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森／方言（译）田立年（校）

想象的共同体（选）

　　一、导言　目前我们正面临着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运动史上的一种根本转变，虽然对于这种转变，人们也许尚未予以足够的注意。近来在越南、柬埔寨和中国之间发生的战争就是这种转变最明显的标志。这些战争在世界历史上是重要的，因为它们是在几个独立的，具有明确革命信念的政权之间发生的战争，而且还因为交战各方除了最为敷衍了事地走一下过场以外，没有再以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借口来为流血杀戮辩护。而在1969年的中苏边境冲突，和在苏联军队出兵德国（1953年）、匈牙利（1956年）、捷克（1968年）及阿富汗（1980年）时，还在以"社会帝国主义"和"捍卫社会主义"等字眼--挑选什么字眼要看自己一方的喜好--来作辩护，而现在，我估计已经没有人会真的相信这些字眼可以解释在印度支那发生的事情。

　　如果说越南于1978年12月和1979年正月入侵和占领柬埔寨表明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权对另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权第一次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传统战争（Large－scale conventional war），①那么中国在Th月份对越南的自卫反击则表明，这种战争很快就推出了它的第二版。只有最轻信的人才敢打赌说在本世纪这些没落的年代里，国家间任何敌意的爆发都可以得到俄国和中国--更不用说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援或并肩作战。谁敢保证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绝不会在将来某一天打起来？那些期望着驻扎于东欧的苏联红军从那里撤走的各种团体多少应该提醒一下自己，正是由于有苏联红军绝对优势力量的存在，才使得1945年以来东欧各马克思主义政权之间一直没有军事冲突。

　　这种看法有助于突出这样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二战以来每一次成功的革命都以"民族的"（national）之类的词汇定义自己--如中华人民共和国（PRC），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SRV）等等--，而这样做，就已经把这个革命的政权牢牢地奠基于从革命前的旧政权继承下来的领土和社会空间中了。相反，苏维埃联盟这个名称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这个名称相似，它拒绝在名称中突出其民族性。这个名称既表明它是19世纪前民族君主国的合法继承者，又是ZI世纪国际主义秩序的先驱/2/

　　埃立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非常恰切地表述道："马克思主义运动和国家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都正在成为民族的，也就是说，他们正成为民族主义者。没有迹象表明这种趋势会停下来。"③这个趋势也不只限于社会主义世界。几乎每年，联合国都要承认一些新的国家。许多一度被认为很稳固的"老国家"发现它们自己正面临着潜在的民族主义的挑战，而民族主义自然梦想着有一天能幸福地摆脱这种"潜在的"境况。现实情况非常明了："民族主义时代的终结"已经预言了这么长时间，却依然遥遥无期。的确，强调民族一性（nation-neSS）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生活中最为合法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念。

　　不过，即使实际情况清楚明了，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却仍会长期争论下去。民族（nation）、民族性（nationlity）、民族主义（nationlism）-一这些概念本身就非常难以定义，就更不用说要对它们进行分析了。民族主义已经对现代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相较之下，仍然缺乏合情合理的理论来对之进行阐释。休·塞顿一瓦特逊（HUsh Seton－Watson）是英语世界颇有造诣的民族主义问题研究专家，其研究方法继承了自由主义的史学和社会科学传统，他也悲观地指出："因而我不得不得出结论说，对于民族这个概念给不出一个'科学的定义'；而且这种现象一直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下去。"④《不列颠的瓦解》一书的作者汤姆·奈恩（Tom Nairn），他所继承的几乎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和社会科学传统，他也坦率地评论说："民族主义的出现表明马克思主义遭受到了历史性的惨败"。⑤然而，即使这个坦白的陈述也多少有些引人误解，因为它有可能会被人们认为是因为长期刻意地追求理论清晰性而得出的令人遗憾的结论。马克思在其1848年著名论述中说："当然，各国无产者必须首先处理好他们本国资产阶级的问题"。/6/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使用"民族资产阶级（national bourgeoisie）这一概念，却未在理论上对这一概念中"民族的"这一关键形容词的正当性加以论证。我们如何解释马克思这一疏忽呢？又该如何解释这种使用呢？考虑到资产阶级赖以定义的是生产关系，本该把它归结为一个世界性的阶级。那么，民族的资产阶级这一部分人为什么还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意义呢？

　　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尝试着给民族主义这一"变种"作出一个更为满意的解释。我的感觉是，在这个问题上，自由主义的理论已苍白得像后期托勒密那样只能徒劳地"拯救现象"；迫切需要重新调整视角，需要哥白尼式的精神。我的出发点是，民族，或者，像有些人喜欢把它放在词的多重意义上看那样，民族一性，以及民族主义，都是某种特殊文化的产物。要想准确理解这些词汇，我们有必要认真想一想，它们是如何进人历史的，其意义以何种方式随时间而发生了变化，以及，为什么它们在今天取得了如此强烈的情感上的合法性。我将努力阐明，18世纪末期/7/的这些产物是通过各种分散的历史力量的"合力"，通过这些复杂合力的滤析而自发地产生的；不过，这些产物一旦被创造出来，它们就成为一种"模式"；可以把它们与各种各样的自我意识一起移植到各种各样的社会土壤中去，与各种各样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群体揉合到一起。我还努力去解释为什么这一特定的文化产物唤起了如此深厚的忠诚情绪。

　　　概念与定义

　　在对上述问题发表看法之前，最好还是先简单地考察一下"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并且提出一个可行的定义。民族主义理论家经常为这样三对矛盾所迷惑，甚至为之所烦扰：（1）史学家眼中的民族现代性客观性与民族主义者眼中的民族传统性主观性构成矛盾；（2）作为一个文化概念，民族性具有形式上的普遍性--在现代世界，人人都可以，必须，也会"有"一个民族性"，就像他或她"有"一个性别一样。然而，民族性的具体表现形式又不可避免地具有特殊性。因此，依照定义，"希腊"的民族性就是其自己的种族特性。民族性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又构成一对矛盾；（3）民族主义所具有的"政治"权力与其哲学上的贫困甚至无条理间的矛盾。换句话说，和许多其他的主义不同，民族主义从没有产生它自己的大思想家：没有霍布斯，托克维尔式的人物，也没有马克思，韦伯式的人物。这一"空缺"很容易引起世界主义的与多语的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的轻视态度，就像盖特鲁得·斯泰因（Gertrude Stein）盯着奥克兰（Oakland）一看，你马上可以得出结论说"没有那儿在那儿"（no there there）。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即使像汤姆奈恩这样对民族主义充满同情的人也这样写道："'民族主义'是现代发展史上的病残，它就和现代发展中个体生命所患的'神经官能症'一样无可逃避。和后者一样，它自身也同样带有两面性，同样具有生就的陷入疯狂的可能性。这种疯狂根植于强加在世上大部分事物上的无助的窘境（相当于社会的幼稚病），并且基本上是无法治愈的。"/8/

　　困难部分源于人们下意识地把大写"N"开头的"民族主义"当成了一个实体（而不是把它看做像大写"A"开头的"年龄"一样的东西），因而就把它划归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如果每个人都有一个年龄（age）的话，年龄（Age）这个词本来只不过是分析问题时所使用的一个表达式］。如果人们把民族主义归人"亲戚"和"宗教"这一类关系中，而不是把它归人"自由主义"或"法西斯主义"这一类关系中的话，我想问题恐怕会更容易分析一些。

　　因而，本照人类学的精神，我给民族（国家）一词作出如下定义：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一天然是有限的，并且是有主权的（it is an imaginedPolltlcalcommunlty－andlmaglnedas botn Inherently． LlmltedandSovereign）。

　　说它是想象的，那是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其成员也多半不了解这　个民族其余大部分人，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他们。然而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　都有一种团体归属的意识。②勒南（Renan）以其温和的嘲讽态度对待这种想　象，他这样写道："然而一个民族的实质就是每个个人在其中都会找到许多共　同的东西，同时每个个人在其中又会丢失掉很多东西/10/盖纳尔（Gellner）以　一种激烈的态度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民族主义并不是民族自我意识的　觉醒，它是在一个不存在民族的地方发明（invent）出一个民族来。"＠不过，　这种说法有一个缺陷，盖纳尔过于急于展示民族主义是在通过虚假借口来伪　装自己，所以他把"发明"一词视做"捏造"和"虚假"之意，而不是视做　"想象"和"创造"之意。按照这种看法，"真正的共同体存在于与想象的民族对列井存之处。而事实上，任何比能面对面直接交流的原始村落稍大的共同体都是想象出来的。共同体不是依其真假来区别，而是依其被想象的形式来区别。爪哇村民都知道，他们与他们从未谋过面的人是有联系的，然而这种联系一度被想象得非常具体--就像一个无限扩展的亲戚网或客户网。直到不久以前，爪哇语中还没有抽象的"社会"一词。今天我们或许把法国旧制下的贵族视做一个阶级；不过以这种方式来看这批人很显然是很晚以后的事了/12/。比如问"孔德·德·X是谁"时，通常的答案不会是"他是一名贵族"，而会是"他是王爵X"，"他是巴龙·德·Y的叔叔"或者"他是杜克·德·Z的客人。"

　　说它是有限的，那是因为，即使是最大的民族，有着上十亿的人口，其疆域也是有限的，并且还得与其他民族共同相处。想象不出哪个民族能与人类隔绝。即使最具有救世精神的民族主义者也无法奢望有那么一天，人类所有的民族会像某些世纪的人，比如，像基督徒想象世界变成一个全是基督徒居住的行星那样全部加人他们自己的民族。

