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时间：2014-10-22 点击：次
2007年1月，对我和之虹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五十五岁生日，之虹五十岁生日，我们俩的银婚纪念日，都在这个月里。回顾我们并肩走过的四分之一世纪，不禁感慨万千。这是充满艰辛与苦难的岁月，也是充满甜蜜与温情的日子。
（一）
我和之虹恋爱期间，我在读研究生，她在上电大，两个人都很忙，不能经常见面，通信就是不可缺少的。当时之虹与同桌的女同学，两个人关系非常密切，彼此的情书可以交换着看。那位女同学，几乎每周都可以接到男朋友的情书，每封情书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几大篇，全都是情意绵绵的词句。经过一年多的交往，她已经以未来儿媳妇的身份参与了男朋友家里的一些活动，最后的结局却是对方的移情别恋，导致她一度痛不欲生。相比之下，我给之虹的信，平均起来一个月不到一封，一般每次不超过一页纸，有时候只有一两句话。她的同学不用拆信封，对着太阳光就可以读出信的内容，此事一时成为之虹的笑柄。其实，我的多数信件只能称为约会通知书，只有寥寥的几封可以算作情书。而正是这几封信奠定了我们婚姻的坚实基础。
子明致之虹（1981.6.21～22夜）：
你一定看过小说《爱情的位置》。刘心武的这篇小说虽然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却算不上艺术的佳品。不过平心而论，其中也包含着一些作家对社会的洞察。小说中写道，多数的人们都要“搞对象”，结婚，生孩子，却永远尝不到爱情的滋味。有些人是因为终生不知爱情为何物，有些人是因为缺乏追求爱的勇气和耐心，有些人则是被自然与社会剥夺了爱的权力。有一句著名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尽管我不是裴多菲、贾宝玉那样的多情的种子，痴心的男儿，毕竟还不甘心像芸芸众生那样去“搞对象”。我相信，至少我希望，你也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女子，你做事有主见，能分析，能判断，能决策。你对爱人的选择，是遵循社会上的习俗和“一般社会价值”呢？还是经过你自己的深思熟虑之后，用你的心作出唯独属于你的抉择？这是我一直想要深入了解的。
……如果满足于你来我还，不痛不痒地扯几句，不久我们就要结婚了，大概这不会有太大的疑问。但是，过于顺利的婚姻是否可能潜伏着致命的暗痕呢？所以，我从来不愿意用层层伪装把自己的弱点掩盖起来博取你的好感，我倒宁愿层层剥笋，让你看清我的信念和为人。推心置腹，真诚相待，是我对待所有朋友的态度，更不用说对待爱人了。清醒的刺痛或者甜蜜的梦幻，你更愿意要哪一个呢？在我看来，坦率的言语是沟通心灵，灌溉情感的惟一渠道。……我想要知道你的心情。无论是驳斥，争辩或者抱怨，我都期待着。
之虹致子明（1981.6.23～24夜）：
如何地选择爱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在选择的问题上我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我初次恋爱时，面对而来的求爱的人不是一个，而是最少五个。甚至前前后后相继而来的还要多。有的我对你说过，有的我没对你说过，我主要是尊重本人的意见，既然不成，替他保密，这个事只有我一人知道，连最要好的朋友也没告诉。面对这些我如何选择呢？这个问题我考虑再三，以至我那些晚上常常失眠。如果我要遵循社会上的习俗和“一般社会价值”的话，我会选一个身高1.80,3长相风流的美男子；或选一个能说会道，善于外交的“大使”；或选一个忠厚老实会干的人也很实惠。甚至有些跟我不错的人还告诉我，不要找知识分子，书呆子，不会干家务，工资也不很高（工人奖金高）……等等。对于选一个美貌能干的男子，我当然愿意，但这不是重要的标准，我选择爱人主要是看这个人的人品、为人、思想、事业心等。
子明致之虹（1981. 7.29）：
我是一个很有意志力和思辨力的人，这就决定了我在诸如爱情的问题上，也是理智型而不是感情爆发型的。爱情对我来说，并不是一种充满占有欲和排他性的东西。真正爱情或者更恰当地说理智型的爱情不应只考虑使自己得到快感，更要考虑到给对方带来幸福。我自己知道，你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社会上像我这样的青年不是很多的，我可以给你的生活带来别的许多人不可能带来的一些方面的新的、丰富的，甚至是高尚的境界，但这不一定就是幸福。因为幸福来自每一个人不同的主观感受，不存在什么统一的幸福标准。与此同时，我也可能会使你的生活在另外一些方面缺少色彩。我对你的内心世界了解得还不深，因此我不能把握我的介入是否会给你的生活带来幸福，而我是不愿意给别人带来不幸和后悔的。基于这种考虑，我们每一次深谈时，我都要反复地涉及这一个话题，以便找到最终的答案，但是我现在还不能说答案已经找到了。我知道，我想你也知道，我们不是具有同样的经历和思想类型的人，但我以为，这并不一定对建立爱情或者家庭有妨碍。不同类型人的结合可能使生活更丰富、更美丽，但这要有一个起码的前提，就是相互谅解和宽容。……如果我自认为抓住了你的内心世界，我就会抱一种更有竞争性甚至咄咄逼人的态度。我担心你会因为现在的不慎而导致将来的悔恨，在我的眼里，你总归是比较缺乏人生的经验。
我的生命，不论过去或将来，都和政治有不解之缘，如果你愿意和我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势必更多地卷入政治的漩涡。……一个人不可能一下子就变成政治上的专家，但可以比较容易地激发自己的政治热情和责任心。我所希望你的，也就是这一点。当然，是否能满足这一点，并不是我的一个条件，我尊重别人的选择，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一个自由、民主的信仰者，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容忍，求同存异。
之虹致子明（1981. 8.1～2夜）：
在关于爱情的有些观点上我认为我的想法和你是一致的，首先，真正的爱情应该建立在相互谅解和宽容的基础上，另外恋爱应使双方获得幸福。
在我的一生中只有二十几年的时间，但也受到了一些风波和挫折，但跟你的经历来比可能微不足道，算不了什么。的确我踏入工作岗位晚，接触社会少，对于人生的经验比较缺乏，特别是从小经历了一场文化大革命，思想上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可能偏激。但我对我经过思考而决定了的事，还是不会悔恨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为我做出的某一件事而后悔过。咱们俩的联系，我已经过考虑，其主要地就是考虑政治方面的问题，实际上，经过考虑后，我同意和你交朋友，已经是准备把你和我的政治生命联系在一起，通过你我这一段的接触，我已或多或少地开始关心起政治时事，已开始卷入了政治的漩涡。
通过上述的通信，我曾经担心的两个人政治阅历上的差异，已经不再是两颗心彻底交融的障碍。于是，我便采取了“一种更有竞争性甚至咄咄逼人的态度”，我们的恋爱关系很快从“言”的阶段发展到“行”的阶段，几个月以后我们就登记结婚了。
（二）
把“政治的漩涡”和“爱情的漩涡”掺和在一起，并不是一种无的放矢的情景设想或者说情感测验，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考量。
我和之虹恋爱的时候，头上有几个耀眼的光环——著名的四五英雄“小平头”之一，中
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会主席，海淀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如果我不向她竹筒倒豆子般地坦白一切，无论是她，还是她的家人和同学，都不可能知道被这光环所掩盖的悬在我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剑”。
由于我是1980年冬季首都高校竞选运动的主要发起者、组织者和参加者，第二年春节前后我几乎遭到了没顶之灾。 1981年1月8日（这一天正是我的二十九岁生日）和2月10日，《国内动态（清样）》两次向最高层密报我的活动情况。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听取公安部门和内参部门的不实之辞后勃然大怒，称竞选运动是青年学生在历史上第三次向党夺权（第一次指“反右”以前的大鸣大放运动；第二次是指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他的讲话已经作为白头文件送到了中央办公厅的印刷厂，但后来又从印刷机上撤了下来。由于韩天石、李昌、张黎群等党内改革派人士（同时也是胡耀邦的团派嫡系）及时的劝告，胡耀邦醒悟了过来，撤销了他对竞选运动的政治定性。根据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同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党组书记李昌的指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于1981年3月6日向上递交了有关我参加竞选情况的详细报告。报告的结论是：“根据陈子明同志在我院的表现，我们认为陈子明同志的政治态度和参加海淀区人民代表大会前后的活动情况，没有越轨的行为，即使在有的问题上有点偏激的认识，发现以后也是引导和教育问题。”这样，我总算逃过了一劫。但这些内幕我是在多年以后才知道的，同时也获知，中国科学院系统对我的宽容态度并没有影响公安部门对我的立案侦查和长期监控。
即使不算从民主墙运动到竞选运动这一段，在我二十多年的人生中就经历过三次大起大落。跌宕与坎坷已经成为我的宿命。在和之虹结合之前，我必须让她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我只能选择一位在幸福观上与我契合的女性作为终身伴侣。我不能让我深爱的人在事后追悔莫及。
文革前夕，我是北京八中初一年级数学考试的第一名，是班级体操、短跑、举重等体育项目的第一名。受到老师的器重，同学的羡慕，我的自信心也非常饱满。当时八中正在进行数学程序教学实验，我的学习进度非常快，自我感觉在初中毕业前就可以掌握高中的全部课程。文革狂飙起，由于我是“非红五类”出身，不仅不能成为“红卫兵”，连参加“红外围”的决定权也掌握在别人手里。虽然还没有像有些出身不好的同学那样被挂牌批斗、剃阴阳头，但是自己受到班上“红五类”同学的羞辱，家里被宿舍大院“红卫兵”查抄，爷爷奶奶在恐怖的“红八月”中被赶出北京。然而，我并没有一蹶不振，在“批判资反路线”后发起了以班上“非红五类”出身同学为主体的造反组织，在军训后担任了班级的红卫兵排长，并因为在“复课闹革命”方面的表现当选为军训师（西城区中学）“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
下乡插队期间，我最早抵制矛头针对蒙族干部群众的“挖肃运动”，最早下浩特放羊，最早用自己的医疗知识和药品来为牧民看病，因而博得了基层干部群众和解放军“三支两军”人员的好感，在十八岁的时候就担任了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但是好景不长，由于我拒绝利用手中权力——根据大队干部的工作分工，社员杀羊食肉须有我的批条，这在牧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权力——为公社干部提供优惠，由于我在公社团代会上作为知青代表批评了公社主要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立马受到了政治上的报复。公社组织了对我的外调，然后突然取消了我的持枪基干民兵资格，收缴了我所持有的枪械。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陈伯达事件和林彪事件先后爆发，我的整个思想都转移到对官方理论和社会制度的怀疑方面，与公社领导人的矛盾也就逐渐淡化了。1974年，我作为大队第三批工农兵学员，离开生活了六年的阿巴嘎草原。
在北京化工学院，我一入学就担任了学习委员，继而又担任理论学习小组组长。由于我已经自修了全部中学课程以及部分微积分及大学物理课程，比只有小学四五年级或者初中一二年级文化程度的同学明显高出了一截，同时我也十分乐于为别人提供辅导和帮助，因而在班上颇有人望。就在班级党支部将我列为重点发展对象的时候，有关部门缴获了我与内蒙插队同学的通信，我被抓进了看守所，并被定性为“反革命”。共青团北京化工学院委员会《关于开除陈子明团籍处分的决定》称：“陈在插队期间与徐云（内蒙锡盟师范学员）一起，以交谈和写信方式，交换、散布了大量的反动观点和不满言论，形成了一系列反动谬论。他们诬蔑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歪曲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还狂妄地提出，要‘争取混入党内，窃取较高的权力，实行和平演变，最后达到制度的改变。’陈的思想反动，系统全面，性质严重……团委研究同意二系7404班团支部和二系团总支关于开除陈子明团籍的处分决定。”1976年4月初，学校对我宣布了开除学籍和团籍的决定，将我送到通县永乐店农场劳动改造。两年半之后，学校又召开全校师生大会为我平反，恢复学籍和团籍，并让我做了参加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的事迹报告。又过了一年，我是7604班应届毕业生中惟一一名考上研究生的工农兵学员。
