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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法 评 论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
程亚文
传统资源与现代型治理--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
1912年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据后来的研究者们研究说，这完全是出于中山先生的自觉自愿，因为中山先生心悦诚服地认为，袁世凯比他更有权威和资格来治理当时的中国。这种"自愿"之说，当然凸显了中山先生作为一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高风亮节，但现在的我们认真计较起来，却不难感受到它并不真能令人信服，亲手导演了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一次次起义斗争的革命党人，真的甘于在建设一个新的民主共和国家的紧要关头，放弃手中的权力和应负的责任，而将政权拱手交给一个无任何信用可言的旧官僚？他们真的对由自己来亲自建设一个新国家毫无信心，就不怕国家重又陷入传统的独裁专制魔掌？何况，在1911年底回国就任临时大总统的途中，作为革命者的孙中山就曾经指出："袁世凯是个巨奸大憝，把建立民国的大任托付给他，是靠不住的。我们革命党，应该有勇气、有决心率领南方起义将士，继续战斗，趁此全国人心倾向革命的时候，必然胜利可期，此时多费些力气，扫除障碍，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家，将是事半功倍的。"而在南北议和这个问题上，孙中山也曾坚定地表示："革命目的不达，无和议可言。"这表明孙中山对袁世凯，并不是相信的，但后来他将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却是一个明摆着的事实，对此又该如何解释呢？我们大概应该作出这样的假设：许或孙中山先生的让位选择，也是出于无奈和有苦难言吧？！
不管是"自愿"还是无奈，1912年孙中山的让位，都的确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或者说是一个关键性的标志，它意味着辛亥革命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了，旧王朝的覆灭，并没有迎来孙中山所一心期盼的现代民主共和国家。实际上，它同时也意味着在孙中山所追求的现代型治理与以袁世凯所代表的传统型治理的较量中，最终还是传统型治理占了上风。
革命的过程本来应该是旧的治理合法性已经失去信用、而要用新的治理合法性来取而代之的过程。而合法性的类型，按照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研究，在人类社会中存在有三种：传统型，即传统的习俗、成规是治理者实施治理（或：统治）的合法性所在；魅力型即克里斯玛型，是领导者的超凡个人魅力所赢得的普遍性社会认可，确立了治理者的治理权威；法理型，即基于契约、公意、法律等合理性准则而实施的治理。这三种类型的治理合法性，前二者在古代社会都很常见，而最后一种即法理型治理则是现代世界的发明，它与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对民主、人权、自由、平等等的追求密切联系在一起。显然，作为革命者的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的目的和在辛亥革命后想在中国建起的，正是现代法理型治理，民主、共和、宪政是这一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旧皇权加旧官僚的传统型治理和基于英雄主义的魅力型治理，则是孙中山所致力摧毁的治理类型。然而，荒谬的是，与孙中山的愿望相反，在他让位于袁世凯之后，作为旧官僚的袁世凯，所一心图谋的却仍然是旧皇权的传统型治理。现代型治理在传统型治理面前的落败，又说明了什么呢？
对于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现代型治理的难产，我们一般把原因归结于反革命的力量过于强大和革命的群众动员远远不够，这自然是很有道理的，辛亥革命后就任南京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所面临的实是一个旧势力未根本消除、新力量未取得支配性地位的险局，广大的中国北方仍处于旧官僚实力派的掌握就不说了，南方以南京为中心的临时政府，也基本是前清名流和官僚政客立宪派的天下，突出说明这一景观的事实是：在当时的政府班子成员中，各部部长中只有黄兴、王宠惠、蔡元培是同盟会党人，而其余的都是前清名流和官僚政客立宪派。更糟糕的是，就连革命党内部，真正赞成民主共和宪政的，也为数极少，黄兴、章太炎、汪精卫这些革命党人、孙中山的"同志"，也都把革命仅仅局限于推翻满清王朝，而对建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新中国，建立起有别于传统皇权与官僚等级的新制度和新秩序，根本没有做好思想上的准备。