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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朝圣山学社50周年
Greg Kaza，秋风译
今年（指1997年——译者注）是本世纪最重要的自由市场知识分子团体之一——朝圣山学社创建50周年。
今日的世界与1947年36位自由市场思想家聚首于瑞士Vevey附近朝圣山（Mont Pelerin）之Hotel Park时截然不同了。[1]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马列主义国家——苏联已经在东欧筑起了铁幕，中国则陷入内战，不到两年就成了共产主义国家。在西欧，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构成了一个统治联盟，而共产党的选票则在好几个国家达到两位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泛滥成灾的美国，则热衷于布雷顿森林协定，最后把经济拖入通货膨胀时期。知识分子中时髦的是所谓“科学的”政府经济计划和管制。
正是为了抵制这种潮流，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组织了朝圣山学社的第一次会议。1944年，哈耶克写作了《通往奴役之路》，指出政府中央计划不可避免地将导致极权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没落的资本主义，而哈耶克在书中则把纳粹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予以严厉批评。写完《通往奴役之路》后，哈耶克到美国旅行，途中形成一种想法，决心邀请自由市场的鼓吹者们到朝圣山聚会。
哈耶克在朝圣山学社的致辞中说，“我很惊讶地发现，不少人士虽然孤处各地，然而却研究着本质同样的问题，并采取了极其近似的理路。然而他们孤立地或者在很小的团体中进行着探索，常常被迫捍卫其信念的基本原理，而很少有机会就一些更具体的技术性问题交换意见，而唯有形成某种共同的信念和理想基础，才能展开这种研究。”[2]
哈耶克解释说，“对我本人而言，召开这样的一次国际代表会议的需求特别殷切，不仅是因为战争持续如此长时间打断了我们之间的正常联系，也因为战争不可避免地在我们绝大多数人中间创造了某种自我中心主义和民族政策的世界观，而这与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真正自由主义的理路是背道而驰的。”[3]
第一次会议
凡是游览过朝圣山的人都会立刻被这里令人摒息的壮观的景色所陶醉。从广阔的走廊可以眺望到日内瓦湖和阿尔卑斯山脉的Dents du Midi，这里是个半农业地区，不仅适合于沉思默想，也适合徒步旅行。从火车站步行10分钟，站在农田中，环绕着奶牛和郁郁葱葱的绿草。事实上，最初的会员，包括哈耶克，都热衷于远足和爬山。[4]
Pelerin 是法语朝圣的意思。与会的美国记者约翰·达文波特（John Davenport）评论说，“朝圣常常是对他们希望达到哪儿已经有了明确的方向，尽管朝圣者对如何达到这一目标通常有不同看法。他们一般也不知道旅途将碰到哪些麻烦。”[5]这次也不例外。学社第一次会议的与会人物来自方方面面，融合了美国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经济学家与欧洲温和的自由市场主义者。讨论中的分歧是明显的，一类是芝加哥学派货币主义者与奥地利学派之间的争论，另一类是有神论者（theist）与不可知主义者的分歧（agnostic）。1984年，学社在英国剑桥开会，达文波特会心地笑了，因为他发现，朝圣山学社会员（Pelerinians）已经就所有问题达成一致，唯一的例外是上帝与黄金（金本位制）[6]。
学社创始会员包括哈耶克和奥地利学派的掌门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还有Wilhelm R鰌ke，他与奥伊根（Walter Eucken）一起在1948年德国货币大改革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后者则曾因反纳粹而在战争期间被盖世太保通缉。与会的还有哲学家卡尔·波普，美国记者Henry
Hazlitt，伦敦经济学院的Lionel Robbins。新成立的经济教育基金会（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FEE)派出Leonard
E. Read、F.A. "Baldy" Harper和V. Orval Watts参加。新兴的芝加哥学派与会者则有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Aaron Director、奈特（Frank H. Knight）和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7] 。
两位保守主义学徒
斯蒂格勒后来在其著作Memoirs of an Unregulated Economist中用一章来叙述学社的第一次会议[8]。他写道，“哈耶克著作的声望吸引了中西部一个保守的基金the
Volker Fund，该基金表示愿意资助他提议的将在瑞士召开的会议……我从来没见过哈耶克，但芝加哥大学的老师都认为，我很适合去参加这个极权主义的批判班。这就是说，我在内心深处从来没有相信过当时盛行的极权主义信念，这种思想从来没有引起我的兴趣。”
斯蒂格勒写道，“第一次的会议对于我和弗里德曼这样的年轻人很有启发意义。在赴会途中，我们被严峻的英国经济及糟糕的英国食物（如果代用香肠也算食品的话）搞得灰心丧气，我们也被法国人生活的漫不经心而搞得狼狈不堪，直到离开法国时我们都没弄懂我们怎样才能申请到食品配给证。我得出结论，英国人遵守所有的法律，法国人不遵守任何法律，美国人则只遵守那些自己觉得值得遵守的法律。现在回想起来，这种看法未免简单化了。实际上，黑市给法国人的经济生活带来了好处，黑市使价格得以正常运转。”
