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2-02-16 11:48
——关于中国下一步的思考之三

  　　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消息让国人兴奋之余又有些茫然，贫穷衰弱的记忆尚未完全抹去，突然间就是世界老二 了。一下子气象大不一样，国家外汇多的好像花不完，领导人出访，随手都是带着大把订单，原来被人仰之鼻息的那些富国排着队来中国借钱。好话大话也多了起 来，什么“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震撼”、“中国不高兴”，一时间都成了畅销书的封面。学界的一些人，更像打了鸡血，满皮包都是关于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 的报告，原来老是检讨“中国做错了什么”，现在变成“中国做对了什么”。话语转向标志着话语重建，西方那一套不行了，管不了别人也管不好自己，凭什么听它 的？于是，要全面反思，要建构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要对中国特有制度安排的合理性重新认识。
 
　 　在这个近乎民族狂欢的喧嚣中，有两个严肃学者的声音最值得我关注。一个是张五常教授，正是他提出了“中国做对了什么”这个问题，后来才有周其仁教授的一 个同名著作的出现。张五常在他应科斯教授所约，为总结中国改革30年经验而写的名为《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被他自己认为是可以传世的著作，在这一份长达 8万字的研究报告中，张五常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除了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一再强调的资本主义市场机制之外，还有就是他在近些年才发现的中国县际竞 争的比较优势。这一发现在以往制度经济学的教科书里好像没有现成案例，中国发展的经验显然填补了这个缺口。作为科斯的嫡传弟子，张五常明白，制度经济学里 所强调的制度安排主要是指资源配置和交易的市场化机制，国家的力量只是作为其外部性因素被考虑；而中国的国家因素，不管是以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形式出现， 还是以地方县际竞争的形式出现，都深深植入于中国经济的内在进程中。也就是说，原来一直被视为干扰经济市场化运行而必须将其外部化的国家因素，在中国则成 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力源。中国发展的经验，是对制度经济学的补充呢？抑或是挑战？张五常没有给出答案，他给出的答案是：中国经济制度是人类历史上 最好的经济制度。
 
　 　经济学家一直被认为是最具理性精神，是秉持价值中立的典范，张五常教授的上述言论应是其长期就近独立观察中国的结果，他的研究报告获得科斯教授的高度评 价，绝非是一个经济学老人的“中国情怀”可以解释。最近30年来，多少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来中国考察，如过江之鲫，络绎不绝，但有几个求得了中国问题之解？ 惟独科斯，在20几年前就鼓励“斯蒂文·张”来香港工作，占据近水楼台，将制度经济学的解释边界拓展至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可谓深谋远虑。中国，作为一 个拥有世界最多人口，在帝国体制下已运行两千多年历史，历经多次战乱，被铁幕和冷战体制长期隔绝于世的超大型国家，在30年前向世界打开一条门缝时，谁能 看得清楚其中的奥秘呢？从东欧所谓转轨经济学谱系，到西方的各种经济学理论，开出了多少药方，究竟哪一味药是有疗效的，至今尚未可知。其间也有不少预言， 如“中国即将崩溃”，“历史终结”，大话炎炎，已成笑柄，不足挂齿。中国崛起，中国奇迹，进而中国模式，首先是作为一种事实状态进入到经济学家的视野，用 30年时间完成经济总量如此增长，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理论能够对此作出有效解释时，就先不要指责张五常教教的研究结论过于草率。中国的制度安排及其绩效 究竟如何认识和评价，的确是一个大问题。
 
　 　在张五常的言论之后，我关注的第二个人，同样具有高度的理性精神，他就是中国著名哲学家李泽厚。据说现在许多年轻人只知道李泽楷而不知道李泽厚，这并非 是这位哲学家的悲哀，作为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的哲学象征，李泽厚激发了一代人的哲学兴趣。“八九”之后，他长期漂流国外，远距离观察中国，对现有体制秉 持着精神上不合作和话语上不抵抗的立场，身份独立，不必曲学阿世。对于所谓的中国模式，李泽厚始终是不以为然，对新左派的各项主张，也多持批评态度。这些 质疑体现着他固有的理性和冷静，也充满着某种温情的理解。这样一个长期深沉的思想者，突然在去年高调发声，透过一本采访录，以“中国哲学该出场了”为话 题，尽显一种和他以往不同的言说风格。我对此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大家都在议论中国崛起时，中国哲学该出场了呢？
 