大致来说，当时革命党人对中国前途命运的看法，可分成三类：一类是仅有单纯的民族主义思想，目标只限于推翻满清，至于推翻清朝之后，是建立"民国"，还是由汉人搞"帝制"，并不十分在意。持这种思想的人占了同盟会的大多数，章太炎、陶成章、前期的黄兴都是其代表人物。另一类是想把清朝推翻后，按照欧美政治制度搞所谓共和仁政，把中国社会推向资本主义，宋教仁、胡汉民、胡毅生、邹鲁、谢良牧、戴季陶等是其代表。最后一类想通过资产阶级共和政体形式逐步向社会主义社会，这类人廖廖无几，除制定这个政治方案的孙中山外，还有廖仲恺、朱执信等少数人。从革命思想的三种分化，可以很容易看出来，当时人们对于革命的理解是多么偏狭，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革命理想，除民族主义得到广泛认同外，民生主义和民权主义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而这三类不同政治派别的思想在辛亥革命前之所以能够统一在一起，乃是因为他们有着反清的共同目标。但从辛亥武昌起义后，随着满清政府败局已定，革命者之间的政见分化，便立即凸显了出来，以黄兴、章太炎、汪精卫为代表的功成身退派，竭力宣扬"灭满虏目的已达，不管什么人，只要汉人掌权就行"，极力主张让袁世凯出来"收拾时局"，并向他表示"拱手听命"，章太炎甚至一度成为袁世凯手下一名政客，专与同盟会作对，这样的一种思潮，在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的政治思想中，所占的竞是主导性的地位。
然而，当今天的我们再来总结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的时候，是否仅仅把注意力集中于继续革命的阻力过于强大就足够了呢？作为革命者的孙中山和那些主张以武力手段和激进方式建立现代民主共和国家的革命党人，是否也有自身的历史局限？
我们今天的人来看待历史和其中的具体人物，应该树立起这样一个观念：历史的演进，总是会有它的法则的，处于具体历史情境中的人物，如果想超越历史法则来改写历史，将不可避免会遭到历史法则的惩罚。辛亥革命后的孙中山和他的同志，显然还没有充分估量到，当时的中国社会还并不具备迅速建立起现代治理合法性的条件，个中缘由不言自明，1912年前后的中国，无论在观念还是在制度上，都还并没有作好迎接现代型治理的前期铺垫，广大民众虽不满意于满清的腐败专制，但与此同时，包括革命党人在内的多数中国人，仍对传统的社会秩序充满依恋。这样一种相互矛盾局面的出现，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说，其实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社会的民众生活，总是倾向于寻求某些秩序作为保障，而革命的发生、传统型治理的破产、旧秩序的被质疑，并不会自动带来一个新秩序，社会秩序的重建不是一天两天能完成。在革命不能及时提供秩序时，因缘于历史惯性，人们还将用旧的审美观念、伦理意识来指导自己的行为选择，而突如其来、一下子否定掉所有旧的思想观念和秩序，是容易引发人们的价值错位、引发社会认同危机的。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的努力不能成功，因此也可以说是命中注定，当时，凝聚中国人国家和社会认同的，都基本依旧是传统的那些东西，如对等级制的服从、对官僚士绅统治地位的认可、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尊重等，对这些需"革命"的事物，想一下子把它们打倒、弃旧革新，并不具技术上的可能性，而如果硬性如此而为，那只能引来反拔，使旧秩序加紧复活。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的急于武力北伐、实行"三民主义"，在"三民主义"尚未取得普遍的社会认同的情况下，所收获的，正是与他所期待的相反的效果。
孙中山的让位与无奈，也从反面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完全切断了与传统的联系，一场革命并不能建立起它所期望达成的目标。尊重传统，使传统资源参与革命建设，这也是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革命并不能立即带来秩序，它更多是立足于破而不是建筑在立，虽然革命的自然结果，又必然要求对某种新事物的建设。辛亥革命后传统型治理与现代型治理之间的较量，所传达出来的信息，所以并不在于现代型治理是否必要取代传统型统治，而在于现代型治理如何利用传统型治理而发良生长？或者说，关键的问题在于：现代型治理应该如何吸收传统型治理中的合理面，以使传统型治理转转入现代型治理？
