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评论

程亚文

传统儒家的知识分子形象--评《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

　　杜维明教授是我所景仰的新儒家学者之一，十年之前读他的那本富有影响的《新加坡的挑战》一书时，我刚刚进入大学，一时还难以尽悉其中真味，不过，在朦胧的理解与把握中，我仍然体验到了一种感动。对马克斯.韦伯式宗教-现代性问题的中国化回应，虽然在现在的我看来，于当代中国的文化重建是为不必要，但积郁于这种探索背后的文化关怀和关怀中的宗教热忱，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催人领悟，激人警醒。后来又读了他的《创造性转化的自我》《人性与自我修养》等书，我渐渐意识到，在一个传统人文精神已不复存在于当代生活、文化质地的厚重已遭到无情忽视的东方世界，我们所缺少的，正是杜维明式的焦虑不安，杜先生惮思竭虑，不厌其烦，所开创的疏理传统儒家思想资源、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工作，实关系着未来中国人的安身立命。

　　在《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这本书里，我再次与杜先生相遇，杜先生对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重新发现和创造性诠解，又为我们勾勒出一个为现在的我们久已陌生的古典中国文化世界，和一个为现在的我们不时误判的古典儒家知识分子形象。在他富积文化情感的文字中穿行，你不能不被吸引、进一步加强或树立起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信念。

　　古代中国和传统儒家文化生态圈中是否存在知识分子，一直是一个聚讼纷纭、议论繁复的热门话题，在经历近现代以来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持续批判之后，人们已经逐渐接受了儒家传统无法生长知识分子的说法，认定古代中国根本不存在现代式的、类于西方的知识分子，更谈不上有知识分子精神的代代传承，理由很简单，中国古代文化是史官文化，文化人都依存于体制之内，处于社会权力话语的中心地带，并无反抗意识与批判精神。既然缺乏着求"道"的独立性，那么，中国古代的那些熟读《四书》《五经》的文化人，当然只能称作为"文人"，而不配称作为"知识分子"。上海的王晓明先生在他十年前的"重读古典"书旅经历中，就曾为人们刻划出一幅古代中国文化人的"文人"形象。笔者也曾在多种场合，反复听闻了这样的说法。然而，这一切在杜维明那里，却分明是个误会，他的这本《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就为我们疏理了一条清晰的关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线索，他说，中国古代的儒家不仅是文人，也是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向既存体制妥协，也有对既存体制的批判。

　　一般说来，衡量是否存在知识分子的一个主要标志，乃是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既存体制的疏离，是知识分子作为一�"飘流的群体"得以生长的前提和基础。那么，儒家传统中的文化人，是否意识到他们是与既存体制相疏远的一个群体，和有着不为政治权力左右的独立性呢？杜维明的答案是肯定的，在他的笔下，道德，或者说文化与政治，在传统儒者的心目中一直存在着先后之别。与通常认为儒家知识系统甘为政治权力作陪衬的看法不同，在杜维明看来，传统儒家学者始终是以"道"为自己的最高追求，他在此书的北美版序言中开宗明义地写道："儒学的方式要求道德的正当纯洁性优先于政治上有关自身利害的权宜之计，社会责任感隐身于沉默的思想之下，历史意识和文化意义在学术研究中完全连贯一身。"在道德/文化与政治之间进行价值排序的抉择，实际上，正是儒家知识系统宗教性的体现，杜维明在此书中因此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追求终极超越而非单纯世俗情怀的孔子形象："'道'所关注的问题是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孔子的思想实际上具有超越性，而并不仅仅是当下"，"如果因此认为孔子以世俗人文主义的态度只关心当下生活着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孔子根本就不对俗世全神贯注，也没有简单地对待神圣一如对待世俗。"这当然又有孔子的原话可资作为证明，"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孔子屡屡强调了这一点。