　 　哲学家观察社会的变迁，肯定有着和经济学家不同的视角，他不必过度关注于资源合理配置的制度安排，可能更关注于思想和话语方式的变化。从晚清康梁以来， 中国制度落后和经济衰退在思想界的直接后果是，以儒学为核心的话语体系被一系列西式话语所取代，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轮番上场，讲的都是一些西方讲过的大 词，或自由民主，或革命暴力，社会是在这些话语支配下选择变革和发展路径。这种状况，对于中国有深度的思想者而言，可能是最痛苦的事情。不知道自己该说些 什么，在什么时候说，说了又有谁会听。李泽厚在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有话语影响力的人物，他对儒学的现代解释，他的西体中用的观点，他对启蒙和革命双重变 奏的论述，至今看来，依然精辟。但无容讳言，近20年里，在舆论和媒体被一批新的意见领袖占满时，李泽厚似乎失语，他可能也不屑于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发声， 作为一个还有着思想能力和现实关怀的思想家，又似乎不甘于做一个桃花源中人。他这次喊出“中国哲学该出场了”，口气不可谓不大，其中或有书商的营销策略， 社会也应当再次听到他的声音，在西式的话语霸权面前应当重新建构中国自主的话语体系。问题是，在五年前，他会这么说吗？在到处都充斥着“中国即将统治世 界”、“中国震撼”的言论时，李泽厚的这个说法其实和这些言论一样，都是基于“中国崛起”这个现实。物质的膨胀既会带来话语膨胀，也可能让那些沉寂多年的 思想者以进言的时机，如同张五常一样，在说出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制度时，不就是因为这个制度的“绩效”在当下的确让人刮目相看吗？
 
　 　在这两个值得我高度尊重的理论前辈面前，我是企图在他们的言说中和言说后面，找到我的问题关注点。在我看来，张五常提出了一个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经济制 度合理性及其绩效的问题，而李泽厚实际涉及到的是中国话语重建的现实可能性问题，其实质依旧无法绕开中国话语出场后面的制度评价问题。从张五常说出“中国 做对了什么”时，中国学界的许多人好像都恍然大悟，原来那些制度上毛病现在却成了中国的“比较优势”。中国经济在这个“比较优势”下所取得惊人成绩，是一 个不争的事实，正是这个事实，为那些至今对这个制度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持怀疑和批判态度的人，比如李泽厚，提供了他们话语复兴的基础。GDP，既成了经济学 家手中的筹码，也成了哲学家说话的底气。
 
　　都搭上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便车，该对这列还在飞速奔驰的“中国号”作出如何评价？它的巨大动力究竟来自于何处？
 
　 　探寻中国重新崛起和复兴，是中国自晚清新政以来所有知识人和民众的共同愿望与要求，革命也好，改革也好，目标是一致的，通过制度变革解放生产力。但制度 变革的方式又有多种路径，那一条路径适合中国发展，是晚清帝国解体以来让政治家们一直纠结和头痛的问题。中国现代化之路一直是在各种试错中展开，有时看起 来已经走上光明大道，最后才发现已进入死胡同。直到30多年前，在国民经济已到崩溃边缘时，中国好像才摸到了现代化的门槛。执政党和学者们在一起反思，通 过历史的经验和制度的比较，终于认识到，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家权力过大，过于集中，高度垄断，是导致中国经济长期停滞的制度原因。改革就是要改变国家全 能主义体制，逐步建立社会自主发展模式，其核心是建立市场机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产权制度和价格体系，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增长问题。国 家在经济领域中的传统作用方式，如国家所有制，计划配置资源，价格管制，都是作为改革的对象，改革的主基调是放权让利，国家从它应当退出的领域逐步退出 来。这个过程，其实质就是社会的“去国家化”，我以前写文章称之为“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国家把本属于社会的各项权力，首先是经济权力，重新归还给社 会。这在当时是一个基本共识，张五常在1981年写的那篇重要论文——《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其实满篇都在讲着同一个道理：建立市场机制，国家 必须退出经济领域。
 