在1976至1981年间，我参加了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和竞选运动，并在其中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我本人虽然在这三次民主运动中都没有受到直接的政治迫害，但我知道：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并肩战斗的“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成员在“四人帮”倒台前曾被内定判处死刑；一起在西单民主墙并肩战斗的民办刊物《探索》主编魏京生和《四五论坛》主编徐文立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及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四年；一起参加高校竞选运动的许多同仁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行政处分以及各种变相的政治报复。我在1980至1981年间放弃了美国亲戚帮我联系的赴美攻读生命科学博士学位的机会后，就已经下定决心在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崎岖道路上一直走下去。这条道路上充满了政治的险恶，随时都有掉进陷阱的可能性。因此，我和之虹在热恋的花前月下，也躲不开一些沉重的话题——我在此前被捕、被批斗、被管制劳动的经历，以及以后再度身陷囹圄的可能性。
（三）
当之虹表示她看重的是我的人品，并准备把两个人的政治生命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完全相信这是她的由衷之言。我深深地知道，之虹是一个有头脑，有决断，“言必信，行必果”的女性。
我和之虹从小就认识。我比她大五岁，我和他哥哥之钢是幼儿园和小学一年级的同学，她和我弟弟子清是小学和高中的同学。我们两家在上海就是对门，那时候之虹还没有出生，我妈妈抱着我，她妈妈抱着之钢，傍晚时候常在各自门口边乘凉边聊天。两家先后搬到北京后，再一次成为一个大院里的邻居。我的外婆和婆婆（妈妈的舅母）与她妈妈走得很近，经常你来我往，互相串门。
之虹说，她二十几年人生中的“风波和挫折”和我比“算不了什么”，事实上，她所经历的坎坷并非“微不足道”。文革期间，之虹父亲因为台湾光复后去那里参加过中国工程师年会，被打成“特务”、“反革命”，关进了牛棚。之虹从“三条杠”的学校少先队大队长以及年级班级多种头衔的学生干部被一撸到底。她母亲因为“反革命家属”和“资本家女儿”的双重身份，被红卫兵勒令每天打扫院子。我多次看到之虹和之钢在清晨的寒风中陪着母亲用大扫帚扫院子。在一段时间里，之虹父亲高级工程师的工资被扣押，单位每月只发生活费，家里的储蓄和财产也被查抄一空。之虹母亲过去家境富裕，在生育四个孩子后就离职做了家庭主妇，现在只好到街道缝纫组接活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外婆告诉我，当时只有九岁的之虹已经能够帮助母亲踩缝纫机加工工作服了。我也曾看到之虹背着三岁的弟弟之青，在合作社门口捡拾散落的大白菜帮子。
之虹母亲曾担任居委会委员，她为人乐善好施，在邻居中很有人缘。但在开过之虹父母亲的批斗会之后，院里的人大多不敢再接触他们一家子了。只有包括我家在内的两三户邻居还跟他们有来往。据之虹回忆，在自己家的电视机被抄走后，她当时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到我家来看电视。
在我去内蒙插队期间，之虹一家去了河南。父亲和之钢、之锋在一机部干校劳动，母亲和之虹、之青被安排在附近的农村居住和上学。因此，之虹和我一样，也有过一段农村生活的体验。他们从干校返回北京的时候，原来的住房已经被别人占去了一半。全家三代八口人（之钢已经娶妻生女）挤住在仅有的一间屋子里。外婆和婆婆曾在我家帮助照看过之钢的女儿，所以两家人的来往比以前更频密了。从我1968年下乡插队到1978年平反重回北京化工学院读书，一晃就是十年，之虹已经从梳着两个小辫子的黄毛丫头变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当时还没有什么名牌时装，但是之虹的衣服剪裁得体，更加凸显出她佼好的身材。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停留在她身上的目光，比当时也经常到我家来的妹妹子华的女友们都要多。
一次，王家姆妈（我当时对之虹母亲的称呼）来我家接孙女的时候见到我，便问我为何没有去学校。因为很熟，我就和她开个玩笑。“我生病了。”“生什么病？”“相思病。都快三十岁了，还没有人看得上我。”“这个病好治，我来给你介绍一个女朋友吧。你想要什么样的？”话说到这里，玩笑话变得认真起来，我有心试探一下，就说：“像你们家小妹那样的就成。”王家姆妈高兴地说：“那好啊，等之虹从昌平回来我就和她讲。”
王家姆妈很快就把我的话告诉了外婆和婆婆。两位老人都拍手称快。我的爸爸妈妈和王家伯伯也极表赞成。之虹当时在北京手表厂（厂址在昌平）读电大，她这个当事人反倒是最后一个得知此事的。她点了头，我们便开始处朋友。要是按照双方老人的心意，恨不得我们马上就确定婚事，可是我和之虹为了增进彼此的了解，还是相处了三年朋友。就我这方面来说，婆婆的一句话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院子里的老人都很喜欢之虹。从她很小的时候起，每次看到我从合作社买菜回来，都会帮我提菜篮，送我回家。她对普普通通的邻居老人都这么好，对于自己的丈夫和婆家人就更不用说了。之虹这样的好姑娘，打着灯笼都难找，你可不要从眼皮底下错过了。”
当时我想，家庭门当户对，从小青梅竹马，彼此知根知底，这些都是婚姻的重要考虑因素。因为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事，也是两家人的事，如果男女之间的爱情都不到双方家庭的祝福，他们婚后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都会大打折扣。待人真诚，性格爽直，做事麻利，既有女性温柔贤惠的一面，又有男性果断沉着的一面，这些都是之虹压倒性的优点。在1979、1980年的时候，曾经有朋友很认真地分析：“现在有许多官复原职的高干的女儿待字闺中，你和军涛既有政治荣誉（所谓“四五英雄”）又有高学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和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的本科生），是钻石王老五，可不要随随便便找个人，就把自己打发了。”对于这种过于政治功利化的考虑，我一笑置之。
（四）
在我和之虹结婚前夕，妈妈单位里分配了一套二居室的房子，妈妈就给我做了新房。小两口一结婚就有自己的独立空间，这在1980年代初还是比较罕见的。我们家立刻变成北京青年知识分子聚会的一个场所。可以说是“谈笑有奋青（艰苦奋斗的青年，对现行体制忿忿不平，但与现在的仇外愤青不同），往来无白丁（当时是研究生、本科生，现在大多已经成为院长、系主任、博导、在欧美大学执教的华裔教授、副省部级干部或者厅局级干部）”。有时是个别人来访。例如国务院发展中心的刘力群在爱人来北京工作前，常来寒舍造访，大衣口袋里一边装着一瓶啤酒，一边装着一包花生米，一侃就是一个通宵。有时是成群结伙的聚会。当时我们用煤油炉做饭，十来个人围着一个煤油炉，居然也吃得津津有味。大家都很愿意到我家来，一则是离大学区很近（我当时住在海淀区的四道口），二则是有个善解人意、热情招待的女主人。有一次，七八个客人要和我谈一整宿，吃饱了喝足了，就把之虹轰回娘家睡觉去了。
经过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和高校竞选运动，我结识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其中有北大的、清华的、人大的、社科院的、中科院的、发展中心的、体改委的……。尽管有1981年2月的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九号文件”——其中规定“处理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的总方针是：“决不允许其以任何方式活动，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发行，达到合法化、公开化，决不允许这些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成员在单位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串连，在组织上、行动上实现任何形式的联合”，根据该文件精神全国各地有上千人被捕、判刑、劳教——原民刊《沃土》主编姜洪和原民刊《北京之春》编辑部主要成员陈子明还是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张黎群，副所长钟沛璋、李景先），先后组建了中国劳动就业问题研究组（简称就业组）和国情与青年发展研究组（简称国情组）。
1983年夏秋季节，国情组的规模已经搞得很大，下设劳动就业体制改革、流通体制改革、部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等若干研究组，有上百名刚刚毕业和在校的研究生、本科生参与课题研究。但是到了冬季，国情组就成了“清理精神污染”运动的牺牲品。青少年所被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视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自身已经难保；公安部门又向青少年所施加压力，让他们与“非法刊物的成员”脱离关系，否则就会有大麻烦。这样一来，青少年所只好宣布与国情组脱钩。“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当我们为历次民主运动积累起来的力量如何继续存在下去发愁的时候，城市经济改革启动了，“公司热”升温了。我们这批人决定以民办公司的方式重新集结。然而，当时办公司只能办集体性质的公司，而且必须要有上级挂靠单位，我们想了很多办法，走了很多路子，都没能解决挂靠问题，只好到之虹身上打主意了。
之虹电大毕业后，先后担任北京钟表工业公司学校教员、公司团委副书记、书记。当时之虹既有文凭，又有多篇青年研究论文发表在学术刊物和团内刊物上，再加上年轻女干部的年龄优势和性别优势，仕途的大门似乎已经向她敞开。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报纸上有关外地团组织创建“团办企业”的报道，就说动之虹仿行。她在取得北京团市委副书记孟学农、刘敬民的批准后，在北京钟表工业公司团委下面开办了一个“北京自强实业有限公司”，由她担任法人代表。只要有一个合法的生长点，我们这批人的聪明才智就能迅速地施展开来。很快，我们就在自强公司下面开出了子公司、孙公司，搞起了一大摊子事业。公司开张不久，之虹就接到了调令，调她担任团市委研究室主任，这是一个正处级的职务。当她退回调令的时候，她的同事和领导都惊呆了，怀疑她的精神是否还正常。因为刚起来的这摊事实在离不开她这个法人代表，之虹完全是为了我们而放弃了自己的仕途前程。紧接着，国务院下发文件要求党政机关与公司脱钩，“团办企业”不能再办下去了，之虹必须在团委书记和公司经理之间作出选择，如果她选择后者，就必须带着自强实业公司与钟表工业公司彻底脱钩，这就意味着放弃国家干部身份及其所附带的“铁饭碗”和社会保障。之虹再一次义无反顾地为了我和我的朋友的事业而选择了牺牲自己。
当事业初见成效的时候，团体内部又出现了摩擦。有的合作者不尊重之虹的意见，想把她排斥在决策圈的外面。为此，我写了一个致主要合作者的备忘录：
本备忘录的目的在于提请诸位注意王之虹在创办公司及其衍生事业上做出的重大牺牲及贡献，以及由此她作为我们的事业的合作者之一理应获得的尊重。
王之虹所学的专业是机械，她自幼以来的想望是从事技术工作，成为一名工程师。1983年，当她根据我的意见转行到政工口时，即是为不是她个人的事业做出了牺牲。正是由于她牺牲个人的兴趣担任了团委书记以及她与局、市团委领导的交往，才使公司得以成立，使我们赢得了多年来所企求的法人地位。
在创办公司初期，主要是由于王之虹的努力与活动，才筹到了开办公司所需的资金，找到了公司的落脚之处和专职人员。从无到有比从一到二要经历更多的艰辛和困苦，恐怕是不难理解的。
当我们在前面各路出击时，王之虹作为殿后的法定代理人，默默地承受着最大的风险和最大的心理压力。当真正遇到麻烦时，还是要由她来抛头露面排难解纷。不论是自强打官司，北方与工商局、出版处交涉，还是经济所与银行的矛盾。
诸位包括我在内，从事这项事业不妨碍个人今后的发展。王之虹则不然，她走出这一步，即意味着断绝了她在团的系统和钟表公司内部升迁的可能性，她今后的发展只能与公司的命运栓在一起。而这样做并不是她自己的本意，仅仅是为了服务于我们的事业。近一年来，由于吃不好，睡不好，心理压力大，之虹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这也是她做出的牺牲之一。
在王之虹做出如此重大牺牲的情况下，如果换来的是不把她视为事业的合作者之一，重要决策不让她知晓，同时又让她承担决策的后果，对于她提的仅有的几个请求不予尊重，因此而造成她的极度痛苦和悲伤，这一责任只能由我承担，因为是我把她导入了我们合作的圈子。
由于我对王之虹负有的道义与法律责任，特写此备忘录提请诸位了解我的不满与担忧。
尽管之虹内心有许多的委屈，她为了维系我与同人之间的合作，减少所谓“家族统治”的色彩，忍痛淡出了团体的决策圈。然而，所有来自外部的压力，还是首先落在她的头上。之虹曾写道：
奉当时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市长陈希同之命，北京市审计局、成人教育局和文化局的三个副局长带工作组进驻函大和青年书刊发行社审计。……审计工作组进驻的时候，曾经摆出一副气势汹汹的架式，有的职工问我怕不怕，我回答说，一点也不怕，因为君子坦荡荡，无私者无畏。
当时有的朋友对我颇有一些意见，因为我对财务开支卡的比较紧，有些事子明同意了，在我这里又碰到钉子。我这样做是基于以前的教训。自强公司开办初期，因为我仍然担任共青团的职务，就把经营方面的事完全托付给子明的一个朋友。当时正赶上银行为扩大1984年的贷款基数，拼命大放贷，银行信贷员甚至主动上门追着给你贷款。在这种情况下，自强公司也借了一百多万元的贷款。主持经营的朋友用这笔款进了一批摩托车，转手又加价卖给外地的一家公司，但只收了定金而没有收全款，此后追款的事就不再过问了。既是朋友，又是兼职人员，你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后来跑银行、工商、法院，出庭打官司，全是我这个法人代表的事，最后还是砸在手里一批摩托车，赔了不少钱。这说明对于民办企业来说，同样要解决权与责必须相符的问题，如果有责无权，则缺乏积极性，如果有权无责，就很容易大手大脚，拿花钱不当一回事。