斯蒂格勒继续写道，“在我生平中这是头一次，由弗里德曼在货币问题上指导我，我则是跑腿的。我们到处寻找非官方的货币兑换所，把美元兑换成法郎，我们不想按官价兑换，因为官价大大地高估了法郎。我准备换钱，凑到Grand
Hotel的一位服务员旁边低声问，‘你能领我们到最近的货币黑市吗？’这位服务员回答说，‘先生们，不用走远，就近在眼前’，说着他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了钱包，给我们换了钱。”[9]
会上的讨论是高水平的，但也并不总是和谐的。“对保护农业和农业阶层，总是有人坚决支持，也有人坚决反对，金本位制是年纪大一些的会员们珍爱的目标，而年轻的经济学家却对之没有兴趣。最后一天，哈耶克提出了一套基本原则，并不是作为一种教条主义的信条，而只是作为一种共同基础。第一条就是我们相信尊严、珍爱个人自由，第二条是我们相信私人财产权制度，”唉，斯蒂格勒写道，“我们中间有个家伙竟然提出抗议！”法国经济学家Maurice
Allais当时相信，“土地私有是站不住脚的……[Allais的]担心的是这样的情况：如果利率成零，土地价值就会无限增长。”斯蒂格勒评论说，“Allais后来放弃了他的资本理论，也不提这种担心了。”
[10]
斯蒂格勒让人动情的回忆则是关于奥伊根的，他曾反对纳粹，但在二战期间仍留在德国。斯蒂格勒“我还记得奥伊根五年来第一次吃到橙子的那种喜悦。”[11]弗里德曼也回忆到奥伊根“从吃水果中得到的纯真的愉悦。”[12]
德国经济奇迹
据达文波特的报道，奥伊根和他的德国同伴“可以说给本次会议带来了完全意想不到的收获”。与会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理论上都赞成自由市场和文明秩序，在这一秩序中，价格体系组织着经济活动，配置着物质和人力资源。恐怕很少有人曾经有过这种体系完全崩溃、整个经济倒退回原始的物物交换的亲身体验。德国人却亲身经历了这样的大灾难，并给大家讲一了揪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的故事。”[13]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国货币实际上已是一文不值，人们更愿意用雪茄作为交易的中介物。奥伊根对与会者说，很多时候，你拿钱买农民的食品，农民根本就不理你。假如你生活在城市，需要食品，你最好把自己的家具打包运到某个农场，看看能不能换到土豆，在战后的德国，实物交易绝不仅仅是理论。地下经济也是经济实情。而且，美英军事占领当局也没有在西部德国发行一种健全的货币，又不许价格和工资自由浮动，以重建经济刺激与自由市场经济秩序。相反，他们企图通过无所不在的书面指令和指标分配来管理整个国家，奥伊根将其称之为Der
Papier Keief (“文牍战”)。然而，书面指令发布得多，架不住德国人根本就不理睬。在学社第一届会议的讨论中，呼吁建立健全的货币，取消工资和价格控制。[14]
奥伊根并不是教条的自由至上主义者，以他为中心的一批虔诚地信奉自由市场的学者制定了一份回到自由贸易的纲要——欧洲的自由主义——而表面上则没有任何政治破绽。“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或者“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意即支持自由市场在一个“有秩序的结构”中运转)这些词是由奥伊根领导的弗莱堡大学学派创造出来的。在纳粹统治的极权主义气氛下，有一小群思想家形成、发展了后来被人称为Soziale
Marktwirtschft，即具有社会意识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学说。在纳粹时期，该学派是某种思想反抗运动，即需要巨大的人格勇气，也需要精神的独立性，因为自由市场学说是与纳粹的民族社会主义政权主流的观念是截然对立的。该学派试图建构一个理想的体系，以反抗极权主义体制，并防止这一体制死灰复燃。不过，弗莱堡学派所描述的图景并不是信奉自由放任经济的古典自由主义前景，奥伊根及同仁们支持某些政府干预行动。[15]
另一位与会者Wilhelm R鰌ke则帮助说服了奥伊根的学生、当时西德临时政府经济部长Ludwig Erhard取消了价格控制，从而才得以创造战后德国的经济奇迹。在一个周末，Erhard
宣布取消管制措施，而他得到的反应则是盟军军事占领当局威胁要把他关进监狱，Erhard 回答说，“遵命，将军，你可以把我关进监狱，但你却没有办法把价格也关进监狱。”[16]
米塞斯在朝圣山
奥地利学派也出现在学社的第一次会议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掌门人当时是米塞斯，他也是从纳粹极权主义统治下逃亡出来的。他的观点与芝加哥学派和弗赖堡学派截然不同。
米塞斯是第一个论证社会主义由于缺乏价格体系而不可能正常运转的经济学家。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核算》（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1920)一文中，他论证说，由于没价格体系的引导，社会主义国家根本没有办法明智地配置其稀缺资源。米塞斯是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毫不妥协的批判者，这种坚定立场使他与很多与会者发生冲突，尤其是在黄金在货币体系中的作用问题上。
在米塞斯看来，由政府控制、建立的法定纸币基础上的货币制度是危险的，是对政府干预经济企图的妥协，相反，他主张金本位货币制度，由此与芝加哥学派的货币主义者发生了激烈论战。根据达文波特的报道，作为在金本位制下长大成人、并亲眼看到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由于无限制发行纸币对经济的破坏力的人，米塞斯“未免有点过于尖刻地奚落了那些怀疑黄金作为交换中介及价值保存手段的效力的家伙。”[17]
