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评论中华政制之道

公法评论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et revelabitur quasi aqua iudicium et iustitia quasi torrens fortis

　王吉鸣

冷静的看客还是炙热聚光灯下的角色--关于伯林的散念

　　读伯林，因为喜欢他，就想写点东西与朋友聊聊，也因为喜欢他，就不知从何聊起。上次跟一个友人谈起，不太赞同朱学勤在《南方周末》上写的一篇关于介绍他的文章中的一些看法。读了《伯林传》，倒有点理解他对伯林的不满：一个生命几乎与世纪等长度的犹太人，竟然能在充满如此多而巨大的灾难的岁月里活得那么安然无恙、有头有脸。如果仅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或一个外交家倒也罢了，偏偏又是以思想家和哲学家著称，且产生了深广的影响。不过朱学勤似乎过于苟责了。他对伯林与阿赫玛托娃一夜交谈进行审视后作出的判断是："伯林和伊格纳季耶夫（《伯林传》作者）是说俄语的人，他们都听到了'说'，也记载了'说'，但他们永远听不到言说者内心的伤痛。"对伯林和传记者投不信任票也许不该这么草率。朱学勤还因此认为，20世纪思想留下了一道以伯林命名的难题：为什么有的思想家愿意生活在表层上，而且如此清醒？

　　不知别人读完《伯林传》是否也有遇到难题的感觉。对我而言，心烦的是这道难题的真伪。首先，在伯林之外，有无清醒的思想家愿意生活在表层？其次，生活在表层者仅仅靠自己的意念就能做到吗？再则，一个思想家生活在表层就注定不够深刻，注定要接受批评？或者说，一个思想家有无权利选择生活在表层？关于第一点，我倒想起了一个"拖着庸人辫子的人"--康德。他差不多就是个选择并确实生活在表层的思想家，终其八十年生涯，他没迈出过哥尼斯堡小镇一步。他每天下午准点的散步居然成为镇上的人对时的标志。更重要的是他对当时的政治事件、生活中的道德似乎从未置评。马克思说他拖着庸人的辫子似乎就因为他是那样生活的吧？另一方面，一个人进入生活的深度是由什么导致的呢？自己的选择当然很重要，客观的因素也很重大。如果伯林不是在很小的时候就被父母带往英国，他即便选择A，又有多大可能就是A呢？当时代风雨密集而至时，个人被裹挟常常是卷你没商量的。我们现在排揎卢梭、鼓吹伯林，也不过就是试图在时代的洪水中为个人找几根大一点的树枝让我们抱一抱。要是水面上有个把孤岛能让我们爬上去将息一下当然更好，那怕在政治的水涨浪高后我们还是要被强制性浸泡；哪怕由于个人的媚俗天性我们半被驱使、半是追随终究被卷入汪洋。有一点很叫我不敢下断语：思想家多少是选择了生活在激流中还是别无选择呢？当初周作人似乎就对选择有太多的自信。结果呢，他大致上后半生蒙羞受苦。哪些是他选择的应得，哪些是政治需要对他罪加一等的惩罚或伤害，至今说来莫衷一是，至今多少有些令人心痛。第三点，是涉及到对思想家伯林的理解与评价问题。他逃避了时代的激流，他审时度势，力图寻找符合自己性格与愿望的生命历程，关键是时代成就了他（似乎上帝并不总是这么慷慨）。对《伯林传》的作者而言，这是一个谜：伯林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何以能在二十世纪获得如此的优裕生活和声名？伊格纳蒂夫花了十年功夫接近伯林，研究伯林，寻找这个谜底应该是他贯穿始终的动机之一。如果说，在《伯林传》中作者还算对自己对读者有所交代，这个谜底就是后来又成为朱学勤的谜面的东西：伯林活在世界上始终做着剧院里的一个看客。他一生都抱着浓厚的兴趣，注视着聚光灯下的舞台。应当特别注意，这是水到渠成的最后概括。从传记的开端到最后，聚光灯渐渐打在了这个看客身上，看客有如下姿势：

　　这个人从小就胆怯，不自信（这一点大概可以与他出娘胎时左臂就伤残相联系）。比较行动，他更爱思想，更爱语言。

　　这个人在语言，尤其是言谈方面有着特殊的才能。没有一个思想家会反感独自思考，可他却把独自思考视作畸形。在他看来，思考与交谈，对话中闪现的火花以及调侃躲闪和游戏都密不可分。他通过谈话来过集体生活。言谈伴随他的一生。

　　这个人的天性是犹豫的。因此，他会更多地给予另一方以同情和理解。他有着一种超自然的异情禀赋，能够在不同于自身的陌生见解、性格和感情面前持一种开放、接受而毫无恐惧的态度。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他对屠格涅夫的评价中找到对应的旁证："他心力所重，主要在体会、了解。无论是他能同情共鸣，或者他困惑或厌恶的人或事物，他都用心入乎其观点、理想、气质之中，以求了解。"

　　这个人绝非一个多愁善感的人，理智力量在他从不欠缺，他的所有的感情几乎都是在理智的审视与许可范围内发生、存在着。理智帮他逃避麻烦、动荡、混乱等等不利。休莫说，理智是激情的奴隶。这句话用在他身上不合适，不过原因不是他的理智能驾驭激情，而是他没有多少激情。在传记作者与传主交往中，前者多次领略了后者"近乎残酷的冷静"。他和阿赫玛托娃的交往、他和魏茨曼的交往都可显示这个特质。这令人怀疑他的正义感，可他从来也没有不正义过。他的政治座右铭是：尤其不要有过多的热忱。在我理解，这里面也许还隐含他在政治领域的另一个信念：就是不要有过多的自信。或许是另一种意思：自信而不热情。