　　"道"既然是最高实在和体现着绝对价值，那自然，其它一切具体事物都只具有着相对价值，正统的儒家学者，也只可以在对"道"的求索中，建立起自己的"家"。儒家学者的"家"，究竟应该在哪里呢？孔子的第子曾参点明了孔子的态度："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而孟子也表达了相似的观念："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对此，杜维明的解释是："所谓'广居''正位''大道'都是儒家知识分子可以用来形容自己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象征符号。具体而言，儒家知识分子为自己建造的家充满了诗、政、社会、史、形而上学的气息�"他在书中因此举出董仲舒的例子，认为董仲舒宇宙论和他的名言"天人合一"，并非为了证明帝王的神性，而是想让帝王对天下对民，考虑一下自己的行为，如果没有宇宙运行的合法化功能，帝王的领袖资格就有问题。

　　儒家学者对超越性的"道"的坚持，对寄予了文化理想的"家"的眷恋，决定了他们的信仰世界，是非政治的而是人文的，"儒家知识分子从不离家别居。换句话说，他从道德本体的中心出发，确定何谓政治。由于他从不颠倒先后次序（道德先于政治），因此不受政治局限。"而《论语》的三个核心概念：道、学、政，也因此分出了因果逻辑的先后安排，"学"与"政"相对于"道"，都退居其后呈现了作为手段的价值。在这样的一种文化格局中，作为文化承载和传播者的儒家学者，内心充满如孟子所说"浩然正气"式的宗教情感，是不足为怪的，他们对政治的态度，也由此表现出了超越性和灵活性，一方面，他们总在试图昂首于政治权力的威逼之外，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现实政治世界也可以作为实现"道"的一个借重。按照杜维明的说法乃是："儒家知识分子不会主动寻求官位，以求将他们的理念付诸实践，但是却总是通过诗歌的感受、社会责任感、历史意识以及形而上学见解干预政治。"

　　杜维明为我们描绘出来的儒家文化世界，表明在儒家学者的不独立、甘为政治权力的附庸的成见之外，事情还有另外一面，即在为政治权力所俘获的同时，同样生存着自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学者群体和文化精神，而正是它成就了既往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形象。杜维明在书中所着力描述的元代大儒刘因的思想面貌及其隐逸生活，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良好例证。在刘因的精神世界中，那些承载了文化和道德意义的历史人物，都是著名的慎独者，他们无一例外，自居于中心的边缘，有些甚或故意选择将自己和权力隔离开来，他们的力量不是来自于政治参与，而是来自于学和修身。这无疑也是刘因自己形象的写照，作为一个屡为朝廷所关注、意图将其"招安"的人，刘因想方设法，避开了政治权力的束缚和打扰，而在一个求"道"的艰难历程中，建立起了自己的精神之"家"，他坚持相信，独立的心智乃是意义和价值的最终判准。细想一下，在古代中国社会作出如刘因一样选择的人，又何止刘因一个，杜维明说："在中国传统历史上，久已将新王朝吸引隐逸高士为之效力的能力，视作该王朝合法性的一种重要表征"--这句话不正表明，传统儒家学者的个人和公共生活选择，并非一意依归体制，而相对体制实也有疏离，和儒家学者对政治世界的独立，乃是一个习惯吗？！

　　"我们对儒家传统了解越多，就越感觉到，儒家的现代形象断非它的本来应有的面�"，杜维明如是说。他对儒家知识分子形象的发现和发掘，也正是建立在求本正源、对儒家知识/文化系统的实证还原上，对古时物事所作的排斥现代价值预设的重新考证，使杜先生对中国文化传统和在这种传统中生存的文化人，有了一种超越当下时空的历史审视和价值判读，在这一宣告"另有一个历史在"的努力中，传统儒家话语环境中能否生长知识分子，我们看到，已不再是一个问题。杜维明是这样对传统儒家知识分子进行了概括和画像："儒家学者在公众形象和自我定位上兼具教士功能和哲学家作用，迫使我们认为他们不仅是文人，而且还是知识分子，儒家知识分子是行动主义者，讲求实效的考虑使其正视现实政治的世界，并且从内部着手改变�"，从社会学和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理解，这，虽然与我们对现代型知识分子的定义有所区别，但其中的差异又真有多大呢！