　　说民族（国家）是有主权的，那是因为，经过了启蒙运动和大革命，权力神授的等级化的君主王朝的合法性被打破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出现了主权观念。在一个一切普世宗教最忠诚的支持者不得不面对宗教多元论的人类历史阶段，这种观念趋于成熟，而在信仰的本体论断言与领土扩张之间出现了不同的看法之时，这些民族就又开始梦想着自己的自由。当然，如果能以上帝的名义，那就可以直接去追求这些自由。作为这种自由的标准和　象征，就出现了主权国家。

　　最后，民族被想象为是一个共同体，那是因为，虽然在实际情况中，任何一个民族内部都充满着剥削和不平等，然而它却总是被认为具有一种内在平等的同志式关系。而正是这种兄弟般的友爱关系使得民族的存在成为可能。在过去两个多世纪里，有数百万人心甘情愿地为这种有限的想象物去拼杀，去献身。

　　这种献身促使我们直面民族主义所带出的中心问题：是什么使得近世（不超过两个世纪）所出现的这种有限的想象物带来如此巨大的牺牲？我想答案首先要从民族主义的文化根源中去找。

　　二、文化根源

　　没有什么能比阵亡将士纪念碑和无名战士墓更能成为现代民族主义文化的象征的了。公众之所以能通过这些建筑以一定的礼仪形式表达他们对亡者的敬意，恰恰是因为建筑有意设计得空旷无物，谁也不知道埋葬在里边的人到底是谁，这种做法是前所未有的/13/。要想感受这种现代性的力量，你不妨设想一下，假如一个爱管闲事者非要"发现"无名战士的姓名或坚决要把尸骨与每一个亡者对上号，人们对这种做法会作出什么反应呢？人们会说，这真是读神的当代怪行！而这些空荡荡的坟墓保存的不只是亡者的尸骨和他们不朽的灵魂，它们还索绕着有关民族的想象/14/（怪不得这么多民族都有这么一些坟墓，而不觉得有任何必要说明其中想象的主人的国籍，除了是法国人，是美国人，是阿根廷人……他们还能是什么呢）。

　　要是你试图去想象一下无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墓或者倒下的自由主义者阵亡纪念碑，这种建筑的文化意义就更清楚了。当你这么想时，你能避免荒谬感吗？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不怎么关心死亡和不朽。如果这样来考虑民族主义者的想象的话，这种想象就非常近似于宗教性的想象。这种近似绝非偶然，它或许有利于我们考察民族主义与死亡有关的文化根源，而死亡，则是命运全过程的最后一环。

　　如果说一个人的死亡方式通常似乎是任意的，那么其死亡本身则是无可逃避的。人的一生充满了类似的必然和偶然的结合。我们都能意识到，我们的基因遗传、性别、生活的年代、体质、母语等等都是既充满着必然，又处处是偶然。传统宗教世界观的特点（自然要与它们为某些特定的统治和剥削体系作辩护的功能区别开）就是，它们关心人在宇宙中，人作为类的存在物以及生命的偶然性等问题。几千年来，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所以能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存在下来，证明了他们对于人类沉重负担--疾病、残杀、痛苦、衰老、死亡等--的思考是富于想象力的，是为人们所接受的。为什么我生来就是瞎子？为什么我的好朋友偏瘫了？为什么我女儿反应迟钝？对于这些问题，宗教都试图做出问答。一切进步／进化的思想模式，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其最大的缺点就是对这些问题做出了过于冷静的回答卢与此同时，各种宗教思想都还以自己的方式暗示性地回答了不朽问题。通常，它们总是以持续存在（continuity）〔如因果（karma），原罪（original sin）等概念］的思想来替代命定的思想。这样一来，它就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死亡与出生之间的关联上了，集中在了再生的神秘性上了。经历过怀孕和生育其子女的人，有哪一个不多少理解一些包含在"持续存在"概念里的牵挂，偶然和命运等想法（这里，进化／进步观的缺陷仍然在于一种几乎是克利特式的对于任何"持续存在"观念的敌意态度）？

　　我提到这些或许显得有些简单的观察体验，主要是因为，在西欧，18世纪不仅标志着民族主义时代的黎明，而且也标志着宗教思想模式的黄昏。18世纪是一个启蒙的世纪，一个理性主义世俗化的世纪，但是这个世纪也有它自身的现代的黑暗，构成信仰之一部分的苦难并没有随着宗教信仰的衰落而消失。天堂的瓦解、虚无使得命运变得更加捉摸不定；救赎的荒谬、虚无使得另一种形式的持续存在成为必需。这就需要一个世俗的转化，把命运转化为持续存在，把偶然转化为意义，我们会发现，几乎找不到比民族的观念更适宜于完成这一目的的了。如果说民族国家被大家认为是"新的"，是"历史性"的话，那么它予以政治表达的民族一词就总是隐隐显示着古老的过去。/16/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总是滑向无尽的未来，把偶然变成命定，这是民族主义的魔法。我们或许可以回答德布雷说："没错，我出生在法国完全是偶然的，但是毕竟，法国是永恒的。"

　　毫无疑问，我并不是说18世纪末民族主义的出现是由于宗教确信性受到侵蚀而"产生"的，也不是说宗教所受到的这种侵蚀不需要更为复杂的解释。我也不是说民族主义历史性地"取代"了宗教。我只是说，只有和宗教问题联系起来，才能理解民族主义。我们最好不要简单地把民族主义看做一种自觉的政治意识形态，而要把它放在更广阔的文化系统下，放在它由以产生-一同时也是它所反对--的文化背景下，才能搞明白它何以产生。

　　为此目的，应考察两个相关的文化系统，一个是宗教共同体（religiouscommunity），另一个是君主国家（dynastic realm）。这二者在其鼎盛期时，都曾是各项行动不言而喻的框架，非常类似于今天的民族性。因此很有必要考察一下是什么赋予了这种文化系统以不言而喻的合理性。这种考察同时也就揭示了促使其瓦解的关键因素。

　　宗教共同体

　　各种宗教所影响的地域十分广大，伊斯兰教从摩洛哥延及苏鲁群岛，基督教从巴拉圭到日本，佛教世界从斯里兰卡到朝鲜半岛。这种地域的跨界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还鲜有其他什么事情能与之比美，神圣的文化（以我们考察问题的角度考虑，不妨把"儒学"也包括在内）孕育出了巨大的共同体。然而，基督王国也好，伊斯兰乌木尔王国也好，中央王国（中国）--虽然今天我们（西方人）叫它支那人，但它并不以为自己是支那的，而是中央的--也好，恐怕只有通过圣言或书写文字为媒介，它们的存在才是可以想见的。举伊斯兰教为例，马札尔人在麦加遇到勃勃儿人，互相不懂对方的语言，不能谈话交流，然而互相却能理解对方的文字，因为他们双方使用的圣典都是用古典的阿拉伯文字写成的。在这一点上，阿拉伯书面文字的功能类似于中文，二者都是用符号而不是声音来创造一个共同体（所以直到今天，数学语言仍保持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所以泰国人对着罗马尼亚人说话是没有意义的，反之亦然。然而两者却都理解用符号写下的东西）。所有伟大的古老共同体都认为他们是宇宙的中心，通过一种神圣的语言与一种超世间的权力秩序相联系。相应地，从理论上讲，书面的拉丁文、巴利文、阿拉伯文和中文，其传播的范围是无限的（事实上，越是死去的语言--越远离言谈说话--越好。从原则上讲，每个人都可以走进一个纯粹的符号世界）。

　　不过这种由圣言联结而成的传说共同体群具有一个与想象出的现代民族共同体不一样的特点。一个关键性的差异是，古老的共同体相信他们的语言具有谁一的神圣性，井认为他们对其成员的接纳也是谁一神圣的。中国的官大人（Mandarins）以赞赏的态度看待那些费心学习中国文字的蛮族人。这些蛮人正处在被同化的过程中。/17/半开化也比是个蛮人要好得多。这种态度不仅在中国人身上有，也不仅仅适用于古代。比如说，我们不妨看一看19世纪早期哥伦比亚自由主义者皮德罗·费尔明·达·瓦伽（Pedro Fermin deVargas）制定的"蛮夷政策"。

　　　　　为了扩展我们的农业，有必要使印第安人西班牙化，他们懒散、愚蠢、冷漠，一点也不努力去完成一点什么事业。由不得人们认为他们是从一个退化着的民族演变而来的，其退化程度随着代数的增加成比例地恶化-…·很有必要消灭印第安人，手段是让他们与白人杂婚，免除他们贡赋和其他税款，给予他们私人土地/18/。

　　最为动人的是，这个自由主义者多少还建议通过"免除他们贡赋"，"给予他们私人土地"来"消灭"印第安人，而不是像紧随其后的巴西、阿根廷和美国继承者那样用枪炮和细菌把印第安人灭绝。还有必要指出，伴随着这种施恩式的残酷行为，还有一种宇宙论武的乐观主义：印第安人最终是可以赎回的--可以通过与白人婚孕，通过"文明的"精液，通过获取私人财产，和其他任何人一样，他们是可以文明化的（与后来欧洲帝国主义者偏好于"纯种的"马来人、郎尔喀人、豪撒人，而不喜欢"混血的"，"半开化的民族"，"蛮邦人"这种态度相比，费尔明的态度是多么不同啊）。

