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进入一个复杂的转型期，为在未来25年取得先进国家地位的目标打下基础。经过了30年的持续稳定增长，近期又成功地应对了全球经济危机，中国现在是信心十足。然而，对于政府来说，从经济危机中可能得到的启示，对其长期发展或许并不能发挥最好的指导作用。
目前，中国面对一些平行却又有一定关系的挑战，它们对中国国内发展和其全球经济关系都至关重要。它们包括：
·对微观经济结构作出重大改革，稳定中国作为中等收入国家的地位；
·调整宏观经济以提高家庭收入和消费，和加快扩大中产阶级队伍；
·逆转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现象；降低和投资相比显得非常高的储蓄率，并因此减少国际经常性项目顺差；
·以节能和低碳为导向的未来经济增长模式；
·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实际上，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对世界经济可以起系统性重大影响的阶段。但和之前走过类似道路的国家比较，中国却是在人均收入远低于她们的情况下达到这个阶段。原因是中国是维持30年快速发展的人口最多的国家。因此，当大多数国家都可以把焦点放在国内时，中国本来已经非常复杂的政策目标，还得要考虑对全球的冲击。
中国需要平衡国内和国际的考量，但却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继续快速发展的印度，在今约10年后也会面对问题。）
艰难的转型
现在，中国人均收入约为4000美元（调整购买力后会更高）。中国经济的重要部分已经或正进入中等收入水平。这是个艰难的转型，许多国家因为结构性转变的停滞不前而失去了发展动力。
例如，中国的劳动型密集出口领域正失去竞争优势。政府必须让它们萎缩或是转移到内陆城市（并最终萎缩）。它们将被较依赖技术和人力资本的领域取代。
在转型过程中，服务业无疑会增长。高增值领域和加工业中的上下游活动也必须繁荣起来。全球性的品牌应该开始出现，而政府对企业的拥有权将继续下降。公共领域的投资将转到教育和研发上。
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而不是中国政府，将日益成为驱动转变的力量。针对性的发展某些领域的作法将减少。国内市场和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角色将更为显著。公共领域的投资将加快城市化的进程。
目前，中国家庭可支配收入约占国民收入的60％，而家庭储蓄率几乎是可支配收入的30％。同其他国家相比，这些数字分别是较低和较高。中国的消费约占GDP的40-45％。要让国内市场带动收入的增长，和加速扩大中产阶级，这些数据都必须调整。
家庭收入必须提高，有了更多的社保、保险和服务，作为应急用途的储蓄应该会下降。通过扩大国内市场成为促进增长的动力，上述两个因素都会促进向中产阶级的转型，也可以在国际市场需求日益低迷的情况下，帮助保持增长。
但是，最为重要的是，国内市场的迅速增长，特别是服务业的增长，必须可以替代出口行业，为从农村进入现代经济的人口提供就业。一旦出口领域提升为较高增值领域时，就不能像以前那样有效地提供就业。
目前，中国商界的融资主要是通过自身的盈利积累，无需通过家庭筹集资金。政府依然拥有超过50％的剩余国有企业，但并不需要或者使用这些收入。这两股收入（公司和政府）大部分需要转移到居民的收入中。
高增长和城市化使得城市人口收入快速增加，而农村则受益较少。大量的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庭（约1亿5000万至2亿人）虽然根在农村，但事实上却是拥有城市局部权利和服务的边缘城市人口。政府正通过扩展乡村的服务、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的投资、和农民工地位的管理等，来处理因此而出现的社会紧张。
中国在过去也曾面对种种严峻的挑战——但表现一般都比抱怀疑态度的人所想象的来得好。不过，如今的中国必须面对全球的压力和责任。这部分反映了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和影响力。但中国也面对有时对中国政府管理方式颇有微词的外部环境。这些人忽视或者低估了中国大量人口的快速脱贫，趋向于将全球经济看作是零和游戏，并误解中国的成功是一些不合作的政策如汇率管制所带来的。
为了维持增长，中国必须克服国内经济重组的挑战，坚持自身发展的权力和不会因为国土大而受到惩罚。不过，中国也必须在全球的不平衡、经济和金融的稳定和管理、及代表全球弱势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上肩负更大的责任。这个复杂的平衡的后果，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讲是利益攸关的。
作者Michael Spence迈克尔·斯宾塞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坦福大学名誉教授，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主席。
英文原题：China’s Next Mountain to Cli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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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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