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的智慧　　

王 焱

（本文转自《中国评论》网站）

爱德蒙·伯克辞世两百周年之际，他的名著《法国大革命反思录》经过译者的辛勤劳作移译为中文，中国人也终于可以听到这位现代“保守主义之父”用汉语慷慨陈辞，述说他的政治理念了。

法王路易十六的玛丽皇后，气质高贵而仪态万方，伯克当年在巴黎曾得一瞻风采，给他终身留下不灭的美好印象。大革命的恐怖政治将法国王室一家判处死刑。一代名后，花落星沉，最终在断头台上被切断了脖颈。面对如此暴戾行径，向慕中古骑士风度的伯克，情何能堪！不过，借用《世说新语》的话说，那终究不过是“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

伯克并不是梅斯特（J.de Maistre）。尽管两人都反对法国大革命，而政治思想史上也往往将两人都划归保守主义的思想谱系之中，但前者属于保守主义自由的一翼，而后者则立足于反动的一翼。在梅斯特看来，法国应当退回到中世纪的黄金时代去。而伯克对这种赤裸裸地诉诸中世纪复辟的政治主张却没有丝毫兴趣。前者对现代性充满了无法克服的恐惧与敌意；而后者则服膺变化的历史法则，立足于保守与改革的统一。

伯克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似乎也不同于托克维尔，但那更多是源于两人所处的语境不同。对于托克维尔来说，他所关注的是经历了大革命之后法国社会的政治走向问题；而使伯克萦怀的，则是如何将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洪水阻遏于英国的国门之外，从而避免灾难性的政治后果。托克维尔曾不远万里专程赴美国考察民主；而伯克当年也曾在议会中力排众议，对美国革命予以同情响应。伯克并不一般地反对革命。他曾比较英法两国的不同革命说，英国革命更换了国王，却保住了宪法；法国革命虽杀掉了国王，却并未走向立宪政体。可见他对革命的态度是以能否实行宪政为判准的。他也不像时下中国的威权主义者那样试图将现行秩序凝固化。他曾讥讽那些贵族守旧派说，那些不能维护自由的传统的人，也不可能维护自身。由此观之，那个“自由的伯克”的形象，显然并不能归结为后人的有意塑造，而是伯克自身的思想逻辑使然。

诚然，伯克当年为君主制与贵族制所做的那些辩护，时常为后人诟病，但我们不应忽视，在他那个时代的英国，政治体制已经初步实现了近代转型，无论是君主还是贵族都已被纳入了法治的轨道。而经由法国大革命打造出的却不过是“共和”其名、专制其实的一头政治怪兽。可见判别自由政制的标准不在于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而是以能否对民众权利实施宪法保护为依归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俄国自由思想家赫尔岑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共和国如果僭取君主国的权力，则逻辑之鄙薄共和国，亦将如其鄙薄君主国，甚或犹有过之”。自法国大革命以降，那种僭取比君主国更大权力的社会政治模式曾经在世上到处蔓延，至今仍不乏浅薄的文人为之辩护。其实，它们理应受到自由之逻辑的鄙薄。

伯克与法国激进主义的分歧，也不单纯是所谓政治实践的策略之争，而在于两造之间所依托的深层思想基础不同。伯克写作这部书，起因于对大革命所代表的那种抽象的政治与思想模式的直接反应。他反对法国启蒙哲士将自由作为“赤条条孤零零的形而上学抽象”，而强调具体社会经纬中自由的意义。他与苏格兰启蒙学者一道，共同奠造了自由主义的社会演化理论。这一理论在当代为哈耶克所承接，构成了自由主义恢弘缜密的理论间架。在1789年11月致Dupon先生的信中，伯克批判启蒙主义自由观指出，自由并“不是孤立的、互不相干的、个人的、自私的自由”，而是一种“社会的自由，它是事物的一种状态，在这状态下自由通过同等的克制得到保障。……这种自由实在是正义的另一名称”。这种社会的自由观与十九世纪流行的那种原子论个人主义的自由观构成了对立。《法国革命反思录》在论及人的社会性与社会盟约时指出，个人从一出世就受到这一社会盟约的保护与约束。只有不受盟约约束之人才有完全的个人自主权，可是这类人在任何社会中都不存在。唯理主义者以原子论的个人作为方法论的前提，却无从说明“社会秩序如何成为可能？”

与那些唯理主义思想家不同，伯克这一路的思想家似乎卑卑无甚高论，理论的工巧不如人，逻辑的推演似也缺乏缜密，却依然拥有一种雄辩的力量。固然，伯克有自己独特的文体风格。他的文风语多藻饰，行文偏爱使事用典，但不稍减其力道。即使今天读来，也依然撩人心魄。但从更深层次上言，他的睿智得自于历史的经验。伯克本人是历史学家。他善于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智慧。十七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曾经区分“几何的智慧”与“微妙的智慧”。这一微妙的智慧，是只有那些富于政治阅历，洞悉历史与政治世界深邃复杂性质的人才能拥有的。它使伯克在政治方面具备了惊人的预见性。高扬理性的激进主义最终导致了雅各宾党人的恐怖政治；“以要求自由开始而以滥用权力告终”的大革命，如同“飘风骤雨不终朝”，到头来却还是不能不乞灵于拿破仑的专制统治，凡此种种，都早已在伯克的预料之中。即使两百年后，他的预见之精确也还是不能不令人击节叹赏。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误区之一，在于他们误解了理论与历史之间的真正本质。他们如同韦伯所嘲讽的那样，错将理论构造当成了“历史实体的‘真实’内容及本质”，他们是一些“使用这些构造物如同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来对历史削足适履者”（《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历史的演进却从反面证实了，在理论上为真的东西，在历史实践中未必为真。在这一意义上，“保守的”伯克所达致的思想深度，是那些汲深绠短的唯理主义者殚精竭虑也无法探及的。

当十八世纪激进主义的启蒙理念，挟其不可一世之概君临天下，唯理主义犹如脱缰之马，削平了个人价值抉择的差异，泯没了传统所包孕的经验智慧，一以理性勾勒出的社会模式为基准，依康德的比喻，那犹如弯曲之木一样屈折幽深的人性，如何能够承受？老伯克凭依其经验论哲学对此迎头加以羁勒，无论是在政治理论还是在实践方面都功不可没。在伯克身后的二百年间，人们已经见识了太多那种依赖某种人为建构的意识形态，以为自己独得真理与天命，甚至不惜以暴力强行对社会做活体解剖的恶行。不要迷信抽象理论与观念！这是伯克对世人的告诫，也是二十世纪人类以无量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才换来的惨痛教训。

伯克当年针对英国的政治现实所作出的那些即时性反应，随着时光的推移，已然失效；他在今天对我们的意义，主要在于以直接性的经验为依据，对十八世纪流行的唯理主义政治潮流所作的总批判。即使舍弃他在具体的历史情势下的那些政治结论，他所代表的那种政治思维方式与原则却是不朽的。借用伯克自己的话来说，即使“在辉格党与托利党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在斯图亚特王朝与布伦兹维城从地球上消失后，即当所有这些可怜的朝露泡影与时间的玩物从人类的记忆中抹去不复存在以后”──

“此一原则仍将继续存在，以至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