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的浪漫旅程
──贝多芬与「英雄」
曾庆豹
（转自《信仰之门》）
一
人以肉身寓居于世，一切生活或经验在遭逢之中成为我们的生命。当经验尚未找到语言时，它处于无名的状态，无名的经验等待著语言的堪查，当经验寻获语言而说出时，它就获得了它的实在。死亡从模糊的生活世界中发出声响，茫然、困惑、恐惧、不安进入我们的生命；生命存活的当儿，死亡之脸并未与我们遭逢，正视死亡，是在一种显示为差异的状态中，一种被威胁却又溃于遭架的状态中。简单的说，那是一种「否定」的经验。
否定不是纯粹的拒斥，无疑的，它富有辩证的作用，指向某种新的可能，并且是对遭逢中的经验的超越。在神学，这意味通往神圣之途是经由否定之径而获准进入的。犹太哲学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否定美学」以一种禁止对任何现世救赎承诺的忠诚、卸掉目地论的希望，在历史黑暗的灰烬之中，失乐园的悲泣与苦楚正是弥赛亚来临的反面印记。神性的踪迹只能在它自己彻底的否定面中被发现。
现代社会全面物化，语言的物化是一种偶像崇拜的行为，在「十诫」中明明禁止。无异于语言的物化，死亡是意义与物质的彻底分裂。在班雅明看来，神学的使命就在于修复语言中已经被堵塞的丰富的象徵，在神性的言说中，近乎革命性的美学才真正解放人于死亡之中，极端的是，在神性作为死亡的方式是以十字架事件来启示我们的，在与基督的受难遭逢中我们才得以进入死、通往生，绝地逢生。言成肉身的十字架受难是解除语言物化极具象徵的财富，对于我们这些失落了意义的人而言，基督的死是在寓言忧郁地注视下放弃专横的物质性（肉身）能指，具有神圣的言说从平面的异化下转变成生命的力量（复活）。
二
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德国文化界人材辈出，几近是「天才的时代」。文学家歌德（Johann Wolfgang Goethe，1749--1832）、美学教育家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 1759--1805）、诗人荷德林（Friedrich Hoelderlin， 1770--1843）、哲学家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神学家施莱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竟生在同一个时期，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也躬逢其盛，热闹非凡。
来到位于莱茵河畔的波昂（Bonn），我无兴趣了解作为临时首都的波昂，而是想知道更多在此出生的「乐圣」贝多芬，以及德国研究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学术重镇波昂大学（Rheinische Friedrich-Wihelms-Universitaet）。提到波昂大学，我很快就联想到马克思还曾是这里的一名学生、神学家巴特在这间大学任教期间因为不高呼希特勒领袖被纳粹开除教席、传说拿破仑攻占到波昂时，曾命令将大学建筑上一尊圣母马莉亚的像拆下，结果是马车的绳子断开....等等。波昂是一个美丽且优静的都市，虽贵为德国行政中心和各国使节官邸，却没有燥杂和庸俗，人们都习惯以脚踏车代步，一可以运动，二可以避免空气污染，马路上还特别辟有脚车专用道路，给予不同阶层的人相同的尊重。我期待著，若有机会来德国做学术研究，波昂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地方。
就近于市聚广场可以清楚遥望到一座建于十二世纪的罗马式教堂（Minster），不远之处有一幢建筑的前面旷场，树立著一座高大的贝多芬铜像，从这座铜像可以想见贝多芬面貌黧黑、身材宽厚短小、头发乱如蓬草、鼻小而圆、手握笔、露出炯炯有力的眼神。座落在波昂街二十号的贝多芬故居（Beethovenhaus），是贝多芬生于斯长于斯的居所。这幢建筑物早在1889 年就被定为全世界最重要的贝多芬博物馆，馆内陈列著包括由维也那专家专为贝多芬耳疾而设计制造的钢琴。
三
古典乐派三巨匠：海顿、莫扎特、贝多芬。海顿给人类生命中的人性体现以浪漫主义的理解，他的作品具更高度的感性抽象力；莫扎特却追求那驻于内在精神之中的超人的神奇的东西；贝多芬的作品则是唤起了那种对无限的渴望，想打开通往不可能之域的冲动。所有伟大艺术家的创作都是一种本能的冲动，而这种无意识的冲动是因为感到某种压迫著他的力量，彷佛他是受到这股力量的支配去行事，而这样的支配力量是他所不认识和无以抗拒的。
