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评论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中心博士，著有《中西戏剧史话》及论文若干。

于闽梅

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观

　　巴赫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仅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确切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巴赫金的思想。同样，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专论的命运也影响了巴赫金本人的命运，这强化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巴赫金生活秘密伙伴的地位。"[1]

　　巴赫金抓住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社会人、现代人对孤独与死亡的新理解，得出结论：地下室人面镜而立，投射出来的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心灵景观。在我看来，这种心灵景观可以用今天摇滚歌手张楚令人迷惘的吟唱"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来做最恰当的表述，这句话无意中触及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作品所反应的新观念，这种新观念影响了巴赫金，成为他的思想基础之一，在他的全集中有连贯而清晰的论述。

　　一．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德国的杰出的社会学者韦伯为整个近代史提供了一条主要线索。他认为近代史的主要流程，就是不断把人类生活理性化地组织起来。这种集体化，如果再加上由野蛮的警察力量支持的某种全国性的神奇人物，则变得更为激烈。集体化的人，仍然还只是人的一个抽象碎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描绘的就是作为抽象碎片的人的痛苦、屈辱和低贱。"人在这里不为人所承认，也失去了名字。他被赶入不得已的孤独之境，而一些倔强之人力求把这孤独化为孤傲（即不须承认，不要他人）。"

　　现代文明使得现代人进入了历史的一个非宗教时代，即韦伯所说的"除魅时代"。现代人跨进来的时候神采飞扬，以为会有更大的权力来控制他新建的世界，而在这个时期来临以前，宗教曾经是笼罩人类生活的结构，给人类一种意象和记号的系统，使他能够借以表达对心灵完整的渴望。一旦失去这种含容的结构，人类不仅无家可归，甚至变成破碎不全的东西。所以，终于有一天，现代人发现自己不仅是上帝、自然及庞大的社会组织的陌生人，而且也成为自己本身的陌生人，并且，他与上帝自然及社会的隔离都是预先为这种隔离铺路的，他的存在早已被遗忘，他就从社会这个避难所摔了出来。

　　面对这样的处境，产生了一种广泛的世界观，简言之，这种世界观认为人的孤独是与生俱来的。在巴赫金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这样的世界观是格格不入的，今天的摇滚歌星无意中吟唱的一句话――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无意中倒是道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真谛，他的作品让我们发现，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这种孤独实质上是被强加给我们的。他领悟到，每个个体生命形态上的孤独本是人类生活无法避免的一面，但他关注的并不是每个人生命形态上的那种在死亡面前孤零零、赤裸裸，他的作品不只表现这种孤独，更重要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揭示了另一种孤独――每个人在意识活动上被特意制造出来的孤独所隔离――这才是他要抵抗、揭露和批判的可耻的"孤独"，巴赫金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是"被赶入不得已的孤独之境"[2]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悟到的这个事实其实一直都存在于那里，隐藏在甚至最健全的社会底下。它的真实性并不因为出现在一个混乱而不幸的时代而稍减。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处的俄国，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整个欧洲文明的意义受到质疑的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向内回转，以质疑面对了人的生命这一具体的事实，面对了历史的危机，面对了时间、死亡以及个人的焦虑。这种焦虑和危机并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凭空创造出来的，它们早就在现代人的灵魂中活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设法以小说的方式表达它们，他并不想以伪装它们没有存在从而来逃避它们。

　　因此，巴赫金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寻找的，是以进行意识活动为主的人物，其全部生活内容集中于一种纯粹的功能－－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于是在他的创作中，出现了'幻想者'和'地下室人'。"[3]

　　二．"陀思妥耶夫斯基揭开了这个在怪圈中打转的意识的全部虚伪性"[4]

　　"我离不开他人，离开他人我不能成其为我；我应先在自己身上找到他人，再在他人身上发现自己。证明不可能是自我证明，承认不可能是自我承认。我的名字是我从别人那里获得的，它是为他人才存在的（自我命名是冒名欺世）。对自己施爱心也是不可能的。