但是，我对钱的紧张是出于对事业的负责，而不是为了个人和家族的利益。在经历审计之后，专职工作人员和一些兼职的朋友才知道，我和我的家人没有谋取丝毫的个人好处。我们经手创办的企业和事业单位已有十来个，但我和子华作为专职人员只领取一份很低的报酬；所有兼职人员都在我们的系统内至少领取一份兼职工资，唯独子明一个人不拿兼职工资，只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领一份“皇粮”。有的人办函授总收入不过几十万元，就为自己购置了房产（当时只需要花几万元人民币）；也有人向我和子明游说买房产的事，我们马上予以拒绝，虽然在办公司办函大期间，我和子明的居住面积减少了一半（两居室的单元分出一间房给子明弟弟结婚用）。自己的手脚干干净净，就不怕有关方面在经济问题上做文章。
当局想要从经济犯罪入手，搞垮我们这支以“非法刊物的成员”为主体的潜在政治力量，但是他们翻来覆去，始终找不到我和之虹以及其他团队骨干的任何把柄，不得不黯然收场。（五）
从1989年5月底至6月初，我一直在组织几个人写一篇大文章，准备用《经济学周报》的八个版一次性刊出，就八九民运的意义与中国现代化的前途做一个理论性的阐述。 6月6日下午，我接到子华发来的传呼信息，让我赶快去一趟北京师范大学姑姑家。原来，子华刚刚从一个好友处得到了可靠消息，当局正在准备对知识分子进行大搜捕，而我就位于逮捕名单的最前列。我在安排军涛、刘刚等人暂时离开北京避难后，本来还想坚持一下，因为根据当时的内部分工，是由军涛等人和学生保持联系，我自己并没有多少直接介入。姑姑听了子华的情况介绍后，坚持我必须马上离开北京。她认为，在危机关头，对于当局的行为要做最坏的考虑，不能过于天真。她四十多年前在浙江大学干地下党的时候就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国民党当局要抓学生的消息被透露出来后，她就和一批地下党同学跑到中共占领区去了，没跑的人后来有的就被杀害了。我接受了姑姑的劝告，决定先出去避避风头，等局势稳定下来后再回来。
之虹后来写道：
既然子明已经决定出走，我便把自己为他准备的行装和他从招待所带过来的一个手提包收拾到一起。一边收拾一边嘱咐他，一个人出门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注意安全，注意身体。可是我心里一直七上八下，不知不觉地说出声来：你一个人走我真不放心，万一出个什么事儿，连个报信的人都没有。子明马上接过话说：既然你这么不放心，就跟我一块儿出去转转吧，我早就答应你要补度一次蜜月旅行，咱们这些年忙得要命，一直没有兑现，就借这个机会还了愿吧。在场的亲属一致认为两个人一起走比较妥当，出走的事就这样定下来了。我准备回家去收拾自己的行装，在场的人都觉得应当尽量减少风险，就决定由与我们同住在一个单元的子清回去帮助收拾。……
面临这种仓促出走的局面，我的心情可以说是相当紧张，可是子明对于此行却是满不在乎的，从他的言谈举止中看不出丝毫的异样。自1975年之来，子明已经成了与公安系统打交道的老手。那一年他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小集团嫌疑拘留审查。四人帮倒台后的几年里他又为自己平反之事与公安局有过几十次的交涉。整个八十年代不断地听到公安部门对他关注、干扰、跟踪、窃听的消息，他总是一笑置之。因此，这一次出走他完全是当作一次蜜月旅行来安排的。他对我说，咱们东西南北走上一圈，几个没去过的旅游胜地例如神农架、张家界、九寨沟都要去。
我当时这么说，是我对形势的严峻程度仍然估计不足。后来我才得知，邓小平已经发了话，要趁这个机会来个大扫除，把“非法刊物成员”、“自由化分子”之类的“不安定因素”来个一网打尽。对于我这个民主运动、自由化的所谓“三朝元老”来说，无须审判，厄运已经注定。
6月7日，我们在呼和浩特火车站附近的一家旅店度过了逃亡之旅的首夜。半夜三更，“咚咚咚”的敲门声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闯进来一群警察。他们检查了我们的工作证和介绍信，还要看结婚证。因为我们是用化名工作证登记的房间，与结婚证上的姓名不符，所以不能给他们看结婚证，只能让他们看介绍信上对夫妻关系的特别注明。警察们拿了这几个证件看了好半天，才退还给我们。之虹认为他们是从北京跟踪而来，我认为如果他们是北京警察，就把我们抓起来了。这应当是在当时紧张空气下的一种普遍性的检查，但是基于此次的教训，以后住旅店就不要再住在一起了。显然，这将使我们的“蜜月旅行”大打折扣。
第二天，我们又换了一个旅店。第三天，我带之虹乘车往北去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百灵庙）。乌兰察布盟北部的草原并没有我插队的锡林郭勒草原那么茂盛，但至少可以让之虹领略一下草原风光和牧区生活的基本样式。随后，我们返回呼和浩特，向西去包头、银川。后来我们得悉，警方在这时候已经掌握了我们到达内蒙的情报，但他们以为我们是从百灵庙向东，去了阿巴嘎旗。他们组织了大批人力，在我插队的地方进行了拉网式的搜查，还对曾与我一起插队的宝昌（太仆寺旗）知识青年家进行了蹲坑布控。
当时，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正在与宁夏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由我主编的《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丛书和译丛。丛书已出版的有《现代政治学导论》、《行政论》、《组织论》、《政党学概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已组稿的有《政治参与的理论与实务》、《比较议会制度》、《比较行政制度》、《当代政治思潮》、《政治发展》、《政治家概论》等。译丛第一批书也已经送到印刷厂排印。宁夏人民出版社在1989年5月发了译丛的征订单，书目包括《政治腐化》、《政党与政治发展》、《现代社会的官僚体制》、《传播与政治发展》、《政治发展中的危机与延续》、《科层组织与政治发展》、《现代宪法》、《政党与政治发展》、《现代公共行政》、《政治文化》、《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西方民主政治中的文官与政治家》《政治人一一政治的社会基础》、《预算、政纲与竞选》、《监察制度比较》、《现代化与政治后果》、《现代民主政治——参与、稳定和暴乱》、《文化变迁与经济发展》、《多元政治——参与和敌对》等，其中9本书在7、8月份就可以面世了。我到银川去，就是想催促出版社赶印出书，否则很可能被当局封杀。后来，在1989年下半年共有数以千计的图书胎死腹中，我们这套书自然是在劫难逃。直到今天，这些对于中国民主化极有参考价值的书也没能出版。
在宁夏，我们游览了银川市区、贺兰山、沙坡头、中卫县等。我和之虹在银川品尝了地道的羊肉泡馍、盖碗八宝茶，在沙坡头乘羊皮筏子渡过了黄河，之虹还第一次骑了骆驼。玩得很尽兴，心情也很放松。但是到了甘肃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刚刚走出兰州火车站，我们就在车站广场上目睹了惊险的一幕。几个警察扑向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三下两下把他塞进了一辆警车，随后警车拉着警笛扬长而去。在离车站不远的街头公园，我在阅报栏上看到官方对王丹等２１名学生的通缉令。本来我是想继续往西走，到新疆各地旅游观光的，而之虹这时已经没有了丝毫“蜜月旅行”的雅兴，她主张往东走、往南走，去朋友或亲戚处暂避。我拉着她逛了兰州的商业中心和两个公园，但是她的心里却是七上八下、忐忑不安的，眼睛不停地左顾右盼、前瞻后望，注意有没有跟踪的“尾巴”。我后来在给她的诗中写道，“饱览河山意未畅”，说的就是当时的情形。
到了西安，我们去找认识的一位朋友，没有找到他本人而见到了他的弟弟。他告诉我们，他哥哥已经上了西安市公安局的黑名单，现在躲藏在陕北的一个地方，他自己马上也要乘飞机掩护另一个朋友去海南暂避。在之虹的坚持下，我做了一个简易的化装——到理发店去烫了发，摘下了平时须臾不离的近视眼镜，把胡子留了起来。在我的坚持下，我们还是游览了大雁塔、华清池、秦始皇陵和兵马俑馆，并在一家饭馆吃了仿唐菜肴。在从西安到郑州的火车上，我们的同座是一位很爱讲话的陕西省公安局七处的出差人员。他洋洋得意地告诉我们，西安看守所在五月底已经腾空，里面的人犯全部迁到了外地看守所，准备安置即将入狱的大批知识分子和学生。显然，在“六四”之前，当局已经做好了镇压的周密部署。
随后，我们经郑州前往武汉。在武汉下了火车，就感觉到这里的空气比其他地方都要紧张。公安人员在候车室里检查旅客的证件，警车在街上开来开去，机关门口的警卫携带着以前从未见过的微型冲锋枪。这天下着小雨，我们冒雨从车站直奔华中师范大学，去找刘卫华。我在华师马路对过的一块报刊栏假装看报，之虹自己去华师大门口的体育用品商店找卫华的爱人张迪，她当时正在那里担任经理。张迪一见到之虹，就把她带到了一个空房间，搂着之虹哭了起来。原来，卫华刚刚被北京市公安局的人带走，武汉市公安局也接到了我和军涛等人的照片，便衣警察已经把卫华家监视了起来。如果那天不是一个下雨天，如果我们直奔卫华家里，恐怕就被埋伏的警察抓个正着。
之虹匆匆地安慰了张迪几句，就离开商店与我会合。我们立刻掉头返回火车站。之虹用《经济学周报》记者证买了候车时间最短的去襄樊的火车票。从抵达武汉到离开武汉，前后不过三四个钟头。那天，从武汉到襄樊的列车旅客格外少，一节车厢只有十来个人。要是平时我们会非常高兴的，在火车上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一觉，可是这会儿心情却非常紧张，因为人少检查起来会非常仔细。火车开动后，之虹就到厕所里把我随身携带的日记本一页一页地撕碎，丢到火车窗外。到襄樊后我们连车站也没有出，紧接着上了去柳州的火车。从襄樊到柳州，从柳州到湛江，旅途中险象迭生。火车上不时出现一队队的巡警，把有些学生模样的旅客带走盘问。我和之虹在火车上一直用上海话交谈，以减少警察对我们的关注。
我有一个表舅（妈妈的堂兄）住在湛江。我当时估计，出生地上海市和祖籍地浙江省海盐县的亲戚家，公安机关恐怕都会去追查，而湛江的表舅在档案上没有记载，故而比较安全。到了表舅家的楼外，仍然由之虹先行登门，把北京军队开枪、警察大规模逮捕、知识分子纷纷离开北京躲避的情况向舅舅做了介绍，表示了我们想要暂住的意思。舅舅欣然表示欢迎。我和之虹便在湛江安顿下来。
住了一段时间，我们内心感到不安，担心住得久了会给表舅家带来麻烦。于是，之虹在6月底和7月中旬两次离开湛江，去广州、深圳、武汉、上海、海盐等地打探消息。在她去广州的那天，正好是台风光临湛江的日子，房子的门窗被吹得嘎嘎作响，碗口粗的树也被刮断，之虹后来告诉我，风吹得人根本停不住脚，走路就像是飘离了地面。她得到的消息是，上述各地所有的亲戚和朋友家都有警方布控。到9月下旬，我决定还是返回北京。我们第一次把自己的落脚点告诉了家里，并请家里人联系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朋友，接应我们回京。
10月10日，一位北京来的朋友和我见了面，他告诉我，已经和香港方面联系好，可以安排我偷渡去香港。我对他说，现在出境看来并不难，已经有很多人通过各种渠道出去了，但是想要再回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很可能二十年都回不来，因此我不考虑出境的问题。这位朋友表示第二天再来和我谈。当天夜里，我和之虹就被捕了。
在湛江市公安局，我首先要求了解之虹的状况，否则，我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当他们告诉我之虹住在宾馆而不是看守所后，我才和他们谈话。押解到北京秦城监狱后，我仍然是首先询问之虹的情况。当被告知之虹也关在秦城时，我要求他们给之虹换一个地方。秦城的伙食不错，但是单独关押不适合之虹的性格。不久，之虹就被转到了半步桥看守所。那里的伙食非常差，当时还是以棒子面窝头和清水熬白菜为主，但是有人说话作伴，手头有事情可做，之虹不会感到寂寞。
（六）
被羁押整整四百天之后，之虹于1990年11月14日以“取保候审”的名义回到家中。这时，她的心理非常矛盾，一方面希望早日恢复自由，一方面又担心对我的审判日期越早判刑会越重。看守所的女警察曾多次对她说：一旦你出狱之日，就是你丈夫正式逮捕之时。事情果然如此。11月23日（钱其琛赴美参加讨论制裁伊拉克问题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的前一天），预审员向我出示了逮捕证，同时告诉了我之虹出狱的消息，并转给我一张之虹的照片。
在对我进行审判之前，之虹所承受的精神压力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当时她已经获悉，在所有八九民运被捕人员中，只有陈子明、王军涛、刘刚、陈小平四人是以“阴谋颠覆政府”和“反革命宣传煽动”两项罪名被捕的，其他人都没有“阴谋颠覆政府”的罪名。警方还曾想把我们作为一个“反革命集团”同案审理，我和军涛被定为“首犯”。社会上对于我们的判刑有种种说法，轻则十五年，重则死缓，当然也有人说会判死刑。
之虹为即将到来的审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朋友们向她推荐介绍的律师不下三四十人，她亲自见过面的就有二十人。北京市司法局专门就有关“六·四”案件的律师辩护问题作过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寻找敢于做无罪辩护的律师是非常困难的。大多数律师都表示只能做轻罪辩护。之虹最后选定了吉苏皖、高晓风两位律师。他们和我第一次见面时劈头就说：“我们是‘妹妮’聘请的律师。”我听了先是一愣，然后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是之虹教他们表明身份的接头暗号。“妹妮”是家里人对之虹的昵称，其他人是不知道的。我曾要求律师与我见面时要携带之虹的“亲笔详细介绍信”，未获允许，所以之虹就特意安排了这样一个接头暗号。
在开庭的时候，法院不允许之虹旁听，她和一些朋友只能在法院门口等待消息。最后的结果是“判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在判刑后第一次探视的时候，我对之虹说：“我和军涛是为历史背起了一个沉重的十字架。你是为爱情背起了一个沉重的十字架。”之虹说：“谁让我选择了你呢!再苦再难，我也心甘情愿。”
