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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亚文 中国近现代以来战略思维的演变
内容提要：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战略，必然要研究战略思维。本文借用文化哲学和科学哲学的有关概念，构造了战略思维的结构与范式，并利用这一建构，对中国传统战略思维和现代战略思维进行了分析，指出近现代以来中国战略思维经历了由"文化至上"到"国家利益至上"再到"国家利益+地区责任"的二次思维范式转换，认为战略思维转换的动力来自文化形态和国际战略环境的变化，关键在于核心性的战略价值观的重塑。并指出对当代中国来说，要科学合理地运筹好战略决策，就必须认真细致地考察当代中国的文化形态和面对的国际战略环境，在改造战略知识空间和战略价值观的基础上形成反映客观战略决策需要的现代战略思维。
从文化的角度看，不少人指出，战略从其底蕴和根基来说，乃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反映，一定的战略思想总是和一个民族的一定的文化形态和哲学理念密切相联。有基于此，一个民族在其生命历史展开中形成的战略思想，究其本质来说其实是战略文化（李际均，1997）。那么，又该怎样来理解和剖析战略文化呢？本尼迪克特认为：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本尼迪克特，1988，第45-46页）。依此观念，
一定的战略文化同样表现为一定的战略思维模式（战略行为模式无非是战略思维模式的观念外化），而要研究战略文化，就必须研究战略思维。
假如我们同意，文化从其深层来说是文化承载者的思维，而且文化承载者的行为是受其思维支配，我们就应该意识到：战略研究的最有价值、最能说明问题的部分，就在于对战略思维的解析。战略决策者的行为（包括具体决策）可能是千变万幻的，但其思维模式却可能始终如一。塞耶·马汉就曾指出：一个国家的战略决策应"将长期性的观点与短期性的观点相结合"，"在某一时刻，长期性的观点要服从于短期性的迫切要求，
但一旦危机过去， 国家就应该高瞻远瞩了"（马汉，1997，第206、208页）。所谓战略决策的"长期性观点"，本质上就是一国的战略思维，它反映了一个国家根本性的安全与利益要求，因而是长期而稳定地发挥作用的。比如，马汉指出，对美国来说，扩张主义是美国的"长期性观点"，在南北战争时它因"短期性的迫切要求"即国家统一的需要而"临时忘却"，"但它在内战结束之际又迅速地复活了"（马汉，1997，第208页）。
基于战略思维问题的重要性，本文即试图借用文化学和科学哲学的有关观念，结合近年战略思维研究的最新成果，对近现代以来中国战略思维的演变作一探讨。
战略思维的结构与范式
一般说来，人的思维结构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思维主体的知识空间，一是思维主体的思维方式。而价值观是思维模式实现结构转换的前提，它对思维结构中的知识空间和思维方式进行评价、选择和认同（白婉华、杨继奎，1992）。笔者从文化学的意义上来理解思维模式和思维结构，按照文化学的观念，战略思维的结构包含三个要素：
思维方式 特指战略决策者进行思维活动的生理特质， 它所规范的是思维活动的程序和步骤。所谓逻辑思维、直觉思维、形象思维皆是其形式表达。一般说来，由于思维方式是表现于人的生理层面，因此，思维方式具有质的稳定性。而且，在思维主体的头脑中，三种主要的思维方式──即逻辑思维、直觉思维、形象思维皆是同时存在的，不过对于不同的战略决策者来说，这三种思维方式在整个思维方式的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却存在有差别。
战略知识空间 特指战略决策者进行战略思维活动时所运用的中性信息结构，即它所表征的是战略决策者是用什么信息来组织战略思维活动。假如把战略思维比作一串珍珠，那么，思维方式就是连接珍珠颗粒的线串，而战略知识空间就是在线上的诸多珍珠颗粒。由于战略是为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而存在，因此，战略知识空间从其主要方面来说，是与一国的安全和利益相关的那些知识和信息。
战略价值观 战略究其本质来说是国家间相对抗的产物，否则，战略便了无了存在价值。战略决策者在筹划战略时，必然要以一定的价值观念作为指导和规约。一串珍珠串成什么样的形状，是服从于人的主观选择和安排，一种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同样也服从于战略决策主体的价值选择。情况显然是这样的：任何国家的战略都内含了价值观念，而它就体现在战略决策者的思维活动即战略思维之中。
从广义上说，战略价值观也应该包括在战略知识空间里，战略价值观从其表现形态而论同样是一种信息构成，不过，这种信息和知识是非中性的，它虽然具有认知层面的意义，但同时又偏向于深层的心理、情感层次。