　　资本主义为一种特殊的绝对孤单的意识创造了条件。陀思妥耶夫斯基揭开了这个在怪圈中打转的意识的全部虚伪性。"[5]

　　巴赫金的这段话的含义很明显：人的意识层面的孤独是虚伪的，自我命名是浪漫主义的欺世盗名（当然,与广泛性观点一致，他始终承认:个体生命形态的孤独是天然存在的）。资本主义对人的要求，只是要每个个体能胜任他一已的社会功能，最好是变成那项功能，至于他的其他存在，则一任其消逝，通常是被弃置在意识底下而被遗忘。因此，资本主义必然抹杀人的内在社会性，强调人的孤独性以便使这种人的这种被遗忘的状态合理化。

　　这一点，不仅巴赫金注意到了，许多思想家也注意到了，"既然陀斯妥耶夫斯基是真实的，那么当代小说的人物就是虚假的。这些人物是虚假的，因为他们迎合了我们自主的幻想。这些人物是新的浪漫主义谎言，用来延长被现代社会当作救命稻草的普罗米修斯梦。"[6]的确，正如哲学家们所论证的，在现代社会里，人无法自主，但是，巴赫金发现，浪漫主义却宣扬孤独是一种高尚的处境，在许多浪漫主义作家描绘的作品中，因为对孤独的错误理解，机械行为变成了自发，奴隶地位变成了自由，我们看不到人们的忧虑，也看不到他感觉到被抛弃后随即产生的疯狂，我们看到的只是所谓号称"孤独的个体"对社会和生存条件的"伟大反抗"，于是，孤独意识成为在怪圈中打转的东西――越认可孤独，越被疏远；反之，一被疏远，就更加认可孤独。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揭露了这种孤独个体反抗的虚伪与虚假。浪漫主义作品传播了许多这样无益于沟通的孤独的象征和形象，由于缺乏对孤独的虚幻性的真切理解，这种拒绝沟通反而被看成是崇高的、反抗的，造成的结果却是普遍的分离。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商品时代的大企业，它通过宣扬产品的"个性化"来倾销商品，当你自以为用"孤独"抗拒普遍性的时候，它却使你趋向于统一。

　　因此，巴赫金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为一种特殊的绝对孤单的意识创造了条件。陀思妥耶夫斯基揭开了这个在怪圈中打转的意识的全部虚伪性。如前文所述，绝对的孤独是不存在的，绝对的自我意识也不存在。重要的不是一个孤独的内心发生了什么事，而是在"门坎"上（即自我意识与他人意识的交汇处）发生了什么。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绝不是宣扬孤独的文学，他所揭露的，恰恰是"孤独"――这个被资本主义所美化的意识的虚伪性，不需承认、不要他人的孤傲是虚伪的，是一个陷阱。人必须交流，因为存在就意味着交际，就意味着一个人永远．时时地处在门坎上。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许多主人公在小说一开始都是自负的、一心要否认交流的人，通过这些角色，他描绘了有关人的各种孤独谎言，在最后，主体形象本身揭露了这些谎言的实质。区别在于，浪漫主义的那些"群居的"主人公最终走向孤独，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孤独的主人公最终完成了其他人的融合。所以，当斯丹达的于连．索黑尔在他生命的最后，拒绝被拯救，彻底抛弃他者，拥抱自己的孤独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却抛弃了孤独，在灵魂与他者的拥抱中获得救赎。

　　三．"存在意味着交际"[7]－－对话的狂欢化（交流的极致）

　　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的修订》中，巴赫金专门研究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孤独的看法：