　　然而，如果说无声的圣言作为媒体使得过去全球交流成为可能，那么这种奇观的出现有赖于一个与当今西方思想完全不同的观念：符号具有非任意性。中文，拉丁文或阿拉伯文这样一些表意文字，它们都是从实在中发散而出的，而不是随意制造出来代表实在的。我们都很熟悉大众该使用何种语言（拉丁语还是本国语）的争论。在穆斯林传统中，直到相当晚近，《可兰经》仍不可以文字翻译的（因而也没有这样去翻译它），因为安拉的真理只有通过书面阿拉伯文这种不可替代的真正符号才能理解。在这个被语言分离的世界里，不是任何语言都能等效地（因而可互相替换地）表达安拉的真理。事实上，本体论上的实在性只有通过惟一的，具有特权地位的复述系统--如教会拉丁语，《可兰经》阿拉伯语，文言（科举）汉语这样的真理语言--来表达才可被理解。/19/而且，作为真理语言，它本身蕴含着一种有别于民族主义的动力，蕴含着改宗的动力。我说的改宗，不是说接受某一特殊的宗教观点，而是说是一种着魔般的投人。野蛮人变成"中央王国"人，变成里夫穆斯林（Rif Muslim），变成伊洛戈基督徒（Ilongo Christian）。整个人性被神奇般地再造了「可以拿这些凌驾于一切本族语言之上的古老的特权语言与埃斯伯兰图（EsPeranto）世界语和伏拉普克（VolPtik）世界语做一比较。后者一直为人所忽视］。正是有了这种改宗神圣语言的可能性，才使"英国人"可能成为教皇，/20/"满洲人"可能成为天子。

　　不过，就算是圣言使基督王国这样的共同体可能存在，也不能单单通过圣言本身来解释这些共同体实际的规模和合理性。毕竟，能读能用神圣语言的人只不过是广阔的不识字群体海洋中露出的一个小礁。＠要想作出更为充分的解释，就得注意一下学者阶级与其所处社会的关系，把前者视做一种神学技术专家主义（theological technocracy）是错误的。从社会现实观念的要求角度来看，他们所操持的语言，即使是有些深奥，也并没有像律师或经济学家那样自己创造一些难懂的行话。相反，这些学者是一个宇宙论式的等级社会中的灵活的专家和战略性的阶层，该等级社会的最上部分才是神圣世界，/22/有关"社会集团"（social group）的基本概念是以向心的、垂直分层的方式划分出来的，而不采用多向的、水平的方式来划分。在其鼎盛时期，教皇曾拥有惊人的权力。这种现象要想得到理解，就必须注意到有一支掌握着能通行于全欧的拉丁文的传教士阶层，注意到有一个事实上为每一个人所公认的共同的世界的概念，注意到有这么一批操持双语的知识分子，通过他们来沟通本国语与拉丁语，沟通俗界与天堂（对逐出教门的畏惧正反映了这种宇宙论）。

　　然而尽管这种以宗教为背景所设想出的大共同体拥有极度的庄严和权力，却在中世纪后期逐渐丧失了它们的天然凝聚力。对于这种式微，在这里我只准备强调与这一社群独有的神圣性直接相关的两个因素。

　　第一点是对非欧洲世界进行探险的结果。这种探险主要使欧洲但并不仅限于欧洲，"突然间开阔了文化和地域视野，因而也开阔了人们有关人类生活可能性的概念。"/23/这一过程在欧洲所有伟大的旅行书籍中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下面这段对于忽必烈可汗的充满敬畏的描述来自13世纪末期伟大的威尼斯基督徒马可·波罗：/24/

　　可汗大获全胜后，兴高彩烈地回到了首都坎巴鲁。这是11月份的事。随后在2月3月，他继续留在那里，3月是我们的复活节。他知道这是我们的一个重要节日，所以就让所有的基督徒带着他们的经书来参加庆典。这些书包括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他恭恭敬敬地反复往经书上喷撒气味浓烈的香水，然后又虔诚地吻它们。而且又当即让所有的在场的贵族也都这么做。通常他就是这样来庆贺基督徒的重大节日如复活节、圣诞节等。而阿拉伯撒拉逊人，犹太人和偶像崇拜者的节日他也是这样去庆贺的。当问到他这样做的动机时，他说："有四位伟大的先知为不同阶级的人供奉和崇拜。基督徒视耶稣基督为他们的神；撒拉逊人视穆罕默德为他们的神；而犹太人视摩西为他们的神；同样，偶像崇拜者视撒戈莫巴干为他们所供奉的神中最突出的一位。我个人的确对这四位先知都非常尊敬，我祈求他们中事实上在天国里至高无上的那位降福于我。"而从他对待这四类教徒的方式可以看出他认为基督徒的信仰是最真实的，也是最好的…

　　这段话中引起人注意的与其说是蒙古国王那厚颜无耻的宗教相对主义（这仍然是一种宗教的相对主义），还不如说是马可·波罗对待这种相对主义态度和他所使用的语言。即便马可·波罗的游记是写给欧洲基督徒的，他也从未把忽必烈描绘为一个伪君子或一个偶像崇拜者（毫无疑问部分是因为"从统治的人口，疆域的范围，税收的数量来看，他盖过了迄今为止世上任何的君主"）。/25/从下意识地使用"我们"（在这里成为"他们"），在描述基督徒的信仰时不用"真实的"而用"最真实的"，这些词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信仰地域化的种子已经影响了许多民族主义者的语言（"我们"民族是"最好的"--在一个彼此竞争的、相互比较的世界上）。

　　打开波斯旅行家"里加"在"1712年"给他的朋友"伊本"的信产可以给我们以很有启发性的对比：

　　教皇是基督徒的首领，他是传统的偶像，人们现在出于习惯而崇拜他。曾经有一度连国王也害怕他，因为他可以轻易地把他们废黜了，就像我们伟大的苏丹废黜掉伊利玛西亚国王或乔治亚国王那样。然而现在没有人再害怕他了。他声称是最早的一个名叫圣彼得的基督徒的继承者，这自然是一个阔绰的继承。因为他财富无限，还控制着一个很大的国家。

　　 18世纪天主教的刻意做作反衬出其13世纪前辈现实主义的质朴来。但是现在，"相对化"和"地域化"则完全是有意的，是本着某种政治目的而进行的。阿亚图拉·鲁荷拉·霍梅尼不把撒旦解释作一个异端，甚至也不把它解释作一个恶魔般的人物（平淡无奇的小小的卡特根本配不上这种解释）。而是把它解释作一个民族，这样一个矛盾的进化传统的解释听起来不也合情合理吗？

　　第二个原因是圣言（Sacred Language）自身的降级。在论及中世纪西欧时，布洛赫指出"拉丁语不仅是布道时用的语言，而且是布道用的推一语言"/27/（这个"惟一"清楚表明拉丁语的神圣性--没有其他语言被认为适合于布道）。可是到了16世纪，一切都迅速改变。改变的原因这里无须深究；印刷资本主义（Print-caPitalism）的重要性会在下文里得到讨论。这里只需要提醒大家记住其规模和步伐就足够了。据费布勒和马丁推测，1500年前，印刷出来的书籍的77％还是拉丁文（同时意味着有23％的为本国语）。＠在1501年，巴黎印刷的88个版本的书籍中，除了8个版本外，其余全为拉丁文。而在1575年，绝大部分已是法语。②尽管在反宗教改革时期拉丁语有过一段回潮，然而其霸权地位确实已经衰微了。它在一般老百姓中的地位就更不用说了。随后不久，它继续以让人眩目的速度失去了在高知阶层作为全欧通用语言的地位。在17世纪，霍布斯（158-1678年）是一个名扬大陆的人物，因为他用真理语言写作。而另一方面，莎士比亚（156-1616年）则用本国语创作，因而自然不为海峡对岸的人所熟知。。假如英语没在200年后成为一个显赫的世界帝国的语言的话，他会不会仍滞限于岛屿本土而默默无闻呢？同时，到了近代，在海峡对岸，在笛卡尔（1596-1650年）和帕斯卡（1623一1662年）与他人的通信中，信件的大部分仍是用拉丁语，而事实上伏尔泰（1694一1778年）的所有信件都用的是本国语/31/。1640年后，用拉丁语出的书越来越少，用本国语出的书越来越多，出版业不再是一个国际性的事业。＠换句话说，拉丁语的衰落证明有这样一个历史进程存在，在这一进程中，由古老的神圣语言所统合的神圣共同体逐渐瓦解，变得多元化和地域化。

　　君主国家

　　现今世界的人似乎很难设身处地地设想只有君主国家才是推一可能的"政治"体系的世界。因为从根本上说，"真正的"君主制与所有现代政治生活的观念相悖逆。在君主制下，以国王为中心组织各种事务。国王的合法性源自神，而不是源自人民。人民是臣民，而不是公民。在现代观念里，国家主权合法地把领土界分至每一平方厘米来进行完全地、彻底地、公平地管理。而在较早的看法中，国家是由中央来界定的，边界是有争议的，模糊不清的，主权以一种难以察觉的方式相互消融于对方的主权之中。/33/ 。因而，非常矛盾的是，前现代的帝国和王国能长时期统治广大的互不同种，甚至互不接触的人们。/34/

　　人们还应该记住，这种古老的君主国家不仅通过战争来进行扩张，而且通过性政治来进行扩张--这是非常不同于今天的一种形式。借助于一般的垂直领属原则，君主的婚姻同时以新的形式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臣民。这一方面的典型例子就是哈布斯堡家族。 As the tag Went， Bella gerant aliitu felixAustria nube下边是后期王朝的爵位表，这里引用的部分已经有所删节卢奥地利皇帝；匈牙利国王，波希米亚国王，达马西亚国王，克罗地亚，斯洛维尼亚，加里西亚，罗多马西亚和伊里利亚国王；耶路撒冷国王等；奥地利大公；他斯卡尼和克拉科大公；拉脱维亚，萨尔茨堡，斯底里亚，卡琳提亚，卡尼奥拉和布克维那公爵，特兰西尔伐尼亚大公，摩拉维亚侯爵；上西里西亚和下西里西亚公爵，摩达拿，帕玛，皮亚森察和吉亚斯特拉公爵，奥斯维策和萨托公爵，特欣，弗里奥尔，拉古萨和策拉公爵，哈布斯堡特洛尔，基伯格，格尔茨和哥拉的斯加王室伯爵；特林特和布里岑公爵，上劳西策、下劳西策和伊斯特利亚侯爵；荷希内姆卜斯伯爵，费尔德克希伯爵，布里根茨和祖能伯格伯爵；特里斯特，卡塔罗勋爵及温第希·马克勋爵及沃伊窝的那，塞尔维亚大公-…·等等。、