在这个意义下，我对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的理解尤其有如此强烈的感受。我打算从我对贝多芬〈英雄〉的解读，去感受和领悟复活的英雄式胜利，如果贝多芬是对无以抗拒的命运给于了英雄式的超越，那基督从死亡中的复活，则是对人类终极命运----死亡----的克服，并发出了胜利的英雄般的呼声。〈英雄〉是贝多芬深陷于痛苦的时候的创作，这阕交响曲说明了他置于死地而后生的胜利象徵。古典乐派的交响曲既不面对死亡，也不描绘死亡，而从〈英雄〉交响曲开始，白辽士、布拉姆斯、布鲁克纳、马勒等人的交响曲中，都大量出现关于死亡的情节，〈英雄〉的第二乐章「送葬进行曲」的出现，可以视作是始作俑者。在我的研究里发现，马勒对死亡的正视的敏锐度是任何大音乐家所无法比拟的，他的每一阂交响曲，除了第一交响曲〈巨人〉外，其他的都是全神贯注的环绕著这个主题而写。
〈英雄〉完成于一八○四年，表现出贝多芬深层的情感，和丰富的戏剧化对比。这曲展示了从黑暗走向光明胜利之路的整个历程，从第一乐章剧烈的战斗开始，便强而有力的把听众引至凯旋的终乐章。这是一阕和声复杂，气势恢闳，不谐和迫刺耳的交响曲，像是向不可抗拒的命运宣战，其中第二乐章的「送葬进行曲」，宛如死亡临近的压迫，沈郁激亢的情感几乎让人必须摒息以聆。
有甚么令音乐家耳朵失聪更难以令人消受。贝多芬的耳疾痛不欲生，几近宣布音乐生活的结朿，作为一位音乐家，丧失了听觉就像画家丧失了视觉一样，如何能忍受得了命运的支配，可能不向命运低头吗？听不见美妙的音乐，对一个作曲家来说意味著什么？贝多芬把对耳聋的残酷事实看作是死亡对生命的威胁，在处于极度悲哀和恐惧之中暗自写下了著名的「海利根城遗嘱」。贝多芬曾表示想要了结自己的生命，没有听觉的活著，痛苦的逼他走向绝望的边缘，像一个失去所有的人，无权再追问关于生存的希望。对作为音乐家的他，耳聋的事实是艺术中断的事实，艺术中断了创作的生命，即是无缘于生命，也就是死亡的事实。没有了音乐，贝多芬还有活下去的理由吗？生命的残缺如何才能使他继续对艺术有所信仰呢？
所幸贝多芬对艺术的坚持和强力意志使他走出痛苦的阴霾。艺术中存在著求生的意志，〈英雄〉交响曲就在这个求生的意志下点燃起生命的火花，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洪流，敲开了浪漫之门。第一、第二交响曲还保留了海顿和莫扎特或者是巴哈的影子，正真使他脱开古典进入浪漫的是〈英雄〉。因此〈英雄〉不只是贝多芬个人置于死地而后生，也是音乐史的置于死地而后生，其中的关键是「否定」，「否定」正是展现生命的美学。
首先，〈英雄〉的第一乐章主要是刻划出英雄的形象，以雄伟、果敢的总奏和弦开始，紧迫、气势如洪，体现英雄意志的充沛和锐不可当。第二乐章的音量则特别的保持在极弱和弱之间，低音大提琴以低沈阴暗的音色形成一个独立的声部，制造出悲壮的哀伤效果，几近令人窒息，情绪时而悲戚时而高涨。第二乐章是著名的「送葬进行曲」。第三乐章渐渐远离了沈痛的死亡问题，呈现出无比的朝气、强劲有力。最后一个乐章，也就是第四乐章，以希腊神话故事的「普罗米修斯精神」为主题，把英雄的不屈不挠，发挥得淋漓尽致，使短暂的音符变成了希望之火。这是天才艺术家的「天人之战」，〈英雄〉中真正的英雄不是拿破仑（按：贝多芬原有意将这阕交响曲送给他所崇拜的拿破仑，但是，崇尚自由的他一听说拿破仑称帝之际，就把谱上写有献辞的表页撕去，改写上「为一位无名的英雄而作」。贝多芬说过「要尽可能行善，要爱自由超过一切，绝不可否认真理，即使在君王面前也应如此」），正真的英雄应该是贝多芬自已。
熟悉希腊神话的人一定知道，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是冒死盗取天火送还人间的英雄人物，结果被宙斯捉了起来，并以恶鹰啄食他的肝脏为处罚。也许，贝多芬从普罗米修斯那领悟到音乐创作就宛如盗火，而今的耳聋是盗火的代价，英雄的伟大就在于他可以因为求生而忍受痛苦，越是痛苦，越能体现出坚忍不拔的精神。
四
耶稣的死，对所有那些曾与他在一起生活的人，瞬间都陷入茫然和失挫。他曾经给人以希望，门徒也把他视作是救主弥赛亚，可是一夜之间，死亡夺走了一切，希望落空尚可忍受，但问题在于今后要如何面对生存下去的勇气呢？英雄在十架上的沈默叫人不可思议，他承诺的一切，在他埋葬坟墓时也埋葬了他的一切承诺，像经过一场从梦中醒来时心灵感到的痛楚，原来这一切都是虚幻的。耶稣有关「天国」的对白顿时也觉得可笑极了。十字架的残难象徵著死亡的无法抗拒，连那宣称为基督、为弥赛亚、为救主的，都无以幸免。死亡的力量太大、太大了！