　　"单个意识不能自足、不能存在。我要想意识到自己并成为我自己，必须把自己揭示给他人，必须通过他人并借助于他人。构成自我意识的一些最重要的行动，都同他人的意识（同你）相关联。离群、隔绝、自我封闭，是丧失自我的基本原因。关键不是在内心发生了什么事，而是在自我意识和他人意识的交界处，在门坎上发生了什么事。一切内在的东西，都不能自足，它要转向外部，它要对话；每一内在的感受都处在边界上，都与他人相遇；这种紧张的交会，便是感受的全部实质。这是最高程度的社会性。在这一点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截然不同于一切颓废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个人主义的）文化，不同于原则上无出路的孤独文化。他认定孤独是不可能的，孤独是虚幻的。人的存在本身（外部的和内部的存在）就是最深刻的交际。存在就意味着交际。绝对的死（不存在）意味着着再听不到声音，得不到承认，被完全遗忘。存在意味着为他人而存在，再通过他人为自己而存在。人并没有自己内部的主权领土，他整个地永远地处在边界上；在他注视自身内部时，他是在看着他人的眼睛，或者说他是在用他人的眼睛来观察。"

　　这一段话，包含着三层意思：１．一切内在的东西，都不能自足。因此人的孤独是虚幻的、不可能的、虚伪的；２．在门坎上――自我意识与他人意识的交界处――的交流是最重要的；３．人永远处在边界上，即门坎上，所以孤独是在存在的，对话与交流才是永恒的。　　因此，存在就意味着交际。与此同时，巴赫金强调的是：他所归纳的这些并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哲学观点，而是他对人类意识活动的艺术观照。因此，思考着的人的意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里，首次真正成了艺术描述的对象。

　　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的所有作家作品都没有注意到孤独的真正面目，"如今，作品之丰富，前所未有，但是所有的作品都是要证明，交流既非可能，亦非所愿"。[8]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则以人的意识及意识生存的对话领域为描述对象，在他的作品中，以一种对话的狂欢化――一种深度的交流模式――达到了交流的极致，人的被强加的孤独感在其中坦露无疑，因为坦露，不同的孤独之间达到交流与对话，永恒的孤独在对话的一瞬间被克服与战胜了。人类在非常态中裸露了自己内心深处的生命状态的孤独和被强加的意识层面的孤独，同时也获得了一种意义。"个性的独立性具有另一种性质：个性无视（甚至抗拒）客体性认识，而只能自由地通过对话方式（作为于我之你）揭示自己。"[9]

　　既然存在就意味着交际，那么对话与狂欢就是有效的交际的一部分。

　　在《罪与罚》中，我们还看得出狂欢化的其他表现。这部作品的一切，如人们的命运、他们的感情和思想，都被推到自己的边缘；通过"一连串接连不断的吵闹、古怪行径、欺骗、脱冕和加冕。"[10]一切都准备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一切都被引到了极端，达到了自己的极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人们在对话的狂潮中交流。诞生与死亡、少年与老年、夸赞与斥骂、肯定与否定等。巴赫金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喜欢玩纸牌，依据纸牌上人头像的原则，上一端要反映在下一端。这一点可以表述如下：两个对立面走到一起，互相对望，互相反映在对方眼里，互相熟悉，互相理解。巴赫金指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里，一切都与自己的对立面毗邻而居。爱情与仇恨毗邻，爱情了解也理解仇恨；对神明的信仰与无神论毗邻，在无神论中反映出自己，并且理解无神论；无神论同样与信仰毗邻并理解它。上升和高尚与堕落和卑鄙毗邻.对生活的热爱与对自我毁灭的渴望毗连，纯洁与贞节可以理解罪过与淫欲。而这种理解，就是建立在狂欢与对话上的。"在此后的作品，狂欢化向深层发展，性质发生了变化。其中笑的因素，在这里是相当响亮的，在那里却低沉了，几乎弱化到了极点。"[11]

　　这种语言狂欢"具有高度的自由和坦诚"，[12]释放着人们压抑已久的孤独和言语，具有充分的反讽性。"狂欢化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够看到并表现出来在一般生活条件下无法揭示的人们性格和行为中的某些方面。特别深刻地实现了狂欢化的，是福马．福米奇的性格：它已经变得与自己不相符合了,不再等同自己了,很难给它下一个一目了然的最终的定义;它在许多方面预示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写的一些主人公。"[13]