判刑后，我被从秦城监狱转到北京市第二监狱。二监位于东南五环路外，当时还没有公交车，之虹探监是由朋友用摩托车送她去。每月一次或者两次探监，之虹都要为我准备许多物质和精神的营养品。谢小庆的母亲卢玉伯母做得一手好菜，之虹去看望谢韬伯父和卢玉伯母的时候，每次伯母都会教她几个菜，让她到探视时做给我吃。一到探视日，之虹在清晨四五点钟就起床了，给我做两个好菜，煲一锅靓汤。她坐在摩托车后座上，怀里抱一个装食品的大提包，背上是一个装有几十本书的大背囊，风尘仆仆地赶到几十里外的二监。几个月奔波下来，她的腰椎就损伤了。
作为一名政治犯家属，之虹不仅要承受苦难，还要面对艰险。在我们家门口，部署了许多西城分局的警察和联防队员。在七八年时间里，之虹走到哪儿，就有北京市公安局十一处的汽车、摩托车、自行车跟踪到哪儿，还专门安排了公安系统的女子散打冠军对她实行贴身跟踪。有一次，为了及时把我在监狱里绝食的消息传播出去，之虹一会儿过天桥，一会儿跨越马路当中的隔离栏，一连摆脱了十一处七辆汽车的追踪，终于接受了外国电视台的采访。公安局还屡屡对她进行拘传，有时竟然连续拘传五天，把她扣在派出所不让回家。
除此之外，之虹还要面对亲友的埋怨和不理解。1994年5月和1996年11月，我两次保外就医，警方都向之虹施加压力，让她对我做工作，接受流亡美国的安排。一些朋友也埋怨之虹，为什么不说服子明接受流亡，致使癌症之身还要再受牢狱之灾。之虹说：子明不愿意出国，自然有他的道理，我不愿意因为我的缘故，给他的决策增加困扰。子明自己愿意走，我就跟他出国；子明愿意留，我就跟他留在中国；反正是“秤不离砣，公不离婆”。
我在服刑期间，常常想起我作为生日礼物抄给之虹的《旧约·传道书》第九章第九节的一段话：“愿你在年华飞逝的人生中，与你所爱的那位女子幸福地生活吧，因为上帝赐给你这位妻子，就是对你在尘世中所历艰辛的最好奖赏。”（译文转引自《卡特自传》中文版）
（七）
托尔斯泰在其名著《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写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和之虹有与其他家庭相似的幸福——在教育孩子上分工合作，在购房购物上有商有量，时不时烧一桌菜小酌一顿，警方允许出门后带孩子去郊区旅游……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特殊的幸福。
在从广州押往北京的路途上，我和之虹被关在一头一尾的两个包间里，彼此不能相见。押送人员给了我两个橘子。这时我想起了之虹，就从中挑了一个大的，让他们转给之虹。押送人员告诉我：“你妻子也有。”我说：“我妻子最爱吃水果，这一个橘子我要省给她吃，请你一定要交给她。”过了一会儿，押送人员回来了，还给我拿来一条毛裤。11月的广州，可以穿两件单衣，火车越往北开，天气便越冷，之虹知道我穿得很单薄，就把身上的毛裤脱下来，让我穿上。我了解情况后，坚持让押送人员把毛裤退还之虹，因为我知道她不久前发过一次烧，身体状况不太好。这时候，我身上虽然穿得很少，但是心里却是暖呼呼的。正所谓患难见真情。
在开庭前夕，我为了抗议法院不按法律程序办事，进行了绝食，并表示要采取更加激烈的行动。这时，法院破例允许之虹到秦城监狱来看我。当我在接待室见到已经隔绝一年四个月的之虹时，立刻扑上去和她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身旁的公安人员，就好像都不存在了一样。在整个接见过程中，我们一直手拉着手，有着说不完的话。俗话说，小别胜新婚，更何况我们已经别离了这么久。
1995年9月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期间，警方为了防范之虹可能给他们制造的麻烦，想出了一个怪招。他们把之虹送到二监留宿，变相关押了十八天。在这十八天里，监狱里专门辟出了一层楼，作为我和之虹的二人世界。除了吃饭时有人从楼道口铁门送饭菜进来，整座楼平时只有我们两个人。有一次狱方忘了给我们送中午饭，喊破了嗓子也没人理我们，直到吃晚饭的时候才有人来。为了防止窃听，我们就在走廊里一边散步一边聊天。我们在这次留宿期间说的话，超过了以往几年中说的话。
在之虹三十六周岁前夕，我给她写了一封祝贺生日的短信：
虹：
新年好！
生日快乐！
我们已经携手走过了十年，我们还要并肩走得更远更远。
在人生旅途上，你是我的伴侣，给生活带来欢欣与温馨；你是我的同仁，一起建造事业的广厦；你是我的学友，“红袖添香”的情趣令我留恋而又憧憬。在顺利时，你让我清醒；在危难时，你毅然与我共赴。
你的明眸，善识真伪；你的芳心，怜悯众生。你那勤劳灵巧的双手，饱我口福，美我外观。你那温情而又坚定的话语，暖我心房，给我力量。
没有爱情就没有人类，没有世界。任何人间利器，都斩不断两颗心熔铸成的爱的连环。
让我们相亲相爱，直至永远。
明
之虹在给我的回信中说：
你是一个十分内向的人，感情很少外露。在十多年中我都不曾记得你对我说过“我爱你”之类的话，连谈恋爱时也未曾有过这种甜言蜜语，更别想着你能夸奖我了。但我深深知道你十分喜欢我，这可以从平时的一言一行就能看出，从我决定嫁给你之日起我对此点是深信不疑的。你这次感情的表露使我很激动，甚至是吃惊，这表明你对我的情和意还要深得多啊！
确实，监狱的特殊生活，给了我回味往日的闲暇，使我的感情变得更加细腻。在之虹三十七周岁前夕，我又送给她一个礼物：
之虹生日有感，写以贺之。
窈窕淑女人善良，
君子好逑神向往。
天坛携游探心曲，
玉渊共泳诉衷肠。
结缡三日赴学忙，
实验台前夸专长。
割舍所爱为理想，
夫妻相率改本行。
创业维艰风雨狂，
凛然清白作栋梁。
官场法庭勇周旋，
巾帼上阵最前沿。
饱览河山意未畅，
南国三月伴书郎。
红袖添香情愈浓，
师友往事细考量。
秦城邻室晤面难，
幸有灵犀两心连。
柔弱女子铿锵语，
丈夫屈膝九泉见。
别离四载倍思卿，
尺素频频慰我心。
当代孟姜不流泪，
一片丹心照汗青。
（八）
世上的美满姻缘与和睦家庭，可以说比比皆是。夫妻二人既是生活伴侣，又是学习和研究伙伴的，就不那么多见了。在我和之虹共同走过的岁月中，那些“红袖添香”“伴书郎”，夫妻携手攻课题的情景，是最值得珍藏的记忆。
“结缡三日赴学忙，实验台前夸专长。”这说的是我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读研究生时候的事。我和之虹结婚的时候，她还在作毕业设计，我正在忙着做实验，因此连婚假都没休满，就各自奔赴学堂了。结婚前夕我们常常在圆明园约会，她从昌平回来，就直接到中关村生物物理所找我，然后我就骑车带她去圆明园。有一次路过北京大学西门，那里有一家西餐厅，我花十元钱请之虹吃了黄油对虾，是恋爱期间我最大的一次破费。这一顿美味佳肴，令我们咀嚼回味了二十多年。有的时候我手头特别忙，约会地点就改在了实验室里。之虹一会儿帮我洗试管，一会儿帮我用精密天平称量毫克级的眼镜王蛇神经毒素，对实验室里的小白鼠、荷兰猪也非常感兴趣。我打趣地对她说：“你这么心灵手巧，不如由你来替我念这个研究生吧。”她则说：“我的理想是继承父业，做一名出色的机械工程师。”
然而，我和之虹在结束学业后，都离开了原来的专业。我改行是按照事先的计划，之虹改行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听从了我的意见。她刚当上公司团委书记，就摊到一个给全公司青年做近代史辅导报告的任务。这本来不是她的长项，我责无旁贷地给她担任了学术秘书。我先帮她起草了一个提纲，并开出若干参考书目；之虹写出初稿后，我再帮她仔细地修改。之虹根据这个稿子做了几个小时的辅导报告，反响相当不错。她后来对我说，这里面的功劳，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为了适应做青年工作的需要，我建议之虹自修社会学和心理学。同时，我也陪着她一起攻读这两门学科。边干边学，学以致用，是一种学习的捷径。作为阶段性的学习成果，之虹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要重视对专职团干部的选拔与培养》，我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定量评价机关干部工作的一个实例》、《企业干部素质的自我评定》、《干部改革倾向的心理测量》；我和之虹共同撰写了《青年与改革》；之虹和我还有北京外国语学院黄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叶念先合写了《青年调查问卷的设计构思》。中国行政函授大学开办后，我还帮着之虹编纂了其中的一本教材《人事心理学》。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一方面着手创办多种企业和事业，一方面刻苦读书写文章，虽然忙得不可开交，但是成果迭见，因而忙中有乐，苦中有甜，精神世界十分充实。
在湛江避难的三个多月里，我按照原定计划进行“中国现代化历史考察”的研究。我夜以继日地读了几百本书，之虹则帮我抄写了上千张资料卡片。后来，之虹用以下文字诠释了我的诗中所说的“红袖添香情愈浓，师友往事细考量。”
子明的自制能力特别强，无论外界环境多么复杂，他都能很快排除干扰，把注意力集中到他想做的事情上去。刚刚在湛江安顿下来，他就在市图书馆办了一个图书借阅证，又去市一中图书馆浏览了全部藏书。他把这两个图书馆与中国近现代史有关的1949年后出版的图书基本上看了一遍，然后埋头研读两大套书：《文史资料辑刊》和道光朝以后的《东华录》。除了听听美国之音和ＢＢＣ的广播，以便了解国内外最新动态外，他全力以赴地投入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研究。他每天大约看十个小时的书，边看边把需要摘录的段落划出来。我帮他抄读书卡片，一天下来，也要抄一两万字，可惜后来抄家时，大部分卡片都被弄丢了。看书抄书累了，就一起回忆过去十年中的学习工作经历，对有关的人与事做一些分析评价。以前，我主要是在事务上、行政上帮助子明工作，对于政治上的是是非非我并不是特别感兴趣，经过“六·四”，我自己也裹到了政治里面，不关心也不可能了。这一时期与子明密切的思想交流，等于是自己在政治上补了一次课。
1991年初，我在狱中第一次得到给爸爸妈妈写信的机会，我向他们汇报说：“90年10月份我全力以赴搞翻译，29天完成了整整十万字；89年12月至90年４月间，我在一百天内写作25万字，同一时期内还修改誊写了一遍。”我劝慰两位老人：“你们权且把我看作出国留学去了，而且过不久总归可以见面的。在我们这个长寿的时代，４０岁不过是青年时期的结束，８０岁才是中年时期的黄昏。在不老的爸爸妈妈面前，我只是一只羽翼未丰的幼雏，在篱笆墙里游嬉学步呢。在一个天真好奇的心灵前展现的世界，处处是盎然的生机，时时是和煦的春风，面对赤诚的童心，连鬼神也会变得友善。纯真──乐天──随和，这是爸爸妈妈教给我和传给我的无价之宝。随遇而安，奋斗不息，学习无涯，这是明明的优点。”我在秦城监狱的一年五个月中，在应对上百次提审之余，撰写了二十五万字的《改革十年反思》，四万字的《谁是历史的罪人？——我的辩护书》，二万字的《九十年代展望》提纲，翻译了三十万字的《中国文明史》；自学了《数理逻辑》、《社会统计学》、《经济计量学》三门课程，阅读了《二十四史》中的七八部史，作笔记几十万字。
判刑十三年后，我制定了一个庞大的自修计划。我选择了《中国文明史纲》、《中国现代化史纲》、《世界思想史纲》三个研究方向。《中国文明史纲》分为四编：I中国文明的摇篮（文明背景研究），Ⅱ汉民族的形成（远古至公元前１世纪），III东亚文化的定型（公元前１世纪--公元１３世纪），IV多元帝国的确立（公元１３世纪至１９世纪初）。仅其中第Ⅰ编的自修计划，就需要下述资料：“宇宙学、天文学、地球科学、地质学、地貌学、气象科学、冰川学、水文学、海洋学、古生物学、土壤学、植被学、生命科学、动物学、植物学、体质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遗传学、文化人类学”；“中国古代宇宙观、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史、中国古代地学思想史、中国（古）地质学（华夏古陆）、中国冰川学、中国古地貌学、中国古气候学、中国自然地理、中国古代自然景观（植被）、中国史前地理与历史地理、中国古动物及古人类学、中国民族学、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及方言、中国人口史、中国各民族志和民族史（最近民族出版社等组织了一套大型丛书），中国古民族学，有关人种和民族的人类学、遗传学、分子遗传学”；“世界人种、语言、民族的分类学和比较研究专著，古文字（埃及象形文字、楔形文字、字母文字）学，社会生物学和生物社会学”；“中国史前考古学专著，新石器时代文明的比较研究，近年新发掘、新石器文化的报告，例如辽宁红山文化”；“中国原始社会史、中国原始思维（艺术、宗教）史、中国的巫术与萨满教”……之虹答应做我的研究助理，但只有真正动手之后，她才知道这个工作有多么的困难与辛苦。她向朋友们借了十个北京图书馆（现在叫国家图书馆）的借书证，这样才能保证每个月给我借十五到二十本书。五年下来（1991年至1996年），之虹一共为我借了近千本书，加上向朋友个人借的书和新买的书，她前后送进监狱达二千本书。我开出的书目和她借到的书目，已经攒了厚厚的几个卷宗，至今仍然保存着，这是我们夫妻同心、携手攻关的见证。
1996年11月第二次保外就医后，鉴于家里多次被抄，几个电脑先后被扣，我决定先写一些既有现实意义又不具有尖锐对抗性的文章。我选择的题目是“中国行政区划改革与地方自治研究”。当时我还不能去图书馆，仍然是由之虹给我当研究助理。我本来只想写一篇两万字的论文，可是之虹的资料工作做得太出色了——后来列出的参考文献有著作563种，文集53册，地方志30种，古籍33种，报刊文章596篇，这些都是借阅和复印过的，实际上之虹检索过的资料远不止此数——我最后写成了一本几十万字的专著。全书十章都以笔名分散在国内多种报刊上发表了，并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引用率颇高，商榷文章不少，专家们对作者的真实身份也有过一些猜测，但是至今还不能在国内结集出书。如果有朝一日能够出版，我一定要在此书的扉页上题词：“献给本书合作者，我的爱妻王之虹。”
（九）
