的。十三世纪，蒙古军队进攻阿拉伯帝国时用过火器。1260年，埃及素丹打败蒙古军队，许多蒙古士兵投降，为埃及素丹提供了制造火器的工匠。后来火器制造方法传道了伊斯兰各国，一直传道欧洲。阿拉伯人接受过中国的造纸术、指南针和火药等发明，并把这些技术传入欧洲，是对世界文化发展的伟大贡献。西方在利用火药技术的基础上制造了新式的热武器，有助于王权消灭封建割据；罗盘为西方的航海者进行远洋航行提供了可能性；印刷术的西传为新知识新思想的传播增添了有力的媒介。马克思认为："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

　　当元代的中华文明经过西亚、中亚源源西传时，西方文明也经过于这时传入中国，这一地区传入中国。在数学上，中国人在数学上使用阿拉伯数字也始于元代。在天文学上，元世祖时，有关阿拉伯天文仪器和天文学的书籍，传入中国。中国的天文学家从中学到了不少知识，元代郭守敬在编制《授时历》时，采用了从伊斯兰世界传入的数学知识，特别是球面三角知识；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里亚的著名学者拖勒密的《天文大集》被译为《麦者司的造司天仪式》；据1272年统计，仅回回司天台就申报该台有经书242种。其中有欧几里德几何学的阿拉伯文译本。在医学上，元代开始设立管理"回回医药"的机构；伊本·奈迪木《书目》中记载，有个中国人在阿拉伯著名医生拉齐的家中住了一年，学习了5个月的阿拉伯语，就能讲话流利，书写熟练，走的时候，还用速记法，记下了拉齐和他的学生朗诵个格林（按：格林即古希腊名医盖伦）医学著作。这一点正如奥地利学者瓦尔特尔·霍利切尔所说："东方民族--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以及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民族对世界文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因此，中世纪欧洲的自然观决不仅是"西方世界"的产物。

　　三

　　总的说来，古代世界的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一个特点是彼此的认识还较朦胧，看法也不够客观，搀杂许多传说，这主要是因为这时的人们所知道的有关对方的信息主要通过中东地区诸古国辗转而来的。如当时西方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羊"羔生土中，国人筑墙围之，脐与地连，割之则死；但走马击鼓以骇之，惊鸣脐绝，便逐水草"的游牧部落；再如，波斯人和印度人相信，水老虎是世界的征服者--伟大的亚历山大变来的。波斯人的许多述异著作，就称亚历山大为"双角的亚历山大大帝"。而印度的巫师则相信，亚历山大的前生，是一只熟悉亚洲热带丛林生活的老虎，所以，他闻名世界的远征，注定了要到达那里。在印度某边远地区的圣林中有二棵神树可以预言未来，其中一棵说的是印度语言（也许是汉语、广东话），另一棵就把前一棵的话译成希腊语给站在二棵树之间的亚历山大听。而这些传说又通过各种途径传到了中国。不过到了宋代，人们对西方的认识就比较清晰了。赵汝适在《诸蕃志》中的"遏根陀国"说道："相传古人异人徂葛尼，于濒海建大塔，下凿地为两层，砖结甚密，一窖粮食，一储器械，塔高二百丈，可通四马齐区驱而上，至三分之二，塔心开大井，结渠透大江以防他国兵侵，则举国据塔以拒敌，上下可容二万人，内居守而外出战。其顶上有镜极大，他国或有兵船侵犯，镜先照见，即预备守御之计。近年为外国人投塔下。执役扫洒数年，人不疑之，忽一日得便，盗镜抛沉海中而去"。这里的"徂葛尼"便是亚历山大的阿拉伯文音译， "大塔"就是号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法罗斯灯塔。赵汝适在"遏根陀国"中所记述的事情，大概是根据阿拉伯人所谈的材料写的，而马苏第在《黄金草原》一书上也曾谈到类似的事情，可见赵汝适的记载并不是虚构的。

　　　　　　另一个特点是关于这一时期的资料比较少，也较分散，就是对同一资料也是见仁见智，得出不同的结论，以致争论不休。如黎轩，初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在以后的文献中又作黎靬、黎犍。自张骞"凿空"以后，黎轩已与汉交通，汉曾遣使抵黎轩。安息曾以"黎轩善眩人"献于汉。但是，关于黎轩的对音与地望是学界争论不息的一大公案。就对音而言，多数学者已支持Alexandria说；不过自亚历山大东征后以亚历山大为名的城市据普鲁塔克说有70多座，中国典籍上出现的黎轩，有的很难确定在埃及地中海沿岸一带，因而在个别情况下需探求另外的地理位置。若以黎轩比定为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还需对诸文献的相应用词的实际所指有具体的了解。鉴于公元前321-前30之间，埃及处于希腊化的拖勒密诸王统治之下，因而《史记·大宛列传》的黎轩和《汉书·西域传》的黎靬，实际上是埃及拖勒密王朝。公元前30年，拖勒密王朝并入罗马成为一个行省。自东汉起，汉文典以"大秦"指称罗马帝国，因而又有"大秦国一名黎犍"（《后汉书·西域传》）或"大秦国一号黎"(《魏略·西戎传》)的说法。这样黎轩的实际含义便与大秦相同，其内涵显然是扩大了。故文献中所记载的黎轩既揭示了中国与埃及的早期交往，又构成了中国与罗马关系的组成部分。

　　从上述所论我们可以得出这种结论：任何一种文明都不是闭封自守的，一种文明要想永葆青春，必须积极吸收各种外来文明，并加以改良。如果一定要讲究文化的"纯正性"，那么反而因为世世代代近亲交配而有退化淘汰之虞。我们中华文明就以兼收并蓄著称，别的不说，至少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印度文化的强烈影响，所谓儒释道一家是也。那种"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远不相会"（英国诗人吉卜林语）的观点早已过时。

　　今天的世界在急剧地缩小，人类各文明之间的交会，已势将汇合为一个共同的人类文明。今日世界事实上正在缔造一个"地球村"式的普世秩序与普世文化。

《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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