　　正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帮助陀思妥耶夫斯基既克服伦理上的唯我论，又克服认识论上的唯我论。一个人如果落得孤寂一身，即使在自己精神生活的最深邃最隐秘之处，也是难以应付裕如的，也是离不开别人的意识的。一个人永远也不可能仅仅在自身中就找到自己完全的体现。孤独是不可能的，存在就意味着交际。正如在小说《群魔》里，沙托夫在同斯塔夫罗金恳切交谈之前，先对他说：　　"我们是两个生物，在无边无际的世界里走到了一起．．．是在世上最后一次相逢。丢掉你那口吻，说话像个正经人样吧！哪怕有这么一次说话像个人也好。"[14]

　　四．死亡：对话与狂欢之间

　　在对话与狂欢之间，死亡作为不可避免的存在被触及了。而有趣的是，对此问题，巴赫金所做的论述恰恰不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而是在为第二版的所做的笔记中，即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的修订》中。　　在这篇文章中，巴赫金详尽地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死亡与托尔斯泰的死亡描写的本质上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自己眼中之死"与"他人眼中之死"的区别。

　　"自己眼中之死"，是托尔斯泰所描写的死亡，他感兴趣的是濒死的人对死亡的内心感受。他对死亡对于他人意味着什么并不感兴趣。巴赫金指出：这种处理方法在视点上违背逻辑，如同一个人在死后描述自己的死亡一样，意识是生活，自我不可能描述自己的死亡。自我与意识同在，而意识，正是因死亡而丧失的东西，"为了从内部入手写死，托尔斯泰不惜严重破坏叙述者角度的生活真实性"，从内部来描述死亡。在托尔斯泰那里，死亡跟别人是没有关系的，死亡是孤独的，"对于他人如何看自己之死，他实际上是漠不关心的。'我需要自己一个人活，自己一个人死'。"[15]

　　而"他人眼中之死"，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写的死亡，在他这里，连死亡都不再是孤独的了。巴赫金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也不"从内部描写死亡，人的临终前的痛苦及死亡的过程，总是由他人来观察。这是因为，死亡在叙述者那里，不可能成为意识自身中的事实。生命是有终结的，而意识是没有终结的，因而意识不可能处在孤独状态的，而从内部描写死亡，象托尔斯泰那样写被意识到的自身之死，是根本不存在的，因�"它与这个世界内在的逻辑是格格不入的"[16]

　　因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死亡的出现没有托尔斯泰作品那么频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里，死亡不起任何完成和解题的作用，因为它不触及任何本人感受的意识，这种包括孤独感在内的意识极其重要，因为它具有完成和解题的力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中，严格地说，不存在客体自然死亡的事例，没有人的负责而主动的意识参与其中的死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里，只有凶杀、自杀和疯狂，即都是一些与责任不可分的有意识的死亡行为。"[17]

　　五．结论　　巴赫金发现：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孤独的新理解与挑战，他需要在诗学的语言上进行重新调整，形成一种特殊的语言风格：预留后路，人物的语言往往包含着一种特殊的对自己的虚假定论，缺乏完结的语气。同时，这种调整也表现在在对人物处境的理解上，"我能在他人身上看到他人看不到的东西，他人能在我身上看到我看不到的东西，而这一切都不是孤立进行的，都是必须依赖他人，都是必须在对话中进行。"[18]

　　在基督教意识形态的精神下，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信仰的基督如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基督一样：一位仁爱的神，他的沉默使他人能够开口说话、交流，人因此摆脱了孤独，获得了自由�"巴赫金从这种伦理世界观中推演出了形式的原则，这就是对话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优先地位。"[19]存在就是交往，对话中止，万物便不复存在。这样一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解读体现了巴赫金本人的诗学。他反复修订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著，历时四十多个春秋。这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巴赫金那里所占有的地位，正如巴赫金认为基督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占有的位置一样。"[20]