如果营造家庭的温馨小巢要以远离人世、绝弃朋友为代价，那还不是完美的幸福与快乐的极致。孔子说：“乐多贤友，益矣。”孟子的理想是，友一乡、一国乃至天下之善士。鲁迅曾赠瞿秋白一联，其上联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令我和之虹感到十分满足的是，我们的知己朋友，绝不止于一位数。我和之虹都交友甚广，而且一旦成为朋友，就是终身的朋友。譬如说，现在和我经常来往的朋友，既有中学同学，也有一起插队的“插友”，还有同宿舍的研究生，更有在历次民主运动中结识的战友。之虹上初中的数学老师，最近从河南来京送孙女上大学，还和我们见过面。我的朋友，后来也都成为之虹的朋友，甚至有的同人与我发生政治分歧时，仍然对之虹保持一种友善的态度。之虹的朋友，后来也都成为我的朋友，包括我和之虹恋爱期间的“情敌”。
按照孔子的观点，“乐多贤友”与“乐道人之善”是相辅相成的。人孰能无过，与人交往，是“友其德”而非“友其过”。我和之虹都很少说别人的闲话，即使在夫妻之间，也不轻易议论他人的过错。孔子说：“朋友信之”；子夏说：“于朋友交，言而有信。”我们正是秉持这种为友之道，才能将二人世界和谐地融入朋友世界，并不断扩大朋友世界的范围。
当之虹选定吉苏皖作为我的辩护律师的时候，老吉曾说过一段出自肺腑的话：“现在由律师站出来为子明、军涛说话，是历史赋予的使命；如果在政治高压下没有人敢作无罪辩护，是中国律师界永远的耻辱。我既然决定站出来，就准备好将来与子明一起坐牢。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我非常相信你的人品。万一有那么一天，希望你能帮助照管一下我的女儿。”后来，老吉虽然受到政治迫害，一度被扣押律师执照，还没有达到被捕入狱的程度。但是，之虹确实受狱中一位难友之托，为她照管了十几年儿子。这位难友因为承包经营饭店中一万五千元的所谓“贪污”问题，就被判刑十五年，她的丈夫出车祸去世，只有儿子一个人在外边。当他在中学出状况时，之虹以家长（干妈）身份去学校处理问题；当他报考大学和研究生时，我帮他分析选择最适合的学校。现在，这个孩子已经研究生毕业，成为一名IT业人才，他的妈妈非常感激之虹的“一诺千金”。
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蔽之而无憾。”毕谊民就是具有如此侠义心肠的一位挚友。“六四”后，小毕也在通缉之列，他在温州打工，逃过了追捕。当官方准备审判我和军涛等人时，小毕回到北京。公安局虽然不再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是在开庭审判期间不允许他留在北京，逼他去哈尔滨与妻儿团聚。小毕躲过公安局的耳目，偷偷溜到我们家来住，主持应对开庭的各项后援工作。他和其他朋友一起帮军涛聘请了著名律 师张思之先生，并借钱租了西苑饭店两个大房间，便于律师联系有关的证人和搜集证言。他后来写道：“我和朋友们开会，确立了基本原则：一定要打好这场官司，绝不能留下历史的遗憾。并确立了三点：一要对军涛、子明负责，为他们争取最好的结果；二要对社会和历史负责，留下真实的一页，经得住历史的评判；三要对自己负责，说真话，承担责任，留下人生的清白。在这场诉讼中，很多人的表现都令我感佩：谢小庆一直在为诉讼的事前后奔波；刘卫华接到我的电话，抛下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和妻子，义无反顾地从武汉赴京；于国禄开车白天黑夜地接人、送人，面对公安局的跟踪毫无惧色；周舵是我到他家找到他的，他刚从监狱出来不久，公安局也要他离开，但他还是几次到西苑饭店与律师长谈。积极参与诉讼活动的还有郑棣、刘迪、刘力群、杨百揆、王捷……。正是这些人的正义、勇敢和承担负责的精神，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地点为‘六·四’留下了真实的证言，为律师给军涛、子明无罪辩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在法庭宣布一审判决后，小毕才在除夕之日回到哈尔滨，见到已经分别两年的妻子莹莹和儿子。过了春节，他又匆匆赶回北京。“因为子明、军涛还要进行二审诉讼，我们这个团体的好多事还需要我做。在哈尔滨车站，火车开的刹那，莹莹怀抱中的儿子望着我，那双大眼睛依依不舍，我的眼圈湿润了……”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小毕在“六四”后的大镇压、大通缉、大逮捕中幸免于难，却在1993年中箭落马，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惟一的罪名是“挪用公款，给王军涛、陈子明等人发工资”。小毕所在的单位，是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创办的一个下属机构，我担任理事长一职，在被捕前我没有在这个单位开工资，是因为当时我下面有十几个单位，我不愿意领多份工资，坚持拿与其他人相同的工资，现在小毕为我开一份工资，也是理所当然，无可非议。显然，对毕谊民的判刑，既是当局对他报复性的找后帐，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也是一种威慑和恐吓，力图切断朋友们对我和军涛在经济上的接济。
在我身陷囹圄期间，给了之虹最大的支持和帮助的师友，是不久前逝世的何家栋先生。之虹在《怀念我的何伯伯》一文中写道：
何伯伯家成了我避风的港湾，难了，累了，孤独了，……我都会来到这里。这里有温情，我可以在这里放松情绪，尽情倾吐自己的委屈与期盼。这里有智慧，我可以在这里获取斗争经验和人生阅历，支撑我战胜所面对的困难和艰险。这里是“咖啡屋”，我不仅可以在这里与何伯伯、伯母交流思想，还可以与老朋友相聚，与新朋友结识，进行当时对我来说是难能可贵的社会交往。这里是“游乐场”，我在外出办事的时候，有时会把孩子放在这里玩耍。我们孩子小时候是很顽皮的，我都不好意思带他来，但何伯伯每次见到我，总要问起孩子，并嘱咐我多带孩子串串门，以免因为缺少交际而养成孩子孤僻的性格。有一次，我把孩子放在何伯伯家一个多小时，回来的时候，见到这一老一小（70多岁与4、5岁）正在热烈地谈论中国地理，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各省市自治区的位置，各大城市的名称，时而看看地图，时而翻翻书。见到这个情景，我真是非常的感动和欣慰，多么温馨，这种交流对当时见不到父亲的孩子来说是非常需要的情感教育。这里又是“大卖场”，因为子明在狱中要看大量的报纸、杂志，订阅费用很高，何伯伯就把家中订阅的报纸、杂志都集中起来，我每半个月去取一次，带给子明，这样我就可以节省一笔开销。只是不好意思，本来伯母有剪报的习惯，因为要给子明留报纸，伯母也改变了她坚持多年的习惯。何伯伯还经常给子明推荐一些书看，并把别人送给他的书让子明先睹为快。他每次都要和我交谈一些政界与思想界的动态，让我探视时尽可能地传递给子明。别人给何伯伯送来一些食品，他也总是不会忘记子明，二一添做五，见面分一半，即使是他最喜欢的茶叶也有子明的一份。……
何伯伯以他的睿智和温情，扶持我走过了子明在狱中时最艰难的那几年。当子明13年后与朋友们再相聚的时候，朋友们都很惊讶——他的思想依然十分敏捷，他对世事变迁的理解一点也不比别人差，完全不像一个与外界隔绝了十多年的人。对于这一切，朋友们当然要夸我这个贤内助，但我自己最清楚，这中间离不开何伯伯的功劳，离不开他对我的点拨、启发、支持、帮助。
子明于2002年刑满后，可以走动了，我们仍旧是何伯伯家中的常客，经常会去取报纸、杂志、书籍，何伯伯还是会将自己喜爱的茶叶分一些给子明。只是不需要我来充当传声筒的角色了，当何伯伯与子明热烈交谈的时候，我可以安逸地在一旁倾听，享受着一种别的女人可能难以理解的幸福的感觉。
在我和之虹结婚后的二十五年中，倒有十七年是我的刑期和剥权期，如果没有双方家庭的理解和呵护，没有众多朋友的关怀和支持，我们既不可能取得事业和学业上的成果，也不可能得到生活上的温饱和小康。爱情、亲情、友情，是我们的幸福之源。
我和之虹都深知，我们的荆棘之路尚未走完，我们将继续在奋斗与搏击中品尝幸福的滋味。我们期待，到携手走入金婚的时刻，我们心目中理想的中国将会出现在世界的东方。最后，用我在十六年前《谁是历史的罪人——我的辩护书》中的一段话来结束这篇感怀：不论未来等待我的将会是什么，“我将报之以永远自信的笑容，海洋般宽广的善意和松柏一样挺立的傲骨，始终坚信爱的伟力和炽热将熔化最坚硬的磐石和最冰冷的心房。”
2007.1.10
附录：朋友们的祝贺与感言
（子明按：《银婚感言》寄给朋友们后，收到了许多热情洋溢的祝贺与感言。我和之虹读后深受感动，这么多年来，正是朋友们的关怀和支持，才使我们能够坚持走到今天。从中挑选了一部分，作为本文的附录。）
之虹：
感人至深！！读后感慨万千！！
即被你们真挚的爱情深深打动——几度感动得热泪盈眶；又羡慕你们精彩的人生！
你们的婚姻堪称楷模，虽然没有花前月下的甜言蜜语，却把爱情的坚贞演绎到极致！无论是你们婚前的坦诚相待，还是婚后之虹为子明的事业抛却世人皆看好的官运前程；无论是子明头戴光环还是面对惊涛骇浪；能为子明身陷囹圄出狱后又能为子明奔走呼号；拥有这么杰出优秀的女性为妻，子明的骄傲对妻子的款款深情溢于言表，浓浓爱意深藏于字里行间；之虹能成为中国最优秀的男人——鲁迅先生称之为“中国的脊梁”——子明的妻子是你的骄傲！能得到子明这么深情的挚爱是你的幸福！最难能可贵的是你们在为理想而奋斗的时候身边有着挚爱的伴侣——不会孤独——并给以力量！
此时也祝福你们幸福到金婚！到永远！
欣平 2007.1.1
（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有什么语言能够表达，在这里任何语言都显得苍白，还是我运用语言的能力实在有限！）
子明、之虹：
《荆棘路，幸福路》奉悉。
与你们仅一面之交，在北大侧门，之虹驾车来去，更在点头之间。
也夫曾数次说，中国，我们一代人中间，只有子明真是一条好汉，“阅书无数，曼德拉式的人物！”老何也数次说，“子明和之虹，不容易啊！年轻一代，给我最多的就是他俩！”我这里两部打印书稿《今日中国的保守主义》、《20世纪人类思想——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老何就说，主要是子明的作品，我挂名而已。去年八月，陪北明、刘小雁去同仁看望老何，他还甚健谈，送我们出来时还说，什么时候让你和子明见一面。笑答，已经见过。心想，由老何介绍，在老何家里见你们，可不一样。前一天问丁东，说不要再打电话了，老何已不能回话，弥留之际了。我在重庆，第二天老何就真的走了，来不及送行。
在那家茶楼，子明英爽自如，与老何也夫的介绍和想像传闻全无二致，由此感叹命运厚待斯人。而十数年风雨里无数环节，只有你们自己才能如风吹江海，巨浪细波不忍遗漏。
屠格涅夫、赫尔岑和别尔嘉耶夫、梅烈日可夫斯基等俄国先知，也都先后把俄国的悲剧化为个人生命形式，西方基督教十字架在十九和二十世纪俄国因此真正道成肉身。中国晚了一个世纪，但只要有这种担当和化育功夫，任何时候都不晚。你们俩是我们一代的骄傲，我们时代无畏的候鸟。路正长，你们曾以自己的孤独和高傲送走漫漫长夜，与你们同在跋涉的朋友，无分故人新知，识与不识，都将与你们同在。
新年来而又往，春节时至，一并祝福。
王康 鞠躬
2007年1月12日 重庆
子明、之虹：
《感怀》还未读完，已有许多感动。爱与命运连在一起，才有价值和意义。永远为你们祝福！
（贺）延光 07.01.12
子明：
衷心地为你和之虹祝福。
二十五年，风雨同行，矢志不渝，甘苦与共。在这多变的时代，你们分享有漫长而丰富的共同记忆。还有什么能比它更宝贵？
愿你们携手向前，愿我们早日相聚。
明天一定会到来。
你们的永远的朋友胡平 1月12日
子明、之虹：
谢谢寄来你们的婚姻白皮书，还等着看金婚的。
高瑜 2007.1.12
《感怀》的感怀
三生有幸，80年代中期，我得以结识中国的三座思想库，按照时间顺序是何家栋、王军涛、陈子明。
交往多了自然也结识了他们的另一半。笔耕最勤的是子明，不断有著述问世，90年代画地为牢的境遇下，竟然带动了何家栋，使得这位干了一辈子革命，写了一辈子革命文学，当了半辈子右派的刘宾雁的老友，变成思想爆发的火山，两个人一起合著政论文集。子明写书著文，何家栋、王军涛、还有他的妻子王之虹，都变成他书中的内容，因为这三个人都是他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从中我们可以尽情体味到性情中人的性情之笔。
今天读到子明写的《荆棘路，幸福路——银婚感怀》，令人的联想和感怀太多了，虽然你们的很多事我都是知道的，见到的，听何老告诉过的。子明能够记录下来，是交给80年代之后的中国历史的一份个人遗产。你们的爱情、婚姻和改革、和六四、和牢狱、和软禁紧紧相随，你们一起披荆斩棘，银婚之时回味幸福，这种幸福不是每个人都可能享受的。我仿佛看见何老紧紧拥抱着你们，他含着幸福的泪水拍打着之虹的后背，对这个特殊的女儿表示父亲的祝福。今天，我们所有人的幸福泪水都和你们洒在一起，朋友们会以真诚的爱送你们走向金婚之路。
高瑜
贺陈子明、王之虹银婚之喜
1
青梅竹马一鸳鸯，
鹣鲽情深对豺狼；
荆棘满途过廿五，
斩尽荆棘有阳光。
2
九洲从来多灾难，
百载牺牲为谁忙？
万年老船出峡日，
子明之虹美名扬。
武宜三敬贺
二○○七年一月十二日于流浮山寨
子明：
收到你发来的《感怀》一文，非常感动。感动得倒不完全是你们曲折的人生经历，甚至也不完全是你们的坚贞爱情，或许更多的是你们在经历了这许多事情以后，依然那么健康、自信。
作为晚生后辈，向你们致敬，并祝你和子虹大姐银婚快乐，祝大姐生日快乐！
高超群上 2007.1.12
之虹，子明：
首先祝贺两位银婚。你们经历的磨难多于常人，但是你们得到幸福也多于常人。
我印象中子明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有一年在羊坊店地下室的时候，所里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我们几个人挤着调了半天没调好，子明站在旁边不做声看着，一会挤过来，几下就调好了。
子明给我的印象又很内向，有点工作狂。子明出来之前，之虹去探监，经常说的都是要给他找这样资料找那样资料。后来出来了，每次都说到用电脑写东西的事。好像是之虹电脑用得更精通一些。
真没想到子明内心的情感世界是如此的丰富，不亚于他的政治激情！看来要了解一个朋友，真的需要一生。
在此之前，我一直觉得在朋友们常常并提的两个朋友中，子明人情味要少一些，军涛则更是一个性情中人。看来，子明的人情味不少啊。至少对之虹不少。
其实我所知道的子明和之虹，也就是八十年代中到末的一段。读这篇文章，知道了这之前和之后的一些事情。
子明这个《感怀》也是对一段生活的小结了。应该提提你们的儿子。
看来，子明值得我学习的地方还多了一条：对老婆要爱，还要表达，那怕有时候有点难于启齿，还得说出来。
向子明学习！问之虹好。
最后，要感谢二位把这篇感人至深的文章发给我，令我有幸拜读。
（张）明澍 2007.1.12
子明和之虹：你们好!