基督徒对生命抱持的希望，是对耶稣的宣道的信赖。他曾如此的宣布：「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意味著活著就有希望，虽然死亡可以夺去一切，要是死亡都可以克服，那生命的存活才有意义。复活不是遥不可及的彼岸救赎，也是不天堂的终末偿报，因为耶稣不是向死人宣道，而是向活人宣道，死亡的克服是为了面对生存，以生存来见证生命的真理和价值。可是事实又会是怎样呢？
复活是信仰的求生意志，它体现了自由，给人可以免于绝望的自由。任何对于自由的危害，正是对于复活的信仰的危害；复活是免于死亡的恐惧，即免于一切相似于死亡般威胁的恐惧。艺术的信仰是崇高的，复活的信仰则是在不可能中体现可能。基督给人的信仰是复活的喜讯，基督徒的星期礼拜是宣布并见证基督的复活，且向一切威胁生存的力量于予绝然的否定。通过复活，自由给予了人们；若是未能拒绝一切绝望的因素，恐怕我们尚未真正进入作为自由的复活的信仰。
十字架是死亡的事件，但却是释放出生命的死亡。经由死而通往生，没有死也就没有生，有生必有死，会死意味著活（生）过。没有尝过死味也就与生无缘，复活的事件是对生存的见证，只有经过彻底的绝望后产生的信仰，才算作是信仰。由于死是对生的彻底绝望，超越死亡才能对生存抱以希望。丹麦哲学家祁克果（Soren A. Kierkegaard，1813--1855）在他的日记本写下如此深刻的一句话：「一个十字架要建立在他一切希望的坟墓之上」，完全的表达了从绝望通往信仰的生存意义。
耶稣甘冒十架死亡的懦弱和嘲笑，为了是想盗取「生命之火」。面向十架苦难和死亡逼进的恐惧、不安，在爱、垂怜、悲情、力量中，以崇高的生命价值和尊严，对死亡做一次性、终极性的承担，也对死亡作一次根本性、永恒性的克服。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是「生命之火」的超凡能力的体现，十字架的「送葬进行曲」并没有划上休止符，相反的，却是耶稣英雄般越过死的临界而通向生之蛹道。作为一个耳聋的作曲家是难以想像的，但贝多芬却做到了；把十架的死亡阴霾变成复活的凯歌简直是匪夷所思，耶稣却使它成为可能。贝多芬在他的音乐的世界里做了一次完美的演出，耶稣的复活所开启的生命之火，给人们予生存的勇气和动力，再也没有那样苦难之事可以打倒我们的生存意志。
死亡都可以坦然面对，上帝自己也经过死亡之苦，因此没有人可以拒绝生存的意志，既使遭遇苦难，也不足以把它跨大到甚至大过于上帝自己所承受的。死亡是对生命的嘲讽，复活是对死亡的嘲讽，在此不存在著二元的逻辑，而是互为辩证的关系。复活是对自由的宣布，复活节即是自由的节日。如果人世间最难克服的难题都得以超越了，那世上再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可以带给我们任何的惊吓。
五
贝多芬在调性方面的革新由，于过于激进，使得与他同时代的人第一次听到他的音乐时，都会自然地要掩耳。从和声、节奏，到乐器等，所有的音乐形式他都一一打破陈规，贝多芬以感性来驾驭理性，以内容来牵制形式。有人形容贝多芬的音乐「使人产生或不安、或害怕、或憎恶、或痛苦等各种感情，为了是唤起灵魂深处永无止境的渴望。这正是浪漫主义的本色」。
贝多芬用眼睛来聆听乐声，关于复活一事，我们则可以用心灵的眼睛去看。在音乐的世界里，声音即是语言，事实上音乐是超越语言的语言，换言之，信仰开启的世界是超越语言的实在世界，这样的世界与认知无关，而与体验有关。如果说「音乐应该使人灵魂感动，但必须以智识去听、去理解」，那么，关于复活的信仰，不也应该是如此吗？
六
现代人在语言物化中放弃了对现存秩序的清醒批判，对美好事物充满神秘的信仰憧憬也放弃了，这就意味著人丧失了与永恒无意识的接触、丧失了与摆脱肉身困境的希望。基督信仰通过肉身复活的末世承诺，把死看作是生的一部份给予接受，恰恰在这里，基督的十字架与普罗米修斯的盗火是两种不同的际遇，普罗米修斯的肉体成了处罚、受虐、痛苦的无望，基督却在肉身的复活上给人带来生存的勇气和希望。
阿多诺如此说道：「死亡展示了一种总体上毫无表情、黑洞洞的眼窝，与最放纵的表现----龇牙咧嘴相关系」。基督对死亡的态度不落入悲观的否定，不落入畏死的否定，基督复活信仰拒斥和抵制柏拉图对肉身的敌视，恰恰在于它肯定和确信永恒的生命只能是存在于肉身中的生命，基督教禁欲主义可以把对负罪的肉身的惩罚执行到柏拉图望尘莫及的程度，但是，基督末世论的希望却是要使负罪的肉身获得救赎。否定，在基督的死和复活，以及末世论希望中，成了辩证的超越。
本文摘自《宇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