　　耶斯齐正确地指出，这"不免是一幕滑稽场面……满是数不清的姻亲，远亲和臣属"。

　　在一个宗教上允许多妻制的国度里，层叠的婚姻关系对于国家的整合是很有必要的。事实上，王室除了从神灵的角度获取威望外，难道我们不可以说，他还经常通过杂婚来获得威望？/36/因为这种杂婚是一种高等地位的象征。有一个特点就是，从11世纪（如果那之前还有的话）起，伦敦就不再有一个"英格兰"国王统治了，我们又如何能说波旁王朝具有"民族性"呢/37/？

　　然而，在整个17世纪--原因这里不赘述--天然合法的神圣君主制开始慢慢地走下坡路，1649年，查尔斯·斯图亚特在首次现代世界的革命中被砍头，整个17世纪50年代，欧洲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处于平民护民官而不是国王的统治下。然而，即使处在教皇和曼迪逊时代，安妮·斯图亚特仍然依赖于王室之助平愈了疾患。启蒙时期的波旁王朝，路易十五，路易十六也均如是，直到旧制度终结这种情况才不复存在。＠然而1789年后，王权就必须为自己的合法性而大声辩解，必须有意识地去为自己辩护，而就在这样的过程中，"君主制"变成了一种不太标准的模式。天皇和天子成为"皇帝"。在遥远的暹罗拉玛五世硕拉朗康把他的儿子和侄子送往圣彼得堡、伦敦和柏林宫廷学习精密运行的世界模式。1887年，他颁行了长子继承法的基本律则，从而，使逞罗向"文明的"欧洲君主制"看齐"。＠新体制使1910年的王位迎来了一位古怪的同性恋者。要是在以往的话，肯定要回避掉这样的一位继任者。然而，来自英国、俄国、希腊、瑞士、丹麦和日本这些君主国的参加者却赞成他即位为拉玛六世！/40/

　　迟至1914年，君主国成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政治体制。然而，正如我们下边的详尽讨论中要指出的那样，在古老的合法性原则无声元息地衰弱下去的时候，许多君主通常总是成为"民族的"象征。弗里德里希大帝（1740一1786年）在位）的军队中大部分是"外国人"，他的了不起的侄儿弗里德里希·威尔海姆三世（1797-1840年在位）在沙恩豪斯特（Scharnhorst），奈森瑙（Gneisenaus）和克劳施韦策（Clausewitz）轰轰烈烈的改革后却成为一名一流的"普鲁士民族主义者。"/41/

　　对时间的理解

　　然而，如果认为想象的民族社会仅仅是起源于和替代了宗教社会与君主国家的话，这种看法也是短视的。在神圣的共同体语言和王室谱系衰落的背后，对世界的基本理解方式也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比其他任何事情都要使我们更易于"思考"（think）民族。

　　要想对这种改变有所感触，你只需要看一看神圣共同体里的视觉表达物，诸如中世纪教会的浮雕和绘彩玻璃窗，或者早期意大利和法兰德斯大师的绘画。这些东西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会让人误认为是某种和"现代服装"相类似的东西。牧羊人在星星的指引下找到了基督出生的马槽，这很有些巴尔干农民的特点。贞女玛丽被描绘为托斯卡纳一位商人的女儿。许多绘画中，会众穿着平民或贵族服饰，恭恭敬敬地与牧羊人并排跪着。很显然，今天看来奇怪的事情在中世纪敬神者的眼中却显得是完全自然的事情。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想象中的实在形象完全是可以耳闻目睹的。基督王国通过由一个个特别个体构成的金字塔来设想其普遍形式。这一座浮雕，那一扇窗户，这一次布道，那一个故事，这一场伦理剧，那一处遗迹。而遍布全欧的能读拉丁文的传教士则是构筑基督徒设想的一个关键因素。这些传教士总是通过个人的具体工作，创造出各种各样的视觉的和听觉的东西。他们作为中介把基督的观念传输给不识字的大众。这种中介工作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教区牧士出身卑微，每一个听他祝福的人都知道他的出身，也都知道他的弱点，然而他依然是教区教民和神之间的直接桥梁。宇宙的普遍性和世俗的特殊性并列同陈，这意味着，不论基督之国有多么大，也不管人们会认为它会有多大，它总是需要通过特殊的史威宾（Swabian）共同体或安大路西亚（Andalusian）共同体（作为它们自身的回声）来对它自己做出形形色色的复制。在现代博物馆的修复中，把贞女玛丽亚描绘为具有"闪米特族"人特征或服饰是"一世纪的"，这种做法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中世纪基督徒的心灵里就没有作为无尽因果链条的时间观念，也没有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做出截然划分。/42/布洛赫注意到，在基督随时都有可能降临的意义上，人们认为他们必定临近时间之终点，圣保罗曾说："主的降临，会像深夜里的贼一样不速"。所以很自然地， 12世纪伟大的编年史家弗莱辛的奥托主教（BISh。p Ott。。fFreising）反复指出："我们是已经被置于时间终点的人。"希洛赫总结说，当中世纪的人一"放弃沉思，他们思想里就只剩下对年轻和充满活力的人类的遥远未来的展望。"/43/

　　奥伊巴赫对这种意识形式做出了让人难忘的概括：/44/

　　如果以扫牺牲这种事可被解释为基督牺牲的预兆，从而前者已宣告和应诺了后者，而且后者也已"实现"……了"前者"，那么两个事件间就建立起了一种联系，这种联系既不是当世的也不是因果的。这种联系不可能通过水平视域的理性建立起来-…·它只能在二者都垂直地与神关联的事件中建立起来，只有神才能做此历史设计，也只有神才能提供理解这些事件的钥匙-…·此时此地不再纯粹是对俗事事件链条的联结，它同时是那种一直是，且也会在将来得到完成的东西；严格地说，在上帝的眼中，它是一种永恒之物，是一种充满每一个瞬间的东西，是一种实现于点滴的世俗事件中的东西。

　　他正确地指出，同时性（simultaneity）这种观念不是我们固有的。这种观念所认为的时间接近于本雅明所说的弥赛亚时间（Messianic time），在一个瞬时性的存在中，过去和将来同时存在。＠在这样一种观念中，"与此同时"一词不可能有我们常说的意义。

　　我们的同时性概念经过了长时间的形成过程，而这个概念的出现是和世俗科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但其联系方式没有经过仔细的研究。然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根本的概念，如果不仔细考察这个概念，我们会发现我们非常难于探明民族主义是何时开始出现的。再借本雅明的话来说，代替中世纪沿时间同时的概念是一种"匀质的，空洞的时间"观念，在这种观念里，"同时"和仿佛是横向的交错的时间，不是由预示和完成预示来标明，而是由当下同时发生，同时存在来标明，由时钟和日历来度量/46/。

　　为什么这种转变对于想象的民族共同体的出现至关重要，只要看一下两种首先繁盛于18世纪的想象形式--小说和报纸--的基本结构，我们就不难明白。因为这些形式提供了技术手段，使我们能够"复述"（re一presenting）这种设想出的民族社群。

　　不妨想一想小说创作的老式结构，巴尔札克的巨著使用的是这种典型结构，现代的煽情小说使用的也是这种典型结构。它显然是一种手段，用来表述"匀质的，空洞的时间"中的同时性。或者是用来对"与此同时"这个词做出复杂的说明。作为例证，可以简单地举一部小说情节的片段，在这个小说片段中，一个人（A）有一个妻子（B）和一个女主人（C），自然，女主人（C）有一个情人（D）。我们或许可以给这个片段列出如下时间表：时间I】1

　　　　A与B吵架A给C打电话D在吧间喝醉了事件C和D做爱B逛商店A和B在家里吃饭D玩赌博游戏C做了个恶梦注意，在这一过程中，A和D从未谋面，只要C处理得当，A和D就有可能谁也不知道对方。/48/A和D是怎样真正联系起来的？这得有两个概念作补充：首先，他们是深植于"社会"（威西克斯、吕贝克，洛杉矾）的，这个社会的存在应该有足够的稳固性，这种稳固性应足以保证就算其成员（A和D）在大街上擦肩而过，互不相识，也仍不影响他们之间有关联。/49/第二，A和D是根植于全知的读者的心灵的。只有他们才能和上帝一样能在同一时刻看得到A给C打电话，B逛商店，D玩赌博游戏。所有这些行为都在同一历法时间内发生，而事中人本身却可能彼此根本意识不到对方的存在，这表明这种设想出的世界其新奇性是由作者在他的读者的心智中唤起的。/50/

　　沿匀质的、空洞的时间而日渐推演的社会有机体的观念，完全可与民族的观念相类比，后者也被认为是一个稳固的社会，有规律地沿历史而推演。/51/一个美国人永远也不会认识，甚至永远也不会知道240，000其他美国人和他们的名字。他一点也不知道他们一直在干些什么。然而他完全可以相信他们的稳定的、匿名的，并且是同时发生的活动。