　 　80年代初期开始的“去国家化”的经济改革，在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之后，便陷入举步维艰的状态。期间，政治动荡开始显现，社会迷茫于改革去向， 学界焦虑于改革停顿，政改呼声日趋高涨。在此形势下，党内高层对改革路径的认识分歧明显扩大，担心改革失控成为执政党的主要忧患。新权威主义的出场，适应 了这个时期的一个极其迫切的现实需求：国家，作为凝聚着执政党利益、抱负、荣誉和历史地位的主要制度载体，必须主导社会发展和改革进程。新权威主义是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为国家主导作用的合法性，提供了一种新的学术支持，它主张在一个特定的时刻，以威权人格和威权制度确保社会稳定和秩序，同时推进市场化进 程，承诺国家有最终的民主化前景。也就是说，新权威主义是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被设计出来，它是宪政市场体制的前阶。
 
　 　新权威主义在“后八九”时期，并没有成为一种国家的意识形态或改革纲领，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该理论主张的人，大都被甩出言说改革的主渠道，处在边缘状 态。但是，必须承认，新权威主义的确标志着中国改革前10年的终结，自此之后，社会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去国家化”改革遭到重大修正，国家从既是改革领导 主体又是改革对象的暧昧状态中解脱出来，大规模地重返社会领域，它的制度“原罪”不断地在转化为一种制度的“比较优势”。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国家日 趋成为一个巨人，一个庞大的权力体和经济体，身兼数职，既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暴力机构，又是终极所有人、投资人和宏观调控者。以前囊中羞涩，心有余而力不 足，现在资源丰富，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主导加上市场机制，两个发动机一起运作，在短短20年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期间涌出多少奇迹，高铁、航母、 载人飞船、奥运、巨额外汇，数不胜数。凭着这些制度“绩效”，张五常有理由认为，中国经济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制度；“中国模式”论者也有理由认为，现 行的制度安排应该成为中国一个永久性制度安排。
 
　 　应当承认，张五常所发现的中国“县际竞争”优势，的确形成了中国经济在地方你赶我超格局中所形成的巨大动力。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地方政府，能够像 中国的一个县级城市一样，拥有如此之高的经济发展热情和如此之多的经济发展手段。中国地方经济发展，起初从珠三角开始，然后蔓延到长三角，最后延伸到中西 部广大腹地，从梯度发展到共同发展，国家主导被分解为各个地方政府不可遏止的经济冲动。中国如同一个巨大的公司，中央是总公司，省市一级是分公司，县就是 子公司，中央的积极性转化为成千上万个地方积极性，这个能量开发出来了，怎能不惊人？张五常所掌握的制度经济学的知识，又怎能解释这种现象？除了重新确立 国家主导地位的合法性，把国家这尊“大神”再请回来之外，大概真的没有什么更合理的说法了。但是，中国现有经济制度的比较优势，岂止张五常所说的“县际竞 争”这一块，秦晖就反复提到中国的“低人权”和“负福利”的制度安排，得以让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在西方宪政体制下难以取得的便利条件，大幅度降低它的制度成 本。比如，国家低价大规模征用农地，各种疯狂的拆迁，放纵资源的掠夺性开发，环境保护的低投入和软约束，以及脆弱的财产保护体制和尚不具有独立地位的司法 体系，的确是中国独有的制度现象，在西方宪政市场体制下是绝无可能被复制出来。中国这种毫无约束的发展和缺乏民众参与的“制度优势”，难道真的可以成为一 个良好的经济制度的依据？那些大规模的人权成本真的可以作为中国发展的必要代价而被忽略不计？中国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所取得发展成果真的能够让我们和我们后 人心安理得吗？
 
　 　因此，对中国制度安排及其绩效如何认识和评价，必然面临巨大分歧。萧功秦的新保守主义，新左派和何新的新国家主义，朱嘉明、许小年等人的国家（官僚）资 本主义，吴敬琏的权贵资本主义，以及已成公共名词的威权主义等说法，已经高度概括出分歧所在：他们或者强调国家无可替代的主导作用（新左派、何新），或者 论证威权制度作为过渡性制度安排的意义（萧功秦），或者批判资本因素和国家因素结合后所发生的权力和资本的双重变异——形成权贵资本（朱嘉明、许小年、吴 敬琏）。这些不同定义反映的是不同的理论倾向，充分表达出对国家的不同态度：新国家主义者在欢呼国家的全面归来，自由主义者绝对无法容忍在自由市场的对面 重新出现一个强大的国家，而所谓的新保守主义者则试图在这两个对立极之间建立起一个过渡性环节。也就是说，在对中国现有制度的认识和未来改革路径的选择 上，可以概括出三个基本选项：绝对国家主义（新左派、何新），有限国家主义（萧功秦），去国家主义（朱嘉明、许小年、吴敬琏）。
 