　　知识分子及其精神传统在古代中国的存在，虽无从根本改变二千年皇权社会的等级制与权力崇拜，然而，它们的确构成了人间正义的一支强大维护力量，为中国文化以"仁""义"为价值核心的人文传统的形成提供了人力支持。儒家知识分子在无现代政治合法性可资凭借的社会状况下的道德坚持，对于鸦片战争后步入现代化齿轮的中国社会来说，实仍然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可是，不能不遗撼地指出，在近现以来中国被迫进入现代型国际体系、并被迫参与冷酷无情的国际政治角力游戏之后，传统知识分子精神却处在了步步失落的困窘处境，在国家的总体性危机面前，"救亡"不仅压倒了"启蒙"，也分隔了过去与现在。杜维明不无惋惜地说："吊诡的是，知识分子将参与和行动视作投身救亡斗争的正确方式，但是，知识群体乃批判反思和长期思想活动的中心，这个理念却湮没无闻了。结果，文化的政治化也就不可避免了。中国知识分子未经反思的爱国主义，削弱了在现代中国被当作社会、政治批评基本武器的笔的力�"，"在保种救国必不可少的现代富强观念的驱使下，中国知识分子对一个强大中心的渴望如此普遍强烈，以至于认为衰弱、落后、贫穷甚至比独裁还要凶恶得多。据说，科学主义斗士丁文江曾对其自由主义友人说过，倘若蒋介石凭着成为独裁者就可打败日本人，那么独裁者就无何不妥。"

　　杜维明对知识分子群体消解和其负载的人文精神失落的分析，换成历史学家余英时的表达，乃是近现以来，知识分子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不断边缘化的过程，首先是社会上的，接着是政治上的，最后是文化上的。伴随着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近现以来的中国表现出了什么样的社会文化景观呢？新儒家学者们所忧心的"花果飘零"，未尝不是一个真实的写照，它使热衷于现代化的近现中国人，不时体验到了文化无根的痛苦。知识分子从各处中心的退却，虽然就社会、政治层面而言可能是必要的，但就文化进程而言，它的必要性却并非如想象的那样明显，毕竟，一种文化的兴旺与不兴旺，与这种文化有无一群知识分子作为文化载体的传承、播化、流传是分不开的，知识分子对文化的承载，具有符号和示范作用。

　　在一个知识分子及其人文传统俱遭失落的当代世界，作为中国人，今天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在经历了富国强兵时代的扬工具理性而贬价值理性的偏狭，和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无度破坏后，如何在一个"花果飘零"的现代性世界，重新建立起文化自信，换句话说，重建新世纪的中国文化系统？杜维明的主张是"创造性的转化"，显然，他对儒家文化的当代复兴仍抱有冀望，不过，本文作者却以为，简单地回归传统，于当下的中国情势实际已不具技术上的可能性。那么，如杜维明所说的"创造性的转化"，又该如何进行"创造"呢？在这里，本文作者同意作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的李泽厚先生的意见：与充分发展了的西方世界不同，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一个现代世界，仍不得不担负起一些中心性的角色，对社会的道德、文化进程有更多担当。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创造中心角色扮演，当然是一种在传统人文资源的复活与现代知识系统的利用之间寻求结合的选择，这事实上也就是梁启超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艰巨任务的定位：首先，要以尊崇和保护中国文明为真诚目的；其次，采取西方方法研究中国文明并找出其真正特点；第三，重整中国文明并用其它文明加以补充，如此将其转化并变成一种新文明；最后，将此新文明伸展到外部世界，如此可有益于全人类。身处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无疑正迫切地需要着塑造文化创造者传播者形象的自觉，这是中国文化、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浴火重生的一个重要步骤。　　 2001/8/4

　　（《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杜维明著，钱文忠、盛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原刊于《开放时代》2001年10月号

　　　　上网日期 2001年12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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