　　假如我们概略地检视一番来自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的四部小说的话，我所提示的观察角度或许就没有那么抽象了。而这四部小说，只有一部注定与民族主义运动紧密相连的。1887年，"菲律宾民族主义之父"约瑟·李察尔（Jos6 Rizal）写了一部小说《不许接触的人》［《诺里》（Non Me Tangers）I。今天，这部小说被认为是现代菲律宾小说的伟大成果。这基本上也算是第一部由"菲律宾土著"人＠写的小说。下边就是这部小说的精彩开头：/53/

　　　　十月下旬，唐·圣提亚哥·德·洛斯·桑托斯，人称十比坦·提亚哥，将举行一场晚宴，尽管他一反常态，只是在下午才宣布这件事，它却马上成为比拿多，成为城区的另外一个部分，甚至成为（内城）英特拉莫洛斯人人谈论的话题。那些天，卡比坦·提亚哥有了一个好客的好名声。人人都知道，他的家和他的国家一样，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把他（它）们拒斥在门外。不过商业和各种新奇大胆的想法除外。

　　所以这个消息像电流一般在食客、帮闲和不速之客中间流传开来。这都是凭借上帝无限神力而创造出来，并在马尼拉仁慈地繁衍起来的人们。一些人为他们的皮靴涂脂抹粉，另一些人则在领扣和领带上下功夫，而他们所有人都无一例外专心致志地考虑着这样一个问题，以什么样的亲切自然的方式向主人致意才能让人觉得他们之间的友谊由来已久，不同寻常；该为他们自己未能早点到达做一番什么样的文章。

　　晚宴设在安略古大街的一处住宅内。因为我们记不得门牌号了，我们最好还是描述一番，以便于大家认出它来--当然这得假定它还未被地震所破坏。我们当然不相信房子会是房主毁坏的，因为这样的工作通常是留给上帝或自然来完成的。况且，房主还与我们的政府订有各种合约。

　　的确不需要有再做过多评论，只需要指出下述这一点就足够了。自从晚宴被成千上万不知姓名的人们--他们互不相识，分别住在马尼拉不同的地方--谈论起，一个特殊时期特殊月份的意象（对菲律宾作品来说，这完全是一个新的意象）就开始在构画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在"安略古大街的一处住宅"，"我们最好还是描述一番，以便于大家认出它来，"这几句话中假想中的辨认房子的是我们--菲律宾--读者。从小说中这座住宅的"内在时间"向［马尼拉〕读者日常生活的"外在时间"偶然推进，催眠般地肯定了某一独特共同体存在的确实性。这个共同体拥有主人公、作者和读者，通过历法时间向前推进。＠你会注意到，作者的语调也是这样的。李察尔一点也没有读者个体身份的观念，他以反讽般的熟捻态度写到他们，好像他们彼此之间互有关联是完全自然的，一点问题也没有的。/55/

　　没有什么比把《诺里》和其前"菲律宾土著"人创造的成功的作品，即弗兰西斯科。巴拉各塔斯（巴尔塔札）（Franciscoffeagtas， Baltazar）的《弗劳兰特和劳拉》在阿尔巴尼亚王国的故事对比更具有福科式的突然中断感的了。这部作品首版时间为回861年，而事实上它可能早在1838年就创作出来了。/56/因为虽然李察尔诞生时巴拉各塔斯还在世，他的杰作却在所有基本方面都与《诺里》泅然不同。他的作品的背景是虚构的中世纪阿尔巴尼亚，在时空上都与1880年代的比南多相距甚远。其作品中的主人翁为阿尔巴尼亚基督徒贵族弗劳兰特和他的心腹朋友，一名波斯穆斯林贵族（"摩洛"）人阿拉丁。我们只有通过基督徒与摩洛人的关系才能从主人公的身份中联想起菲律宾人。在李察尔精心地用塔加罗词汇铺陈他的西班牙语作品，以达到"现实的"讽刺的或民族主义的效果时，巴拉各塔斯则在纯粹为了提高他的措词的宏大与响亮而下意识地大力运用西班牙名言于他的塔加罗四行诗中。《诺里》适宜于朗读，而《弗劳兰特和劳拉》则适宜于高唱。最为打动人的是巴拉各塔斯对时间的处理。正如拉姆伯拉（Lumbera）所指出的那样："情节不是依时间顺次展开的。故事从中途开始，所以整个故事是运用一系列谈话以倒叙的方式向我们展示的。"/57/399段四行诗中几乎有一半是在以主人公和阿拉丁谈话的口气③叙述弗劳兰特的童年，在雅典的学习岁月和随后的军队冒险。在巴拉各塔斯平铺直叙的方法之外，"倒叙"（spoken flashback）是他推一选择使用的方法。如果我们要了解弗劳兰特和阿拉丁同时存在的"过去的事情，就只能通过他们语气的转换而不是通过叙事诗的结构来把二者联结起来。这种技巧和小说所有的结构相差有多远呀。"就在这个春天，当弗劳兰特还在雅典学习时，阿拉丁就被驱逐出了宫廷……事实上，巴拉哥塔斯永远也不会把他的主角放在某一"社会"中，不会和他的听众来讨论他的主角。而且除了塔加罗多音节词的甜美流淌以外，他的文中也不会有更多的"菲律宾人"的位置/59/。

　　1816年，在《诺里》写作之前，约瑟·雅昆·弗尔南德斯·德·李札第（Tos巨Ioaquin Fernandez de Llzardl）写了一部名叫EI perlqumo Sarnlento（《蠢蠢欲动的鹦鹉）｝）的小说，这是第一部这类风格的拉美作品。用一位批评家的话说，这部作品"对墨西哥的西班牙管理者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无知、迷信、腐败是其最为显著的特征。"/60/从描述其内容的下边的这段引文可以看出这种"民族主义者"的小说的基本形式：/61/

　　　　从一开始（主人公，蠢蠢欲动的鹦鹉），就受到了各种不良影响--无知的女仆教育他迷信，他妈妈娇纵他的心血来潮，他的老师要么是些没有职业责任感的人，要么就没有能力教育他。虽然他父亲是个聪明人，希望他儿子去从事有用的行当，而不是变成律师或食客队伍中的一员，可是家里是皮里魁洛的溺爱儿子的母亲说话算数，她把儿子送进了大学，这样他就只能去学习一些迷信胡说了-…·尽管皮里魁洛遇到了许多又聪明，品德又好的人，他却一直不可救药的无知。他不愿工作，不愿认真地做完一件事，所以他就先后成了牧师、赌徒、小偷、一名药剂师身边的实习生、医生、一地方城镇的职员-…·这些情节保证作者有机会去描写医院、监狱、遥远的乡村、修道院，而同时又能集中于一个主题西班牙政府及其教育体制鼓励食客和懒虫-…·皮里魁洛的冒险经常使他混迹于印第安人和黑人中间-…·

　　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民族的想象"（national imagination）在推进某一主人公在某一特定的社会背景中的演进过程中发挥着作用。这种社会背景又总是把小说的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联系起来。然而这一经验漫游的歹徒故事---医院、监狱、遥远的乡村，修道院、印第安人、黑人--却并不是盲无目的的游荡。很显然场景是限定的：殖民地墨西哥，没有什么比许多因素的连续更能保证这一社会的坚固性了。因为它们幻化出一个充满着一个个类监狱（。。mparable prisons）的社会空间，这些空间自身并不具有任何重要性，但它们在在（以它们同时的各自的存在）表现出这个殖民地的压迫性/62/（对比圣经中的监狱。它们从不被认为是这个社会或那个社会的典型。那里的每个监狱，比如使莎乐美着迷的施洗者约翰所在的那个监狱，都是极端的与世隔绝）。

　　最后，因为李察尔和李札第都是用西班牙语写作，我们所研究的小说框架有可能多少都有些欧化，为了避免这一点，我们这里再引用印尼的共产主义一民族主义者，年轻而又不幸的马斯·马克·卡托第科洛莫（Mas MarcoKartodikromo）/63/的小说《沙玛朗·布塔姆》［黑暗的沙玛朗》（SemarangHltam）的开头，这部小说是1924年以连载的形式发表的：/64/

　　周六晚7点，沙玛朗的年轻人在周六晚从不待在家里。可是今晚却没人走动、因为一整天的大雨已经使道路变得泥泞滑溜，人们都待在了家里。

　　对于店铺和办公室里的工人来说，他们是最盼望着过周六晚的。他们盼望着晚上可以悠闲快乐在城里散步。可是今晚他们会很失望，这一切都是坏天气和坏路而导致的。通常于道上总是车水马龙，人行道上也会摩肩接踵。而现在，到处都是空荡荡的。偶尔，能听到马夫挥鞭赶马的声音，或听到马蹄的得得声。

　　沙玛朗空空荡荡，沥青路面反射着路旁汽灯的光芒。微风过处，汽灯倏然变暗……

　　一位年轻人坐在藤椅上读报。他读得津津有味。他时而显得愤怒，时而面带微笑，看来他确实被故事吸引住了。他翻动报纸，想找一点不那么悲惨的消息。突然，一个标题映入眼帘：

　　繁荣流浪汉贫病交加暴尸街头年轻人为这个小报道所打动。他几乎能想象出这个可怜的人是如何奄奄一息躺在街头的-…·一阵他感到内心的怒火忍不住就要喷发出来，心中充满了对这个穷人的同情。又一阵，他又对这个制造了小批富人，但却造成了这种贫困现状的社会体制感到愤怒。