　 　就现实的制度安排而言，中国的经济制度，呈现的是有限国家主义的制度特征，国家的效力和市场的效力似乎得到有效结合，市场的轮子和政府的轮子一起启动， 共同推动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30年来的经济状况，尤其是近20年来经济状况，证明了有限国家主义的制度安排——国家主导下的社会（市场）发展模 式，的确解决了在以往绝对国家主义体制下长期无法解决的经济增长问题，并且取得了在去国家主义体制下无法取得的经济增长效率。正是从发展的效率评价，或者 说，完全撇开为发展所支付的人权成本、环境成本和各种资源成本，张五常说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制度，并不离谱。但是，把现实中实际存在的各种 制度成本都抽象掉了，这样的理论还有什么意义呢？制度绩效的评价，一定是基于两本账，一本是基于当前的最大目标，另一本是基于更为长远的目标。就前者而 言，在中国饱尝经济停滞和衰退之苦已有上百年之后，能在30年时间迎头赶上，为此付出各种代价，是可以承受的，这个帐算的过来。在基本实现这个目标之后， 下面的问题一定是：这样的制度安排能否作为永久性的制度安排？其制度优势能否继续有效？以前那些可以忽略不计的制度成本在以后的发展中能否继续承受？说到 底，国家主义还能走多远？要回答这些问题，必将涉及更深层次的理论思考。
 
　 　中国社会发展及其现代转型方式，是我长久以来一直在思考的主题。“八九风波”之后我被迫退出学界，但这类的思考从未停止。从2008年以来，我陆续发表 了三篇长文：《论中国封建主义问题——对中国前现代社会性质和发展的重新认识与评价》（《文史哲》2008年第4期），《论历史观与历史价值观——对中国 史学若干前提性问题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中国史观与中国现代性问题——中国社会发展及其现代转型的思想路径》（《中国社会 科学辑刊》2010年冬季号），这三篇文章试图结合历史、理论和现实，集中探讨中国帝国时期的制度性质，中国后帝国时期的制度转型和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叙 事和现代性叙事等重大理论问题，文章因为广泛涉及到对中国帝国时期制度安排的历史合理性、正当性和有效性的客观评价，我被萧功秦教授戴上了一顶国家主义者 的帽子。坦率地说，我在写完这些文章时，的确面临着我以前一以贯之的价值理性的质问：帝国、中央集权专制、斯大林模式、毛主义和计划经济，原本是被置于一 个政治谱系中，说了历史上帝国的好话，岂不就是为现实的国家主义制度辩护？另一方面，我如同张五常一样，在亲身经历了中国30年改革进程之后，不能不看到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就是在现有制度安排下实现的；或者，如同李泽厚一样，虽然对现有制度安排一直抱有批判的情绪，但不能不看到中国的崛起的确为中国话语的 重建或复兴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时机。在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之间发生二律背反时，任何一个方向的选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这个时候，或许只有基于历史的经验和对 未来的责任，才能让我们从现实的困境和困惑中摆脱出来。在此，我愿意将上述研究的基本看法概述如下，供有兴趣者参考。
1、应当以社会转型的历史观来认识中国当前的社会变革。
 
　 　社会转型是被学界广泛使用的概念，但至今很少有人从中国历史进程中概括出观察和研究社会转型的理论与方法。中国征而有信的历史，迄今已经历了两次具有历 史分期意义的社会转型。第一次发生在商周之际，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认为，“中国政治和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其实质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 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新制度的核心，是建立了封邦建国的封建制度，实行“亲亲”（宗统）和“尊尊”（君统）的统一，由此解决政治整合、大位承继、等级授 权和分层治理等制度性问题。西周晚期，封建制度开始动摇，依顾炎武的说法，从《春秋》终篇至“六国称王”的一百三十余年，礼信尽废，封建已亡；王夫之进而 把春秋战国之交看作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封建制的正式终结，由此正式启动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社会转型，中央集权的帝国时代开始。帝 国制度由秦汉奠基，经隋唐过渡，至宋已蔚为大观。其历史可分为三个时期，秦汉为第一帝国，隋唐为第二帝国，宋明清为第三帝国。自晚清新政以来，中国的帝国 体系（帝国治理及其朝贡体系）在西方军事、制度和观念的巨大压力下趋向解体，梁启超借用李鸿章的话说，此乃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质是中国的第三次社会 转型，目标是建立现代的宪政民主国家。有人主张以30年（自1979年以来）、60年（自1949年以来）和160年（自1840年以来）的历史时间来估 量中国改革的意义，我认为在理。具有历史分期意义的社会转型，从其酝酿至最终完成，应有两百到三百年时间。全球化时代，制度资源共享，学习模仿再造，可以 相对缩短这个时间。
 