在作为战略思维模式具象的战略思维结构中，构成结构的三个要素分别负担了战略思维活动的不同功能，这三个要素在结构中的权重虽无法明确予以量化，但大致地说，战略价值观是居于核心地位，这是最能动地反映着战略思维的性质的因素，它对战略知识空间起着支配性的作用。一些现代文化哲学家如马克斯·韦伯就认为：价值决定文化（韦伯，1987）。思维模式同时作为文化模式遵循了同样的规则，更进一步，也可以说，价值观念决定了战略思维。美国在其扩张历程中信守的"天定命运"史观，无疑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明证。马汉、布热津斯基、享廷顿等有名的战略理论家，都分别突出强调过文化（文明）和价值观在国家战略决策中的重要地位。
恰如文化所具有的一些属性一样，战略思维的结构相应也表现出以下三个主要特征：
整合性 即战略思维的结构是作为一个整体（模式）而存在， 其诸构成要素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
稳定性 战略思维是对一国安全与利益要求的反映，一般说来， 一个国家的安全环境和利益追求不会轻易发生变化，故而一种战略思维一旦形成，其结构就将保持着相对稳定。
渐变性 文化是人类适应客观环境的一种手段，当客观环境改变时， 文化自然也会随之而改变。文化的这种变迁性反映在思维上，就是思维模式的可变迁性。尽管战略思维的更新很难，但并非是不变的，相反，它永远处在量变到质变的积累中。由于客观环境不会经常发生质变，故而战略思维的变迁又是缓慢的，量变才是经常。
以结构来把握战略思维，有助于我们较完整去认识战略思维"是什么"和"怎样运动"，但是，因为结构本身具有的复杂性，它又并不利于我们去准确地把握战略思维在什么情况下将会或将应该发生大的量变或显著的质变。怎样解决这一疑难呢？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范式概念能够给我们以启迪。库恩在其经典性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认为，思想和科学的进步是由科学范式的运动所构成，当旧的范式日益不能解释新的或新发现的事实时，能用更加令人满意的方法来说明那些事实的新范式就将取而代之。范式对于思想和科学来说，意味着是一种提纲契领式的"支配性理论"（伊姆雷·拉卡托斯，1987，第30页），同时也意味着是一种契入问题的"看的方式"（伊姆雷·拉卡托斯，1987，第97页），换句话说，范式是解释理论的理论和方法，是理论的灵魂和依托。一定的战略思维，也应该有其特定的思维范式，而战略思维的质的变化，则首先和本质就是范式的质的变化。
如何确定战略思维的范式？ 战略思维的范式，是由战略价值观所决定。一种战略思维的产生，必然服从于一定的价值要求，这种要求从性质上来说是偏于政治层面的。再考虑到战略本身所具有的对抗性（即无国家或民族间的竞争和对抗就无所谓战略的存在），显然，考察战略思维及其范式的产生，首先要将它放到竞争性的国际体系中来进行思考，一个国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即国际战略环境，包括国际政治格局和周边安全环境）是该国作出相应战略决策的主要依据，汤因比的"挑战－应战"理论即是对此作出的一个说明。其次是，一国的战略又密切联系于该国的国内条件，这从文化学上来理解实际上就是作为整体国情的该国的文化形态，它包括该国的地理条件、物质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形态等。只有细致考察一国的文化形态及其面临的外部环境，我们才能知道该国的安全和利益究竟维系何处，而最核心的安全和利益要求又决定了战略思维的范式。
战略思维的范式如何转换？这个问题又包含着两个小问题：根据上面的讨论，战略思维的转换必然来源于：Ａ）国际战略环境的剧烈变化；Ｂ）一个国家文化形态的迅速变革，其核心又体现在价值观念的突变上。当然，这两个条件又是联在一起的，在一个"挑战－应战"的竞争性国际体系中，国际战略环境的变化将会影响到一个国家在文化价值观上的变更，而一个国家在文化价值上的嬗变反过来又会催促该国筹划军事战略以塑造于已有利的战略环境。当Ａ）、Ｂ）中的任一个或两个同时发生大的变化时，战略思维都可能发生范式转换。当战略思维的范式正在发生转换或需要进行转换时，战略决策者却仍有可能因为思维惯性用旧范式来解释新事物，为此，战略决策者必须敏锐把握国际国内战略环境和客观条件的变化，有意识变速战略价值观，推动战略思维范式转换；否则，战略思维上的滞后将不能适应制定合理战略决策的需要，而它造成的后果将是战略决策的偏谬，这将直接威胁到一国的安全与利益。
中国传统战略思维模式
构造如上所述的战略思维的结构和范式，目的还是在于以此来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下面就让我们看一看中国传统战略思维。