其实，辛亥革命后的孙中山，所面对的是一个相互牵扯的时局：一方面，传统的力量和影响仍无处不在，另一方面，人们又有着继续革命、建立起新秩序的愿望和期待。在这样一种思想观念的紧张中，不言而喻，积极的因素与消极的因素是并存的，要进一步推进革命，达成革命的预设目标，只能继续巩固积极的因子、保持革命思想的朝气与活力，而同时想方设法抑制消极因子向恶化的方向发展，将消极、反革命或不革命的因子转化为不反对或支持革命的因子。在革命的具体操作上，此时此刻，想完全抛开传统去开辟出一个新天地，只会引来强烈的社会心理震荡而使革命无法延续，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重要的不是取代，而是转化。作为现代型治理的建设者，在革命的合法性已取得普遍认可、革命处于进一步向前推进时段的紧要关头，继续对传统秩序迎头痛击，在技术上是不可取的，更重要的，是要在紧张和矛盾中寻求平衡，有限度地承认传统秩序的合法性，尽量借助传统型治理中的合理面，在照顾人们对传统秩序的依赖中，充分调动人们对革命的期盼，逐步展开革命工作，通过宣传教育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进行制度创新，渐进地推动新秩序的建设，以使传统型治理一点点过渡到现代型治理。革命的最终效果，是不得不也应该迎来这样一种状况：当一个新的治理模式建立起来时，我们仍然能够清晰地看到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历史联系。革命的过程是一个确立新的治理合法性并创造、提供新秩序的过程，但革命并不就是"另起炉灶"，对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作两分法的处理，一味对传统型治理浇以革命的高温沸水，是会因为对旧秩序这只"青蛙"一下子给予的刺激太大而使它猛烈跳出革命的炉锅的，而采取逐步加热、逐步升温的方式来烹煮传统秩序这只"青蛙"，则可能使之丧失过急反应的警觉而被革命的炉锅一点点蒸发同化。以此而言，中山先生的一味宣扬国人所不熟悉、且未加中国文化质料包装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而对传统秩序一味拒绝，显然并不十分明智。这当然与孙中山的知识构成是有密切关联的，他长期在海外就学，所受的教育以西学为主，西方的治理方式直接移植入中国，无疑存在有水土不服。
对一个具体政权的破坏，是可以激进而迅速的，但，破坏后的建立，却只能缓行，那么，由传统型治理过渡到现代型治理，它的推动力量又该是谁呢？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认为，只要北方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实力派，接受南方革命政府的革命成果，愿意创建民主共和国家，那么，把继续革命的使命交给袁世凯，也并无什么不可。后来的孙中山也在他的不革命和反对继续革命的同志的逼迫下，同意由袁世凯来掌握国家政权，他的前提是袁世凯必须接受共和主义。革命者的愿望只能是愿望，说明了革命者的天真，一个一贯主张君主立宪并且声称"若依少数意见采用共和政体，必誓抵抗"的前清大官僚，又怎么可能会真的感兴趣于共和呢？革命成果求得巩固、革命要取得深入发展，只能由革命的力量来主导。在反革命力量与革命力量的较量中，革命力量是可以占有优势的，革命力量的优势就在于革命的合法性，只要努力发挥民众对革命合法性的普遍接纳和认可这一大有利面，驾驭传统秩序来为革命服务、扼制旧治理类型的卷土重来，并不是没有可能性。而传统的伦理、道德、审美观念、认知模式和社会生活方式，一旦被导入了革命的轨道，受约于了革命思想和目标的调控，那么在此基础上生产出新的政治合法性即新秩序，也同样不是没有可能性。
革命没有成功，教训是多方面的，但是，在革命最需要添柴加火的时刻，孙中山和他的同志，没有及时审时度势，以已为主来大力做好传统秩序的转化工作，而是一再加剧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思想方法上的这一失误，无疑是致命的。传统与现代并不两立，传统可以转化为现代，现代可以包含有传统，孙中山的局限，正在于他没有充分估计到历史演进中的局限性，他的急于求成，他对传统与现代的二分，终激发了传统型治理的死灰复燃。当然，如何将传统资源导入现代型治理的轨道和环节，显见是一件无比复杂艰难的事情，但如果不作这样的考量和努力，那么结果却将是灾难性的，中国的辛亥革命是一个说明，而现代"土耳其国父"凯未尔在土耳其所推行的全面移植西方文化的决策，也无疑是一个佐证，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称土耳其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原因也正在于：在旧文化被强行打倒的同时，外来的新文化却迟迟不能生根发芽，在新旧文化之间无法确切作出选择，自然只能"无所适从"、迷失方向。
历史毕竟已经是历史，其中渗透着深刻的无可奈何，以此来苛现先人，是毫无必要的。不过，今天我们回顾90年前那一段现代型治理与传统型治理之间的较量过程，以及过程中历史伟人的具体无奈，我们应该意识到现实与历史仍有密切关联。90年后的中国，仍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进中，如何对待传统、如何借重传统资源服务于现代性社会的建设，仍是中国人所需要面对的一个大问题。近年来，中国法律学学者苏力延伸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理念所提出"法治的本土资源"问题，历史学学者萧功秦对清未新政的重新疏理及对其合理性的论证，以及一些学人从哲学上对渐进主义问题的深入探讨，都为人们开辟出了传统资源与现代性建设之间的新鲜思路。这样的探讨我想是有助于我们建设一个21世纪的新中国的。
2001/10/14
上网日期 2001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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