米塞斯也与那些乐意政府干预某些领域比如收入再分配的人士发生了冲突。这一论题引发了更为激烈的辩论，据弗里德曼说，在一次讨论会上，米塞斯愤而宣称“你们都是一群社会主义者”，退出会场。[18]
回顾与前瞻
朝圣山学社的遗产是丰富的。它有助于在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的阴风差点熄灭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的明灯的时候，使之得以继续大放光彩。会员中哈耶克、斯蒂格勒、弗里德曼和布坎南（及其他四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还有很多人在劝告全世界的政府使其经济迈向自由市场理想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有人问如何评价学社的历史地位时，弗里德曼回答说“这是一个无法回答、也的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它当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9]
它的确发挥了作用。朝圣山学社在其50华诞之际，正在越来越强大，它为自己的会员拥有经济学领域中最出色的思想家而自豪。我相信，在其杰出的前辈们的激励下，他们将使明灯继续放光彩。
原题：The Mont Pelerin Society's50th Anniversary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from
The Freeman, a publication of 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Inc., June
1997, Vol. 47, No. 6. 本文初次发表时，Greg Kaza供职于密歇根州众议院（第42区），兼任Northwood大学助教。
注释：
l. 据弗里德曼说，最初出席会议的36人中，目前只有三人尚在世：美国的弗里德曼和Aaron Director及法国的Maurice Allais。
2. Friedrich Hayek, Opening Address to a Conference at Mont Pelerin. 哈耶克1947年4月1日、在会议的第一天发表了这份致辞。收入哈耶克的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3. 同上。
4. John Davenport, "Reflections on Mont Pelerin," The Mont Pelerin
Society Newsletter, July 1981.
5. 同上。
6. John Chamberlain, "Hayek Returns to Cambridge," National Review,
January 11, 1985.
7. 与会的其他人士包括Carlo Antoni, Rome; Hans Barth, Zurich; Karl Brandt, Stanford,
Calif.; Stanley R. Dennison, Cambridge; Erick Eyck, Oxford; H. D. Gideonse,
Brooklyn, N.Y.; F.D. Graham, Princeton, N.J.; T.J.B. Hoff, Oslo; Albert Hunold,
Zurich; Bertrand de Jouvenel, Chexbres, Vaud; Carl Iversen, Copenhagen; John
Jewkes, Manchester; Fritz Machlup, Buffalo, N.Y.; L. B. Miller, Detroit, Mich.;
Felix Morley, Washington, D.C.; Michael Polanyi, Manchester; William E.
Rappard, Geneva; Herbert Tingsten, Stockholm; Fran鏾is Tr関oux, Lyon; and Miss C.
V. Wedgwood, London.
8. George Stigler, Memoirs of an Unregulated Economis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5). Chapter 9 ("The Apprentice Conservative") discusses the
Society's first meeting.
9. 同上。
10. 同上。
11. 同上。
12. 作者采访弗里德曼，1996年3月。
13. Davenport前引书。
14. 同上。
15. See, e.g., Henry Wallich, Mainsprings of the German Revival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5).
16. Davenport前引书。
17. 同上。
18. 同上。
19. 作者对弗里德曼的采访。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见R. M. Hartwell's A History of the Mont Pelerin Society
(Indianapolis: Liberty Pres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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