精彩的文章和动人的爱情故事，我和我的女友非常喜欢。我希望读到你们的所有文章，请寄来更多的佳作。
刘刚 2007.1.12
子明、之虹：新年好！
《感怀》收到，但由于在哈尔滨出差，晚了两天打开。你们的爱情生活是美好的，难得的，是你们双方的福份。非常羡慕，也非常感动。真应该为你们的银婚祝贺一下。等我们回北京后。
最近我们比较忙。业务上一直在哈尔滨做，初步开创了工作平台。家里事情也很多，王瑛的爸爸住到我们家来了，王瑛的女儿还有一个月分娩，因此也顾不上与你们联系。
春节前碰一次吧，给你们补办银婚纪念。
（周）为民、王瑛 1月12日
子明：
收到邮件和《感怀》，读时深深感动和敬佩。
代问之虹好
（徐）友渔 1月13日
子明：
读完了全文，几次热泪盈眶！
朋友们多次谈到，你之所以一直能保持身心“完好”，和之虹和你们的美满婚姻关系重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是幸运的。当然之虹也是幸运的，一个女人得到物质的满足并不难，但是在精神上能如此水乳交融太难得了。
祝贺你们的银婚，祝福你们一生美满！
徐晓 1月13日
昨晚刚返，已看到大作，尚未读完。尊嘱先复。我想大家应该给你俩搞个活动，什么是道德资源？这就是。
新年快乐
秦晖 1月13日
百年好合，廿载砺磨，银婚誌喜，岁月如歌
恭贺子明、之虹
秦晖、金雁 2007.1.27
子明：你好！
谈点不成熟的想法，仅供参考。
你发来的《荆棘路，幸福路》粗略地拜读了一遍，恕我直言，内容很丰富，事情很感人，但实在没有写好。我的主要意见如下：
其一，你的眼界不够宽，把你和之虹的银婚仅仅看成是你们两人之间的私事，是不对的。如果你们仅仅是一对普通的百姓，我无可挑剔，但你们不是。你们是为中华民族的民主运动英勇献身的夫妻。你们不仅是生活上伴侣，你们还是事业上的同志，你们更是民主事业的战友。凡是还有点良知的中国人都会尊重你们。短短的一篇文章远不足以向人们表达你们这场银婚的真实意义。
其二，文革以后，尤其自六四事件以来，中国的大多数民众已经得了“恐政病”——恐惧政治、远离政治。对于从事政治，决心为民主事业献身的人，尤其是那些被当局划进另册的人，女士们是躲之唯恐不及，更别说与之共同生活，甘苦与共了。人们甚至把那些为民主事业奋斗者视为不正常的人。当今的那些女士们，追求伴侣的条件无不是房子、车子、票子。之虹却宁可选择甘愿为民主事业献身的你，她的品格之高，她准备面对苦难的意志……这一切应该得到充分的表述。应该让广大的民众知道，当今的中国还有这样值得人们尊重的女性。
其三，建议把这篇文章扩充为一本书——你们的传记。我想那将肯定是一本既富有思想性，同时更富有人情味，内容精彩、浪漫、妙趣横生的书。仅就你们为中国民主运动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这一点，就已经为当今和今后的国人树立了极为可贵的人生榜样。
以上想法未必恰当，只当是发一时之感想吧！不妥之处请包含。
祝愉快，并代问之虹好。
曹志杰 1月15日
子明、之虹：你们好。
首先祝贺你们银婚幸福美满，再祝你们生日快乐。看了子明的纪念文章，真情流露，感人至深，能像你们这样夫妻相伴，大概是婚礼上最好的祝福了。
子明为国家民族奉献一切，令人敬仰，之虹历尽磨难，忠贞不移，使人钦佩。从你们身上不仅看到爱情，还看到责任，更看到中国的希望，有你们这样的朋友，我一直引为骄傲。
多多保重，来日方长，文明不会远隔，好人一生平安。
徐云 1月16日
子明:
报歉回信晚了。我只把你的大作转发了多人，忘了还要回信。
你写的东西读起来非常熟悉，但又有点异样：我们的生活原本非常平凡，但写了出来，就既有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也有一代人的儿女情怀。
感谢你写了下来。
我与新中国同年，内控的日子超过了四十年。我以后好像应该写个东西留给后人，告诉他们什么叫作“内控”，为什么可以把“内控”视作贡献。
我这里还有你其它几篇电子文稿，以王思睿署名的有大国之道，州政中国，团结在民主的旗帜下；直接署名的有政法系：与公民社会一起成长，拓展自由民主的本土资源。
若有别的作品也望发我。
问之虹好
新年快乐
（陈）乐波
子明和之虹：
这个信箱我基本不用，今天突然想起才打开看见你的文章，子明能写这样的文章对我来说好像西边出太阳，不过事实上也早就应该有这样的文章，但是你的文章究竟写得如何，我还无法发表感想，因为无论如何我都打不开。再给我发一次吧，发到我常用的信箱，……这个信箱我天天都打开。一直说和之虹一起过个生日，我是1月11日的生日啊，老是忘记，因为我都没过生日，今年的生日还是一个朋友提醒了我我才想起来，已经是那一天了，就那样过去了。日子过的好马虎啊。祝你和之虹快乐幸福，你今生的福气就是找到了之虹。
王小平 1月17日
子明兄，您好！
感谢发来《感怀》一文,阅读中几欲感动失声，泪夺盈眶。曾经在何家栋先生家和丁子霖老师家等处见过嫂子为你辛忙奔波,四处寻找书籍,供你狱中学用。在美国与军涛和小平也议论过你们的遭遇和境况。你们的大义大仁大勇之为，必当激发和唤醒更多志士仁人奋起。在你们银婚之际,诚祝安康幸福,为国民保重。
敬礼!
（杜）钢建 1月18日
一个月前的证婚词
男女爱情最为纯洁的，在于它在我们漫长的一生中，以简单之极的力量把我们拔出了恶俗，我们卑微或许失败的一生因此而得到了升华。我们生发的爱情，应对了庸常的岁月、黑暗的社会和乱世。这种爱情，已经是并仍然是属于林徽因女士的，已经是并仍然是属于鲁迅先生的，已经是并仍然是属于瞿秋白先生的，已经是并仍然是属于王小波先生的。
男女爱情最为理性的，在于它在我们社会坎陷的历史里，以坚忍的心智守望了身体、存在乃至家园。这种爱情展示了生存自我设定的边界，它以“少年夫妻老来伴”的爱情伴侣，验证了人性的尊严和节制。这种爱情，已经是并仍然是属于萨特波伏娃的，已经是并仍然是属于千千万万无名无数的大众。
男女爱情最为高尚、最为优秀的，在于它在我们人类漫长的进化史上，以水滴石穿的坚韧柔情，击溃了专制、兽性的家国天下生活，它把人从家、国、天下中解放出来，使人回归了人本身。在人本身的目的面前，家庭、家族、国家、部落甚至人生等等所谓的利益获得都得回答它们各自的正当性。这种质疑并抗击管制和异化的努力，最终更改了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使得自由、平等的观念在近代以来即成为文明人的共识。倾国倾城的故事，“爱江山，更爱美人”的故事中西方一再上演。历史学家们证实，农奴制、黑奴制、一夫多妻制、男权制、种族专制、国家专制，几乎都是被人类的爱情率先也最绝决地抛弃了。
近代以来，爱情甚至抬起了它最柔弱的肩膀，谱写了我们人类争取自由最动人的乐章。从夏完淳、谭嗣同到林觉民，从俄国十二月党人到捷克七七宪章的参与者，到台湾美丽岛事件中的先进分子，爱情都成为为自由而战最坚定的战士。那些真正伟大的“天下为公”的革命家们，几乎都跟爱情难解难分，从孙中山，到哈威尔，到曼德拉，都曾经“儿女情长”，这些英雄豪杰都有着心中“最柔软的一块”，当然，在他们的革命时代，爱情甚至化身为女性而无私地奉献了一切。因此，在我们为民主社会的人性实绩表示祝贺和憧憬的同时，我们确知，其中有爱情的牺牲和实现。
直到今天，爱情仍在争取解放的人类历史里充当尖兵。在婚姻、政权、家庭、人性的专制和黑暗面前，爱情显示了它那不可思议、不可称量的力量，爱情的自信自觉足与日月同辉。专制压迫到极致，爱到极致；社会黑暗到伤害，爱到伤害并回应了伤害。在我们当代的大陆中国，这种解放仍在进行，除了性独立出来颠覆、嘲笑社会成见和专制生活外，最优美、最纯洁、最坚不可摧的力量不是自由主义的观念、不是NGO的实践、不是中产阶级的发育，而是爱情。我们当代中国人可传可诵的爱情，都是这种人生正义跟社会正义的完美结合，都是对我们自身充分个体化又充分社会化的最好解答。这种爱情，已经是并仍然是属于高尔泰先生浦小雨女士的，已经是并仍然是属于陈子明先生王之虹女士的，已经是并仍然是属于刘晓波先生刘霞女士的，已经是并仍然是属于胡佳先生曾金燕女士的，已经是并仍然是属于陈光诚先生袁伟静女士的。
今天，我们在这里，怀着感谢的心来祝贺郭玉闪先生和潘海霞女士，祝贺他们参与荣耀了我们当代中国人的爱情。
余世存 1月20日
子明兄，你好！
多年来，一直注视着你们伉俪的奋斗和命运！兄在法庭上的凛然大义和之虹媲美十二月党人妻子的高尚坚贞，都深深激动着我们！在没有英雄的时代，你们就是英雄！你们的脚印已经深深刻印在我们民族苦难的历史之中。
我和北明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在美国接待你们！
有何指教，请示下。
北明附笔问候！
郑义 1月24日
附录：朋友们的祝贺与感言（续）
子明兄：
谢谢你的文章。近日我杂事缠身，未能及时回复，殊为抱歉！
北明同我早已拜读过了。生出很多感慨，主要是敬重。你们理想加爱情的生涯，即便在我们这一代人中，也是不可多得的，令人羡慕，景仰的。
25年共同生活，走过了多少艰险，创造出多少辉煌！你们是值得骄傲自豪的！人生不易。在暴政之下，多少家庭就这样破碎了。刘宾雁见老友，第一句话就是：家庭破裂了没有？家庭还在就好！——可见右派一代，家庭破裂的有多少！文章的题目甚好，荆棘之路，正是光荣之路！能赢的这种光荣的，堪称人杰。
北明特别感叹道：之虹及许多89系狱者妻子，完全不比十二月党人妻子们差。共产党比当年的沙皇政府要凶残多了！
我们始终关注着你们，并以你们为骄傲！
我们的书写得早，都是手写稿本，要变成电子书很费劲。有没有时间，就拖下来了。
祝好！
北明附笔问候！
郑义 1月29日
留取丹心照汗青
——读《银婚感怀》随感
张平
今年１月是子明５５岁生日，之虹５０岁生日，同时也是他们银婚２５周年纪念。读了《银婚感怀》我浮想联翩，感慨万千，历历往事仿佛就在昨天。特别是再过几个月就是“六四”１８周年纪念日了，一直埋藏在我心底二十几年、十几年的许多话方吐为快。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一个多病缠身的老人，我有责任有义务，凭着自己的良知把被淹没的历史讲述出来，告知后人并留给未来。
一、从“敕封英雄”到人民英雄
1979天，有一群年轻人集合在西单民主墙边，这就是后来很著名的青年民主社团《北京之春》。我是“黄埔二期”生，即“北京之春”印制第二期“非法期刊”时经过严江征先生（后来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大陆中国探险事业的创始人）介绍加入《北京之春》的。为此，我终身感激严江征大哥，感激他把我引向了一条无怨无悔、充满荆棘的路。
“北京之春”编辑部的大多数成员都是中共当局于１９７６年“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平反之后，“钦定”的“四五英雄”。
作为一个“上山入伙”较晚的小伙计，一名后学，我对编辑部里这些“四五英雄”从内心里是普遍尊敬的，是佩服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对当局的“任命”和“敕封”又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当局以抓入监狱为标准划线，划分英雄的标准。这就有些“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味道了。历史真实是，许多没有抓住的漏网之鱼也是英雄。例如王立山先生，即那位“欲悲闹鬼叫，……剑出鞘”的诗作者。
例如李盛平先生，他当时率先送了一块很大的匾，放在纪念碑的浮雕上面，使过路人从长安街的远处就可以看见，上面写着“民族英魂”，这个寓意很明显，就是抬周抑毛。这在当时起到了很大的煽动作用。
例如严江征先生，他不但写下了一组用词造句优美的“反动诗词”，而且在“四五运动”期间上窜下跳，到处串联。1978年夏天，那时还是华国锋“两个凡是”时期，我俩儿许多天躺在天山最高峰托木尔峰雪线附近中国登山科学考察队营地附近的草地上，我们一起回顾悲壮的“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一起批判毛泽东。严江征对我一首接一首的背诵他创作的矛头直指四人帮的诗词，之后又背诵了许多俄国诗人赫尔岑和许多俄国十二月党人创作的诗篇。当时他一脸凝重，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近30年过去了，至今我还记得他背诵的其中的名句：“没有人强迫我们，是我们自己选择了这条充满荆棘的路，……”。“每当我想起俄罗斯，都止不住热泪盈眶，……”。他庄重的对我说，“谁能救中国，今后我就跟谁走”。我没有严江征那些才气，当时我只背诵了闻一多的《一句话》：“……这话叫我今天是怎么说？你不信铁树开花也可，那么有一句话你听着：等火山忍不住了缄默，不要发抖、伸舌头、顿脚，等到春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
在那一刻我就认定了严江征是一个有胆有识，有才华，人品高尚富有正义感的值得充分信任的人。作为一个共军高级将领后代（而且是中央红军嫡系将领，四五运动时担任军中要职），他投身四五运动反对四人帮不是出于个人私利，而是出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感。严江征和李盛平等人不是“敕封英雄”，而是“人民英雄”。
1976年10月“一举粉碎四人帮”之后，陆续从北京的各监狱和拘留所里释放出388人，这些人后来被当局“敕封”为“天安门英雄”。其实，这些人在当时就大致区分为三种人：一种是保周（恩来）英雄；一种是反四人帮英雄；一种是反毛泽东，反专制，求民主的英雄。因此，“天安门英雄”这个大集体的个人含金量具有很大的不同。前两种人大约占了总数的90%（是当局能给他们“敕封”的根本原因和当时中共党内政治斗争的形势需要），第三种人只是极少数。前两种人满足了敕封的英雄称号，或者是在饱尝了铁窗之苦和严刑拷打之后停止不前了。第三种人不识当局“敕封”的抬举，走向了西单民主墙。同时也就开始实现了由敕封英雄向人民英雄的转变。《北京之春》社团聚合了大多数从天安门广场走向西单民主墙的敕封英雄。这是“北京之春”社团与西单民主墙下其它社团的最大不同。
在我加入北京之春社团的几乎同时，我又加入了刘会远（谷牧之子，后来成为深圳“六四”首犯之一）发起的“五星月刊”（当时的崭定名）社团。活动地点在百万庄国家建委招待所的一个小会议室里。主要成员有：张遏平（当时是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汪东兴的外甥，两年后考上美国时任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先生的研究生去了美国，并因此被当时的中纪委和相关部门立案侦查）、秦小鹰（知名作家、现任外交部长李肇星的内弟）、刘青（后来任中国农民日报的记者部主任，是因“六四”事件被农民日报开除公职的唯一人员）、沈志华（后来是著名作家、出版家）、郭路生（著名诗人，李立三的女婿）等人。这些人都是文革前的老高中生，清一色的高干子弟，清一色的当年“联动分子”。而我只是社团里一个小兄弟。