　　因此，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小说的最后，战胜了孤独，有人给他念圣经，他体会到安宁的感觉。而在这以前，沉溺于孤独中的他一直无法安宁。　　因此，巴赫金认识到：正是这种狂欢式的对话，使人们可以建立一种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构，使人们能把人与人在社会上的相互作用，转移到精神和理智的高级领域中，打破这个向来主要就是某个统一的和唯一的独白意识所拥有的领域，毁灭某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自身内向发展的精神领域，在这个意义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揭开了社会生活、人类生活的对话本质。这不是一个现成的存在（而由作家来揭示它的内涵），这是与形成中的多种涵义进行的一种不可完成的对话。"[21]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巴赫金上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看法、对其中孤独、对话、狂欢、死亡之间关系的理解达到了新的诗学高度。[22]

　　生命状态上孤独的人在对话与狂欢中理解了自己的意识与他人的意识，从而释放了自己被强加的意识形态上的孤独，在狂欢化的对话中达到交流的极致。特殊的绝对精神孤单的意识是虚幻的，它不能表明人的真实处境和想法，自我意识根本不存在，一个孤独的内心发生了什么事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在"门坎"上――在众多意识的交汇处――发生了什么；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所揭露的，恰恰是孤独――这个被资本主义所美化的意识的虚伪性，所有不需承认的傲慢、不要他人的孤傲都只是陷阱。人必须交流，因为存在就意味着交际，就意味着人永远处在门坎上，人必须处于门坎上――这种处境如此真实，就意味着人只能通过对话来驱散孤独、通过他人眼中折射的自己的死亡来表现存在。

　　"种子下地，如果不死，是一粒种子；如果死了，就会带来收获。"

　　圣约翰的这句话，在《卡拉马偌夫兄弟》中反复出现。其中的寓意也在此，人的孤独永远只是一粒种子，只有交流、吸收，让孤独死去，才能"带来收获"。因此，面镜而立的不仅是地下室人，而且是每一个人，其中投射出来的不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心灵景观，也是巴赫金的心灵景观。【注释】
[1] 《米哈伊尔．巴赫金》，[美]卡特琳娜．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著，语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13页。
[2] 《巴赫金全集》第五卷之《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的修订》，巴赫金著，白春仁、顾亚铃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79页。
[3] 《巴赫金全集》第五卷之《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著，白春仁、顾亚铃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６５页。
[4] 《巴赫金全集》第五卷之《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的修订》，巴赫金著，白春仁、顾亚铃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79页。
[5] 同上。
[6] 《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法］勒内．基拉尔著，罗巩（此字应为上下结构）译，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第271-272页。
[7] 《巴赫金全集》第五卷之《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的修订》，巴赫金著，白春仁、顾亚铃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78页。
[8] 《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法］勒内．基拉尔著，罗巩（此字应为上下结构）译，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第277页。
[9] 《巴赫金全集》第五卷之《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的修订》，巴赫金著，白春仁、顾亚铃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94页。
[10] 《巴赫金全集》第五卷之《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著，白春仁、顾亚铃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18页。
[11] 同上。
[12] 《西方十老一辈世纪文论史》，张首映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50页。
[13] 《巴赫金全集》第五卷之《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的修订》，巴赫金著，白春仁、顾亚铃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94页。
[14] 该引文见《巴赫金全集》第五卷之《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著，白春仁、顾亚铃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38页。
[15] 《巴赫金全集》第五卷之《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的修订》，巴赫金著，白春仁、顾亚铃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81-382页。
[16] 同上，第383页。
[17] 同上，第397页。
[18] 程正民＜巴赫金多元、互动和开放整体文化观＞，见《文学理论学刊》第1辑，北师大出版社，2000年，第295－296页。
[19] 《米哈伊尔．巴赫金》，[美]卡特琳娜．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著，语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28页。
[20] 同上，第329页。
[21] 《巴赫金全集》第五卷之《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的修订》，巴赫金著，白春仁、顾亚铃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95页。
[22]诗学，在二十世纪开始时，多半指文学作品结构．审美手段系统的理论研究。本章所谓诗学，指的是从小说艺术角度的独特性及对人的真实处境的理解等角度考察所得出的结论。

《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　上网日期 2002年0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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