　　2、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历史合理性和有效性。
 
　 　中国的国家主义制度起源于秦统一中国后所形成的中央集权专制。作为制度转型的替代安排，中央集权专制和封建制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制度，前者是一元的权力结 构，是权力的纵向垂直配置，是权力的上移和集中，是大政治共同体的统一；后者是二元的或多元的权力体系，是权力的横向配置和权力的等级分层占有，是权力的 下移和分化，是大政治共同体的分裂。中央集权专制之所以能够取代被古人一直奉为圭臬的“三代”模式，有多重历史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个制度适应了 自西周晚期以来的土地制度私有化运动和人才向上流动的趋势。封建制总体上是一个财产关系和人际关系高度固化的等级制度，侯外庐先生称之为“别”，土地不能 买卖，人的身份不能逾越，社会成员凭身份血统占有资源，这对出身低微的草根士人显然不公。战国时代，“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孟子语），表明封 建制已起不到社会整合作用。秦统一中国后，对是否放弃封建制，秦始皇有过犹豫，因为这是“三代”开创的正统，后经李斯竭力主张，决定废除封建，实行郡县 制。帝国时期的主要制度安排，是土地制度的不断私有化，具体地说，从汉唐以来实行相对国有制，如“度田制”、“屯田制”和“均田制”，国家主导土地配置， 至宋已是“不立田制”和“不抑兼并”，国家已基本放任土地的私有化。土地要素市场形成，自由流动，“千年田八百主”，勤劳可以致富，致富可以置田，市场化 配置土地，机会大致均等，经济由此繁荣。和土地要素市场放开相适应的是，隋唐时期科举制的建立和完善，创造了人的要素市场，士人不再是通过依附门阀贵族或 依附土地的方式，而是通过文化的方式，获得“布衣卿相”的政治机会。侯外庐先生也用了一个字“齐”，来概括秦以来的制度特征，可谓精辟。编户齐民，既有大 一统的效果，也有机会平等的安排。在农业文明时代，中国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比西欧的封建制度显然更能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这是中国经济在近代以前远超于欧洲 的制度原因。更重要的是，由这种制度安排所形成的帝国叙事，制造了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历史前提，后帝国时期的制度变革是在这个历史前提下展开的，并规定了 它区别于西方的特有路径。
 
　　3、社会转型必须以制度变革为核心。
 
　 　辛亥革命成功，晚清帝国崩溃，中国顺应世界潮流，建立共和制度，表面看似乎改天换地，其实制度未变，依旧是一元的纵向垂直配置的权力结构。从袁世凯经蒋 到毛，皆是政治强人，武力统一中国，马上治天下，可谓历史惯性或后帝国时期的制度症候。1949年大陆易帜，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照搬斯大林模式，进一 步加强中央集权化管理，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垄断，实行计划经济，既没有西方式的市场配置手段，也没有中国传统的土地私有化和人才机制，地不能尽其力，人不能 尽其才，社会何来发展？改革，是对这种绝对国家主义体制的改变，实行有限国家主义，放开要素市场，解放人力资源，加上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多种合力推 动，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发展。中国30年改革，绩效明显，但制度没有创新，国家仍然全面控制社会，主导社会发展。没有制度变革，仅有经济发展，就谈不上完成 社会转型，也谈不上进入现代国家行列。秦晓主张以“现代性”取代现代化，重新定位改革方向，寓意深远。中国在许多领域已经高度现代化了，有些思维和行为方 式甚至都后现代了，但现代性的主要指标：公民社会，宪政制度，私有财产保护，自由的思想和表达，政治参与和民主权利，社会知情和监督，文化多元和社会协 商，均未作为新的制度要素被引入到现行制度安排中；相反，在国家力量日渐增长的过程中，依附于市场力量而滋生的社会自主性不断遭到限制和挤压。制度变革无 法完成，中国仍将是前现代社会。
 