　　这个人是个朴实的、自足的人，在尊崇自己的好恶上显得很坚定。可以说他是一个爱自己甚过爱别人的人。在世界、民族、社会、朋友、自己的排序上，他毫不掩饰地将自己排在首位。他的思想，他的生存始终在为这一点做辩护。用他自己的话讲，他对人类自欺行为的多样性比对强权更好奇。他对人类理性、情感等诸多方面有着很高的警惕与自觉，他认定人类是一种分裂的生物。在阅读《两种自由概念》时，我们可以真切地追随到作者极其锐利的批判意识和深入人性内部的解剖能力。"萨拉斯特罗"这一光明与神圣的象征居然也被作者不是看作天堂而是视为炼狱。在以此为题的第五小节论述中，从对卢梭到康德，再到费希特，最后到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的检索中，作者让我们看到，积极的自由主义那种热情锻造社会和人性的理论因素是如何被引入专制的政治和剥夺他人自由的实践中。

　　这个人是一个最富怀疑精神的人，这种怀疑削减着生活中许多"意义"之类的东西。只有一点他从不怀疑。那就是个人及其权利。所以，他首先用狐狸与刺猬将诸如歌德、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物进行分类，他自己也被别人定格为一只狡黠的狐狸。但他同时也是一只渴望成为刺猬的狐狸，对个人理性道德的寻求成为他作品当中一个核心的特点，他一生都毫不让步地赞同消极自由。

　　罗列至此，我有些觉着脊背上生出的凉意。这个从不相信永恒，不使用"真理"词汇，却得到许多世俗福气的家伙，那来的那么大的名气与魅力？看戏的人怎么抢了聚光灯的注意力？他自己怎么就成了众目睽睽下光环笼罩的焦点角色？说到底是时代的需要。想想伯林总是不安地对待名声，惟恐人们夸大了他的成就，差不多认定人们夸大了他的成就。这实在不可视作谦虚。他知道，被聚光灯照着，必是有阴影的。他居然说自己"像一辆出租车，人们打个手势，我就停；人们指定一个目的地，我就走"。在我看，这辆出租车不是载他人的，而只载着他自己。时代要他发动开起来，他就发动开起来而已。问题是时代怎么会挑中了这辆出租车呢？读他的文字，想一想二十世纪给我们留下的，窃以为多少可以寻到一点蛛丝马迹。二十世纪是极权政治在东、西方达到登峰造极的年代。据此，有了另一面对它的顽强而必然的反动--多元化，更多的对自由主义的张扬，对个体及其差异的关注，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五十年代初，伯林的自由主义观点一经BBC广播，所引发的轰动效应是演讲人和策划者皆始料未及的。法西斯主义在西方的一时甚嚣，着实让崇尚自由的人们再度体会到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是多么的脆弱，对它的侵犯与破坏甚至可能来源于人们追求真理和渴望解放的激情。按说，我们曾经历的生活和我们的时代是特别需要这辆出租车的。也许我们国人被缚的太久、太深重了，居然不敢向这辆挂着免费牌子的出租车招手，于是再次听任一种颇有启迪和解魅力量的思想从我们面前悄悄滑过。也许如鲁迅所言，我们实在给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搞怕了，所以当做稳了奴隶便有了一种满足；也许我们尚未能够脱离许多古已有之，现代以来又强化的不乏崇高的自欺。当初，阿瑟·米勒把自己在美国常演不衰的震撼人心的悲剧《萨勒姆的女巫》推荐给我们的国人时，他以为，这部戏剧在经历了文革后的中国会有更多更大的共鸣。可是，北京人艺选择了《推销员之死》。看《萨》剧，读《1984年》我总免不了有一个困惑：这样的文字竟然不是出自我们的作家，居然写的不是我们这里发生的事情。当然，要像有的北大大学者前两年在《南方周末》的文章中那样天才地、创造性地把《1984年》解释为整个20世纪的世界性困境和现代性带来的普遍、必然的荒诞境遇，我们心中就会踏实许多、平衡许多。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我觉得朱学勤对伯林颇有学术感又颇具批判性的文章可能忽略了某些重要的东西。像伯林这样一个伟大的凡人、独特的凡人很稀缺呢。他的思想是我们需要补的课之一。在某种意义上，《1984年》也可以看作一个积极自由全面实现的理想国。如果那还能叫自由的话。在我们目力首先所及之处，不是积极、正面、向上太多了吗，不是不许平庸的训诫和指令道德的花腔高音太多了吗。我总是觉得，禁止平庸比平庸更可怕。当然，现在咱们这里的犬儒主义跟那种强制向上一样多、一样积极、一样理直气壮。它们二者不正是互相需要、互相生产、互为必要条件的吗？朱学勤大约就是看到这种风头很劲、赫然成为时尚的犬儒主义才更多地对伯林生活态度中那消极、躲避的一方面有更多的注重和沉思。

　　且不用管伯林的活法，不用计较他是否圣贤是否英雄，也不用管他的说法或者活法与谁谁相同。总之，我们不要与他失之交臂。你以为如何？

　　似乎一处译文有问题。53页第2节第5行说伯林与拉什米利耶维奇的交往，提到后者"曾经听过康德在海德堡所作的有关道德哲学的系列讲演"。这个康德没加任何说明。此人显然不是被马克思提到的那位"庸人"哲学家。后者生卒年是1724--1804年。但是译者显然没有意识到。也许应该告知出版社或译者，再版时稍作修正或加以说明。

　　《伯林传》作者：[加拿大]伊格纳季耶夫翻译：罗妍莉译林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定价19.2元

《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　上网日期 2002年0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