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论衡

闲言　漫论当前中国思想界左右力量之消长　　

自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以来，思想界中居于右翼的自由派思想一直呈上升之势。其间虽于1980年代末遭遇重大挫折，但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起，已经奠定了其居于绝对主流的地位。

但是近几年来，事情开始有变化。标志性事件是1999年美军“误炸”中国大使馆。从那时起，以民族主义和社会公平为旗帜的新左派影响逐渐扩张，成为新的主流派别。究其原因，客观方面一是因为国内的资本主义改造导致阶级分化日益明显，社会底层生活日渐艰难，公平和公正成为最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二是自冷战结束后，美国加紧了对中国的战略遏制，中美之间磨擦日益频繁，中美矛盾上升为国际格局中的重要因素。主观方面，自由派知识分子面对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缺少应变之方，僵持原有的固定理念，逐渐脱离了现实，脱离了民众。

在1990年代中期阶级分化初步明显之时，思想界差不多还是自由派的一统天下。面对贫富日益悬殊的现实变化，面对社会底层的困苦和绝望，部分自由派人士分化出来，开始关注民生，呼唤人文关怀，从人道主义的立场来反思改革，要求抑制分化，兼顾公平。这一支以何清涟女士发表《现代化的陷阱》为成熟标志，对改革过程中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深入而有益的探讨，逐步揭示了中国社会有着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极大丰富了自由主义的血肉。

是的，自由主义在中国虽然盛极一时，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有骨架，少有血肉；直到今天，情况仍然没有根本改变。自由派对于社会公平的反思虽然增添了部分内容，但由于自由主义本身的逻辑，这种反思只可能是人道层面的，只能是对改革结果的某种微调，它不可能彻底清算改革本身。这本来是符合历史逻辑的，但在历史进程中遭受苦难的人们对此不满意。他们感觉自由派的反思并不到位，不过隐，不解恨，感觉这还不是自己要的东西。这个时候，新左派脱颖而出，填补了这一思想真空。新左派从根本上否定改革，认为改革的效率取向，扩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万恶之源。就象半个多世纪前一样，这种偏激的理论一下子就吸引了民众，攫住了他们的心灵。

国际问题更是自由派的软肋。不管多么具有人文情怀，在9.11时可以痛哭流涕的自由派人士，一涉及到他们心目中的圣地--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大多都含糊其词，语焉不详。要么三咸其口，为贤者讳；要么编织多重标准，想方设法为美国开脱辩护。尤其不幸的是，他们大多有意无意地淡化客观存在的中美战略利益上的根本冲突，反复向公众灌输他们所一厢情愿编织的那一幅在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的世界大同画面--这种对民族利益的冷漠，对精神盟主美国的热心，极大地偏离了普通中国人的切身感受。于是，二者在思想观念和心理感情上的的距离越拉越远，自由主义者们最后只好躲到象牙塔旁昏黄的小酒馆内，感叹着“群氓”的愚昧无知，悲悯着人们终于被宣传喉舌和新左派误导和愚弄了--这倒是一个自我开脱的好借口。

近年来，有少数自由派人士开始承认和关注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利益，重视中美利益分歧。但是太晚了，新左派已经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平两面大旗牢牢抓在手中，因此影响力日广，追随者日众；自由派则影响和听众日渐稀薄，声音日渐空洞单薄。实际上，自由派现在几乎已经只剩下最后的传统阵地还是坚固的，即从自由 民主 人权方面批评政府。

看看极左派的何新能够在民众 尤其是新一代青年中造成多么大的影响，被越来越多的人奉为精神导师；再反观极右派刘晓波的表现和反响，就可以反衬出今天自由派的态度僵硬 观念绝对化和孤清自本。他们不能直面现实中的变化和民众的所思所感，因此已经走在一条越来越狭窄的通道上。

许多自由派人士对待自由主义经典理论的态度，就象几百年前的儒生对待孔子，循规蹈矩，寻章摘句，一心要在故纸堆中引申出指导今天中国，甚至是普行天下的微言大义。崇拜对象虽已有不同，不过是适应性改变了而已，世间又岂有万古长存之理？

究其原因，自由派人士大多象他们今天的代表人物秦晖 朱学勤 刘军宁一样，出自书斋，习惯的是由书本到书本的运动轨迹。当理念与现实发生歧异时，他们的条件反射是缩回书斋中，在自己人的狭小圈子内，伸出手来，拿着他们坚信不疑 唯一正确的那把尺子，就着灯火，丈量世界。

就在这段时期，还有一个中间派别在快速滋长。他们秉承1980年代新权威主义传统，为政府的所作所为提供理论解释和政治说服力。这就是某些学者所论证的部分知识精英与政治权贵的结盟。这一派原来以萧功秦为代表，但自从康晓光的《未来10-20年中国社会政治稳定性分析》一文发表后，康已集此派之大成，游离于体制内外之间，后来居上。

这一派完全着眼于现实问题，从现实中寻找解释，建立模型，极富创造精神。但是，他们的理论建树受到他们所为之解释 为之辩护的对象和现实的局限。一方面，中国社会包括政权本身都处于变革转型之中，现在当然无法给正在变化中的对象提供终极解释，赋予终极意义；因此，对现实的解释只能是权宜性的，只能强调其现实适应性，倾向于形而下的功能描述，无法赋予一种理想色彩。另一方面，现实对象本身的非理想状况，也限制了进一步的理论修饰和理想化描述；除个别情况外，对现实的阐释甚至无法上升到道德的高度，只能停留在实用主义的层次，因此，既难以形成理论/理想的号召性，也难以达到道德的感召力。这一流派的特点是，能够在一定范围和时间内流行，难以保持持续深远的影响力；易于说服人的理性，难于征服人的情感和心灵。

因此，中国今天思想界的状况是：原来居于主流的自由派逐渐表露出书生气和水土不服，以至于成形不久，就已经开始显出僵硬老化之态；新左派生于兹长于兹，生机强劲，强大而危险，虽然影响日众，但它只长于破坏，短于建树，其建设性主张大多还停留在100年前的乌托邦水平上；中间派能够为现实提供解释，但自身先天不足，注定了不能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这样的现状确实令人看不到希望，如果一定要寻找希望，出路可能在于温和右派（右偏中）与温和左派（左偏中）的相互靠拢和融合。不融合没有出路，单独一方要么声音微弱，要么易于走向极端；只有融合，才能生出化学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