　　这里，和在《埃尔·皮里魁络·萨尼恩托》中一样，我们处在一个复数的世界中：商店，办公室，马车、村庄和汽灯。和在《诺里》中一样，我--印尼--读者马上进人到了历史时间和熟悉的场景中；我们中有些人可能也确实走过沙玛朗那样的"泥泞"道路。一个独一的人物再一次被置于精心描述的，具有普遍性的细节的场景中。不过还是有些不一样的东西，主人公一直没有名字，经常以"我们的年轻人"来称呼他。这种笨拙和天真的文学文本也确实证实了这种代词性形容词的使用是真心诚意的。马可和他的读者根本没有怀疑这种称呼。假如是在18或19世纪欧洲的滑稽-一机智小说中，"我们的主人公"这种修辞性用法就只不过是作者在开（任何一位）读者的玩笑。马可的"我们的年轻人"却绝不是那种意思，它只表明这个年轻人属于一个由印度尼西亚人组成的读者群体，因而，它又暗示着一个萌芽中的印尼"想象的共同体。"注意马可觉得用不着通过名字来特指群体：它已经就在那里了（就是讲多种语言的荷兰殖民地新闻检查官们也读这个小说，他们也会被排斥在"我们"之外。这个年轻人的怒火是冲着"这个"，而不是"我们的"社会体制的，从这一事实已经能看出这一点）。

　　最后，想象的共同体又通过我们阅读我们的年轻人阅读的东西得到了证实。他没有到泥泞的沙玛朗道旁去找这个贫穷的流浪汉的尸体，而是从报纸　想象的共同体'141·的印刷物中去设想这一境况。/65/他也根本不关心这个死去的流浪汉到底是哪一位，他想到的是一个有代表性的躯体，而不是这个人的个人生活。

　　在《黑暗的沙玛朗》中，报纸似乎是深嵌于创作中，这样做是合适的。因为，如果我们现在来看看做为文化产品的报纸，我们就会深深感到它的根本的虚构性。报纸基本的文学规则是什么？假如我们看一张报纸，如《纽约时报》的主页，我们就会发现有很多故事，有苏维埃持不同政见者，有马里饥荒，有凶杀，有伊拉克兵变，有津巴布韦发现珍贵化石，还有密特朗的演讲。为什么这些事件并列地放置在一起？是什么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肯定不是出于纯粹的即兴。可是很显然它们中的大部分是独立发生的，没有一个故事中的主人公相互理解其他故事中的主人公，他们也不知道其他主人公正在干什么。他们被任意地包裹在一块儿，放置在一起（随后棒球取胜的消息会取代密特朗的消息），这表明他们之间的联系结合是想象性的。

　　这种想象中的联系出自两个间接联系的源泉。第一个是纯粹历法上的巧合。报纸顶头的日期-一这是惟一重要的象征--提供了基本的关联-一匀质的、空洞的时间不断地嗒嗒向前/66/在时间之内，"世界"坚定地向前。记号的意义是这样：如果《纽约时报》报道了两天马里饥荒后，一个或几个月不再报道马里，马里从报纸上消失了，读者一刻也不会设想说马里已经从世界上消失了，也不会认为这场饥荒已经夺去了所有人的生命。报纸的小说体例使他们确信"主角"马里在报纸外的某个地方悄无声息地活动着，直到在下一个情节中再次出现。

　　想象中联系第二点来源依赖于作为书的一种形式的报纸与市场的关系。据推测，在从古腾堡圣经出版到　15世纪结束这　40多年时间里，在欧洲有20，000，000册书籍出版/67/。1500到1600年间，书的数量已达到150，000，000到200，000，000册/68/。从很早起……印刷坊就更像现代工厂而不像中世纪修道院的工作室。1455年，福斯特和沙夫就已经在从事标准化产品的生意，20年后，大的印刷企业就已经在全欧铺开。"/69/从某种特殊意义上来讲，书籍是最先实现现代式大规模生产的工业商品。/70/如果把图书业与另外几种较早的工业化产品，如纺织、制砖或制糖相比，就不难明白我说的意思。因为这些商品是以算术单位来计量的（磅或码）。一磅糖只是一定的量，一定的装载单位，而不是东西本身。然而，图书-一这里它还显示出它具有时间上的耐久性--一是完全不同的，自足的东西，完全可以大规模复制。/71/一磅糖流到了另一磅糖中；每一本书则有着隐士般的自足性（怪不得在16世纪，图书馆，批量生产的商品的个人收藏，--在像巴黎这样的居民中心已到处可见）。/72/

　　从这个角度来讲，报纸不过是一种极端形式的书，一种有着惊人的销售量但只有昙花一现的流行期的书。我们可不可以说：它们乃是一些只有一天寿命的畅销书？/73/报纸是一种不能过夜的商品，朝生而暮死，--令人奇怪的是，作为较早批量生产的商品之一，报纸竟然以这种方式预示了现代耐用品的固有的过时性--不过，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才使一种蔚为壮观的群众仪式成为可能：对于虚构性的报纸几乎是完全同时性的消费（想象）。我们知道某一特定的早晚版面几乎绝对是要在这一天，而不是另一天的这一个或那一个时辰被消费掉（对比糖的消费，它总是以一种开敞的、持续流动的方式被消费掉，它或许会坏，但不存在过了日期的事）。这种大规模礼仪的意义--黑格尔认为在现代人那里，报纸代替了早间祈祷--是矛盾的。它是由个人在自己的颅腔里无声地完成的。/74/而每一个圣体受领者都很明白，同时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做着他所做的礼仪，他们的存在是完全可以肯定的，然而他们是谁他却一点儿概念也没有。而且，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这种礼仪以一天或半天为一个周期无限地重复下去，还能设想出比这种世俗的、历史性地度量的想象的共同体还要生动的形象吗？/75/与此同时，报纸的读者，明知地铁上，理发店里或住所周围的其他人的手上也都有他读到的这份报纸，但他仍然确信这一想象的世界是可见地根植于日常生活中的。就像在《诺里》中一样，构想持续无声地渗透进现实中，造就了对于匿名的共同体的不可动摇的信心。而这种匿名性，却正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标志。

　　在具体地讨论民族主义的起源之前，有必要把前边讲到的主要观点再重复一遍。我在讨论中认为，在所有的古代制度不再像公理般牢牢控制人们思想的时间和地方，才能历史性地产生想象的民族国家。这些古代制度根基于三个基本的文化观念。第一个观念是，特定的书写语言提供了接近本体论真理的特权。尤其是因为这种书写语言是构成真理的不可或缺的部分。正是这种观念促使了基督王国，伊斯兰（Ummah）这一类横跨几大洲的团体的存在。第二种观念是相信社会天然地围绕着并服从于一个君主中心而建立。君主有异于其他人，他依从某种宇宙论的（神的）安排而进行统治。人的忠诚必然是分等级的，向着一个中心的。因为和圣书一样，统治者是通向存在并赋有存在的一个关节点。第三个是一种时间观念，在这一观念中，宇宙和历史是不可分的，世界的起源和人的起源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上述观念结合起来，使人类生活牢牢地根植于事物的本性中，给日常存在物的宿命性（在这一切之中，死亡，失败和劳役是最主要的）以某种意义，并给这种宿命性以某种形式的补偿。

　　在经济变化，大"发现"（社会的和科学的），以及日渐加快的交流的影响下，原有的那种相互联结的确实性开始缓慢地、或强或弱地衰落下去。这种衰落的势头先是在西欧发生，后来传到了其他地方，终于在宇宙论和历史观之间造成了尖锐的分野。因此，毫不奇怪，人们可以说不得不去寻找一种新的方式，以把兄弟情谊、权力和时间重新有意义地联系起来。在推动这种寻找以及使这种寻找更富有成果方面，恐怕没有什么可与印刷资本主义相比的了，这种印刷资本主义在一夜之间使越来越多的人有可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思考他们自己和把他们自己与其他人联系起来。

　　三、民族意识的起源

　　即使商业性印刷的发展确是全新的同时性（simultaneity）观念由以产生的关键，我们所证明的也仅仅是"平均此世性的、横断时间性的"（horizontal一""Clll。r， ti。llSVeIStlme）类型的共同体的可能存在。问题是，在这种共同体类型中，为什么民族会独步一时？这里所涉及到的原因不用说是复杂的和多样化的，但首要原因当推资本主义的发展。

　　我们已经知道，到1500年为止，至少已有二千万册书籍问世，＠标志着本雅明所谓"机械复制时代"（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的揭幕。如果说手稿是稀少的和秘密传承的知识，那么印刷品则可以说是大量复制和广泛传播的知识。/77/如果说，正如费布勒和马丁所相信的那样，到1600年时已有二亿册书出版，那么弗兰西斯·培根认为印刷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状态"也就毫不奇怪了。/78/

　　作为资本主义企业的早期形式之一，图书出版业具有资本主义极力扩展市场这个基本特征。早期的印刷业者在欧洲各地建立了分支机构。"通过这种方式，出版社名副其实地成为'国际性的'，置国家（原文如此）之间的界限　于不顾"。/79/1500到回550年是欧洲异常繁荣发达的一段时期，出版业也借着　这种繁荣获得了迅猛发展。它"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像是"富有的资本家　控制下的一种大企业。"/80/自然而然地，书籍的销售者最关心的是如何赚取利　润，如何推销他们的产品，因而必然以寻求那种能够引起同时代人中最大数量读者群的读书兴趣的著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81/