本文所谈"传统"，是指清朝以前（包括清朝）的中国历史中积累的传统，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流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战略思维范式，虽然在不同的朝代其结构和范式又有所差异，但从主要的方面看，中国传统战略思维的范式是稳定的。个中原因，乃是因为催生中国传统战略思维的客机环境和条件长期保持了相对稳定。这个环境和条件，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态和面对的外部环境，它们决定了中华民族战略知识空间和战略价值观的生长和发育。
从文化形态而论，毫无疑问，长达几千年的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给中国传统战略思维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农耕文化的显著特点，是生存条件的相对优越和生活方式的相对稳定，在一般情况下，只要不发生大的自然灾害，人们在生存上并不会有大的忧患，这和游牧民族的生存条件截然不同，后者生存资料的获取带有明显的不稳定性，即因为气候的复杂多变及地理环境的恶劣经常会发生生存资料的短缺。对于后者来说，疆域扩张和对外侵略是顺理成章的，战争的动机便是获取生存资料，但对前者来说，发动对外战争无疑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使人们在生存上有了保障，这也就消除了对外侵略的情感冲动。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说：人类创造财富的道路反映了人类制造战争的道路（托夫勒，1996,第2页）。斯言极是。农耕文化的特质决定了中华民族不会以对外征伐为已任，而更多是把精力投入到对本民族内部事务的处置上，战略思维也以维持本民族的统一和稳定为首要任务，而并非是着眼于对外征服。
从外部环境而论，应该说，在中华民族形成为一个统一帝国后的近两千年历史进程中，虽不时存有外患，但比起其它一些民族，外患从总体来说并不是很大，在中国周围的都是一些小国，一般情况下并不足以对中华民族构成威胁，相反，中国和这些小国之间，长期以来都是一种宗主型关系。在这种外部环境影响下，中华民族从主观意识上理解的外部世界无疑也和现实产生了偏差，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一直认为自己是"中央之国"，以为除已之外，再无其他更为优越和强大的文化存在。在这种心理影响下，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始终是不太强烈的，主动攻伐外族的思想微乎其微。于此心理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战略思维，自然也因此缺乏进取精神，相反注重守成护拙，明哲保身。
在文化形态和外部环境这两个因素制约下，中华民族对自身安全与利益的看法与他族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一个民族的战略思维，其直接促生剂又是该民族对自身安全与利益的认识。农耕文化与自我确认的安全外部环境，使中华民族不可能在军事上是"积极有为"的，道家的"消极无为"内向思想成为了中国传统战略思维的基本特性。基于此，中国古代自秦汉以后其战略思维并不是很发达的，战略思维的强盛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七国间的合纵连横与秦的统一中国都是其具体表现，为什么《孙子兵法》成为了中国兵家的第一经典，缘由也同出一辙。
古代中国对外族的不伐武功，又并不是没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一方面，中国决不允许周围国家存有攻伐掠夺中国的企图和欲望；另一方面，中国要求周围小国承认她在文化开化上的先进与至尊。中华民族对外族在统治上的"消极无为"是以外族要以中华民族为模板实行文化追随为前提。借用李慎之先生的说法，中国传统战略思维的这种内倾特性，实际上是一种"天下主义"的思维，也是一种"文化至上"的思维（李慎之，1994）。从战略思维是服务于国家间的竞争和对抗这一角度来看问题，中国传统战略思维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持一种文化上的宗主关系，即以"华夏"文化上的优越去教化"蛮夷"文化上的相对落后，而非着眼于统治和政治、军事上的臣服。这和一般意义上的战略思维概念是大不相同的，后者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现实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国家利益，但前者显然不是主要以维护自身的现实利益为主要任务。在此前提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战略思维，本身其战略意识就很淡薄，而这又和中华民族传统的民族国家意识的淡薄联系在一起，盛洪先生说："（相较民族主义）天下主义则缺少国家概念，所以它也较少暴力的内涵。因为既然没有民族和国家的划分，也就不会有以民族或国家为单位的利益冲突"（盛洪，1996）。