“五星月刊”社团在当时西单民主墙时期是思想解放走在最前卫的社团之一。如果按照当局那时期的标准衡量，完全够得上是一个反革命小集团案。我们讨论的议题有：中国如何走向多党制？至今我还记得当年刘会远说过，“文化大革命中各地分裂出的两大派组织，是两党制的基础和雏形”。重大议题还有中国的私有化问题，国企改造问题等等。张遏平提出说，“国企改造的第一步是取消工厂企业里的党组织”；“私有化的第一步是从股份制开始”。针对当时的“真理大讨论”，遏平写了一篇《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写得很有水平。大家还讨论了应允许共产党内的派别合法化等等议题。那时我们还接触外国记者，一起座谈讨论并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我们接触的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记者，（那时北京还没有西方常驻记者）。我至今记得秦小鹰在友谊宾馆公寓楼的套房客厅里用简单英语与东德记者交谈的风采。郭路生朗诵他尚未发表的新作《相信未来，相信生命》，那时，谁能想到10年后的“未来”是机枪扫射，坦克压人的血腥镇压？青年大学生为了爱国而失去“生命”？
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当局发了党内秘密文件，不许高干子弟参与西单民主墙的活动。与此同时魏京生、傅月华、刘青（四五论坛）等人先后被捕。在这种政治形势发生逆转的情况下，五星社团的同仁们叶公好龙，出于阶级立场的本能，放弃了对真理的追求，放弃了对民主自由的奋斗，五星月刊社团解散了。类似情况还有钟家伦组织的社团。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北京之春社团虽然也有几个成员黯然退出了，但是大多数人临危不惧，不改初衷，继续奋斗。体现出由敕封英雄向人民英雄的历史转变。
平心而论，在当时，北京之春社团在成员总体思想理论水平的高度和认识中国社会问题的深度上不如五星月刊社团。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年龄、阅历方面，之春社团是以文革前的老初中生为主；成员之间年龄差距过大，老大哥与小弟弟之间差15岁。五星社团除我以外几乎都是老高中生。五星社团成员之间关系深厚，相互信任感强，所以在交流中很快能深入下去。就背景方面，五星社团的人大多能搞到供应高干的内部发行的禁书，多吃了“禁果”自身营养较好。但是就个案而言，我印象最深的，达到了这个思想理论高度的就是陈子明。
那时，北京之春的常设活动据点是位于西城区三里河闵琦的家。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在一次星期日的例会上，子明首先宣读了他写的一篇文章，内容是关于改革共产党的。其中讲到党产与国家财产的分离问题，共产党的活动经费应该限于党费收入，不能滥用国家财政开支等等。出于种种原因，这篇文章没有在会议上展开讨论，可是文章给我的震动很大，那时我就认定了这个认识时间不长的小老兄不简单，不平凡，属于出类拔萃之类的人物。
原因不复杂，陈子明的外表与他的思想观点、内心世界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当时之春社团里的人在着装上有几个最不重仪表的其中就有子明。再者，子明作为曾被开除的学生被平反后，此时正在化工学院补习学业，在紧张的学习之外能写出这样的文章绝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而且文章之外的余音就“深”了。特别是之春社团成员之间基本上都是认识时间不长没有历史渊源，尚谈不上私交的时段下，能这样旗帜鲜明地在沙龙式的讨论会上向众人亮出自己内心深处的观点，这本身就是一种凛然大气，一种大家风范，一种贵族精神。再联系当时邓小平已经发表了四个坚持的讲话这个大背景，按照当局的标准定性子明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一点也不冤枉他。从那时开始我就主动多接触子明，多了解子明。
那时子明的家住在礼士路南口，我住在阜城门外，两人相距不远接触方便。在交往中我知道了他的一个重大经历。
在1976年四五运动中，在4月5日爆发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之前，区别于写诗词这种性质为个体性的行为，曾经发生过的群体反抗事件中，4月4日晚上，在纪念碑西北角台基上贴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小字报事件是一个四五总爆发之前的最高潮。
4月4日是星期日，白天大概有上百万人去了天安门广场，有单位集体去的，有朋友聚合去的，也有全家集体去的。我是与商业部同宿舍的邻居青年十几人聚合去的。晚饭后闲着没事，大家又聚在一起聊白天的事，兴奋之余我们五、六个人又骑车到了广场。大约在晚10点左右，那时广场上的人已经不多了，只有纪念碑西北角一带的人最多，有好几千人站在圈儿外旁观，其中不乏中年人，现场气氛肃杀，空气中充满火药味，便衣警察混杂很多，（因为我的同学、战友里有多人是干警察的，我了解这些人）。在紧贴着纪念碑台基的圈儿里有几百人在同声重复喊读着《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小字报，文章的矛头直指江青，说她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坏头头，号召人民起来斗争。那时尚没有“四人帮”的说法，而无论是从夫妻关系角度还是从政治宣传角度，或是文革十年历史事实角度看，江青是与毛泽东联系在一起的。江青在公众场合出现都是代表毛泽东看望“小将们”、“贫下中农们”、“解放军指战员们”，无数次的接见都有许多“中央首长”陪同，可是没有一次一个人站出来指出，江青不代表毛泽东。周恩来反而多次带头高呼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我站在那里心想，圈儿里喊读小字报的人都够现行反革命份子，圈外的便衣就在旁边等着捉人那。五年前（1971年）我和刘会远、张遏平等人在部队里就一起骂毛泽东，诅咒他不死。眼前几百人一起攻击江青，这是把矛头直指毛泽东。当时心情激动，热血沸腾。此时整个广场寂静无别的声音，只有这几百人同声呐喊攻击江青的怒吼声，响彻广场，刺向黑暗的夜空。我们几人犹豫了一会儿，一咬牙都钻进了人群，我一直挤到纪念碑基座的墙边，这才发现原来小字报是由一个人先大声读出来，再传给周围的人重复着喊读。我一边跟着喊读一边想，那第一个喊读的人是个胆大包天的人，是个真英雄，抓住后二话没有，不用审肯定砍头。自己当时没有胆量承担这种杀头的生命风险。心里头对这个喊话的第一人很佩服。当然，这个第一人应该不是一个人，因为核心圈里太挤了太热了，一会儿就热的大汗淋淋，那时的节气还是穿棉衣的时候。而且喊的时间太长嗓子也受不了。因此现场的情况就像一个人的心脏那样收缩扩张，收缩扩张。扩张，是里面喊累了的人，热坏了的人挤出来，更主要的原因是绝大多数人那时对毛泽东都存在恐惧感，毛泽东——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镇压——反革命——监狱——杀头，这在逻辑上和现实生活中是一脉相承的。趋利避害是一般人的本能，所以，尽快离开这个凶险之地的心里动机加快了收缩扩张流动的频率。我参加喊读出来之后，并未马上离去，反复在人群里穿插观察局势，当时现场并没有抓人，我认为主要原因是便衣们需要上级的命令。后来我到事先约定的集合地点与朋友们会合后就回家了。
陈子明就是那个第一个喊话的舍身伺虎为主义献身的拼命三郎，具有“百万军中取敌酋首级”的大英雄气概。后来我又从孙庆祝那里了解到，四月五日中午他们四人去天安门广场首都工人民兵指挥部里谈判（即后来著名的四五谈判代表）是子明领的头，是他作为首席代表交涉的。他不但具有超人的胆略而且他还具有深刻的思想与渊博的知识。这就使他成为英雄圈里拔出来的英雄。我对他的敬佩更大大的加深了。
后来，在形势更进一步的恶化之后，北京之春社团也被迫解散了。社团散了，但是人员并没有散去。我与子明还保持着来往。在交流中我进一步了解到，子明看过许多书，读过《资本论》、伯恩斯坦的书、考斯基的书，涉猎非常广泛，知识渊博，文科理科都很精通。他这个人不讲吃不讲穿，不贪财不好色，具有过人的沉着冷静，遇事不情绪化，气量大，重信义、讲义气、综合素质极高，具有领袖风范。领袖不是自封的，是在斗争中产生的。
二、从英雄到大英雄
黑格尔说过，产生英雄的时代是悲剧的时代。俗话说，家贫出孝子，国破见忠臣。大悲剧时代、大动荡时代才会产生大英雄。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与进展，以子明为主干1986年创建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为龙头的企事业集团。子明是这个集团的最高领导人。1987年夏天我从国营单位下海后加入这个集团，成为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归子明直接领导。
那时集团已经聚集了几百人，可以说是人才济济，是当时大陆中国与北京最大的民间科研与政治社团。集中了自1976年四五运动、西单民主墙运动、高校竞选运动产生出来的各种骨干力量。还有一批高校的青年教师和博士生与国家科研单位的骨干研究人员。
任畹町出狱后生活困难，子明把他的妻子张凤颖安排在所里当出纳。公安部副部长亲自找刘刚的父亲谈话让他把儿子带离北京，刘刚在北京无处可以立足，子明给他在所里安排了工作和住处。那时我和刘迪都常驻研究所里，刘迪几次对我说，“子明不容易，没有子明建立起水泊梁山，哪来的今天大聚义”。
“各路诸侯”聚在一起，由于年龄、性格、学识、经历、素质、志向的差异，客观上需要一个磨合期。分歧、矛盾、误会、争论是在所难免的。子明作为最高领导，化解矛盾、消除误会、引导争论、加强团结作了大量的工作，有时很艰难，委曲求全很不容易。
回忆往事今天看来，出现上述情况有多种原因：
邓小平说，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也是要摸着石头过河，没有现成的方案模式可以照搬。作为民间的科研学术团体，思想自由是必须坚持的原则。所以分歧在所难免。
当时全中国都处在经商的大潮之中，我们这个集团一方面要解决谋生问题，没有人白给一分钱赞助一分钱；另一方面社会调查、学术研究、出书立说又需要大量经费。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二律背反。
解决生计问题需要一套班子一套人马，这支队伍是由王之虹领军的，许多人是由之虹原公司带过来的，是创业创收的有功之臣。另一支队伍的许多人是与子明多年风风雨雨闯过来的老战友、老难友、老朋友或者是被事业感召慕名而来的四海人才。
两方面的人融合在一起，在待遇、责任、分工、职务等方面产生诸多矛盾在所难免。据我了解，大家对陈子华、于国禄没什么矛盾。于国禄为人随和、谦虚，有人缘。陈子华是女中豪杰，她在商学院上学时参加高校竞选时是独立参选人，这在当时是凤毛麟角的，也是难能可贵的。她被“老同志”们认作“自己人”，当作小妹妹。当时所谓“家族统治”与子华、国禄无关。
“老同志”们与“公司派”之间发生矛盾，必然要导致到王之虹身上，她是集团行政、后勤的主要领导人。
其实各有各的问题，各有各的道理。“公司派”的人认为自己创业有功。“老同志”们摆老资格，同时认为自己是冲着子明来的，是加入推动中国民主大业来的。不是冲你之虹“要饭”来的。其中许多人个性都很强，一些人又是从当局监狱里淌脚镣出来的，死刑犯都有几个。私交上认为自己和子明并肩战斗时还没你王之虹什么事呐。如今还要看着你手下的人脸色办事心里气不忿。
其实大家承认，之虹是个女强人，很聪明、办事很果断泼辣，有组织能力。她为集团的创立、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都是难能可贵的。可是，那时之虹才27、8岁，只是一个女青年，她的经验、阅历尚不是很成熟，处理问题不能说是尽善尽美。
我当时出于自身的来路经历，情感上自然是完全站在“老同志”一边。在当时对之虹也心存成见，事后看来是我错怪了之虹，在此我借此机会向之虹道歉。
做人应该襟怀坦荡光明磊落，我不愿搞那些背后嘀嘀咕咕的小动作，就在一次与子明个别交谈工作之后，带着疑问直接了当向子明明确提出了所谓“家族统治”问题。子明当时很严肃，郑重地对我说，“你应该相信我，你知道我是立志要为中国的民主事业献身的人，大家最终会明白我的所作所为”。我当时还想，如果我不相信子明的话我就不会向他说这件事，子明自己可能也有点误会。当水混沌的时候不要急，慢慢会澄清的。
后来就发生了之虹忍痛淡出集团决策圈的事情。这与一批“老同志”以不同的方式向子明施加了压力是有必然联系的。客观上我也参与了这件事。之虹淡出的事发生后我内心有些不落忍。但从另一角度看，我对子明更加佩服了。他所作的不是常人所能作出来的。
那时集团办的有函授大学，子明掌控着上千万的资金，可是我几次到他家里去汇报工作赶上吃饭时，都是他亲手下两碗挂面（或阳春面）一人一碗，边吃边谈。有时去晚一点赶上他在吃饭，自己也是一碗挂面。朋友们都知道他就是这样的人，根本不是装出来的。多少年穿的始终是朴朴素素，家里还是那几件旧家具。“富贵不淫”他是真正不打折扣做到了的。“贫贱不移”是我观察他近30年从不带水分的，在任何逆境中，困境时，他都不坠青云之志。“威武不屈”是亿万中国人民都看到了的。子明身上值得我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林则徐说过，“观操守在利害时，观精力在饥疲时，观度量在喜怒时，观存养在纷华时，观镇定在震惊时”。子明的操守、度量、镇定和存养是出类拔萃的，他是那种可以承受住大富贵，大苦难，大风浪，大悲欢，大离合，生生死死反复考验的特殊之人。这些不但在几次历史关头和大风浪中已经体现出来，也可以在许许多多日常生活琐事中体现出来。他不但对朋友们普遍很宽容，容忍别人的缺点、弱点，而且能够承受别人对他的误解，忍别人所不能忍。他从不在背后议论别人的是是非非，总是看到别人的长处。他对人有情有意，一付古道热肠。有一个他的老朋友告诉我，前些年子明在服刑中得了绝症，手术出院后他保外就医，马上给这位老朋友打电话，问寒问暖问困难问老人好，子明的语气即亲切又镇定，使他即感动又佩服。我也记得，19年前的夏天，在一个学术讨论会上，子明与广州来的李正天先生（原文革中著名的“李一哲大字报”的主笔之一）不期而遇，为了等李正天交流，子明在正天先生的座位旁边站立了20分钟，表现出子明对这位老大哥和前辈的极大尊重。当时我就在旁边目睹了这一幕。那时子明已经是大名人了，他之所以这样谦虚，是他对历史的尊重，对中国民主事业的尊重，我当时看得出来子明是发自内心的。子明在服刑保外就医期间，自身环境恶劣，重病在身，生计为艰，可他还是挤出自己有限的生活费接济别的难友，当时我心里既敬佩又难过，又感动。
子明为中国的民主自由事业，为中华民族复兴，为六四死难烈士们，他敢于抛头颅敢于洒热血，他为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奋斗30多年了，这次13年大狱他把牢底坐穿了！再加上4年没有自由的严密警卫管制，在17年之中，他读破了万卷书，魂穿中华五千年，洞察环球八万里，著作几乎等身。真是太难能可贵了。子明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民族的脊梁，是一个大英雄。
在子明与之虹银婚的今天，我衷心祝愿他们健康，快乐，幸福，长寿，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的宏大理想早日实现。
扎西德勒！
2007年1月26日
《钗头凤》二首
——为子明、之虹银婚贺
命相依，情长久，肝胆同源魂魄守。斯里弄，两人家，别去江南，牵手年华。缘！缘！缘！
草青青，寒风骤，七六七九又八九。枪声落，长安街，人生几度，十年离索。破!破!破!