　　　一开始，市场实际上只局限于教育水准较高的欧洲，即局限于懂拉丁文　的这样一个既广泛又稀少的读者层。这个市场在经历了150年以后趋于饱和状态。这里除了拉丁文的神圣性以外，最主要的原因是，拉丁文是一种双语语言，很少有人生来就会说它；我们可以想象，能够自如地运用它的人就更少了。16世纪时，全部欧洲人口中会双语的比例非常小，很可能不会超过当今世界中双语人口的比例，也不会超过未来世纪的双语人口的比例，尽管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的可能。16世纪时，大部分人与现在一样，只能说一种语言。因此，按照资本主义的逻辑这就意味着，一旦曲高和寡的拉丁文市场达到饱和状态，会一种语言的人群所代表的巨大潜在市场就将启动。毫无疑问，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刺激了拉丁文本出版的一段暂时的复兴，但是到了10世纪中叶时，这一运动就衰落下去了。一度有着狂热需求的天主教图书馆又趋于饱和状态。同时，全欧洲范围的货币短缺，也促使印刷业者越来越倾向于兜售那些用本土语言印刷的廉价的版本。/82/

　　还有三个外在的要素进一步推动了资本主义的语言本土化的进程，其中的两个要素对于民族意识的产生起到了直接的作用。首先但最终变得最不重要的是拉丁文自身特点的变化。由于人文主义者大力复兴前基督教的、广义的古典文学，并努力把它们推向印刷市场，使得对古代那些高深的、风格独特的成就的一种新的欣赏方式迅速地在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传播开来。现在他们写作拉丁文越来越变成了文学修辞的需要，拉丁文变得越来越远离宗教的和日常的生活。使过去的拉丁文显得神秘的并不是它所写作的主题或风格，而只是因为它们是书写，只是因为它们作为经文（text）的地位。而现在的拉丁文却因为书写的内容，因为语言本身的缘故而变得神秘。

　　第二个要素是宗教改革的冲击，而宗教改革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又应归功于印刷资本主义。在印刷时代以前，罗马教廷在对西欧诸异教的斗争中屡屡获胜，因为它有比其对手更为优越的内部交流机制。但是当马丁·路德1517年在符登堡把他的论纲钉在教堂的门上时，论纲被以德文印行。在不到15天的时间内，翻译成德文的论纲就可以在这个国家的角角落落找到了/83/。在1520到1540年这20年里，在德国出版的图书要比从1500到1520年这20年出版的图书多出两倍。在这一变化中，路德的功劳是最大的。在1518一1525年间，他的著作至少占销售的德语书籍的全部的三分之一。1525一1546年间，他的圣经译本共出过430个版本（全部或节选）。"我们在这里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众读者和人人唾手可及的流行的文学作品。"/84/事实上，路德是现在所知的最早的畅销书作者，或者我们也可以说，他是第一个凭着自己的名声而"销售"自己的新作的人。/85/

　　路德开了个头，其他人也很快蜂拥而上，从而揭开了下一个世纪席卷欧洲的宗教宣传战。在这一声势浩大的"为着人类心灵的战争"中，新教基本上总是处于攻势的一方，因为它知道如何运用资本主义所创造出来的迅猛扩张的本土化语言的印刷品市场，而宗教改革的反对者却护卫着拉丁文的城堡。这种力量对比的标志是梵蒂冈的 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禁书目录）一种由于反动印刷材料的多如牛毛而变得必须的新的目录，而新教徒却用不着针锋相对地列出一份同样的目录。这种精神上的困扰和痛苦的典型表现是弗兰西斯一世（Francoisl）的行为，他由于极度恐慌而于 1535年颁布了一项禁令，禁止在他的王国的范围内印刷任何书籍-一否则以死罪论处！这一禁令产生的原因和禁而不止的原因都是同一个原因：当时他的王国的东部边界为新教徒的国家和城市所环绕，这些新教徒国家和城市生产了源源不断的大量的可以走私过境的印刷品。在此仅以加尔文教的日内瓦为例：1533一1540年期间，日内瓦仅有42个版本问世，但是到了1550-1564年间，这个数字就急剧上升至527个版本，而在这段时间的后期，至少有40家独立的印制所加班加点地生产。/86/

　　新教主义与印刷资本主义的联合，通过利用这些低廉的、深受大众欢迎的读本，很快就造就了一个人数众多的读者群--不仅仅是在商人和妇女中间，显而易见这些人对于拉丁文所知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并且立刻将这～读者群用于政治和宗教目的。因此，不可避免的是，并不是只有教会从根本上受到了震动。这场震动还使欧洲第一批重要的非世袭的和非城市的国家荷兰共和国和清教徒的共同政体（the COmmOllWe。lth Of the punt。fis）得以产生（弗兰西斯一世的恐慌不仅仅是宗教上的，同样也是政治上的）。

　　　第三个要素是某些身居要位的以专制主义自许的统治者用做行政中央集权工具的特定本土语言的缓慢的、地区间不平衡的扩展。我们在此有必要记住，拉丁文在中世纪西欧的普遍盛行从未对应于一种普遍的政治体系。我们可把这种情况与中华帝国的情况作一个有意义的对比。在中华帝国，官僚政治的支配范围与象形文字的支配范围基本上是重合的。事实上，当西罗马帝国衰落下去以后，西欧在政治上的割据形式使得没有一个统治者可以独霸拉丁文，使它成为它自己并且只有它自己可以运用的国语（his-and一。my一his Language-of-state）。因此，拉丁文在宗教上的权威从来就没有获得过政治上的对等的地位。

　　行政本土语言（administrative vernaculars）的诞生早于印刷和 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因此必须被看做（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导致神圣的想象共同体衰败的一个独立的因素。同时，在发生语言本土化的地方，我们没有看到有任何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在驱动和支撑着这种语言本土化，更不用说有任何原一民族（proto-national）的推动力在后面起作用了。"英格兰"--拉丁文欧洲的西北边缘--的例子在此是特别能说明问题的。在诺曼征服以前，法庭语言、文学语言和行政语言都是盎格鲁一萨克逊语。在随后的一个半世纪中，所有的王室文件实际上都是用拉丁文写成的。在1200到1350年间，这个国家拉丁文（state-Latin）被诺曼法语所取代。同时，这种外来的统治阶级的语言与当地一般民众的盎格鲁一萨克逊语缓慢融合，产生了早期英语。这种融合使得新语言在1632年以后可能成为法庭上用的语言和议会开幕时用的语言。随后是1382年威克利夫（Wycliffe）的本土语圣经手稿。我们应该记住的基本事实是，这是一系列国家的（state）语言而不是民族的（national）语言的结果。我们在这里讲到的国家在很长时期内不仅指今天的英格兰和威尔士，而且包括爱尔兰、苏格兰以及法国的一部分。很明显，绝大部分普通人不认识或者很少认识拉丁文、诺曼法语或早期英语。/88/直到早期英语的政治地位得以确立一个世纪之后，伦敦的政治权力才消除了"法兰西"的影响。

　　在塞纳河一带，也发生过相似的运动，不过其步伐稍微慢一点罢了。正如布洛赫所讽刺的那样："法语可以说是这样一种语言，由于被看做不过是拉丁文的一种没落的形式，它花了几个世纪才取得了尊贵文字的地位、"/89/只是在1539年弗兰西斯一世发布维勒一柯特（Villers－Cott。。ets）诏书后，/90/它才

　　想象的共同体·　147·成为法庭审判的正式用语。在其他的王国中，拉丁文延续的时间更长一些--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它直到19世纪还在使用。在另外的一些王国里，"外来的"语言取而代之，18世纪罗曼诺夫王朝的法庭用语就是法语和德语。/91/

　　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语言的选择"都表现为一个缓慢的、不自觉的、实用的、甚至是随意发展的过程，因此完全不同于19世纪的一些君主面对充满敌意的大众化的语言民族主义（Linguistic－nationalisms）所采取的那种自觉的语言政策（参见本书第6章）。这种差异的一个明显标志是，旧有的行政语言是非反思性的（justthat），是由官场使用并且为了官场自身内部的交流便利而使用的，并不存在要向君主的广大臣民系统地灌输语言的想法。＠但是，当本土语言被提升到权力语言的地位时，它在某种意义上就与拉丁文形成了竞争（巴黎的法语，伦敦的早期英语），从而促成了基督教的想象共同体的衰落。

　　从根本上讲，拉了文的神秘化、宗教改革和行政本土语无意中发展起来，是意义深远的；在我们现在讨论的语境中，这种意义主要是消极的，即它们对于促使拉丁文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意义。完全可以设想一种新的想象的民族共同体的存在，而无需上述任何一个（甚或上述所有）因素的存在。在积极的意义上，由于在一种生产和生产关系系统（资本主义），一种交流技术（印刷）以及人类语言的不可避免的多样性的命运之间发生的某些多少偶然的但迅速扩展开来的相互作用，使得人们能够想象一种新的共同体。/93/

　　不可避免的命运的要素是基本的。无论资本主义的本领是多么神乎其神，死亡和语言都是它的两个难以制服的敌手。/94/特定的语言会死亡或消失，但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普遍统一的人类语言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资本主义和印刷创造大量的单一语言的读者群之前，各种语言之间相互不兼容性在历史上并不是那么重要的。

　　虽然我们必须记住不可通约的语言多样性的一般条件意义上的命运观念，但将这种命运与强调某种特定语言的根本命运及其与特定地域单元的联系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相等同却是一个错误。关键在于命运、技术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印刷出现以前的欧洲，当然还有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口头语言--对说话者而言，这种语言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他们的生命的基础--的多样性真是无穷无尽。口头语言的种类是如此多变，以至于如果印刷资本主义试图利用每一种潜在的本土语市场，那么现在它肯定还只能停留在小规模的资本主义阶段。但是，这些千姿百态的各具特性的语言可以在明确的界限内集合起来，集合成种类要少得多的印刷语言。任何声音记号体系的根本上的任意性为这种集合大开方便之门/95/（同时，记号越是表意性的，潜在的集合区域也就越大。从汉语和英语的深奥的代数到法语或印尼语的规则的音节表可以表现一种集合性逐级下降的序列）。任何东西都比不上资本主义更具有"集合"（assemtle）有联系的本土语言的功能，它在语法和句法范围内机械地创造和复制语言，并能通过市场途径传播。/96/