教化"天下"是中国传统战略思维的出发点，"天下主义"遂成为中国传统战略思维的范式（也即"文化至上"的宗主范式），这一追求文化价值的思维偏向规范了中国传统战略思维的模式。
从中国传统战略思维到中国现代战略思维
只要是过去存在过而且现在仍在使用的东西都是传统，这就意味着：传统就是现实。但是，现实却并非就是传统，相较于过去，现实在其存在内涵上必然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虽然在过去有用的东西肯定仍部分地于现实有用，但现实所正在使用的又肯定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用这个道理来指导对战略思维的认识，可以断言：中国传统战略思维的一些精神内涵和运动规则于现代中国依然会存在效用，但要合理地去筹划好现代中国的战略决策，又必须要在中国传统战略思维的基础上去改造更新战略思维的结构和范式，以形成科学的、反映现代中国客观战略决策需要的现代战略思维。
要求战略思维由传统式向现代式转换，其动力必然是来自中华民族在文化形态和面对的外部环境上的改变，它们规范了中华民族现代的国家利益和目标，也即规范了中华民族的战略要求，柯林斯指出："利益和目标决定了战略要求"（柯林斯，1973，第30页）。相较于自秦汉至清末漫长年代在文化形态上的总体稳定和自我确认的外部环境上的安全，自鸦片战争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乃至当代，短短百余年间，中华民族在文化形态和面对的外部环境上皆已发生巨大的变化，这自然要催促着中国现代战略思维的产生和应用。
近现代中国在文化形态和外部环境上的激烈嬗变，势不可挡地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国家利益要求和要追求的国家目标。这一改变粗略地概括是：战略要求由以追求文化利益为主转向以追求现实的军事、政治、经济利益为主。
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战略思维的范式是"文化至上"的宗主范式。这一范式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是：在这一范式规范下，现代意义的国际体系和国际关系对中国来说并不存在，中华民族和外族的关系从主要的方面来说是非竞争性和非对抗性的，中华民族运用战略（严格地讲古代中国并不存在所谓"战略"乃至"战略思维"）在国家或民族关系上所要达成的目标是文化价值层面上的，并且由于中华民族的过于强大，中华民族和外族所形成的是一种树状型的宗主关系，即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的"纳贡"与"被纳贡"的关系（斯塔夫里阿诺斯，1992）。但这种"纳贡"与"被纳贡"的关系又是极其宽容的，外族向中华民族纳贡只具有象征意义，中华民族对外族所要求的只是外族承认中华民族作为"中央之国"在文化价值上的尊严和优越地位，也即要求的是文化上的臣服而非经济、政治上的被统治，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利益并不成为其着力追求，正如柯林斯所指出："当时没有民族国家，因而国家的利益、目标和政策是不存在的"（柯林斯，1973，第6页）。
鸦片战争的外族坚船利炮以及后来一系列中国和西方在力量上的不对称的较量，彻底地改变了中华民族面对的外部环境进而为应战外来文化剧烈地改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态。斯塔夫里阿诺斯说："在这些战争（指两次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笔者注）中所遭到的耻辱性失败，迫使中国人打开大门，结束他们对西方的屈尊态度，重新评价自己的传统文明"（斯塔夫里阿诺斯，1992，第465页）。由此，在战略环境上，中国在沦为了一个普通国家的同时和外族的关系也彻底改变，由宗主树状型变为了平行网络型，中国被纳入了现代意义的竞争性国际体系中并成为了其中的普通一员，她的利益和国家目标也因此而重新定义，文化利益的坚持已了无了意义，现代意义的国家利益成为了国家大战略和军事战略的根本追求。而这又和中华民族文化形态上的改变是联系在一起的，外部环境的变化也挑战了传统的文化体系，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迈进以及由农业价值观到工商业价值观的转折被迫发生了，这也给中国的国家利益标示了不同于以往的方向，文化形态上的内需反过来又影响到战略环境的外求，它对战略又提出了迥异于传统的要求。