续绝学，牢坐透，落难等身陪左右。小汤山，功德林，阴霾蔽日，天地人间。寒！寒！寒！
山河在，今非昨，全球一体还中国。转乾坤，民安乐，金婚把酒，小看城郭。贺！贺！贺！
孙庆祝 2007年1月26日
子明：您好!
很高兴接到您的来信，很高兴拜读您关于您与之虹美满婚姻的大作!
兹赋长短句六首，祝贺您和之虹的银婚纪念!
我由于电脑遭到严重破坏,不得不乘2个小时的火车，送到哥本哈根来请人修理。为了不错过您们07年1月份的假期，这封信是我在朋友家早起写的。祝您们
万事如意、心想事成!
尔晋 2007-1-28日
祝贺陈子明王之虹银婚兼及其他 （仿蝶恋花长短句六首）
陈泱潮（陈尔晋） 2007-1-28
小序
余自1981年4月，被中共当作“全国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反革命集团首犯’”抓捕后，和子明失去联系已经26年。日前读其《银婚感怀：荆棘路,幸福路》，感慨系之!不禁即书此长短句六首以为祝贺和纪念。
一、逢佳期
○七一月是佳期，
子明之虹，
银婚且双生（注1）。
谁说我辈无幸福?
请君一读《荆棘路》。
历史大幕拉开处,
金童玉女,，
谱写爱情赋。
荆棘丛中参天树,
挺拔屹立枝叶茂!
二、成绝唱
读到子明自荐处,
开怀大笑，
好个快婿也!
甚难得青梅竹马，
世交之缘情谊重。
情真意切重承诺，
交心献身，
一生厮守住。
纵即使铁链锁身，
相濡以沫成绝唱!
三、上上选
欲成大事需内助,
古往今来,
几个贤内助?
马后怀饼烫酥胸（注2）,
之虹送书腰损伤。
一样可圈可点,
历史卷宗，
断不会忘却。
坚守故土上上选，
家国两爱子明顾!
四、销魂散
下海先驱为夫君，
不攀高枝，
夯实事业基。
法人代表千钧担，
夫书备忘后盾护!
携手攻关更佳话，
研究助理，
硕果同心铸!
知宾待客广结缘，
相夫教子第一贤!
五、孤鸿自怜
贴身毛裤御君寒，
一枚金橘，
两相甜暖。
读到深情眷恋处，
不由我心顾影怜。
余身至今是孤鸿,
羡慕子明，
常服销魂散!
陈酿香茗谁识我，
何时才能结良缘?
六、稳操胜卷
黎群、沛璋与景先，
故人情怀，
难得见此篇。
八十年代往事鲜，
尔晋常忆诸先贤（注3）。
南京绑架我为酋，
君当6.4，
又定为“黑手”!
长江后浪推前浪，
神洲终必获自由!
（注1）2007年1月，是陈子明夫妇结婚25周年纪念，也是子明55岁、之虹50岁生日同在的月份。
（注2）马后者，郭子兴义女、朱元璋之妻。“马后怀饼烫酥胸”，典出元璋曾遭拘押，马氏违令偷送煎饼给拘押中的元璋充饥，胸膛曾因此而烫伤。
（注3）见陈泱潮:《沉痛缅怀张黎群，深切追思胡耀邦》、《气贯长虹----不可替代的历史的记载》等文章。
子明兄，你好！
感谢今天的聚会，我写了个小博客，刚上就给拿下了。你始终是我的精神兄长和导师，如果你的事业需要我尽力的，请安排。另外，你何时有时间，我们两家聚聚，王洁也非常喜欢你的文章，她也关心王之虹的创业。
王巍 1月29日
今天中午，一位相识二十多年的朋友利用银婚的机会约了近三十位朋友相聚。这位朋友由于政治原因入狱长达十三年，又被剥夺了四年的政治权力。我当年在读研究生时期就与他结识，在他的引导下参与了文人经商的活动，主编了许多书籍，开办函授大学，参与创办了民间研究机构等。大约三年里，他的激情、视野和思想能力强烈感染着许多同龄人，我深受教诲，引以为师。后来，我去国外读书期间，他因政治活动入狱。回国后始终无缘见面，但可以经常读到他在狱中的笔记和著述。他太太更是一代女杰，不断创业并支持丈夫的事业。刚刚出狱那年，我曾与他们夫妇一起聚餐，这位朋友炯炯的眼神和深刻的思想，特别是平和的生活态度更让我感叹，精神须从磨砺出。李敖曾有书：天下没有白坐的黑牢，信矣！
今天的聚会中多有当今的社会名流和学界领袖，许多我久仰大名，许多我曾短暂共事过。席间多有历史的洞察，当代的点评，精神的追溯和世事的调侃。一位年逾五十的女士描述俄国十二月党人和他们妻子的品格风骨的故事，一位老友朗声背诵普希金的诗词的情景让我心中惆怅不已，多少往事，曾经的激情和理想顿时复苏。看到如此不同经历和阅历的各界朋友共同由衷推举主人公夫妇为当代中国人的脊梁，我深以为然，庆幸能有机会与他们为友，希望能看到他们在当代历史上应有的贡献。如同另一位前辈所言：能够影响历史的，最终不是权力，而是思想。
一位颇负盛名的思想家在席间谈到：今天的世俗化和庸人态度之流行正是以一代人的使命感和献身精神为基础的。此言甚佳。问题是，这一代人还能够成为社会主流么，有精神有思想的人不断被平庸的社会“逆向淘汰”，这个大国能够真正崛起么？
这几天，看到网上传出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先生1月11日对中国出版的八本图书发布禁令的消息，实在令人愤怒。在今天这样开放时代，还搞这种天怒人怨的文字狱，如此嚣张，难道这一代人的牺牲还不够么？
之虹、子明：
今天的聚会很难得，大家都很兴奋，我更是高兴！与其说是朋友们给你俩祝贺银婚，毋宁说是你们为久别的朋友提供了一次聚会的理由。今天李肃偷偷抢了单，你们的金婚我再办吧。
今天大家讲得很好，有录音吗？是珍贵的历史资料，人生闪光的一天！请萧远尽快把盘做好，发给每人留念。王巍说我还是那么激情，这是因为有了你们磨难中的相守，有了朋友相聚的真诚，有了回顾我们人生的感动！我爱你们，让我们用激情迎接明天。
我没主持过婚宴，今天受命客串一把，你们如新婚一样，感觉真好。
小毕（谊民） 1月28日
子明：
你好！非常感谢送来的大作。因为参加一些六四纪念活动，今天刚刚定下心来，慢慢阅读这篇惊人的爱情宣言。
你和之虹的故事，此前一无所知，看后心灵震撼。前些时候看到过关于你们同访香港的报道，其中提到你们夫妻恩爱溢于言表，还曾感到一丝好奇，完全没料到其中蕴涵二十五年如此波澜不惊的深厚。
你们一如既往的相知相爱，起始于坦诚和信任，维系于相互间的信任和爱护，锻炼于苦难和坚忍，也丰润于理想和不倦追求，令人敬佩，也令人在倍感心酸与温润之后，难以抑制地钦羡向往。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思想界名人，多以私生活中情感多变为特征，你们是我此刻能想到的唯一例外，在百炼钢和绕指柔的万千变化中，始终与对方心心相印，情感坚贞。
也许，子明在世一生，最重大的使命竟是要为现代中华民族的情感生活开新？
大作是对之虹的礼赞，也是你们双方爱情的升华。你们开始交往时严肃而饱含内在激情的通信，你们在监狱中第一次见面时的紧紧拥抱，你在之虹三十六岁生日时写的信，在她三十七岁生日时写的诗，特别是她收到你93年生日信后的回信，在在显示你们两人内心深远的相互吸引与热爱，也含蓄地展示了之虹在经历种种令人难以想像的动荡时，坚定信任着你的爱，却仍无法抑制看到你明确表达爱意时的感动。如今，这些身内身外的体验形诸文字，应该也是这伟大爱情横空出世的明确认定吧？
读完一遍，又读了一遍。上网去查，看到余世存一篇文章里有提，再没有别的。不禁感慨你们对这爱情的珍惜。二十五年，身外的风风雨雨，心中的坚韧卓绝，这爱情值得你们骄傲、自豪、宝贵。
为之虹而感动，为她而骄傲。
衷心祝福你们前行路上风浪渐平，爱与生命共存。
（王）超华 2007.6.6
子明：
真心就能写出感人之作，你的《银婚感怀》让二幼感动，感动于你的诚实、平淡。其实，你所说的“革命”时代，我虽然与你们在同一片天空下生活，年龄也仅比你小了十岁光景而已，但对于我来说,这些“革命”事迹却仍是陌生的。我出生在艺术世家，所以，对政治并不熟知，虽然我的爹妈在五七年双双被打成右派，我们的家族无一幸免地都遭到红色风暴的洗礼。但是,我们只会痛恨，却从未想过在红政之下，能够像你与军涛，乃至之虹这样，去成就些什么。可能，这就是我们的天壤之别。
（陈）二幼 2008.5.17
关于《银婚感言》的感言
谢小庆
经过半个世纪唯物主义的浸淫和30年商品大潮的席卷，今天，许多人已经不再相信爱情、友谊和奉献精神，尤其是一些年轻人。有的年轻人公开宣称“无利不起早”，有的女大学生公开宣称希望被有钱的老板包养，“给我钱，给我车，给我房子，我给你身体，给你快乐！”在他们的眼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在学历、地位、住房等各种“条件”的交易之外，世上是否有真正的爱情呢？对此，不少人产生了怀疑，不再相信真正的爱情。金代诗人元好问在他那首脍炙人口的《雁丘词》中慨叹：“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雁尚有爱，人岂无情？步入银婚的子明、之虹夫妇已经用自己患难与共、相知相守的行为，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一个人可以没有朋友，但必须结识很多很多有用的人”。在人际交往中，这种功利的处世哲学已经成为一些人的信条。人与人是否仅仅是互相利用？人与人之间，尤其是男人与男人之间，是否可以有肝胆相照、不弃不离的友谊？对此，不少人产生了怀疑，不再相信真正的友谊。子明、军涛和他们的朋友们，在那些最艰难的日子里，面对种种的威逼利诱，已经用自己的行为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我为结识了这样一些朋友而感到庆幸，为自己有这样一些朋友而感到骄傲。
今天，许多人不再相信世界上真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仁人志士。在他们的眼里，只有野心家和投机者。他们公开宣称：“牺牲是一种选择，但不是美德”。（“范跑跑”语）在他们的眼中，为人民的富足和民族的复兴而舍生忘死的子明、军涛这样一些人，不过是一些沽名钓誉的“玩火者”。对于有些人，一辈子都无法理解世界上为什么会有一些人“舍生取义”，就好像一个梦想着天天有肉吃的乞丐，永远无法理解有些人并不喜欢吃肉。子明、军涛可能永远无法得到这些人的理解，也根本不需要得到这些人的理解。“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疾风知劲草，岁寒识松柏”。伴随时间的流逝，伴随事实真相逐渐浮出水面，伴随更多的人了解真相，我相信，子明、军涛将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理解。
200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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