　　这种印刷语言通过三种不同的方式为民族意识奠定基础。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它们创造了低于拉丁文但高于本上口语的统一的交流场。形形色色的法语、英语或西班牙语的口语操作者在交谈中可能很难，甚至完全不能理解彼此的意思。但是通过印刷和纸张，他们却能够达到相互理解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意识到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人们生活在他们的特定的语言场（Languag－field）中，同时也只有这几十万或者几百万的人属于这一语言场。这些通过印刷品联结在一起的读者群，在他们的世俗的、特定的、明显的不可见的相互关系中，形成了想象的民族共同体的萌芽。

　　其次，印刷资本主义赋予语言以新的确定性，这一点从长远看有助于树立那种影响民族的主观观念的古老性形象。正如费布勒和马丁向我们指出的那样，印刷的书籍具有一种长期存在的形式，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可以实际上是无限地复制，不再受手抄本的个体特性和"无意识现代化"（unconsciouslymodernizing）习惯的限制。因此，虽然12世纪的法语与15世纪时维庸（Villon）所写的法语有明显的不同，但是到16世纪时，这种变化的速度却明显地慢了下来。"至17世纪，欧洲的语言基本上确定了它们各自的现代形式。"/97/或者说，在过去三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些稳定下来的印刷语言已经获得了一副阴沉沉的面孔。我们现在仍然能够懂得17世纪的先辈们的语言，但是对于维庸来说，他却理解不了12世纪的祖先的语言。

　　第三，印刷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不同于旧的行政本土语的权力语言（language-of-power）。总有某些方言比其他方言更能"接近"某一种印刷语言并支配其最终形式。而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方言只能看着自己的语言被现存的印刷语言所同化和失去其社会地位，因为它们不能成功地（或比较成功地）拥有自己的印刷形式。"西北德语"（Northwestern German）变成了"低地德语"（Plait Deutsch），一种为很多人所使用因而类标准（sub～standard）的德语，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被印刷德语所同化，而在这种意义上，波希米亚的捷克语却不能被同化。高地德语（High Germany），标准英语（King's English）以及后来的中央泰语（Central Thai）则相应地被提升到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地位（因此，晚近20世纪欧洲的某些"从属"民族展开试图通过坚持进人印刷形式和电台传播而改变他们的从属地位的斗争）。

　　我们现在还需要强调的是，在开始时，各种印刷语言的确立以及它们之间的地位差异，主要是一个不自觉的过程，来源于资本主义、技术以及人类语言的多样性之间的剧烈的互动。但是，如同民族主义历史上的其他诸多东西一样，它们一旦既成事实，就会成为弓愧效仿的典范形式，并且只要方便，就会被以马基雅维利的精神有意识地加以利用。现在，泰国政府极力阻挠外国传教士为其山区部落少数民族提供他们自己语言的书写体系和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发展出版业；同样是这个政府，对于这些少数民族说什么语言却不加限制。那些现已融人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苏联的讲突厥语的民族的命运是特别能说明问题的。同一个口语家族，一度在阿拉伯语的拼写法中可以随意组合，因而能够彼此相互理解，却因为人为的操纵而失去了统一性。为了提高说突厥语的土耳其民族的民族意识，基马尔（Atathrk）不惜以牺牲任何更广泛的伊斯兰教认同为代价，强制推行罗马拼音化。＠苏联当局也步此后尘，首先是推行反伊斯兰和反波斯语的强制性的罗马拼音化，然后在斯大林统治的20世纪30年代，又推行旨在俄语化的强制性的西里尔化（Cyrilliclzation）。/98/

　　现在，我们可以对以上讨论作一概括归纳：资本主义和印刷技术通过作用于人类语言的不可避免的多样性的命运，使一种新形式的想象的共同体成为可能，这种共同体的基本形态为现代民族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这些共同体的可能扩展的范围是内在的有限的，同时与（作为王朝扩张主义的明显标志的）现存政治边界有着极其偶然的联系。

　　然而很明显，虽然今天几乎所有现代自立民族--以及民族国家--都有其"民族的印刷语言"，但是其中有些民族共用一种语言，另一些民族则只有很少部分人能在交谈或书写中运用"民族的语言"。说西班牙语的美洲民族国家，或那些"盎格鲁·萨克逊语族"民族，就是第一种类型的明显的例子。许多前殖民地国家，特别是在非洲，就属于第二种类型。换言之，当代民族国家的具体形式决不会与其特定的印刷语言的决定范围完全一致。为了说明印刷语言、民族意识和民族国家之间的断续关系，我们有必要看1776-1838年期间在西半球冒出来的一大批政治实体，它们都有意识地把自己称做民族，只有巴西是个有趣的例外，它把自己称做（非世袭朝代的）共和国。它们不仅是历史上第一批以这种面目出现于世界舞台的国家，因而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这些国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最初的真实的范例，而且由于它们数量很多，又是同时诞生，从而也为我们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主题。

注释

①这个模式仅仅是用来强调战争的规模和形式，并不含有谴责之意。为避免误解，应该指出，1978年12月的人侵源于两个革命运动党派间的武装冲突，这种冲突最早可追溯至1971年。1977年4月后，先是由柬埔寨挑起边境攻袭，很快越南人也开始这么做，且规模越来越大，程度越来越深，最终导致1977年12月越南人侵柬埔寨。这些攻袭并非是为了要推翻敌对国的政权或占据敌对国领土，而且卷人冲突的军队数也远不可与1978年12月调遣的兵力相比。有关战争的起因，下述文献都做出了很有见地的讨论：斯蒂芬· P·赫德（Stephen P·Heder）"柬越冲突"见戴维· W· P·艾略特（David W· P· Eliot）主笔的《第三次印度支那冲突》（The Third Indochina Conflict）一书第 ZI-67页S安东尼·巴内特（Anthony Barnett）："共产党人之间的冲突与越南"《亚洲学人简报》（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11：　4（1979，　10-12月）第 2-9页；和劳拉·萨玛（Laura Summers）："战争与社会主义--安东尼·巴内特为柬人骄傲为柬人耻"见同书第10-18页。

②谁要是怀疑联合王国与苏俄社会主义联盟在名称叫法上所具有的相似性，就请他自问一下民族性的含义：大不列颠一爱尔兰？

③埃立克·霍布斯鲍姆："对《不列颠的瓦解》一书的反思"。载于《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1977年 9-10月），页 13。

④参见《民族和国家》（Nations　and　States）一书，页　5。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⑤见于他的"现代吉纳斯"一文，载于《新左翼评论》 94（1875年11-12月号），页 3。这段文章原封未动地收在《不列颠的瓦解》（The Break-up of British）一书第9章，页329-363。

6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选集》I，页45。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任何理论注释都应该提醒粗枝大叶的读者警惕"当然"～词。

7艾拉·凯来勒南（Aira Kemlainen）指出，汉斯·科恩（Hans Kohn）和卡尔顿·海耶斯（Carleton Hayes）是学院派研究民族主义的两位"奠基之父"。这二人已令人信服地确定了民族概念出现的时间。除了个别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想家以外，大部分人已无争议地接受了这个时间界定。凯来勒南还证实，直到19世纪末期，"民族主义"一词才得到广泛使用。比如说，19世纪许多标准的词典都没有收进这个词条。亚当·斯密曾疾呼"国民"（nations）财富，当他使用这个词时，其含义也不外是"社会"或"国家"。艾拉·凯来勒南：《民族主义》（Nationalism），页10，33和48-49。

8不列颠的瓦解》，页359

9参见塞顿·瓦特逊《民族与国家》第5页："我要说的是，当一个团体的绝大部　分成员认为他们构成了一个民族时，这个民族就存在了。或者说，他们的行为　表现得好像他们形成了一个民族。"我们不妨把"认为他们"换成"想象他们。"

10恩斯特·勒南（Ernest Renan）"民族是什么？"见《全集》卷 1，页 892。他又　补充说，"每个法国公民都应该忘记圣一巴尔特雷米，忘记18世纪在南部的屠　杀。在法国没有十个家庭能够提供自己出身于法国的证据"。

11思内斯特·盖纳尔：《思想与变迁》（Thoughts and Change），页 169。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12例如，当霍布斯鲍姆说在1789年23，000，000人口中有400，000贵族时，他　是在一肯定了"这种划分方法「见其《革命的时代》（The Age of Kevolution）一　书，页78」。然而，在旧制时期能够想象出来要对贵族去做这种统计吗？

13古希腊也有阵亡将士碑，但是形式有异。那里边掩埋的是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　因不能送回老家正常下葬的将士。这个消息是我的同事，拜占庭学者朱狄·赫　林（Judith He。rin）给我提供的。

14比如，不妨品味一下这么几段著名的演讲辞：1．"死亡永远吓不倒我们。当你　畏缩时，成千上万穿着桔黄、揭黄、蓝灰服装的英灵们会从白色的十字架后站　起来，霹雳般地提醒你：责任，荣誉和国家。"2．"我对美国军人的看法源于多年前的战争经历，我从来都没有改变我的看法。我认为他们过去是，现在也仍　然是世界上最高贵的人；不仅是因为他们英勇善战，还因为他们纯洁无怨…　他们属于历史，他们是爱国主义的成功典范。他们属于后世，他们是下一代自　由和解放的导师。他们属于当代，他们有美德、有战功。"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责任，荣誉和国家" 1962年5月 12日在西点军校的演讲。引自他的《一位军　人的话》（A Soldier Speaks），页 354和 357。

原载《学术思想评论》第五辑

　　　　上网日期 2002年0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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