　　4、中国社会转型已进入关键时期。
 
　 　中国新的社会转型从1840年开始计算，已有160多年历史了，期间经历维新变法，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北洋共和，国民政府和人民共和国几个不同时期， 均是强人主导，威权推进。邓小平是集大成者，历史经验，现实教训，制度比较，政策选项，路径探索，均汇集在他那里，由他一人拍板决定。这既是一个历史性人 物的应有抉择，更是大势所趋，顺势而为。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已基本完成历史使命：彻底改变了绝对的全能的国家主义体制，在有限国家主义前提下，全面引入市 场机制，激活社会创造动力，维护社会稳定秩序，不争论，不当头，不问姓资姓社，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理念明确，方法务实，埋头苦干，杀出一 条血路。中国30年改革，经济持续发展，国力大幅增长，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不断壮大，中产阶级崛起，社会各阶层程度不同受益，证明邓小平的路径选择是对 的，国家主导的社会（市场）发展模式行之有效。不讲这一点，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邓小平完成的事情，足以名垂史册，剩下还没有做的事情，恰是当下人的任 务。现在到处都有人在说，人口红利已经吃完，土地红利即将耗竭，制度优势没了，我看，其实是邓小平式改革的红利吃完了。有限国家主义体制，不管标志于新权 威主义还是新保守主义，都有赖于一个众望所归的政治强人，现在哪里还有这样的政治强人，皆是些没有担当，没有气魄，谨小慎微，守着威权体制的余威吃现成饭 的人，哪有开拓创新精神。制度变革的迫切性仍是大势决定的，现在的形势和30年前一样，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不一样的是，威权资源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已经丧 失无余，没有任何人可以充当邓小平这个角色，起到他那样的作用。现在，惟有依靠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才能重建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正当渠道。除此之外，别无他 途。
 
　　5、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是去国家主义。
 
　 　中国改革起步阶段，以绝对国家主义体制为改革对象，引入市场机制，扩大社会自主权，经过30年时间，目标已基本达到，绝对国家主义绝无复辟的可能。但国 家权力以一种新的方式在膨胀，直接和间接掌握的资源大的惊人，资本和权力结合所形成权贵资本，占有着国家和市场的双重优势，构成庞大利益集团，无可匹敌。 国有企业占据垄断行业，谋取高额暴利，却从不实惠分红于国民，国有依旧徒有其名，仅是少数人谋利工具。国家全面介入经济领域，权力和资本频繁交易，道德约 束和制度约束双重缺失，使得腐败难以从制度上根除，执政党信用和形象已经严重败坏，依靠自身已无法救治。群体性事件大规模大范围爆发，此起彼伏，全赖于制 度不公，思维陈旧，与人民为敌，酿小患而成大乱。这样的制度安排已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新的以国家为对象的改革，既应从经济领域入手，实施国家退出政策， 调整国家调控方式；更应从政治领域入手，以政治体制改革推动宪政制度建设，完成制度根本转型，迈入现代民主国家行列。
 
　 　在本文即将结束时，我要提到科斯教授最近发表在《财经》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这可能是他对中国的最后忠告，因为这个对中国一直情有独钟的经济学老人已经 101岁了。他在年轻时期就意识到，中国是个具有无限潜力的国家，从19世纪后期开始被激进的意识形态所淹没，文化传统被知识精英抛弃，如浮云一般飘忽不 定，失去了根基，迷失了方向。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所发生的一切，出乎科斯的意料，他不认为谁可以预见到中国在30年间会发生这样巨大的变化。在他 看来，不是中国政府，而是他称之为“边缘革命”，即那些由饥荒中的农民所发明的承包制，乡镇企业引进的农村工业化，个体户打开的城市私营经济之门，经济特 区吸引外资、开启劳动力市场，这些完全在国家之外的“边缘力量”，推动了中国的市场转型；当然，他在谈到这些时，并不想否认或贬低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特 别是邓小平在其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面对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多年所取得令人惊叹的成绩，科斯认为，这只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起步，远不是其尾声，市场社 会并不是什么终极状态，而是一个开放的自我改造的演化过程。对于中国下一步怎么走，他借回答“钱学森之问”——“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在1949年后没有产生 一个世界级的原创性思想家或有创见的科学家？”给出了他的答案：那时因为中国缺乏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他真诚地写道：“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不仅是学术 卓越的一个先决条件，也是开放社会和自由经济不可缺少的道德和知识基础。”
 
　　我最后想说的是，科斯教授一定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开放的思想市场的前提，一定是开放的政治市场。

来源: 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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