纵观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个半多世纪的中国近现代史，不难看出，中华民族在国家目标上的追求在不同时期是不相同的，大致说来，是经历了一个由求存（政治独立）──求强（军事强大）──求富（经济发展）的演进过程。这三个阶段的时间划分，分别是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从改革开放到当代。在这三个阶段中，中国的战略/战略思维不仅与传统战略/战略思维相去甚远，而且在不同时期也差异明显。在第一阶段，战略/战略思维的任务显然是服从于国家统一的需要和求取国家的生存，这是由遭遇外来强敌入侵的战略环境决定的；在第二阶段，美苏冷战的严峻形势迫使中国在初步完成国家政治上的独立和统一的同时，奋力追求军事力量的强大，以保证国家的安全和增大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在绵延至今的第三阶段，中国面临的国际战略环境有所缓和，战略重点则转移到寻求为中华民族创造一个安全发展的战略环境，与此同时，中国也由综合力量弱小的普通国家跃迁为一个具有地区乃至全球影响的地区性大国，和世界主要政治力量的关系也变幻为普通大国间的关系。
与此相应，中华民族在战略思维上的转变应该是：战略思维的范式经历了二次转换，即：
"文化至上"的宗主范式→"国家利益至上"的普通弱国范式→"国家利益+地区责任"的普通大国范式
这一范式的转换同时也就是战略思维结构中核心性的战略价值观的转换。不言而喻，因为安全和利益观念及利益追求方式的变化，战略思维结构中的战略知识空间也大大地改变了，战略思维的价值属性亦由内向转向外向、由封闭改为开放。
说中国近现代以来战略思维应该是按如上方式进行转换，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概括，而并不能囊括所有时间和所有选择。战略思维的转换虽然是一个必然要发生的过程，但其实又离不开战略筹划者的主体意识的科学参与，否则的话，战略思维便会滞后或歪曲战略决策的客观需要。比如，建国以后一段时期我国所采取的"意识形态至上"（本质上也是"文化至上"）策略，是与实际的国家利益和目标的需要相去甚远的。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要合理地运筹好战略决策，就不仅要正确地判定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要努力建构起科学合理而相对稳定的战略思维，只有敏锐地意识到这种"长期性的观点"的存在价值，实际的战略决策才不致于因为一时的"短期性的迫切需要"的偶或凸显而偏离正轨。为做到这一点，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必须加强对作为中国国情的现今中国的文化形态的研究和加深对中国面临的国际战略环境的理解。
结语
战略思维是从背后作用于战略决策的事物，它对一个国家战略决策的影响不可低估。但另一方面，强调战略思维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又并不就是鼓励我们去滑向"战略思维决定论"。把战略思维对战略决策的影响夸得过大，其消极意义并不止于操作层面，而更多在于认知层面，它会使我们过于看重战略思维的历史惯性而忽略战略思维的时态区分，只注意其相对稳定而淡化其质性转换，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当客观的战略决策需要已与过去大不相同时，我们却仍然在用过去的思维模式来思考认识具体现实问题。
（1998年3月初稿，2001年3月改定）
参考文献：
⑴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⑵马汉：《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
⑶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94。韦伯认为：新教伦理催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
⑷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
⑸伊姆雷·拉卡托斯：《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华夏出版社，1987。
⑹托夫勒：《未来的战争》，新华出版社，1996
⑺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⑻斯塔夫里阿诺斯：《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⑼柯林斯：《大战略》，军事科学出版社，内部参考
⑽李际均，"论战略文化"，《中国军事科学》，1997年第一期
⑾白婉华，"关于思维模式及其转换"，《吉林大学学报》，1992年第二期
⑿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太平洋学报》，1994年第二期
⒀盛洪，"从民族主义到天下主义"，《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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